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几天工夫,他瘦了,而且象是瘦了许多:两个颧骨突出来了,娃娃型的脸变得见棱见角了。毫无疑问,他胸部的伤势一定不轻,他一定忍受了巨大的疼痛。我呆呆在站在他面前,静静地看他那微露病容的脸,眼圈一热,眼前渐渐蒙上一层雾气。我知道,我的两个眼眶一定噙满了泪水,只要上下眼皮一眨,大滴大滴的泪珠就会成串地掉下来。可是,我紧闭着嘴,瞪大眼睛,硬是没有让它落下来。
大刚翻了个身,接着是一声轻微的呻吟。我的心象被揪了一下,情不自禁地喊出了一个造次而又亲昵的称呼:“大刚!”喊完以后我感到可怕极了,心怦怦地跳了起来,脸象火一样发烫,急忙向四周一看,好在空无一人,心里才觉得踏实了些。
大刚听到喊声,睁眼一看是我,不知是我刚才的喊声发生的反射作用,还是我的到来出乎他的意料,愕然地问了句:“你怎么来了?”
我微笑着说了句:“看看你,不许么?”
“当然可以。而且还盼之不得。”大刚发觉自己的话过于披露心迹,脸一红,嘿嘿一笑,掩饰羞涩地撩开被子就要坐起来。
我急忙按住他的两个肩头,以命令的目光看着他:“不要动!”
他听话地点点头。憨厚的目光中不乏钟情。
“伤……重不重?”我的话音连我自己都听出有些变调。
他平静地一笑,说:“医生讲,左胸第四根肋骨有些损伤,但还没有造成粉碎性骨折。其它‘零件’,完好无损。”我本来想问问会不会停飞,可是这个问题对于一个飞行员来说太重要,又太可怕了!如果能飞还好,要是万一不能呢?这样对他将是多么大的打击呀!他年纪还这样轻,飞行技术又那样好,还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空军又在迅速发展壮大,多么需要他这样的教员呀!要是……我不敢再想下去了,怕大脑一时失去控制把这些想法说出来。为了转移思绪,我开口问了一句傻话:“现在还疼得厉害么?”
他大概看出我表情不自然,诙谐地说:“开始还够水平,现在有些掉价了。”
我把带来的毛背心、日记本和优秀飞行学员毕业证书交给他。他首先拿起毕业证书,见上面写着“优秀”两个字,高兴得象个孩子似的嘿嘿乐了,并一迭声地说:“不错,不错。”他突然大方地向我一伸手:“祝贺你!”
我握着他那发烫的手,脸一热,说:“还不是你的功劳。”
他猛地一晃脑袋:“噫――不能这么说。我哪有这么大的造化。是你努力的结果。”他说完拿起背心,疑惑地说,“这是――?”
我爽快地说:“给你织的。”
“给我――?”他瞪大了眼睛,显然他是怀疑自己听错了。
“织得不好,请多包涵。”我婉转在补充了一句。
“太好了。不过――”他突然盯着我问道,“你昨天一夜没睡觉?”
我急忙转过身去,说:“你怎么知道。”
大刚不悦地说:“你眼睛都起红丝了。作为一个飞行员,不保证充足的睡眠,就等于拿飞行生命当儿戏,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行为!”
“好,接受批评,下不为例,总可以了吧?”我向他表示认错地一笑。当我和他的目光相遇时,好象砰然爆发一团火光,是那样的炽热、滚烫而令人浑身发颤。我低下了头,却明显地感到了他那颗心的急速跳动。此刻,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爱情萌动。
“后天我们就离校了,不留点宝贵的赠言么?”我打破了尴尬局面,抬起头来,轻轻地说。
大刚显然回避他不能赶回去送我们的事,不愿在我们分手前的短暂时刻带去沉闷的气氛。他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飞行记录本,交给我,说:“这是你一年多的飞行记录,虽然有点象豆腐帐,但却是真实的记载,缺点和优点都在上边呢,送给你,也算‘礼尚往来’吧。”
“我不明白,我经常给你‘犟’着来,你为什么从来不批评?”我脱口说出已经蕴藏在心里很久的一句话。
“好马,都是烈马中驯出来的。你那股‘犟’劲儿,正是我喜欢的,我还批评啥?”他第一次用调皮的目光看着我。我一看表再不走就赶不上返回去的汽车了,便把飞行记录本装在挎包里,向他一笑,说:“你可不要爱屋及乌?”说完转身跑出了病房。
“到了新部队别忘了来信!”我跑出病房,背后响起大刚恳切的喊声。
八
在航校时,我和大刚虽然产生了爱情的萌芽,却不能“破土而生”。部队规定:战土在服役期间不许谈恋爱。这条军纪对于航校飞行学员具有同样的约束力。
我从航校毕业以后,分配到今天所在的航空兵部队,大刚仍然留在航校任教,我们开始了书信来往。
一年以后,大刚在书信的字里行间隐约披露出求爱的心情。我象雷达的荧光屏一样立刻清晰地观测出他的心迹。思考再三,给了他一个明确的答复:不成为“全天候”飞行员不谈个人问题。
他在回信中给我算了一笔帐:航校两年,书信来往一年,我要成为正常气象、复杂气象和海洋气象都能飞的“全天候”飞行员,还要持续五年时间,三者归一,为“八年抗战”。
――我这样做是不是太冷酷、太不近人情了呢?我曾这样问过自已。
可是大刚在回信中明确地说:甘心情愿和我演一出“周瑜打黄盖。”
爱情这玩艺儿竟然有这么大的魔力,我常常感到不可思议。
果然,我们在以后几年的通信中,是一丝不苟地恪守“契约”精神的。就信的内容而言,除了工作、学习和互相共勉外,也有缠绵绵的情思,但是决不涉及结婚的议题,似乎“结婚”二字成了我们之间的一忌。虽然如此,我们之间的称呼,字数倒是越变越少了。开始是姓名后面加同志,过一段时间“同志”二字去掉了,五个字变成了三个字;后来又把姓氏去掉了,三个字变成了两个字,最后干脆只剩下了一个字。
我从来没有尝受到爱情能令人销魂荡魄的滋味,我也没有给过他缱绻的柔情。我们两个人相距千里。在几年的分离中,大刚只到我这里来过一次,而且是第一天到,第二天就“溜”了。
那年大刚到北戴河空军疗养院疗养结束后,领导上给了他几天假,叫他特地到我们部队来看望我。
这个家伙,来之前也不打个招呼,竟来了个“突然袭击”。
那天我正在外场参加飞行。大队政委告诉我,说机场警卫来电话,我的一个战友从外地来看望我。大队政委征求我的意见,是把客人安置在招待所还是在大队飞行员宿舍里。我一想,来者自称是我的战友,无疑是和我同期在航校毕业的女飞行员。我们那期女学员毕业后,散布在好几个部队。当初在一起学习飞行时,相互之间并不觉得有多亲,彼此还经常少不了耍点小性子,有时竟然一两天谁也不理谁。可是一分开,大家就觉得亲密得不得了。只要有机会,都要互相看望一下。再一想,和我同屋的飞行员正好探家去了,床铺空着。还有,就是凡是飞行员都要在一个灶上吃饭,招待所离营房二三里远,来回也不方便。于是我就告诉大队政委,叫我那战友住在我的房间里。
飞行结束后,同我一起分到这个部队的几个同学听说来了个老战友,不约而同地集合在一起,看看到底是谁来了。
在去团值班室的路上,大家叽叽喳喳地争论不休。有的说是分配在湖北运输部队的邢辉,有的说是分配在广州独立团的刘静,还有的猜是分配在沈阳独立大队的藤丽。结果,我们推开团值班室的门一看:呀!原来是大刚!!
我的脸蓦地象着了火,臊得扭头就跑。
那几个该死的同学,竟然真把大刚领到我的宿舍。羞得我躲在储藏室里,任凭她们喊破嗓子,我也不吱声。一直到吃晚饭的工夫,我才从储藏室里出来,找到大队政委一问,才知道大刚已经去招待所了。我连饭都没顾得吃,一口气跑到招待所,敲敲大刚住的房间门,里面却没有人言声。一推,门锁着。我到值班室一问招待员,说大刚就在屋里。显然,他生我的气了。我要过角匙,打开门一看,果然大刚在“压床板”,呼哧哧地生闷气。
“大刚!”我亲昵地叫了他一声。
他猛地翻个身,脸冲墙躺着,给了我个后脊梁。
“大刚,生我的气了?”我又问了一句。
回答我的依然是无声的抗议。
“你听人家说明情况嘛!”我既有些急躁,又有些委屈。
大刚这才坐了起来。
我捂着嘴一乐,先给他倒了杯水,然后坐在他身边,把来龙去脉说给他听。他听完搔着后脑勺嘿嘿傻笑。“你为什么说是我的战友?”这回轮到我生他的气了。“不说战友,那,那说什么?”大刚呐呐地说。
“应该说……说清楚嘛!”
“那多难说出口。”
“谁还敢把你给吃了?!”我赌气转身要走。
他一把拉住我,求饶地说:“那,那我下次说还不行吗?”
不消说,我宽恕了他。
突然,招待员在走廊里喊:“魏丢丢的家属,电话!”大刚听到喊声,愣了:东瞧瞧,西看看,不知道是在喊谁。
我一听就明白了。这一定是我那几个同学来的电话,故意出大刚的洋相,看他肯不肯接电话。
“喊你哪!”我提醒地说。
“喊我?我,我……”大刚还没有转过弯来。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迟早还不是呀!”我佯怒地瞪着他。
“那……那……”大刚仍旧觉得这个词用在他身上不合适。
我当真生气了,说:“只有女人是男人的家属,男人就不能是女人的家属了?什么思想,大男子主义!”接着我给他下了一道“最后通牒”――“还不赶快去接电话!”
大刚只得硬着头皮拿起话筒,鼓了几次腮帮子,才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喂――!”
“你是谁――?”耳机里传出刁紫慧的大嗓门,声音咄咄逼人!
我心里直纳闷:刁紫慧不是外出执行任务去了吗?莫非刚刚回来了?准是。
大刚嘴里象咬了口苦瓜似的咧了咧嘴,吞吞吐吐地说:“我――我――,你找谁?”
“我找魏丢丢的家属!听明白了没有?”
“好,好,我去给你找。”大刚刚要放下话筒,见我正恼怒地瞪着他,又忙把话筒放在嘴边上,胆怯地说:“喂,喂!”
“你喂喂什么?谁又没割你的舌头?有话痛痛快快地说,你是不是魏丢丢的家属?”刁紫慧忍不住咯咯地笑了。
大刚似乎听出了对方是刁紫慧,赶忙擦了擦满头汗水,才解除畏惧地回答:“也是,也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
“未来的家属,现在的战友。”
我噗哧一声乐了,狠狠拧了他肩膀一下……
谁知,第二天大刚来了个不辞而别,溜之乎也!他在留给我的信上说,怕我们那些“娘子军”再给他“过不去”。
从这以后,大刚说啥也不来了。如果用管政委的话说,我们又开始了“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前年初,管政委从航校调到我们师担任师政委,大刚随之调到我们师的一个团担任副团长,我们的恋爱才进入“面对面”的阶段。
可是,在这两年多时间里,大刚到上级机关参加了八个月的战术集训班,我又去南海执行了几个月的磁测任务,能够见面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过几个月……
这不,我们刚刚要结婚,我又被关进了医院……
九
住院以来,我仍然坚持每天早晨进行体育锻炼。
本来,在我入院的当天,主治大夫告诉我,在病情未进一步做出结论之前,最好不要进行体育锻炼。
这怎么可以呢?
每天体育锻炼,我们飞行员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要适应飞行需要,延长飞行寿命,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因此,每天早晨是我们法定的体育锻炼时间。?论严冬酷暑,风天雪天,从不间断。要突然改变多年形成的习惯是很困难的。何况这个习惯直接关系到终生的事业,那就更加困难了。所以,每天天刚一擦亮,我便蹑手蹑脚地溜出病房,围着院子里的柏油路跑上几圈,出身透汗,才觉得浑身舒坦些。
今天是星期日。
天刚发亮,我已经轻轻推开了住院楼的大门。
室外的空气象被细箩筛过似的,清新极了。吹在脸上,凉凉的,还有点刺激感。有点刺激比没有刺激好。刺激往往使人冲动、活跃和抗争。
忽然,我发现前面有人推着一个特制双轮车,那缓步而行的样子象个老人。
我跑到他身边,有意放慢了脚步,扭头一看,原来推车的是秦副院长。车子上坐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苍白的脸上一副病态。大概是怕受凉引起感冒,她身上盖着一条毛毯,腰部以上还外加一件军绿色大衣。
关于秦副院长的事,还是昨天我从珊珊口里听到的。
秦副院长三十多岁才和他爱人结婚。两个人志同道合,感情很深。他们为了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好几年没要孩子。等到生了他的独生女,已是“老蚌生珠”。
俗话说: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十年前,秦副院长的爱人患严重风湿病,治疗无效,下肢瘫痪。从那儿以后,秦副院长每天都给他爱人按摩擦澡。所以尽管他爱人终年卧床不起,从来没生过褥疮。
前些年,他爱人感到病愈无望,不忍心老是拖累他,曾想一死了事。多亏秦副院长早有防范,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可是,在“文革”初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挑动“造反派”,把秦副院长揪到上千人大会上批斗,罗织的罪状是“残酷虐待爱人,逼迫爱人两次自杀”。他爱人闻讯,爬到会场,以无可争辩的事实为秦副院长洗清了不白之冤。
坏事的确容易变成好事。在秦副院长被批斗之前,人们对他照料爱人的事迹只了解一星半点,一批斗反而向人们做了广告,他的事迹一下子传遍医院每个角落,大人小孩没有不知道的。……
多么令人尊敬的老人啊!
薄薄晨雾笼罩着他那魁梧的身躯,习习凉风撩拨着他那稀疏的银发。他向前微弓着身子,双手平稳地推着特制双轮车,那身姿宛如一匹身负重载的老骥,默默无声而又心甘情愿。
“秦副院长,您这么早就起床啦?”我身不由已地停住脚步,满怀敬意打招呼。
“噢,魏丢丢同志。”秦副院长一看是我,清癯的脸上露出惊讶牙的神色,关切地向道:“你怎么也起来这么早?”我微微一笑,毫不隐晦地说出了院我还要上天哪,不加强身体锻炼,说不定真的要变成‘旱鸭子’了。”
“嗯,很好。不过,运动量一定要适当。不能消耗体力过大,否则对治疗不利。”
我从秦副院长这似乎矛盾的话语里,体味到一个长辈的爱抚的心。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对外也称作老伴。这是魏丢丢同志,和咱们的女儿一样,也是个长翅膀的。”秦副院长的诙谐显然是为了讨得他爱人的欢心。
“伯母,您好。”我俯身表示致意。
“你好。”她伸出细瘦的胳臂和我握了握手。声音沙哑而无力。她说完艰难地挪动了一下上身,亲切地看着我说:“你一定是个老飞行员了吧?”
我说:“跟男飞行员比,算中不溜儿的;在女飞行员中比,算得上是老一辈儿了。
“孩子多大了?”
“我还没结婚哪。?
“瞧我问得多没水平。”
“魏丢丢同志是响应党的晚婚号召。”秦副院长立刻补充了一句。
“家里还有什么人?”
“妈妈。”
“多大岁数了?”
“快六十了。”
“身体可好?”
“好,好。”
“为什么没随军?”
“她不肯来。”
“一定是个刚强的女性。不愿依赖于任何人。不象我,离开别人寸步难行。”她脸上不由泛出凄然的云翳。
“您是因为有病。”我赶忙说。
“只好这样解释。”她控制着感情,微微一笑,”给你妈妈写信了吗?她来了务必请到我们家坐坐。”
“嗯。”我机械地点点头,显得有些神不守舍……
――妈妈啊!
从我记事那天起,妈妈就承担着家庭的重负。
那时候,每当我看到与我同龄的孩子被他们的爸爸抱着,就不禁产生一种儿童特有的嫉妒,跑回家就连喊带叫:“妈――!妈――!我有爸爸吗?他为啥不在家?”
妈妈的每次回答都是千篇一律:“有。打老蒋去了。”
“人家的爸爸不去,为啥我的爸爸去呀?”
我这个天真的提问,使我妈皱着眉头想半天也答不上来。最后轻轻地说了一句:“一个小孩子家问这么多干啥?”
那时候,我还没有个正式的名字。妈妈和爸爸都叫我“妞儿”。
妈妈对我说,我爸爸是个识文断字的人,等他回来给我起个顶好听的名字。
我记住了妈妈的话。天天盼着爸爸回来,给我起好听的名字,抱着我玩,也给我买好吃的东西。
每到晚上,妈妈都在如豆的油灯下,纺线,纳鞋底,做军鞋。
农村的夜静极了。风不吹,树不摇。除了窗台下不时响起几声蛐蛐的“啾啾”声和远处的狗吠声,天地间的一切仿佛都进入了梦乡。
妈妈常说我是个“夜猴子”,一到晚上格外精神。
我躺在妈妈对面的被窝里,看着她在昏黄的灯光下飞针走线。她那消瘦的脸上不时露出一股淡淡的哀伤。
听说我妈是从外地逃荒到我们村来的。那年才十六岁。她的爹妈由于病饿交加,相继死在荒郊野外。是她拣了两块破炕席,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才算给二老送了终。
我妈初到我们村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别人都不肯收留她。那时,我爸爸在省城读书,他上无兄,下无弟,是我们魏家门里一棵独苗苗。我奶奶得了场大病,瘫在炕上,吃喝拉尿都要人伺候。我爷爷一来看我妈实在可怜,二来家里也需要一个人,便收留了她。我们家当时的日子虽然也很拮据,可是由于我爷爷会一手好木匠活,每天还能揭得开锅。另外,别看我妈妈长得瘦弱,干活却是把好手。缝补浆洗,挑水做饭,样样都拿得起来。她还会一手好针线活。特别是绣花,不论是绣鸳鸯戏水,还是绣喜鹊登枝,都栩栩如生。全村谁家娶媳妇和聘闺女,都请我妈去帮忙。
我妈每天给我奶奶端屎端尿,从没说过半个脏字,比亲闺女还孝顺。爷爷和奶奶打心眼儿里喜欢她。过了两年,我妈已出落成一个水灵灵的大闺女了。个儿也高了,脸模子也俊了。爷爷和奶奶一合计,就以我奶奶病危为名,一封信把我爸爸给诓了回来。选了个黄道吉日,就给他们成了亲。那时候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不兴自由恋爱。
哪料到,我妈妈他们婚后不到一个月,我奶奶真的病危了,发病的当天夜里就去世了。办完了丧事,我爸爸也就回省城了。
第二年,我落生在这个世界上。
也就在我“呱呱”坠地的前一个月,我爸爸在省立医学院毕了业。当时正值解放战争进入“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的阶段,我爸爸便随军南下了。……
“妈妈,我爸爸长得是什么样?”我经常这样问妈妈。妈妈凄然一笑,说:“你就是爱打破沙锅问(璺)到底?告诉你也不知道!”
那时我是多么幼稚啊!妈妈和爸爸满打满算,一起生活才一个月,一别多少年,难怪妈妈说不上来。
幼年时代是非常富于幻想的。在我的幻觉里,爸爸是个张飞式的彪形大汉,长着满脸络腮胡子。他抱起我,亲着我的脸蛋儿,一边亲一边问我胡子扎不扎。我用手摸着他那象刺猬一样粗硬的大胡子,把脸躲得远远的,还倔犟的喊:“不扎!不扎!”
“什么不扎不扎的!还不快睡觉!”大概是我喊出了声,妈妈朝我直瞪眼。
我把梦幻说给妈妈听。妈妈说:“好乖,快合眼睡觉,说不定明天你爸爸就会回来。”
事情也不知怎么那么巧。第二天,上面来了一个人,叫我妈到区政府去一趟。
“我爸爸回来了!”我高兴得又蹦又跳。
突然,我发现妈妈哭了,撩起衣襟擦眼泪。
“妈妈,您怎么哭了?”我不解地问。
“傻闺女!”妈妈一把抱起我,在我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亲得好疼哟!
傍晚时分,光彩夺目的火红云象金凤凰似的刚刚抖开好看的翅膀,就被从西山后面涌过来的乌黑的雷雨云吞没了,天空一下子变得暗淡了许多。起风了,卷着树叶草屑的黄风带着浓重的凉意猛扑过来。
――妈妈到区政府怎么现在还不回来呢?
我不顾爷爷的阻拦,跑到村口,站在打谷场的碌碡上,踮起脚跟儿,翘首眺望,左看右看也不见人影。
沉闷的雷声由远而近,震得人心里阵阵发紧。蚕豆大的雨点稀稀疏疏地落下来,打得地里的庄稼噼啪作响,使人感到有一种恐怖感。
爷爷急火火跑来,要我赶快回家,说是淋了雨会得病的。我喊着嚷着执意不肯回去,非要等我妈回来不可。爷爷没有办法,只得把蓑衣披在我身上,自己在雨地里淋着。
就在这时,我妈妈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了。
妈妈回到家,坐在炕沿上,一声没哭,一滴泪也没掉。她两眼呆呆地瞪着黑黝黝的屋顶,蜡黄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下嘴唇被上牙咬出了血。我哪里知道亲爱的妈妈正以她超人的力量抑制着巨大的悲愤、委屈和心酸啊!
我趴在妈妈胸前,使劲摇晃着她的胳臂,放声地哭喊着:“妈!妈妈!您怎么啦?您说话呀!”
妈妈一动也不动,好象变成了个木头人。
爷爷过去是很少到我和妈妈住的屋子里来的。这回站在我妈面前,哀声地劝说道:“妞儿她妈,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谁叫我养这么个混帐东西!你可要想开点呀!你要有个好歹,妞儿可怎么活呀!”
我妈还是咬着嘴唇不说话。那双呆滞的目光,盯在炕桌上的一张纸上。
爷爷又说:“俺知道你心里委屈得慌,你就放声哭吧,哭出来心里会豁亮一些。”
我妈的嘴唇哆嗦着,顺着嘴角直流血,硬是不哭出声来。
爷爷急得火冒三丈,跑到院子里直着嗓子骂大街。骂我爸爸是陈世美,黑了良心,败坏了门风,丢了祖宗的脸。并且还说要到县里告他去。如果县府不管,他就一头撞死在县衙的公堂上。
我妈怕把我爷爷气出病来,反倒回过头来劝他。说我爸爸在官场上做事;身边需要个模样长得俊又有文化的人当帮手。自己斗大的字不识一口袋,又没有见过大世面。还说自己生就的是吃杂粮的命,到城里整天吃大米白面反而不习惯。还说王宝钏在寒窑住了十八年,没病没灾,身子骨满结实,结果当了娘娘以后,才活了十八天。说自己象王宝钏一样是受苦的命,享不了清福,到城里当太太会折寿。并且讲自己离婚不离家,一辈子不再嫁人,要把我拉扯大,要对爷爷养老送终。
爷爷从那以后,突然老多了,目光呆滞了。
而妈妈每天闷着头拚命干活,以无休止的劳动造成的极度疲劳来祛除心灵的伤痛,麻醉能够引起悲哀的神经。我呢,从那天以后,我仿佛突然长大了许多,懂事得多了。我知道,爸爸不要我们了。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听到妈妈一面拍着我的身子,一面轻轻地唱着:
小白菜呀,
叶叶黄呀。
从小死了,
爹和娘呀。
这声音如泣如诉,反倒使我久久不能入睡。
不久,妈妈给我起了个正式的名字――魏丢丢。
我上了小学以后,听说我爸爸解放后就转了业,在南方一个大城市的医院工作。还出过国,留过洋。后来跟一个比他小十来岁的女大学生结了婚。
妈妈明明知道我爸爸是喜新厌旧。进城了,地位高了,瞧不上农村土里土气的媳妇了。可是,她总是说自己跟不上趟,从来没有听过她怪罪和咒骂我爸爸。……
――爱情在妈妈年轻的心房里过早地泯灭了。
――妈妈不幸的命运刀刻般地铭记我的心里。
十
据医护人员讲,秦副院长通常是每周到科里来会诊一次。
可是,这已经是秦副院长一连三天到我住的房间来“查房”了。
事情超出惯例就会引起人的猜疑。
看来我的病决非一般,否则怎么会引起院方如此重视?如果是小毛病,秦副院长是不会跑得这么勤的。
“秦副院长,我到底是什么病?”我实在适应不了住院这种寂寞的生活,也实在受不了院方对我采取的这种“封锁政策”,声音里带出明显的不满情绪。
“不要急嘛,等化验报告来了就知道了。”秦副院长以长辈人的慈爱目光看着我,眼里满含着安抚的微笑,说,“过去毛泽东主席给刘观澜先生的信中有一句话:‘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中医讲:‘忧愁者,气闭塞而不行’,有损于‘正气’,而使‘邪气’入侵。如果愤急不平,怒火勃发,会‘阴血气耗,肝火更旺’。既伤肝,又伤神,由此而会引起疾病的。”
“怎么会不急呢?再这样蹲着‘养膘’,翅膀飞不起来了,也够‘出口’标准了。”我说了句玩笑话,借以冲淡因我方才的不恭制造的沉重气氛。
秦副院长好象看出了我的心理,巧妙地说:“听你们管政委说过,飞行员大都是直性子。用你们的行话说,叫作‘捅条擦炮管――直来直去’。我特别喜欢你们这种耿直坦率还带点火药味的性格。它体现着一种未琢的丽质。遗憾的是,‘文革’一场,一些人变得世故了。阿庚奉承,吹吹拍拍,顺情以媚,顺势以谤。这种风气不矫正,一个民族的强健肌体就要受到质的损害啊!”他深为感慨地说到这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谦逊地一笑,“扯远了,对不起。”“爱,就是永远也用不着说对不起。”珊珊一进屋,接过秦副院长的话茬说一句。
“就是你会调皮。”秦副院长佯怒地白了珊珊一眼。珊珊辩解地说:“这是一本外国小说里讲的一句话,版权又不属于我。”
“你不是要考‘医大’么,应该多看点专业书籍。”
“我是为了活跃神经细胞,有助于增强记忆力。”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理论?”
“这是刚发表的‘范氏定律’。”珊珊说完咯咯地笑了。“这么说,我就是第一听众了?”秦副院长临走用手指点了一下珊珊的脑门,“你这个调皮鬼!”
秦副院长走后,我责怪地对珊珊说:“你怎么对秦副院长说话那么随便?”
珊珊一提眉梢,说:“怎么啦,不是很正常吗?”
我说:“我看有点放肆!”
珊珊嘲弄地一笑谁象你们当‘大兵’的,不要说见了师长军长,就是见了个小连长,也‘喀嚓’一个立正:‘报告长官,在下魏丢丢,听候训示!’那个小连长一看面前站着个漂亮的大姑娘……”
“是谁又说我们的坏话哪?”门外一个粗嗓门,打断了珊珊的话。
――管政委来了。
“政委,您好。”珊珊羞涩地鞠了个躬,一吐舌头作了个鬼脸,扭头跑了出去。
管政委看看珊珊的背影,含笑地说了句:“典型的现代青年人的性格。”
“政委,您怎么来啦?”我急忙问道。
“怎么,不欢迎?”管政委反而“将”了我一军。
“哪儿呀!我是说您现在是师政委,比大航校当大队政委那会儿担子重,工作多,时间宝贵。”我嘻笑着解释。“我再不来,非进军事法院不可!”管政委说得很严肃。
我听了不禁一怔,惶悚地问道:“怎么啦?”
“还不是你们团那些‘娘子军’。昨天,都跟我争着吵着要到医院来看望你。我对她们说:你们要是都去了,那你们团就等于解除了战斗力。如果万一有情况,飞机上不了天,贻误战机,还不军法论处?”
“您就是爱开玩笑。”
管政委脸蛋子一拉,认真地说:“这可不是开玩笑!是关系到脑袋搬家的问题。所以我就哀求她们说:你们高抬贵手,饶了我这条老命吧!我还告诉她们,你们每个人想给丢丢说点什么,尽管写信,我预备个麻袋,保证一封不剩地全部装上。而且还要一封一封地亲自交给她。这样,最后才算达成了协议,真是谢天谢地!”
“咯咯咯……”我忍不住笑弯了腰。
“给。”管政委把一个军用挎包交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