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谈得上结识工笔画家爱新觉罗·大钧还是在近日。过去虽说彼此有过接触,只是如同白驹过隙。这次真实地结识了大钧先生,也便真实地结识了大钧先生的画作。
大钧系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豫亲王(多铎)的第十二代后裔。尽管从他过去使用的“金”姓不难看出其王室贵戚已是往事如烟和家道中落,但重学钟艺的庭训和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家庭熏陶使大钧从幼年起便喜爱上了绘画。外祖母的启蒙,父亲的教诲,长兄的榜样,使大钧尽早地读懂了“百尺之高,累于九棋之上”和“苦苦苦,不苦如何通今古”这些古谚的真谛。从小学到中学,他不但在美术课如醉如痴地从老师的灌输中海绵般汲取着绘画基础知识,而且每周星期天在北京市少年宫美术班以及其他业余时间里在老师的悉心指导及兄长金鸿钧(现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辅导下如饥似渴地浸淫在素描、速写、色彩及创作中。当他将学习中国画定位于主攻工笔重彩花鸟和人物画后,一方面利用生活一切空间临摹了无以数计的宋元年间的花鸟册页,以及当代田世光、俞致贞、张其翼等工笔画大家的力作,一方面广泛结识戏剧界名流,在观摩他们的排练和演出中画人物速写。演艺界的“大腕”见他对绘画如此用心,都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并与他成了忘年之交。
大钧在涉足于绘画道路后,前进的步履充满着坎坷、泥泞甚至无可逾越的屏障。他初中毕业时,原本想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并且已经得到北京市少年宫美术班的推荐保送,但是由于政治因素他却被无情地关在美院附中的大门之外。可是,大钧并没有为此事挫伤进取的锐气,也没有感怀世态的冷酷而心灰意懒,他立刻转考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他说,人在逆境中获得的拥有将会愈发珍惜,被珍惜的拥有将会大倍数地释放力的能量。
大钧在工笔重彩花鸟画和古典人物画的苦习中取得长足进步后,又先后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老教授俞致贞和董钧先生为师。名师的点拨,研学的参悟,使他深刻感受到我国传统的工笔画艺术具有源远流长的丰盈历史积淀,要师古不泥古,要师法不拘法。只有从师法中走出来而又自然成法,才能在扬师之法中使自己的绘画独具个性。同时,他还深切地感受到要画好古典人物画,一定要拥有丰富的文学历史知识,才能融会贯通,对历史人物利用绘画表现时能达到“神机巧思意境佳”的程度。所以,他不仅熟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以及四部古典名著等,而且对唐诗宋词等文学名篇也烂熟于胸。他创作的或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或被选为出版挂历或赴美、日等国参加展出的《太真戏鹦图》、《西施浣沙图》和《寿带长春图》等,都是源于历史而又以独特的意境表现历史人物,并弥漫着文学的真实美、浪漫美以及诗的空灵美、婉约美,从而成为他成名的代表作。
不久前,大钧先生又潜心创作了一幅《玉环赏花图》。在创作这幅作品前,他为了画出新意,特别是摆脱自己的过去,委实苦思冥想了许久。当他把想法告诉董钧老师,董老先生心有灵犀地点拨:“你的工笔花鸟已很有所长,应该想法和人物画结合起来,把两方面的特长都表现出来。”大钧听了如茅塞顿开。那么,用什么花与杨贵妃相映生辉呢?他感到以芳姿艳质而“品冠群芳”的牡丹与具有倾国倾城姿色的杨贵妃相搭配可谓花人合一。而表现杨贵妃赏牡丹的最佳意境又是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将杨贵妃与牡丹交融在一起的《清平调词三首》了。于是,经几易其稿,一幅令观赏者击节称道的《玉环赏花图》脱颖而出。在画面上,于晨光熹微中,清风轻拂,一缕从高大殿堂垂下的柳丝袅娜缭绕,杨贵妃艳妆娇态地斜依在七宝阑干,樱唇含脂,美面凝膏,轻抬玉臂,纤指把盏,欣然陶醉地观赏身旁大片花团锦簇的牡丹。面前两名衣着简素的宫女毕恭毕敬地手捧金银酒具和摇着宫扇,与杨玉环的华贵形成鲜明的对比。几朵大红的牡丹,深蕴着“红衣浅复深”的内涵,那几朵夺人眼目的与杨玉环头上佩带的粉牡丹竞相辉映的粉牡丹,娇艳欲滴,不仅飘溢“醉贵妃”的浓馥,而且饱含着“独占人间第一香”的情韵。
“美而不媚”,是大钧先生在工笔画的创作中尤其是在创作工笔仕女画中恪守的信条,也是画家人生观、艺术观以及职业道德的体现。给人以美的陶冶,给人以净化般的对自然美的渴望与追求,给人以知识的形象教化,应该是画家的立足之本和为画之道。大钧的这种艺术观,在他的创作中得到了真切的观照。
大钧先生深有所感地说,画家要做到画人合璧,就要以德修画,以画厚德。书画是高品位的艺术,一个真正的画家一定要不断强化高尚的道德修养。心正者笔正,德高才能画品高。不然,虽能是“华之外冠博浮誉于一时”;而将人品注人画中,方能达到“质之中藏者得赏于千古”。
有谁不能不认为大钧这侃侃而谈是源于心而体于行呢?
199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