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中国历史文化概论
> 第二节 殷商神本文化的体现及实质
第二节 殷商神本文化的体现及实质
商王朝是大约公元前１７世纪的时候代夏而建的，到大约公元前１１世纪被周所灭，一共统治了６００年左右的时间。在中国历史上，商族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族群，他们对鬼神的崇拜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超过其他任何族群，所以殷商文化显现出了强烈的神本性特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风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文化特征虽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但它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所以殷商文化属于有别于后世文化特征的“另类”文化。
一、殷商神本文化形成的原因
所谓“神本”，即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以鬼神为中心，“天命观”决定一切。殷商这种神本文化特征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造成的，这是根本原因。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使得初民们对一切自然现象都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便很自然地认为是由某些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着这一切，于是对各种由人们想像出的神灵顶礼膜拜，形成宗教迷信文化。最初的宗教迷信产生于原始社会，被称为自然崇拜或自然神崇拜，以后逐渐出现至上神崇拜，亦即天神崇拜，天神成为其他众神的统领。父系氏族公社时，随着父系血缘的确定，又出现了祖先崇拜或称祖先神崇拜，如对黄帝、炎帝、尧、舜、禹等祖先的崇拜。殷商时期虽然已进入文明时代，但生产力水平仍很低下，原始宗教文化依然浓厚，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风行，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其次，是由文化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商族人对鬼神的迷信不仅超过其他部族，而且具有悠久的传统。前面已述，商族人是一个非常迷信的部族，其迷信鬼神、相信天命的程度超过任何一个其他部族，夏族人不如他们，周族人也不如他们。他们迷信鬼神、相信天命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怀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无邪”。除神以外，其他任何人、任何事都不会左右商族人的行为。而商族人的这种迷信来自悠久的历史传统。相传商族人的始祖契是五帝之一的帝喾之子，他曾因佐助大禹治水有功而被舜任为司徒，掌管教化，封于商，赐姓子氏。这个传说既表明商族是与夏族一样古老的部族，也表明商族人迷信鬼神具有悠久的传统。因为原始时代的“教化”，除了用鬼神愚弄部民外，不会有其他什么内容。而契之所以被任命为司徒，是因为商族人擅长鬼神迷信的各种祭祀和仪式活动。另一方面，商族人顽固地相信自己的部族是受命于天的，他们笃信“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说。传说契是因其母简狄吞吃玄鸟（燕子）蛋怀孕后生的他。这个传说表明，商族很可能是一个以燕子为图腾的部族。同时表明，在契之前商族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所以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从契开始商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契母简狄吞吃玄鸟卵而孕的传说，一直是商族人迷信“天命”的一个思想源泉。商族人不仅大肆宣扬“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殷受天命”等迷信思想，让别的部族安心接受他们的统治，同时他们自己也坚信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重“天命”的同时，商族人对自己的祖先也十分崇敬。在殷人的观念中，“天帝”（或称“上帝”）的地位在诸神中是最高的，自然界所有的神灵都归他驱遣，人间的一切也都由他主宰。历代商王活着的时候是代表“上帝”在人间行使统治权力的最高君主，称“下帝”或“王帝”，死后升天，“克配上帝”，成为“先王先公”，与天神一样享受后人祭祀，继续干预人间的一切。这样，中国文化在殷商时代完成了“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的结合，从而正式形成了“天命神权”观。
将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相结合，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从此以后，违背王命，不仅获罪于天，而且为列祖列宗所不容，这就使得神可以更加直接地为政治统治服务，它不仅成为殷商神权政治、神本文化高度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对以后历朝历代都有着很深的影响。
二、殷商神本文化的体现
殷商神本文化首先表现为人们对天命神权的执著迷信与恐惧，所以商王经常利用这一点，假托天命神意来压服自己的臣民。
历史记载，商汤欲讨伐夏桀时，他的基地亳（今河南濮阳）的臣民对此并不感兴趣，啧有烦言，于是商汤在战前誓师大会上宣布：“不是我胆敢发动战乱，而是因为夏国犯下许多罪行，天帝命令我去讨伐它。我畏惧上帝，不敢不去讨伐。如果你们能够辅助我，完成上天对夏国的惩罚，我一定重重地赏赐你们！假如你们不服从我的誓言，我一定将你们连同你们的妻子儿女一并处死，绝对不会有任何赦免。”受到这样一番惊吓，众人不得不跟随他出战，在条鸣（今河南封丘东）与夏军决战。最终，夏桀战败南逃，死在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商汤乘胜西进，占领夏朝的统治中心，灭亡夏朝，建立商王朝。
商朝第二十任国君盘庚为了商族的强大打算将都城迁徙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时，也曾假借天命进行胁迫。当时迁都的阻力很大。贵族们贪图安逸，不愿意迁徙，在他们的影响和鼓动下，庶民也不愿意搬迁。为此，盘庚一连下了３道命令，反复告诫群臣，自己的先王曾与他们的祖先同心协力过，现在他们的祖先正与先王一道接受着祭祀。希望群臣不要只顾自己安乐，轻视王命，煽动庶民，以免受到神的惩罚。他说：“我迎来天帝延续你们的生命，并不是要威胁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养育你们，但如果有人不走正道，狂妄放肆，欺诈行恶，胡作非为，我就要灭绝他的家族，不会使其后代在新都继续繁衍。”反对迁都的人全都害怕了，只得老老实实地跟着盘庚迁徙到了新都。从此，一直到商朝灭亡，一共２７０多年，商王朝再没有迁过国都，商王朝也因此强大起来。正因如此，盘庚成为与商族的始祖契、商王朝的建立者汤一样的必须被后世商族人祭祀的先祖。
殷商神本文化的第二个体现是占卜盛行，神职人员的地位举足轻重。
殷商的统治者将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与鬼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到国家政治制度，小到个人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要占卜问神。像对外发动战争，与敌对部族媾和，追捕逃亡奴隶等，都必须举行大规模占卜祭祀活动。甚至有些让今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要举行规模庞大的占卜祭祀活动。如有一次商王出现耳鸣，竟举行了一个用１５８只羊作祭品的占卜祭祀活动。殷商时，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往往需用牲畜上千头，甚至用活人来祭祀。
商王不仅迷信上天和祖先，而且认为自然界中的山川河岳都有神灵，都能降福于人世，因此他们对上天鬼神的祭祀活动几乎天天举行，凡事都要通过占卜来祷告祈求。占，就是占卦；卜，就是问事。占卜活动由专门的神职人员（如巫、史、祝、卜等）负责。由于他们是能与鬼神进行沟通的人，所以在殷商王朝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不仅知识高于一般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而且还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代表鬼神指导国家政治和左右商王的行动。比如，传说商汤的嫡孙太甲即位后，破坏商汤之法，不理国政，结果被曾辅佐商汤建立商朝的伊尹（传说名叫挚，尹是官名）放逐。３年后，太甲悔悟，又被迎回复位。还有一说，伊尹篡位自立，将太甲放逐。７年后，太甲在外积聚力量后返回，杀伊尹复位。而伊尹之所以能将最高行政首脑放逐，很有可能他就是一个巫（或称祭司），他是借助了手里的神权才做到的。
殷商神本文化的第三个体现是统治者肆无忌惮地施行极为残暴的统治手段。
殷商的野蛮统治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其大规模地施行人祭、人殉则是这种野蛮性的突出体现。在殷商几乎天天举行的祭祀活动中，“人祭”是常见的事情。在甲骨文中记录用人作祭品的卜辞有３１３７条，其中１９９２ 条记录下了人数，共１３０５２人；未记录人数的则有１１４５条。其中用“人祭”最多的一次是５００人，一般为几十人。人祭的方式有砍头、焚烧、水淹、宰割和活埋，等等。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烄妾”、“沉妾”、“伐羌”等字样。烄妾，即将女奴隶用火活活烧死以求雨。沉妾，即把女奴隶投入水中祭祀河神，以免除水灾。伐羌，即将羌奴活活敲打死，以祭祀祖先。
殷商“人祭”的情况在今天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中，共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杀人祭祀坑。这些祭祀坑大多数是在建筑宫殿、庙堂时举行的祭祀仪式后留下来的。殷商建筑宫殿、庙堂，一般要举行这样几次祭祀活动：基址挖好后，举行奠基仪式，将狗和小奴隶作为祭品埋在基坑下面；安放柱础前举行置础仪式，埋入奴隶作为贡献；安装门前举行装门仪式，在门槛的前后左右挖成方坑，每坑埋入１～３名执戈护卫的奴隶作为牺牲品，为首的手里还拿着盾牌；建筑完工后举行落成典礼，通常要杀掉数百人，连同车马、牲畜一起埋在建筑物的周围。
人殉即用活人殉葬，自古就有，但殷商时期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达到高潮。殷商奴隶主贵族为了能在“阴间”继续驱使奴隶为自己服务，往往在自己死后杀死大量奴隶为自己陪葬。在已发现的商代奴隶主贵族的墓葬中，殉葬奴隶少则一二人，多则几十人、上百人。在目前发现的用人殉最多的一座商朝贵族大墓中，共发现了近４００个殉葬奴隶的尸骨。这些被残害的奴隶大多数不到２０岁，有的甚至是囟门还未合拢的幼童。
据统计，在殷墟发现的十几座大墓、中小墓和宫殿、庙堂遗址中，共发现被杀害的奴隶达５０００人以上。可以想像，每当商族人举行祭祀或丧葬活动时，这些场所就变成了悲声震天的屠杀场，大批奴隶满怀着仇恨与恐惧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殷商统治者的暴行，在末代国君商纣王统治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老实说，商纣王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是数得着的暴君，但他并非一无是处，毫无功绩。他在位的时候，曾继承父王遗志，平定了江淮流域的东南夷方，此举对东南地区的最初开发和经营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为后来中原文化发展到东南地区奠定了基础，在这一点上商纣王是有贡献的。另外，商纣王也不完全是一个庸碌无为的人。《史记》 中说他不仅聪明过人，反应灵敏，见多识广，而且勇力超群，能够赤手空拳地与猛兽格斗。但是，由于聪明过人，所以臣下一张嘴，他就知道臣下要说什么，立刻予以反驳，这个特点使他最终无法听进去别人的劝谏。据说商纣王的口才也很好，能把一件事情说得天花乱坠，也能把自己的过错掩饰得天衣无缝。当然，商纣王也不是个谦虚的人，他经常在大臣面前炫耀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的声望高于一切天下人，认为天下的一切都是属于他自己的。一个人聪明过头了必定会落到自讨苦吃的地步。
商纣王的荒淫是天下闻名的。他喜欢酗酒玩乐，终日与女子耍闹。不过虽然在他身边美女如云，但他最为喜爱的还是妲己。他最成名的荒淫之举是制作了“酒池肉林”。据说是在一个巨大的池子里盛满酒，把肉挂起来像树林一样，让男男女女赤裸着身子追逐嬉戏，通宵达旦地吃酒玩乐。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对天下横征暴敛，到处搜求珍奇异兽充实宫中，供自己赏玩。
商纣王的种种举动遭致很多人的反对，于是他发明了“炮格（烙）”之刑进行镇压。炮格是一种十分残酷的死刑，即先将铜柱（一说铜格子）两端架起来，下面烧炭，将其烧红，然后令犯人赤脚在上面行走，最后犯人因脚伤不支坠落在火中活活烧死。商纣王发明这种酷刑，也是为了讨宠妃妲己的欢心。施刑时，妲己在一旁边欣赏边笑。
《史记》 记载，商纣王曾将西伯、九侯（一说为鬼侯）、鄂侯３人立为“三公”。西伯就是周族的领袖姬昌，后被追尊为周文王。九侯、鄂侯可能也是别的部族的首领。九侯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献给商纣王，但是这个女儿不喜欢商纣王那些花样百出的淫乐方式，纣王一怒之下，把女孩儿杀死，捣成肉酱，送还给九侯。鄂侯替九侯气愤不过，声色俱厉地指责商纣王，纣王遂将鄂侯施以脯刑（把人肉剔下来晾成肉干）。西伯姬昌听说后暗地里叹息，被人告发，商纣王便将他囚禁起来。当时，西伯姬昌的长子伯邑考正在殷商作人质，给纣王作赶车的驭手，结果被纣王施以烹刑（把人放在开水锅中活活煮死），做成肉羹，送给姬昌。商纣王说：“圣人是不会吃自己儿子的。”但姬昌把肉羹吃掉了。于是商纣王高兴地说：“谁说西伯是圣人，他连吃了自己儿子的肉羹都不知道。”后来，周族人送给纣王许多美女、奇物、好马，于是商纣王就把姬昌释放了。
姬昌回去以后，串联许多反对殷商统治的部族，壮大势力，这使殷商王朝的一些有识之士感到威胁，他们力劝商纣王勤于政事，停止暴行，摒弃淫乐。谁知商纣王说出了一句最能代表殷商统治者顽固迷信“天命神权”的话，他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意思是：我生下来不就有命于天吗？潜意思是：除天以外，谁能奈何得了我呢？
后来，周族已经开始准备讨伐殷商王朝了，但纣王仍淫乱不止。他的同胞庶兄微子启多次劝谏他也不听，无奈微子启只好与太师箕子、少师比干商议离开殷商。箕子和比干都是商纣王的叔父。比干说：“做人臣的，不可以不以死诤谏。”于是他进宫继续强谏纣王，惹得商纣王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脏有七窍，今天把你的心掏出来给我看看。”竟下令杀死比干，挖出他的心脏。箕子吓坏了，假装疯癫，但还是被商纣王囚禁起来。微子启独自逃走，后来投降了周朝。商纣王则在公元前１０４６年１月２０日的牧野之战中战败，自焚而死，商朝灭亡。
三、殷商神本文化的实质
殷商文化之所以显现出突出的以神为本的特征，首先是商族人未能完全摆脱原始蒙昧状态的自然反映。换句话说，处在生产力十分低下时代的商族人相信神、迷信神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如果此时此刻他们不相信神、不迷信神那才有问题呢！
其次，显现出殷商统治者政治统治经验的不足。在殷商之前虽然已有一个统治４００多年的夏王朝，但由于夏王朝是第一个阶级统治的王朝，处在文明时代的早期，原始性还是很浓厚，本身不可能积累太多的统治经验，所以可供商王朝汲取的经验、教训并不很多。同时，殷商统治者顽固地相信天命，坚持认为自己承受天命，受天保佑，所以始终不在乎任何人的威胁，也不讲求统治手段。商纣王的例子是最典型的，他的荒淫、暴虐、一味地胡折腾固然有其自身禀性的因素，但过于迷信于天命才是最主要的原因。要知道，到他统治时殷商已经建国６００年了，中国进入阶级统治时代也有１０００年了，但商纣王比起其祖先来说一点没有进步，依旧十分迷信，所以才会叫嚣“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结果最终走上了夏王朝亡国之君夏桀的老路，丧失了殷商６００年的江山，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第三，是原始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心理继续作祟的结果。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各群体必须占有一定的生活空间才能生存，别的族群的到来会给自己的群体带来生存危急甚至灭顶之灾，所以不能也不会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同类，而是当成必须消灭的异类，有的时候甚至还得像吃食野兽一样吃掉他们的肉体。另外，抢夺其他群体的生活资源，杀死其成员，也是拓宽本群体生活来源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干这样的事情也都是不能把对方当作人来看待的。所以，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成了原始社会的基本生存法则之一。商朝的建立虽然是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４００年以后，但是商族人进入文明时代可不能从公元前２１世纪开始计算，因为那是夏族人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商族人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也就是在公元前１６世纪他们建朝不久以前的时候。虽然他们肯定受到夏文化的影响，也接受了不少夏文明的成果，并显现出比夏族人当年进入文明时代稍稍进步些，但毕竟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短暂，所以依旧保留了浓厚的原始习俗，残酷地屠杀异族便是原始风俗的体现之一。那些被用于人祭的几乎全是异族人，用于人殉的也大部分是异族人。这使得商族人最后成为众矢之的，除了他们的同姓部族以外，其他异族几乎全都“造反”了。
第四，体现出中华民族幼儿时代“天真无邪”的“稚气”。前面已述，殷商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幼稚时代，不仅中国文化如此，世界上其他民族在同样的发展阶段都是如此。人们在这个阶段就是痴迷鬼神的，“以神为本”是这个阶段普遍的文化特征，此时尚没有任何力量能冲破这种迷信氛围。商族人其实就像不太懂事的小孩一样，在传统习俗的支配下，天真无邪地相信神、迷信神，毫无杂念地崇拜各种神灵，一心一意地按神的旨意办事。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商纣王的暴行是可以理解的，属于一个小孩子的不懂事的行为，而以后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的暴行则属于成年人的胡作非为了，是绝对不可以原谅的。
一、殷商神本文化形成的原因
所谓“神本”，即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以鬼神为中心，“天命观”决定一切。殷商这种神本文化特征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造成的，这是根本原因。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使得初民们对一切自然现象都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便很自然地认为是由某些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着这一切，于是对各种由人们想像出的神灵顶礼膜拜，形成宗教迷信文化。最初的宗教迷信产生于原始社会，被称为自然崇拜或自然神崇拜，以后逐渐出现至上神崇拜，亦即天神崇拜，天神成为其他众神的统领。父系氏族公社时，随着父系血缘的确定，又出现了祖先崇拜或称祖先神崇拜，如对黄帝、炎帝、尧、舜、禹等祖先的崇拜。殷商时期虽然已进入文明时代，但生产力水平仍很低下，原始宗教文化依然浓厚，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风行，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其次，是由文化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商族人对鬼神的迷信不仅超过其他部族，而且具有悠久的传统。前面已述，商族人是一个非常迷信的部族，其迷信鬼神、相信天命的程度超过任何一个其他部族，夏族人不如他们，周族人也不如他们。他们迷信鬼神、相信天命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怀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无邪”。除神以外，其他任何人、任何事都不会左右商族人的行为。而商族人的这种迷信来自悠久的历史传统。相传商族人的始祖契是五帝之一的帝喾之子，他曾因佐助大禹治水有功而被舜任为司徒，掌管教化，封于商，赐姓子氏。这个传说既表明商族是与夏族一样古老的部族，也表明商族人迷信鬼神具有悠久的传统。因为原始时代的“教化”，除了用鬼神愚弄部民外，不会有其他什么内容。而契之所以被任命为司徒，是因为商族人擅长鬼神迷信的各种祭祀和仪式活动。另一方面，商族人顽固地相信自己的部族是受命于天的，他们笃信“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说。传说契是因其母简狄吞吃玄鸟（燕子）蛋怀孕后生的他。这个传说表明，商族很可能是一个以燕子为图腾的部族。同时表明，在契之前商族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所以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从契开始商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契母简狄吞吃玄鸟卵而孕的传说，一直是商族人迷信“天命”的一个思想源泉。商族人不仅大肆宣扬“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殷受天命”等迷信思想，让别的部族安心接受他们的统治，同时他们自己也坚信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重“天命”的同时，商族人对自己的祖先也十分崇敬。在殷人的观念中，“天帝”（或称“上帝”）的地位在诸神中是最高的，自然界所有的神灵都归他驱遣，人间的一切也都由他主宰。历代商王活着的时候是代表“上帝”在人间行使统治权力的最高君主，称“下帝”或“王帝”，死后升天，“克配上帝”，成为“先王先公”，与天神一样享受后人祭祀，继续干预人间的一切。这样，中国文化在殷商时代完成了“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的结合，从而正式形成了“天命神权”观。
将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相结合，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从此以后，违背王命，不仅获罪于天，而且为列祖列宗所不容，这就使得神可以更加直接地为政治统治服务，它不仅成为殷商神权政治、神本文化高度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对以后历朝历代都有着很深的影响。
二、殷商神本文化的体现
殷商神本文化首先表现为人们对天命神权的执著迷信与恐惧，所以商王经常利用这一点，假托天命神意来压服自己的臣民。
历史记载，商汤欲讨伐夏桀时，他的基地亳（今河南濮阳）的臣民对此并不感兴趣，啧有烦言，于是商汤在战前誓师大会上宣布：“不是我胆敢发动战乱，而是因为夏国犯下许多罪行，天帝命令我去讨伐它。我畏惧上帝，不敢不去讨伐。如果你们能够辅助我，完成上天对夏国的惩罚，我一定重重地赏赐你们！假如你们不服从我的誓言，我一定将你们连同你们的妻子儿女一并处死，绝对不会有任何赦免。”受到这样一番惊吓，众人不得不跟随他出战，在条鸣（今河南封丘东）与夏军决战。最终，夏桀战败南逃，死在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商汤乘胜西进，占领夏朝的统治中心，灭亡夏朝，建立商王朝。
商朝第二十任国君盘庚为了商族的强大打算将都城迁徙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时，也曾假借天命进行胁迫。当时迁都的阻力很大。贵族们贪图安逸，不愿意迁徙，在他们的影响和鼓动下，庶民也不愿意搬迁。为此，盘庚一连下了３道命令，反复告诫群臣，自己的先王曾与他们的祖先同心协力过，现在他们的祖先正与先王一道接受着祭祀。希望群臣不要只顾自己安乐，轻视王命，煽动庶民，以免受到神的惩罚。他说：“我迎来天帝延续你们的生命，并不是要威胁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养育你们，但如果有人不走正道，狂妄放肆，欺诈行恶，胡作非为，我就要灭绝他的家族，不会使其后代在新都继续繁衍。”反对迁都的人全都害怕了，只得老老实实地跟着盘庚迁徙到了新都。从此，一直到商朝灭亡，一共２７０多年，商王朝再没有迁过国都，商王朝也因此强大起来。正因如此，盘庚成为与商族的始祖契、商王朝的建立者汤一样的必须被后世商族人祭祀的先祖。
殷商神本文化的第二个体现是占卜盛行，神职人员的地位举足轻重。
殷商的统治者将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与鬼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到国家政治制度，小到个人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要占卜问神。像对外发动战争，与敌对部族媾和，追捕逃亡奴隶等，都必须举行大规模占卜祭祀活动。甚至有些让今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要举行规模庞大的占卜祭祀活动。如有一次商王出现耳鸣，竟举行了一个用１５８只羊作祭品的占卜祭祀活动。殷商时，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往往需用牲畜上千头，甚至用活人来祭祀。
商王不仅迷信上天和祖先，而且认为自然界中的山川河岳都有神灵，都能降福于人世，因此他们对上天鬼神的祭祀活动几乎天天举行，凡事都要通过占卜来祷告祈求。占，就是占卦；卜，就是问事。占卜活动由专门的神职人员（如巫、史、祝、卜等）负责。由于他们是能与鬼神进行沟通的人，所以在殷商王朝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不仅知识高于一般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而且还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代表鬼神指导国家政治和左右商王的行动。比如，传说商汤的嫡孙太甲即位后，破坏商汤之法，不理国政，结果被曾辅佐商汤建立商朝的伊尹（传说名叫挚，尹是官名）放逐。３年后，太甲悔悟，又被迎回复位。还有一说，伊尹篡位自立，将太甲放逐。７年后，太甲在外积聚力量后返回，杀伊尹复位。而伊尹之所以能将最高行政首脑放逐，很有可能他就是一个巫（或称祭司），他是借助了手里的神权才做到的。
殷商神本文化的第三个体现是统治者肆无忌惮地施行极为残暴的统治手段。
殷商的野蛮统治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其大规模地施行人祭、人殉则是这种野蛮性的突出体现。在殷商几乎天天举行的祭祀活动中，“人祭”是常见的事情。在甲骨文中记录用人作祭品的卜辞有３１３７条，其中１９９２ 条记录下了人数，共１３０５２人；未记录人数的则有１１４５条。其中用“人祭”最多的一次是５００人，一般为几十人。人祭的方式有砍头、焚烧、水淹、宰割和活埋，等等。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烄妾”、“沉妾”、“伐羌”等字样。烄妾，即将女奴隶用火活活烧死以求雨。沉妾，即把女奴隶投入水中祭祀河神，以免除水灾。伐羌，即将羌奴活活敲打死，以祭祀祖先。
殷商“人祭”的情况在今天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中，共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杀人祭祀坑。这些祭祀坑大多数是在建筑宫殿、庙堂时举行的祭祀仪式后留下来的。殷商建筑宫殿、庙堂，一般要举行这样几次祭祀活动：基址挖好后，举行奠基仪式，将狗和小奴隶作为祭品埋在基坑下面；安放柱础前举行置础仪式，埋入奴隶作为贡献；安装门前举行装门仪式，在门槛的前后左右挖成方坑，每坑埋入１～３名执戈护卫的奴隶作为牺牲品，为首的手里还拿着盾牌；建筑完工后举行落成典礼，通常要杀掉数百人，连同车马、牲畜一起埋在建筑物的周围。
人殉即用活人殉葬，自古就有，但殷商时期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达到高潮。殷商奴隶主贵族为了能在“阴间”继续驱使奴隶为自己服务，往往在自己死后杀死大量奴隶为自己陪葬。在已发现的商代奴隶主贵族的墓葬中，殉葬奴隶少则一二人，多则几十人、上百人。在目前发现的用人殉最多的一座商朝贵族大墓中，共发现了近４００个殉葬奴隶的尸骨。这些被残害的奴隶大多数不到２０岁，有的甚至是囟门还未合拢的幼童。
据统计，在殷墟发现的十几座大墓、中小墓和宫殿、庙堂遗址中，共发现被杀害的奴隶达５０００人以上。可以想像，每当商族人举行祭祀或丧葬活动时，这些场所就变成了悲声震天的屠杀场，大批奴隶满怀着仇恨与恐惧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殷商统治者的暴行，在末代国君商纣王统治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老实说，商纣王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是数得着的暴君，但他并非一无是处，毫无功绩。他在位的时候，曾继承父王遗志，平定了江淮流域的东南夷方，此举对东南地区的最初开发和经营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为后来中原文化发展到东南地区奠定了基础，在这一点上商纣王是有贡献的。另外，商纣王也不完全是一个庸碌无为的人。《史记》 中说他不仅聪明过人，反应灵敏，见多识广，而且勇力超群，能够赤手空拳地与猛兽格斗。但是，由于聪明过人，所以臣下一张嘴，他就知道臣下要说什么，立刻予以反驳，这个特点使他最终无法听进去别人的劝谏。据说商纣王的口才也很好，能把一件事情说得天花乱坠，也能把自己的过错掩饰得天衣无缝。当然，商纣王也不是个谦虚的人，他经常在大臣面前炫耀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的声望高于一切天下人，认为天下的一切都是属于他自己的。一个人聪明过头了必定会落到自讨苦吃的地步。
商纣王的荒淫是天下闻名的。他喜欢酗酒玩乐，终日与女子耍闹。不过虽然在他身边美女如云，但他最为喜爱的还是妲己。他最成名的荒淫之举是制作了“酒池肉林”。据说是在一个巨大的池子里盛满酒，把肉挂起来像树林一样，让男男女女赤裸着身子追逐嬉戏，通宵达旦地吃酒玩乐。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对天下横征暴敛，到处搜求珍奇异兽充实宫中，供自己赏玩。
商纣王的种种举动遭致很多人的反对，于是他发明了“炮格（烙）”之刑进行镇压。炮格是一种十分残酷的死刑，即先将铜柱（一说铜格子）两端架起来，下面烧炭，将其烧红，然后令犯人赤脚在上面行走，最后犯人因脚伤不支坠落在火中活活烧死。商纣王发明这种酷刑，也是为了讨宠妃妲己的欢心。施刑时，妲己在一旁边欣赏边笑。
《史记》 记载，商纣王曾将西伯、九侯（一说为鬼侯）、鄂侯３人立为“三公”。西伯就是周族的领袖姬昌，后被追尊为周文王。九侯、鄂侯可能也是别的部族的首领。九侯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献给商纣王，但是这个女儿不喜欢商纣王那些花样百出的淫乐方式，纣王一怒之下，把女孩儿杀死，捣成肉酱，送还给九侯。鄂侯替九侯气愤不过，声色俱厉地指责商纣王，纣王遂将鄂侯施以脯刑（把人肉剔下来晾成肉干）。西伯姬昌听说后暗地里叹息，被人告发，商纣王便将他囚禁起来。当时，西伯姬昌的长子伯邑考正在殷商作人质，给纣王作赶车的驭手，结果被纣王施以烹刑（把人放在开水锅中活活煮死），做成肉羹，送给姬昌。商纣王说：“圣人是不会吃自己儿子的。”但姬昌把肉羹吃掉了。于是商纣王高兴地说：“谁说西伯是圣人，他连吃了自己儿子的肉羹都不知道。”后来，周族人送给纣王许多美女、奇物、好马，于是商纣王就把姬昌释放了。
姬昌回去以后，串联许多反对殷商统治的部族，壮大势力，这使殷商王朝的一些有识之士感到威胁，他们力劝商纣王勤于政事，停止暴行，摒弃淫乐。谁知商纣王说出了一句最能代表殷商统治者顽固迷信“天命神权”的话，他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意思是：我生下来不就有命于天吗？潜意思是：除天以外，谁能奈何得了我呢？
后来，周族已经开始准备讨伐殷商王朝了，但纣王仍淫乱不止。他的同胞庶兄微子启多次劝谏他也不听，无奈微子启只好与太师箕子、少师比干商议离开殷商。箕子和比干都是商纣王的叔父。比干说：“做人臣的，不可以不以死诤谏。”于是他进宫继续强谏纣王，惹得商纣王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脏有七窍，今天把你的心掏出来给我看看。”竟下令杀死比干，挖出他的心脏。箕子吓坏了，假装疯癫，但还是被商纣王囚禁起来。微子启独自逃走，后来投降了周朝。商纣王则在公元前１０４６年１月２０日的牧野之战中战败，自焚而死，商朝灭亡。
三、殷商神本文化的实质
殷商文化之所以显现出突出的以神为本的特征，首先是商族人未能完全摆脱原始蒙昧状态的自然反映。换句话说，处在生产力十分低下时代的商族人相信神、迷信神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如果此时此刻他们不相信神、不迷信神那才有问题呢！
其次，显现出殷商统治者政治统治经验的不足。在殷商之前虽然已有一个统治４００多年的夏王朝，但由于夏王朝是第一个阶级统治的王朝，处在文明时代的早期，原始性还是很浓厚，本身不可能积累太多的统治经验，所以可供商王朝汲取的经验、教训并不很多。同时，殷商统治者顽固地相信天命，坚持认为自己承受天命，受天保佑，所以始终不在乎任何人的威胁，也不讲求统治手段。商纣王的例子是最典型的，他的荒淫、暴虐、一味地胡折腾固然有其自身禀性的因素，但过于迷信于天命才是最主要的原因。要知道，到他统治时殷商已经建国６００年了，中国进入阶级统治时代也有１０００年了，但商纣王比起其祖先来说一点没有进步，依旧十分迷信，所以才会叫嚣“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结果最终走上了夏王朝亡国之君夏桀的老路，丧失了殷商６００年的江山，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第三，是原始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心理继续作祟的结果。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各群体必须占有一定的生活空间才能生存，别的族群的到来会给自己的群体带来生存危急甚至灭顶之灾，所以不能也不会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同类，而是当成必须消灭的异类，有的时候甚至还得像吃食野兽一样吃掉他们的肉体。另外，抢夺其他群体的生活资源，杀死其成员，也是拓宽本群体生活来源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干这样的事情也都是不能把对方当作人来看待的。所以，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成了原始社会的基本生存法则之一。商朝的建立虽然是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４００年以后，但是商族人进入文明时代可不能从公元前２１世纪开始计算，因为那是夏族人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商族人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也就是在公元前１６世纪他们建朝不久以前的时候。虽然他们肯定受到夏文化的影响，也接受了不少夏文明的成果，并显现出比夏族人当年进入文明时代稍稍进步些，但毕竟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短暂，所以依旧保留了浓厚的原始习俗，残酷地屠杀异族便是原始风俗的体现之一。那些被用于人祭的几乎全是异族人，用于人殉的也大部分是异族人。这使得商族人最后成为众矢之的，除了他们的同姓部族以外，其他异族几乎全都“造反”了。
第四，体现出中华民族幼儿时代“天真无邪”的“稚气”。前面已述，殷商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幼稚时代，不仅中国文化如此，世界上其他民族在同样的发展阶段都是如此。人们在这个阶段就是痴迷鬼神的，“以神为本”是这个阶段普遍的文化特征，此时尚没有任何力量能冲破这种迷信氛围。商族人其实就像不太懂事的小孩一样，在传统习俗的支配下，天真无邪地相信神、迷信神，毫无杂念地崇拜各种神灵，一心一意地按神的旨意办事。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商纣王的暴行是可以理解的，属于一个小孩子的不懂事的行为，而以后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的暴行则属于成年人的胡作非为了，是绝对不可以原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