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概论

第一节 夏文化的猜测

　　夏文化处在中华文明发生的初期，具有幼稚性的特征是毫无问题的。但是，由于夏朝的历史对今人来说内容不够丰富，其文化特征和内在性格的具体体现尚没有足够的历史素材作依托，所以目前还不能肯定，只能是猜测。

　　一、数千年的疑惑及揭破

　　实际上，在历史上关于是否有夏王朝存在都曾有着长期的争议。生活在春秋末的孔子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意思是：夏朝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它的后代杞国（在今河南杞县）的礼制不足以为证了。这说明作为历史学家的孔子对夏朝是肯定的。但是，过了２００多年，到了战国中后期，人们对夏朝的认识却开始模糊起来，如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 《天问》 中曾对夏朝历史一连提出过二十几个疑问。《天问》 主要是对自然现象发问，而关于人类历史则只对夏朝发问，如“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意思是：洪水的源泉那么深沉，大禹怎么能把它填住？大地被分为九等，大禹是如何划分的？说明屈原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夏朝历史的了解已经是渺渺茫茫、恍恍惚惚的了。但奇怪的是，又过去２００年左右的时间，到西汉时，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居然完整地列出了夏王的世系表。司马迁在 《史记· 夏本纪》 中明确记载：夏朝从启到桀共传１４世，历１７君，后被商族所灭。这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了。

　　除了上述３件事以外，夏朝历史在其他典籍中也有记载，但要么是片片段段的，要么是令人生疑的。如 《尚书》 中的 《禹贡》 和 《甘誓》 虽然列为 《夏书》，但其成文年代至早不会超过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说晚于夏朝１５００年以上。经过了如此久远的时间，谁还敢相信其所记内容是完全真实的呢？再如 《左传》、《国语》、《吕氏春秋》 等书虽然也能见到《夏书》，但不是一笔代过，就是只引片言支语，而且常常出现互相抵牾的现象，让人难以取舍真伪。至于战国晚期到两汉间，虽然谈论夏史的书籍多了起来，但那都是传闻，甚至带有演义性质，不足为信。

　　在古代，对夏朝历史比较真实的一次揭示可能是在西晋的时候。公元２８１年（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二年），位于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一个战国魏王的墓被发掘，出土了记载历史的竹简数十车，当时被称为 《汲冢书》，后来称 《竹书纪年》。书中详记了夏朝的世系，与司马迁 《史记》 所载一模一样。由于魏国出于晋国，而晋国又是西周初年姬姓封国之一，因此周室的典籍魏国的史官是应该能见到的，其追述西周以前的史事也应该有其古史的根据，所以该书的史料价值应该是极高的。可惜的是，此书在宋时便已失传了。今天所见的 《竹书纪年》 是宋人或明人伪托的，称为今本，可疑之处颇多。

　　夏王朝历史的迷雾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才最终被拨开。１９５９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掘出一处古代文化遗迹，后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经考证，二里头文化遗址是夏朝后期王都所在地。以后，在西起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东至河南、河北、山东３省交界处，南接湖北，北入河北的广大地区又陆续发现了一些具有夏文化特征的遗址，显示出夏族人曾在这片广阔的区域活动过。这样，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个夏王朝终于成为不争的事实。

　　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其势力和影响可达黄河南北，直到长江流域。从政治上来说，此时国家已经出现，王位世袭制也已经确立起来，并有了早期的行政区域。相传大禹曾划“九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实际上，这是春秋战国的学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地理知识，对中国地域所进行的大致划分。不过，既然夏朝已经进入文明时代，按地域划分国民肯定已经发生，只是不如后世所描述的那样清晰罢了。另外，奴隶主和奴隶两大对立阶级也已产生，但奴隶数量并不多，而且很少有债务奴隶，大部分奴隶来自战争中的俘虏。从经济上来说，夏朝社会虽已处于青铜时代，但青铜冶铸业尚不发达，这从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只出土了一些刀、镞、爵、铃等小件器物的事实就可以证明。

　　二、夏文化性格的猜测

　　今天我们虽然已经证明夏王朝是存在的，但从总的情况看，我们对夏朝历史的掌握还是肤浅的，还存在许多空白。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我们至今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更没有发现夏朝文字所记载的夏朝历史。而夏朝肯定是有文字的，因为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文字———商朝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了。根据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和灭亡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商朝甲骨文之前肯定应该有比它更原始些的文字。所以，在商朝之前的夏朝已有文字当是无可争议的，甚至早在夏朝建立以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就应该产生文字的雏形了。但非常遗憾的是，迟至今日仍没有人见过夏朝的文字，商王朝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文字可考的朝代。所以，我们对夏文化的勾勒只能是依据少量的资料进行猜测了。

　　夏文化的性格之一也许是“忠于职守”，这主要从鲧因治水而被杀的传说得出的结论。相传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房屋被毁，人们只好往高处搬。不少地方还有毒蛇猛兽，伤害人和牲口，人们实在过不下去日子了。于是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众人推荐鲧来担当此任。据说尧并不信任鲧，但苦于没有更好的人选，只好勉强同意。鲧用了９年的时间治水，却未能将洪水制服。因为他只懂水来土掩，构筑堤坝挡水，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造成更大的祸患。后来，舜接替了部落联盟首领的位子，他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掉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采用开渠引水、疏浚河道的办法，花了１３年的时间，终于把洪水引入大海，制服了水患。这就是流传甚久的鲧和禹父子２人治水的故事。疑问在哪儿呢？疑问在鲧被杀的原因上。我们都知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句古语，也就是说洪水来了必须用土构筑堤坝去挡水才能防止水患，今天也一样，因此鲧构筑堤坝挡水肯定是没有错的。换句话说，他不应该因此而被杀。至于洪水破堤，或是因为技术原因，或是因为不可抗力所造成的，不能全怪鲧，今天的堤坝被洪水冲破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嘛！而且，人类构筑堤坝总有一个发展过程，只有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破堤，筑堤技术才能不断提高。鲧那个时代或许是我们的先民第一次构筑堤坝，所以在技术上肯定存在许多问题，但也肯定积累了一些经验，后来大禹之所以治水成功，就是汲取了这些经验教训的结果。另外，必须消除一个误解，即这个传说的明显暗示———鲧是在拦河筑堤，结果越挡水越大，才造成更大的祸患。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是鲧不可能那样傻，二是他也没有那样的技术，他根本无法使河水断流，今天拦河构筑堤坝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更何况原始社会的古人了。所以，鲧只能是沿着河道构筑堤坝挡水，他肯定不会在河道上拦腰筑堤挡水。那么，他为什么被杀呢？既然水来土掩的举动是没有错的，那么就应该把目光放在他动用了什么“土”去挡水这个问题上面了。经考古发掘证实，鲧所动用的土是附近神山上的土，这可是要命的举动。因为这座神山上的祭祀活动是以尧、舜为首的那个部落联盟最高的精神信仰，它维系着整个部落联盟的团结与统一，挖了它的土等于动摇了部落联盟全体成员的精神寄托，会造成部落联盟四分五裂的结果，这是比洪水淹死人要严重得多的问题。所以，为了维系部落联盟的团结与统一，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舜不得不断然采取了杀掉鲧的措施，这才是鲧被杀的真实原因。那么，它如何反映出夏文化忠于职守的性格呢？实际上，无论是鲧也罢还是禹也罢，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在治水，他们是率领着夏族人去治水的，至少夏族人是治水“劳动大军”中的主体。夏族人接到的命令是治理洪水，消除水患，这是他们必须完成的职责，于是当洪水袭来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构筑堤坝，挡水救人，因此便不管不顾地就近挖掘了神山上的土，最终酿成了首领被杀的悲剧，为自己的忠于职守付出了惨重代价。另外，以后禹继续治水的传说也透露出夏族人的这种文化性格。传说禹治水期间，曾几次经过家门而不入，甚至听见妻子涂山氏刚生下的儿子启在哇哇大哭，他也没有进家探望一下。这不正是夏族人忠于职守的最好实证吗？

　　而从鲧被杀，其子禹无怨无悔地继续治水这个传说，又透露出夏文化的另外一个性格特征———“任劳任怨”。正是有这种内在精神动力的支持，才使得夏族人从首领被杀的悲痛中顽强地站立起来，继续完成自己的职责，直到１３年后终于治水成功。实际上，舜用禹治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鲧被杀的另一层含义是，作为部落联盟中来自其他部落的舜不愿意看到夏族正在日益强大起来这个事实，所以他才找借口把鲧杀了，以遏止夏族人势力的发展。而在洪水灾祸没有消除面前，他虽不愿意看到夏族逐渐强大，但又必须得派人治水，所以最后在两个祸患中取其轻，不得不派有能力的禹去治水，其他问题只有待以后再说了。当然，舜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还是发生了，治水的成功不仅使夏族人获得了整个部落联盟的尊重，而且还使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毫无争议地落在了他们手中，夏族人终于因此而强大起来了。

　　除上述两点以外，夏文化似乎还具有“活泼好动”的文化性格，这也是其文化幼稚特征的直观反映，其具体的历史现象就是夏王朝曾多次迁都。据传说，夏朝曾８次迁都，最后迁到今河南偃师二里头，这已被考古发掘证实。对照后代的王朝，除了商朝，很少有如此频繁迁都的。后世绝大多数王朝，从建立到灭亡都只有一个都城，这实际上是文化成熟的反映。而夏朝频繁迁都，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至少是由于缺乏经验造成的。通过频繁地迁都，他们逐渐积累起选址、造城等经验，所以它既反映出中国文化在这个阶段的幼稚性，也体现出与夏文化的年龄阶段相吻合的活泼好动的幼儿性格。

　　还有，夏文化性格或许是充满“忧郁不安”的，这可从“杞人忧天”这个寓言故事中隐约反映出来。“杞人忧天”，亦称“杞国之忧”，出自 《列子· 天瑞》，说的是杞国有个人怕天塌下来，吃饭睡觉都感到不安，以后用于讥讽那些心有不必要的忧虑之人。前面所引孔子的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表明作为夏族人后代的杞国文化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因为此时距离夏王朝灭亡已经有１０００年的时间了，所以他们的礼制已不能印证夏朝的礼制，但他们毕竟是夏族人的后裔，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尽管１０００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文明的进步、文化的改造是极其缓慢的，所以夏人的文化传统到春秋末期或许不会改变得一点不剩，应该多少会保留一些的，这样透过“杞人忧天”我们或许能看到夏文化“忧郁不安”的性格特征。

　　总之，由于夏朝的历史一直不甚明朗，因此关于其文化性格的描述难以接近实际，上述忠于职守、任劳任怨、活泼好动、忧郁不安等都只是猜测。这样，商王朝就成为在中国历史上形成具有自己独特文化风格的第一个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