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追踪

第二十章 年龄加减法

　　耿华自那天发现丈夫顾霖元与女军医闵春梅的隐私，心里立刻感到自己象砸砗锁链的奴柰，冲出牢笼，忘情地拥抱太阳，欢呼解放。

　　这些年，她的确生活得太苦了。这当然不是指物质条件拮据，而是精神上的桎梏和虐待。

　　自从她与市歌舞团那个曾在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党代表洪常青的年轻舞蹈演员马洪亮的暧昧关系被顾霖元得知后，他虽然宽恕了她，依然叫她享受“副司令员夫人”的殊荣，而且还让她继续留在市歌舞团工作，似乎又是在成全她，其实在她心灵深处无时不在痛苦地呼号，无时不在悲怆地啜泣。

　　显然，土生土长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封建礼教观念根深蒂固的土地上的顾霖元绝不会如此豁然大度，而是他那“欲擒故纵”的军事韬略在耿华身上的移植。他那貌似宽宏的饶恕、理解甚至是拱手相让，其实是加套在耿华脖颈上的一条条绳索，是为了愈发牢固地控制她、驾驭她，使她在庆幸中感到疚愧，在疚愧中残酷地扼杀自己的感情，在扼杀自己的感情中遭受到炼狱般的折磨而又苦不可言。

　　不是么？耿华觉得从那日起，自己就在顾霖元心目中完全变成了一块脏乎乎的擦桌布。他觉得需要你时就不经意地抓起来胡乱地抹几把，觉得不需要你时就随意一扔，反正不是什么金贵东西。耿华虽说有时也与马洪亮邂逅，但每次邂逅她都明明确确感到象作贼似的心惊胆战，这会有幸福可言么？

　　至于对顾霖元与闵春梅的暧昧关系，她虽然早有耳闻，但又不敢质问。过去闵春梅在疗养院工作时顾霖元没少往那里跑，可又不敢阻拦。他每次去不是说到疗养院检查工作就是说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实在找不出理由最后还可以说去检查一下身体，你能说不让他去么？不但不能说，反而还得给他打点好行装，实际上是欢送他去搞女人，这能不令她心里哭泣么？

　　现在好了，耿华与顾霖元的关系发生了令她欣喜若狂地变化，她不仅觉得有挣脱镣铐之感，而且觉得自己又变成家庭王国的女皇。虽然她惧怕斐斐三分，但那又是充斥着母爱的谦让。中国有句老话：水再大也漫不过船去。她毕竟是斐斐的母亲呀。

　　耿华深知，要巩固自己的“女皇”地位，首要的是将闵春梅这颗埋在自己身边的“定时炸弹”清除掉，不然将后患无穷。

　　所以，她有意扩大影响地跑到警备区招待所拉鞭放炮般地指着名的大骂了闵春梅一顿，并将顾霖元的名字与闵春梅的名字一勺烩。

　　然后，她又以十二分的委屈跑到警备区政治委员韩铭那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了一场。并且一再声明，如果不马上把闵春梅调走，她就立刻给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告状。

　　现在不少当官儿的就怕有人给上面告状。因为现在人民群众一再呼吁要增强国家的政治透明度，上面也格外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如果耿华真要给上面告状，那还了得？

　　于是乎，韩铭极力相劝，顾霖元大骂自己混蛋。而且一周以后闵春梅在警备区招待所医务室消失了，并且将永远消失下去。

　　此役，耿华大胜！

　　然而，过了几天她突然发现，自己为此而失去的却比得到的还多。

　　生活就是如此玄妙而令人难以悟透。

　　从顾霖元来说，自从受到妻子耿华复仇般地揭露和惩罚之后，如果说过去他在妻子面前表现为残暴的话，那么如今则显得驯服了。不过，驯服得近似麻木，麻木得不见了以往他那强悍的不失为野蛮的汉子气。

　　过去由于顾霖元惯于倚老卖老，常常不到机关去办公，而是在家里发号施令。休说机关一些处科们长有事儿得跑到他家里请示报告，就是参谋长乃至身为警备区政治委员的韩铭都没少亲临他的将军楼商谈军机大事。

　　然而，最近以来，顾霖元每天准时到机关办公，午饭也改为在机关小灶就餐，晚上下得班来，一顿饭三机两口吞进肚，一抹嘴，到客厅里抄起鱼竿，拨腿往外走。

　　“你又干什么去？”耿华的眉毛鞭梢似的甩起，不悦地问。

　　顾霖元一晃手中的鱼竿，话出口不紧不慢：“工作了一天了，搞得头昏脑涨，有劳有逸，去散散心。”这象断了脊梁骨似的话语，与过去张口就命令气十足的顾霖元简直判若两人。

　　“你天天都去，也没见你钓回一条鱼来，你到底是干什么去？”耿华的埋怨中带有训斥。

　　顾霖元却不急不火：“你没听说，钓鱼也是一项体宵运动，强身固体，修神养性，两者兼而有之。”

　　耿华看着消失在门口的顾霖元，心里干生气也没办法。

　　顾霖元天黑以后回得家来，在洗漱间冲个凉水澡，然后到客厅在电视里看完晚间新闻，回到寝室往床铺上一躺，脑袋沾枕头就着，并且又打呼嚕又咬牙。

　　耿华呢，前两天还并不觉得有什么意外，可是又过几日，尽管她睡觉前又是淋浴净身，又是着意打扮一番，脸上擦一层薄粉，双唇涂上口红，还特地穿上那件做工精细而款式又十分漂亮的睡衣，这件睡衣呈藕荷色，还带有皱襞，而每条皱襞又不是垂直的，而是波浪的，远远看去，象一片绚丽的晚霞，胸前为大开领，极其醒目地坦露出她那丰满的胳膊、肩膀和依然散发着女人魁力的乳峰，然而顾霖元的两眼好象患了白内障，不知是没有看清呢还是视而不见，毫不为之动容。

　　夫妻间的事儿还分什么你我，他不主动，我主动点儿不就得了。于是，耿华便主动与顾霖元搭话，并辅以眉眼传情。谁知，顾霖元不是应敷跑嘴里哼哼哈哈，就是喊太累了眼睛困得都睁不开了，转身酣然大睡。

　　耿华不禁委屈而悲哀地鼻子一酸，双手蒙面，怨恨地哭泣不止。

　　但是，转过天来，顾霖元吃罢晚饭，鱼竿一拎，不管耿华怎么不悦，却我行我素，独自向杨树林的河边走去。走着走着，一种莫名的思绪涌上心头，不禁随口哼哼起已记不得是那个京剧剧目的唱段来。

　　谢罢万罗三叩首，

　　好似整鱼版金钩。

　　早知为官不长久，

　　不如深山把道修。

　　顾霖元一条腿迈出杨树林，那另一条腿却象灌铅似的拾不起来。

　　“嗯——？这是谁竟然侵占了我的地盘儿呢？”顾霖元两眼恼怒地盯着前方。

　　就在前方不远处的河边上，安然地坐着一个垂钓者。从后背看上去，他的年龄也不小了。上身虽然武夫般地挺着，但后背也有搜不可逆转地驼了。特别是那硕大的头颅上稀疏的头发，几乎都变白了，象初春的山头还保留着一层薄薄的尚未溶化净的残雪。

　　突然间，他猛地一抬鱼竿，只见一条弧形抛物线下，一、条红色的鲤鱼被钓了上来。嗬，这条鲤鱼还真不算小，少说也有八寸长，称一称足有一斤多。红鲤鱼在空中猛烈地扭动着身子，企图挣脱鱼钩落水而逃。垂钓者呢，依然不慌不忙地收拢鱼竿，任凭红鲤鱼怎样扭动身子拼命挣扎，他都不予理会。

　　根据一般钓鱼常规，象钓起这么大的鱼，是不能叫鱼露出水面的。而是不住地摆动着鱼竿，采取来回“遛”的方法，先消耗掉一部分鱼的气力，然后再慢慢“遛”到岸边，再用笊篱似的鱼抄子将仍衔着鱼钩的鱼捞上岸来。

　　可是这位垂钓者依然高举着鱼竽，任凭红鲤鱼上下甩动，他都安之若素。好象他的鱼竿钓起的不是一条鱼，而是一颗太阳，是一颗硕大无朋的彤红的玛瑙。他为之自豪，他为之骄傲，他为之忘乎所以。

　　“狗日的！我天天在这地方钓鱼，不是连个鱼毛都不见，就是钓上一条来也是还没有二寸长的‘鱼狗子’，这家伙运气倒不赖！”顾霖元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条红鲤鱼，大有一种当年被敌人掠夺胜利果实的愤惋，急匆匆地往前奔去，那神态好象是要一把将红鲤鱼抓到手，并且理直气壮地向那个垂钩者宣告：“这条红鲤鱼是属于我的！”

　　“唔，顾副司令员！今天您怎么来迟了？”

　　顾霖元还没走到河边，那个垂钓者突然回过头来，并且上面那句话几乎是与扭头的同时抛向顾霖元的。

　　“哦……哦，是姜委员！今天晚饭吃得有些迟了。怎么，你也有此雅兴呀？”顾霖元一看这个垂钓者不仅是姜博襄，而且通过他的话语好象他每天都到河边来对他盯梢儿似的，所以更令他吃惊。

　　“来，来，我刚才已经替你打了个‘窝儿’，正好是马上下钩的时候。”姜博襄没有正面回答顾霖元的提问，而是一指挨着自己的鱼漂儿不远的一块水域，如果说从他前面那句问话还只是囿于猜测的话，那么这后一句已经被行动所证实的肯定性话语则说明他完全掌握了顾霖元行动的节奏。

　　顾霖元虽然心里惊上加惊，但也不便于直接了当地说出“你怎么知道我马上就来”这样的话语，只得装出大智若愚的神态，兴致勃勃地安装好鱼竿，将鱼钩放到姜博襄指定的那块水域。

　　“钓了几条啦？”顾霖元说着从衣袋里摸烟。

　　“给，吸这个！”姜博襄立刻扔给顾霖元一颗云南红塔山牌香烟，“四、五条吧。”

　　顾霖元用手接住，一打量：“好烟。不过，听说最近这种烟要涨到每条好几十块钱，这不成心不让他娘的人抽了今年这里的西红柿，最低价没掉下三角五一斤。要是前几年这时候，一角钱一簸箕。要是物价再这样疯了似的涨下去，老百姓不闹翻天才怪哩！”

　　“我倒不这么看。”姜博襄说着抬起鱼竿一瞧，见鱼钩上的鱼饵不见了，收回鱼竿，在鱼钩上没有放面食，而是穿上一节蚯蚓，“放心吧，中国的老百姓最好对付，只要把物品变个花样，或者安抚性地长个十块八块的工资，哎，鱼上钩了，快起竿！”

　　顾霖元闻听双手一抓鱼竽，猛地往上一甩，只见一条一尺多长的草鱼被提出了水面。

　　“快放下鱼竿，不然鱼就跑啦！”姜博襄见状急忙向顾霖元提醒地大喝了一声。

　　顾霖元闻听急忙放松鱼线，按照荽博襄的指挥将那条上钩的草鱼“遛”来“遛”去，不多时，方才还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似的那条草鱼服服贴贴地被捉住了，而且心甘情愿地被禁锢在一条用尼龙线编织的孔洞细密的网兜扭。

　　“果然名堂不少！”顾霖元喜滋滋地看着网兜里的战利品，不知是指钓鱼本身还是若有所悟地想起刚才的话题，含义不清地嘴里咕噜了一句。

　　姜博襄看一眼颇为得意的顾霖元，问一句：“刚才鱼漂儿拱出水面那么高，你怎么还按兵不动？”

　　“噢，是么？”顾霖元疑惑地眨眨眼，直直地瞪了瞪安稳地浮在水面上的鱼漂儿，有些懊丧地，“我怎么老是觉得它斜躺着睡大觉呢？嗨，老朽了，眼力不顶了。”

　　“你今年不才刚过六十岁嘛，比我还小几个月哪，就觉得老啦？”

　　“还不老？都他娘的超过一年零两个月了！”

　　姜博襄明白，顾霖元所说的自己的年龄已超过一年零两个月，是指部队对军级干部所划定的年龄段儿。根据上边儿规定的使用和配备干部的原则，军级干部一般限制在60岁以内。如果超过这个限定，休说一年零两个月，就是半个月，也时刻会被打入另册。所以军级干部一满60岁，每过一天就加重一天的心理负担。而每到这个时刻，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年龄减去几岁。但是，自然法则是无情的。这可能么？

　　可能。靠什么？升官儿。

　　从军级到兵团级，虽然只一道台阶，但是迈上这层台阶，顾霖元的年龄就减去4岁。因为兵团级干部的年龄界定是65岁。那时，他将由超龄而变成了年轻干部。

　　姜博襄从顾霖元的语气里觉察到，他对目前自己的处境存在着抑制不住的怨气。显然，他已早不满足于被常人所仰慕的警备区副司令这个职务。岂止不满足，简直视若仇敌。因为这个职务已经变成套在他脖子上的绞索，如果不马上摆脱，就会残酷地扼杀掉他的权利、地位和更大的前程。他将变成离休干部，变成每天早晨到公园练练气功，上午提个菜篮子到农贸市场买买菜，下午到老干部活动室打打麻将，晚上看看电视，一个再也无所作为的家伙！

　　姜博襄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决定再加一把“火”。于是，他问：“顾副司令，这次授军衔，你可以扛上中将的牌牌了吧？”

　　顾霖元听了姜博襄这句问话，心里好象被狠狠地捅丁一刀似的嘴角痛苦地抽搐了几下，额头上的青筋鼓鼓地涨着，他好象要大吼。那个狗日的才不盼着戴军衔哪！何况，根据职务和资历，自己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中将啊！中将，这是一个多么威风凛凛和令人神往的头衔呀！30年前那次授衔，才是个中尉，自己就觉得可以光宗耀祖了。这次要能授个中将，将成为新的“将帅录”中的不可缺少的人物，岂不名垂千古！可是，他妈的现在这个□警备区副司令员，还有那个他妈的□一年零两个月，不要说撈个中将的牌牌扛扛，就是连个校官也不给你！嗨，混到目前这个状况，又怪谁呢？也是那个狗日的……

　　顾霖元想到这里，脸色由青变白，目光中出现一丝难以察觉的慌乱。他急忙收起鱼竿，淡淡说一声“先走一步啦！”然而拎起那条大草鱼，那神态好象有意要尴姜博襄一下似的对于他的提问避而不答，似乎是说：你老兄这话问得实在缺少水平！于是，他疾步跃上河边的土坡，直冲冲地进入杨树林，不多时传来他那似老生又象花脸的唱腔：

　　为国家久抱忧愁，

　　今日亲劳铁甲吴钩，

　　级鞍鞯直入皇都，

　　征尘色黯，

　　率虎旅重整兜鍪。

　　这壁厢旌旗飘绣，

　　那壁厢铃辔声稠。

　　姜博襄虽然吃了个闭门羹，非但流露出尴尬之色，反而得意地笑了。

　　那么，他笑什么？谁知道哩。

　　姜博襄正要收拾起鱼竿，何泽急火火地赶来了，伸手将一封信交给了他。

　　“谁的信？”

　　“警备区一个战士写给你的。”

　　“他叫什么？”

　　“史胜。”

　　“史胜？”姜博襄先是一怔，继而迫不及待地从信封里抽出信笺，一封不短的信罩住他的眼帘：

　　姜委员（还是沿用部队的习惯称呼吧）：

　　先通名报姓，我叫史胜。（我断定您看到这个名字后心里会一跳，是脚面上突然蹦上一只蛤蟆呢，还是猎人猛地看到了一只狐狸直直地对着自己的枪口跑来呢，我估不透，因为我缺乏这种感受。）

　　然后再道一声：对不起！并致一个小兵的敬礼：请首长不要与我一般见识！原因是那天我不该溜之乎也。我看到您东寻西找，一副满着急的样子。从职务上说，您是首长；从年龄来讲，您满可以称作我爷爷。我不该躲避您，戏谑您。

　　今天，我所以给您写信“投案自首”，并且不带半点儿敌意，一来是因为我要走了，到一个属于我的世界里去；二来您那天跟我谈话的音容笑貌老在我脑海里萦绕（不知这个词儿用得对不对），我经过反复斗争，您终于征服了我：三是因为出于一个作儿子的良心，是该站出来为我母亲讲几句公道活的时候了。

　　我的母亲是个女骗子。不仅你们这样看她，而且我也这样认为。我总觉得，我的这个结论是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作出了。这决不是胡说八道，而是切切实实地感觉。

　　您还记得吧，我跟您第一次谈话时就毫不隐讳地讲我是个杂种。其实，我所指的杂种，就是讲我是个“骗胎”。

　　那时，我母亲从郛郭地区自行车制造厂造反派丧失人性的侮辱下逃脱出来，又烃历了九死一生，肚子里的孩子被几个串连的学生一顿拳打脚踢流了产，她大概感到过于劳累了，就跑到一个偏僻村庄外的枣树林想自缢而死。幸好被一个也想逃避那个罪恶世界的老者发现了，他解救了她，同时也解救了自己。

　　这个老者经过再三询问，原来他认识我母亲的父亲，并且在抗美援朝中还是一个班的战友，具有生死之交。当即，他将我母亲作为螟蛉义女收养在身边。

　　他做了件善事。却也种下了一件罪恶。

　　当时“文革”搞得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一个“叛徒”（对了，我忘了提前写一笔，他在朝鲜战场上曾经被俘虏过）又收养一个还不到30岁的漂亮女人，不到一天工夫就在全公社嚷嚷开了。

　　您知道，农村的人喜欢看热闹。再遇到这种怪事儿，三里五村的人便从四面八方向外公家涌来。同时造反派将这件事作为“阶级敌人的新反扑”纠集人马准备对我外公进行批斗。

　　就在这时，我的父亲出现了。

　　当时，我父亲的身分是在我们公社“支左”的军代表。据说他在部队的职务是一个部队的炮兵营副营长。

　　那时的军代表，实际就是“太上皇”。公社党委早就靠边站了，“革委会”的头头们又是和军代表一个战斗司令部的，哪个不是看军代表的眼色行事？

　　我父亲一看到我母亲，颇似相见恨晚。我母亲一见我父亲，不无情意绵绵。

　　我父亲立刻以伟丈夫的气概喝退了杀气腾腾的造反派，也驱散了看稀罕儿的群众。我外公为了报答我父亲的解救之恩，马上拿出一瓶六十五度的老白干，炒了一盘儿鸡蛋，又买了一包花生米，两个人“吱咂”地喝了起来。从日落喝到天黑，我母亲到村边儿一家酒馆买了两次酒。他们一共喝了整四瓶，我父亲少说喝了有三斤。

　　三斤酒下肚，不啻于一个小小的炸药库。我父亲瞪着两只彤红的眼珠子，指着我母亲，对我外公说：“我要娶她！”

　　我外公问我父亲家中有没有妻室，我父亲喷着满嘴酒气大叫：“老子是光棍一个！”接着又冲着我母亲吼道，“你，你说，你结过婚没有？”

　　我母亲看着凶神恶煞般的我父亲，怯怯一搖头：“没，没有。”

　　“那就她妈拜天地！”我父亲说着一把拉住我母亲，“咕咚”一声跪在地上，脑瓜门磕在地上“咚咚”响。然后，又拉上我母亲进了“洞房”。就是这天晚上，我母亲肚子里添了我这个杂种。

　　常言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万里。那年月，一个堂堂“支左”的解放军军官与一个“叛徒”收养的女儿睡觉那还不是一大奇闻？

　　不久，我父亲所在的部队一道命令，让他立刻回部队。

　　临别，我父亲对我母亲说：“我骗了你。我是有妻室的人，家中不但有个比我大三岁的老婆，还有两个六七岁的孩子。”

　　我母亲对我父亲说：“我也骗了你。我是结过婚的人。有过三个孩子，老大在老家，老二流产死了，老三还在我肚子里。”

　　我父亲闻听瞪大眼睛：“你怀孕啦？我走了，就不会回来了，那怎么办？”

　　我母亲淡淡地一笑：“你走你的，我知道咱们在一起不会长久。这孩子，是军人的骨血，我就图这个，他是会长大的，你放心走吧。”

　　我父亲走了。

　　我母亲以后果真没有再见到他。

　　后来呢，我就出生了。

　　在我出生不久，我母亲也走了。她不是去寻找我父亲的。她是到省城去寻找一个姓徐的什么局长，要给他家当保姆。

　　我是跟我的外公长大的。

　　我直到现在也没见过我父亲。我只知道他是个当兵的。至于我母亲为什么要我的血脉里流淌着军人的骨血，我到现在还没猜透。

　　去年，我母亲回到家，说要带我去当兵。

　　我一听心里老大不高兴，说：“我不去，我要读书。”

　　我母亲说到部队以后我还可以读书。

　　我还是不同意，说：“现在人们都对军人叫‘傻大兵’，一个月才挣10块钱，打起仗来还第一个送死，我才不干那个呢！”

　　我母亲一听嘴唇急得直抖，抡起胳膊狠狠地给了一个嘴巴子。

　　这是我母亲从我生下来后第一次打我。

　　我母亲哭了。我的两只眼珠子却还瞪着，我外公说：“孩子，你不该伤你妈的心呀！去吧，跟你妈去吧！”

　　我最爱我外公，也最怕我外公。他从不打我，但说出话来比打我威力还大。

　　为了听我外公的话，同时也是成全我母亲，我当兵了。

　　我名为军人，实际上是穿军装的中学生。

　　对了，我还忘了告诉您一件事，这里权作补笔吧。

　　在我当兵以前，我外公曾给我母亲讲，在他有生之年有一桩心愿，要给一些人建立一座纪念碑。我母亲说，日后要是政府不拨款，她就自筹资金。还说她已经通过一个什么副市长批了200百吨钢材，还没倒出去。

　　好了，该给您讲的都讲了，不该讲的将永远在我心里珍藏着。

　　我马上要走了。是到老山前线。

　　我是自愿去的。此去既是为了补偿，也是为着了却，还有就是证明。

　　呒然明瞭了不去的后果，那么去就变成无比豪迈了。

　　我临行前没告诉我母亲。我怕她拦住我，而她却会更深深地陷下去。等到她知道我走了，她也就会停住了。

　　至于我母亲的义父、我的外公是谁，我不讲您大概也晓得了。他就是您曾两次找他了解情况并且还会继续找他了解情况的那个上访者，再见了！

　　本来，我们只见过一次，今后也永不会再见，姜博襄看完最后的属名和写信的日期，猛地抬起头颅，两眼冒着质问的光：“怎么5天前写的信，今天才交给我？！”

　　何泽解释地：“这封信是一个中学生刚刚交给我的。他说，是史胜要他今天把信才交给你。”

　　姜博襄连那条红鲤鱼也没顾得拿，将鱼竿交给何泽，一面大步往回走着，一面说：“立刻给北京打电话，要他们马上通知驻老山部队，设法将史胜拦住！”

　　“恐怕来不及了。”何泽说完这句话又觉得后悔不该说。难道姜博襄还不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