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是西湖明

第十二章 清白留人间——明代大臣于谦

　　一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脍炙人口的名篇，并非名家大师的作品，而是出自一位17岁的读书郎笔下，读书郎名叫于谦。

　　于谦16岁起就读于吴山三茅观，一次他漫步到石灰窑前观看烧石灰，目睹经过千锤万击而从山上开采出来的石头，把烈火烧身视如等闲，毫不在意，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毫不惧怕，只为把一身清白留在人世间。有感而发，托物言志，遂吟下这首著名的《石灰吟》。

　　这首满怀豪情、直抒胸臆的小诗，以石灰自喻，表达了自己的高尚情操和不平凡抱负，成了一生的座右铭，也成了他忠贞品质和崇高人格的真实预言与生动写照。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祖籍考城（今河南民权县）。因曾祖于九思在元朝时离家到杭州做官，其家迁至钱塘太平里，于谦就在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诞生于此。据说于谦出生时，杭州桃李三年不开花，其父在他出生当年得了吉梦，在其母临产那天，又逢罕见的疾风暴雨、雷电交加。于廉出生时，仪容魁伟，嗓音洪亮。总之，种种迹象都预示着这是一个贵子。其实，这种意在望子成龙、或虚或实的吉利征兆之说，我们在小时候也听父母讲过，不过准确性如何，那就是事在人为、人在机遇了。

　　于谦幼时聪明异常，读书过目成诵，出口皆成对句，而且造句铿锵、寓意深远。他在六七岁时，清明节随合族扫墓，偶过凤凰台，其叔携他的手，问道：我有一对，你可对得出么？于是吟出上联：

　　今朝同上凤凰台；

　　于谦听了，不假思索，随口应对下联：

　　他年独占麒麟阁。

　　众多族人听了都深为惊异，赞其为于家千里驹。勤奋好学的于谦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而且早早显露出文学才华，被人称为神童。15岁时通过岁考，被录取为钱塘县儒学生员（秀才）。小小年纪的他就被大家寄予他日救时宰相的厚望。

　　难得的是，于谦在学习诗词、制策以外，更留心古人的行事大节。他十分仰慕文天祥的忠义，将祖父收藏的文天祥画像悬挂在自己的座位旁，并撰写赞词道：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辞，久而愈历。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攸传。载瞻遗像，清风凛然。由此足见于谦少年时代的志愿和抱负。

　　在后来险象环生的人生生涯中，于谦始终坚持自己的志向，在另一首《咏煤炭》诗中，他又以物喻人，以煤炭自喻，进一步抒发了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情怀，成为与《石灰吟》具有异曲同工之美的言志佳作：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煤炭燃烧着自己，以巨大的热力，如同火炬般地照暖大地，照亮夜空。诗人在诗中以坚硬的铁石自喻，愿以一颗为国为民效力之心来造福社会，即使历尽千辛万苦也痴心不改，不畏艰难。

　　还有一首咏物诗是于谦在杭州江干慧安寺读书时所作。一次他与朋友到西湖上饮酒，路过一片桑林，见人无情地剪伐桑枝，顿生感触，吟下了一首题为《桑》的诗：

　　一年两度伐枝柯，万木丛中苦最多。为国为民都是汝，却教桃李听笙歌。

　　桑树经济价值很高，但却屡遭砍伐，一年之中就有两次被人们砍伐枝条，在万木丛中所受的苦难最多。作者以拟人手法赞美桑树为国为民甘受砍伐之苦，并以桃李与之对比反衬：为国为民造福的事都是由桑树来做，却让桃李逍遥自在地整日欣赏笙歌。咏物的背后，寓含着对为国为民而不惧苦最多的人的赞美，对人间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讽喻。

　　从小就立志为国为民的于谦，为官后真正做到了清正廉明，受到人民深深的爱戴。在无官不贪、无富不霸的封建王朝中，像于谦这样的正人君子寥寥无几。

　　二

　　永乐十九年（1421年），24岁的于谦中进士。宣德初年，在他29岁时，被明宣宗授为御史。于谦学富五车，刚正不阿，人品正派，才思敏捷，声音洪亮，语言流畅，很受皇帝赏识；连一向目中无人的都御史顾佐，也认为惟于谦的才能超过自己。

　　不久，于谦出朝巡按江西，为数百个被冤屈的囚犯平反昭雪，并将贪官污吏缉拿归案。他上疏奏报陕西各处官校骚扰百姓，诏令派御史逮捕他们。宣宗亲书其名越级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骑简装，访问父老，开仓赈灾，兴修水利。他任职九年中，所管之地家家乐业、户户安生，他以一个廉官的形象而深得人心。在他40多岁的一次生日初度时，门庭无一贺客，床头一枕清风。正因为行不由径，问心无愧，他可心安理得地闲卧看书：

　　碌碌庸庸四十余，因逢初度转踌躇。腰黄久负金为带，头白惊看雪满梳。剩喜门庭无贺客，绝胜厨传有悬鱼。清风一枕南窗卧，闲阅床头几卷书。

　　（于谦《初度》）

　　宣宗晏驾之后，9岁的英宗在张太后扶持下登基。还在英宗为太子时，一个潦倒落泊的教书匠王振自阉进宫，侍于东宫。张太后死后，在小皇帝的宠幸下，这个无德无能的宦官在朝廷内外作威作福、无所不为。他结党营私，大力提拔那些溜须拍马、谄媚逢迎之徒；他党同伐异，无情诛杀正直官员，残酷镇压反对自己专权和对自己不恭之人；他遍受贿赂，肆意贪污，白花花的银子源源不断地流进他那填不满的欲壑；他大兴土木，在皇城建造豪华府第。王振成为明王朝第一个专权乱政的宦官，也开启了明朝宦官专权序幕。群臣不仅对他敢怒而不敢言，而且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饱醉而归。

　　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面见王振也不例外地奉送以两手空空。有人问于谦：大人既没有手下金银等实惠，难道连一点送人的土产都没有吗？于谦举起两袖，笑着说：我只有清风两袖而已！并赋《入京》诗以明志：

　　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于谦的一身正气，不仅不能唤起其他官员的正义感，而且与王振这位当朝第一宠臣和贪官的冲突也难于避免。正统十一年（1446年），于谦入京奏事，遭到视其为眼中钉的王振陷害，被判死罪而投入监牢。一时间群民共愤，联名上书。慑于众怒，王振不得不被迫免了于谦之罪。

　　然而于谦仍然被降官两级，贬为大理寺少卿。河南、山西两省官民闻讯，纷纷入京，吏门伏阙上书，请求留任者以千数，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请求，于是于谦再次巡抚晋、豫两省。外派出京，显然有遭排斥的意味，但于谦仍本着为民办事的愿望，走马上任，毫不懈怠。他风尘仆仆地视察山西，策马奔腾在太行山上，在秋风落日、暮色苍茫中，望见飞鸟独归巢，想到身为千里客，不禁激起一片归思。然而国事在身，民生在心，他又断然切断乡情亲情，马蹄得得，继续奔忙。在《上太行》一诗中，诗人以爽朗豪健的情调，表达了一种深沉、豪放的气魄：

　　西风落日草斑斑，云薄秋空鸟独还。两鬓霜华千里客，马蹄又上太行山。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因王振实施的绥靖政策而招致引狼入室，蒙古瓦剌部落分兵四路，对明国土大举入侵。根本不懂军事而又企图在英宗和家乡父老面前炫耀一番的王振，认为历史上几次对外的战争，只要皇帝下诏亲征，即可无往而不胜。因此他不顾于谦等人的强烈反对，挟持英宗率军亲征，结果被围于河北怀来附近的土木堡。英宗成了俘虏，五十万军士尽做沙场之鬼。被吓得魂飞魄散的王振企图逃跑，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宗愤怒地抡起铁锤，狠狠地砸向他的脑袋，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终于得到报应。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兵败城破、皇帝被俘的不光彩事件。如果说越王勾践被俘为奴、南唐后主李煜被虏幽禁，还只是帝王争霸、政权更迭的家门之丑，那么北宋的靖康之耻和明朝的土木之变，则不仅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而且酿成了民族的奇耻大辱。尽管宋朝的徽、钦二帝和明朝的英宗，都不过是不齿于人民的历史罪人，然而他们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沦为敌军的阶下之囚，不能不说是民族之辱、国家之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英宗在后来获释之后不仅争夺皇位、杀戮功臣和恩人于谦，而且居然还在北京城禄米仓胡同的智化寺为王振这个不齿于人的历史罪人堆立了一个彩色泥像，并为其树碑立传。相形之下，留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恶名的勾践，因其卧薪尝胆、雪耻复国之举，竟仍能安享后人奉献的花环，也足见人民的宽广胸怀和大度气量。

　　三

　　英宗被俘，蒙古瓦剌酋长也先率蒙军随时可长驱直入，京城一片惊恐，百官面面相觑。郕王朱祁钰受太后命监国，是为景帝，兵部侍郎于谦被擢升为兵部尚书，勇挑起安邦定国的大梁。国难当头，重要的决策是朝廷何去何从，以侍讲徐珵（徐有贞）为代表的一批大臣，力主避敌南迁；而于谦则以鲜明、坚定的观点和立场，怒斥南逃派，力主死守北京，义正辞严地怒斥逃跑派：国都南迁的人，应该问斩。国都是天下的根本，一旦迁动，国家大势就完了。难道宋室南迁的事都忘了吗！他态度凛然地向景帝立下了军令状：军队战守之事，由我来承担，如不尽职效力，就拿我问罪！

　　白天在朝廷激烈辩论的于谦，回家之后依然心潮汹涌，怒火中烧。是夜，他深情地写下了一首《岳忠武王祠》诗：

　　匹马南来渡浙河，汴城宫阙远嵯峨。中兴诸将谁降敌，负国奸臣主议和。黄叶古祠寒雨积，清山荒冢白云多。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

　　此时，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他一方面坚决果断地拨乱反正，在朝中拥立景帝，整治奸党，维护内部团结安定；另一方面镇定自若地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严阵以待，亲率各路兵马，浴血奋战，保卫北京城。当敌军挟持俘虏的英宗皇帝，以放其回城之名企图赚开城门时，于谦识破阴谋，不为所诈。军民团结，众志成城，保卫战大获全胜，于谦又乘胜追击，把敌军逐出关外才回师。战后评功，于谦被加封为太子少保。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然而英雄对时势的影响和作用却常常是难以估量的。王振，葬送了五十万大军，丢掉了一个皇帝，丢掉了性命，差一点断送了一个国家；而于谦，在困难数倍于前者的情况下，以剩余的老弱残兵击退了兵临城下的敌军，保卫了京都，而且把敌军赶出国门。于谦的取胜，并非偶然。他翻阅史书，细细研究，从中学到不少实际的治国治军之道和生动的战略战术思想。正如吏部尚书王直在亲眼目睹于谦挺身而出、平息哗然大乱的朝班秩序后，拉着他的手叹服不已地说：国家的安危全靠你了。今天朝廷之变，如此突然，虽有一百个王直也没有什么用！

　　击退瓦剌军之后，明廷的政局虽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但内部的龃龉不断发生，嫉恨于谦并因此弹劾他的情况也愈演愈烈。由于景帝比较了解于谦，亦颇为公正，因而力排众议，重用于谦，使其设想和筹划得以实施，从而也使明政权不致发生倾侧。这时的于谦已逾知天命之年，官居高位，功勋卓著，但仍保持着清廉正直、铁面无私的品质和作风。

　　原来只是大同边镇一个小军官的王伟，因为在与瓦剌军作战中表现勇猛，被于谦荐举升职。但当他看到于谦在朝廷树敌太多，就试图与他划清界限，保持距离，私下上疏景帝检举于谦的失误。此事传到于谦耳中后，于谦并未挟恨报复，而是告诫王伟今后可当面给自己提出批评。没想到这种光明磊落的行为，反而引起王伟的嫉恨。

　　在瓦剌进犯时兵败逃回京师的大将石亨，曾被逮入死牢，但在北京保卫战中，于谦给了他戴罪立功的机会。石亨后来被封为武清侯，为巴结于谦，上疏推荐其子于冕到京师做官，得到景帝批准。但于谦力辞，说道：国家多事，臣子不应以私恩加以照顾。况且石亨位居大将，没有听说过他推荐哪个不知名的人，或提拔哪个行伍出身的士卒，以补益军队和国家，而单独推荐我的儿子，这样做，公众的议论通得过吗？我对于军功，尽力杜绝侥幸，决不敢让我的儿子滥受功赏。石亨遭此批评后怀恨于心，更因于谦对其恃权作威的行为予以阻止和惩罚而使其结怨日益加深。

　　于谦鄙视那些软弱怯懦的勋旧贵戚，又严惩那些怯阵违法的官僚将士，从而与一批武将文臣结下了冤仇。他不容一丝邪恶和私心，一旦发现有人以权谋私，即上疏弹劾，因此又得罪了不少官员。再有，作为当朝一品大员，他不仅生活清贫，家无贵重物品，不置奴婢小妾，而且严于律己，遵守原则，拒绝谋取私利，甚至在合法、合理、合情的情况下，也使儿子与唾手即得的京官位置失之交臂，这使许多本来与他并无芥蒂的人误以为他作秀，因而对他敬而远之。于谦太清高、太刚直，也太理想化、太书本化。他正人正己，立身立德，力图以一己之力，逆风千里，身体力行地扭转延续千年的官场游戏规则和世风，最终使他处于水清无鱼的孤立地位，也构成了他生命悲剧的深刻背景。

　　由于硬攻软诈均未奏效，又看到明廷在于谦的治理和部署下，对内社会安定，对外防卫森严，于是也先被迫释放英宗，请求议和。就在这关键时刻，胸无城府的于谦和他仰慕的前辈岳飞一样，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出于公心，出于忠心，积极主张英宗归来。随着英宗的回朝，朝廷内卷起了一道道暗潮明波，争夺皇位的旋涡愈来愈表面化。看到局势扑朔迷离，感到身心俱疲，于谦已经不想继续在宦海浮沉了。在《偶题三首》之中，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这种淡泊归隐的心情：

　　日落风欲静，鸟啼人自闲。白云如解事，成雨便归山。

　　同时，他也想念家乡杭州，西湖的美景不时在脑海浮现，在一篇《夏日忆西湖》诗中，这种西湖梦和故乡情，溢于言外，跃然纸上：

　　涌金门外柳如烟，西子湖头水拍天。玉腕罗裙双荡桨，鸳鸯飞近采莲船。

　　于谦几次上疏要求归老西湖，都遭到十分器重他的景帝再三拒绝。感到十分矛盾而又无奈的于谦，心情抑郁，自知前途凶多吉少，曾拍案叹息：吾一腔热血，竟不知洒于何处！

　　四

　　景泰七年（1456年），杭州西湖之水突然彻底干枯。时任浙江巡抚的孙原真，见到这种异常现象，忧虑重重地叹息道：难道国之栋才将完了吗？我真担心于公的处境。孙原真的担忧不幸而言中，一场夺门之变，使于谦猝不及防地陷入了灭顶之灾。

　　由于景帝病重，一批切齿痛恨于谦的将臣，包括因阿谀于谦而遭批评的石亨、因力主南逃而遭于谦痛斥的徐有贞，伙同与于谦存有深深嫌隙的宦官曹吉祥及杨善、王骥、张等人，密谋策划，让英宗复出，夺取皇位。而在于谦的保护和支持下得以返回朝的英宗本人，不仅早已急切地期盼重登皇位，而且对坚决抵抗瓦剌、拥立郕王为帝以及提出社稷为贵君为轻等藐视皇帝言行的于谦，以怨报德，心怀切齿痛恨。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日晚，石亨等均密聚于徐有贞宅中，徐有贞到台上观看星象后，告诉众人道：时在今夕，不可失也。及至四更时分，天色晦暝，这批阴谋家夺开南宫之门，迎请英宗复位，在前呼后拥下，把英宗送入奉天殿。其夜于谦因处理军务，宿于朝房，拟第二天在朝廷商议国事。他听说事变，自知不免，但是神色自若，依然徐整朝衣，入班行礼。待其一到金殿，就与大学士王文等六七人一同被押入大牢。

　　不久景帝亡，英宗就将国号改为天顺元年，命徐有贞入阁办事，封石亨为忠国公，并分别升赏其余参与事变之人。徐有贞等人积愤多年，借机报复，对于谦、王文等施以酷刑，逼迫他们供认谋划迎接册立分封于外地的襄王之子，要以谋逆罪凌迟处死。当时王文不服，据理辩解，于谦平静地对他说：这是石亨等人的既定主意，辩解又有什么用？他们不过是秦桧的莫须有暞故伎重演罢了。辩也死，不辩也死，做一个忠臣还在乎死吗？

　　天顺元年即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英宗复辟的第五天，于谦等八人的囚车在前呼后拥的人群和呼天抢地的哭声中驰向西市。临刑前，正值花甲的于谦环顾围观民众，大声说：当年百万精兵俱在我掌握之中，此时不谋危社稷，如今一老羸秀才，尚肯谋危社稷乎？南宋文天祥昔日于此处就义殉国，于谦今日死此地，愿已足矣。皇天后土，昭昭我心！说罢，热泪纵横，口吟绝命词一首：

　　成之与败久相依，竟肯容人辨是非？奸党只知谗得计，忠臣却视死如归。先天预定皆由数，突地加来尽是机。忍过一时三刻苦，芳名包管古今稀！

　　行刑后，于谦等人暴尸街头，家庭被抄，家属充军。一些小人或是与于谦素有结仇，或是希企讨好皇帝取得宠信，纷纷出动，竭尽投井落石之能事。有的要求对于谦应处以灭族；有的提出对于谦所推荐的文武大臣均应处死；有的又上疏书写于谦的罪状，刻版印刷后公之于国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一时朝廷群魔乱舞，京师日月无光。

　　但是，于谦已经听不到任何毁谤和攻击了。他一生爱国忘身，舍己为民，大义凛然，死而后已，尽管以悲剧的终场结束了自己一生的峥嵘岁月，但更以他轰轰烈烈的一生，实践了自己从小立下的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平生之志。

　　阴谋家和野心家们可以一时瞒天过海，掩盖真相，歪曲历史，但是却蒙骗不了人民，阻拦不了人心。于谦遇害的噩耗传开以后，京城百姓无不垂泪痛泣，京郊妇孺无不洒泣，行路嗟叹，天下冤之。京城内外军民不顾石亨的暴尸七天，其间不得祭奠收尸之禁令，边关军士举营祭奠，居庸关内外树上尽挂白带，以示哀悼。山西、河南、浙江百姓更是哀恸号哭，举家祭奠。

　　制造冤案的主谋之一曹吉祥手下的指挥使朵耳，不顾禁令，带着酒物去刑场哭奠，遭曹吉祥痛打。次日他再度去祭奠，又被打得皮开肉绽。第三天他艰难地爬到刑场哭祭并守尸一夜，而后于当晚逃出京都。京城百姓无不为朵耳的行为所感动，祭奠者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拥向刑场哭祭忠魂，哭声震天动地，石亨派去的守兵对此也深感同情和无奈。

　　祭奠难以禁止，收尸也暗中进行。都督同知陈逵平素仰慕于谦的德操为人，在于谦被斩第四天晚上三更时分，贿买哨卒，将其尸骸收殓，偷运出城，葬于西直门外。次年，看守士兵故意将被谪戍龙门卫的于谦儿子放行，使之得以潜回北京。他找到陈逵，将于谦尸首挖出，包装结实，昼夜兼程，五日后到达家乡钱塘，葬于西湖三台山。

　　俗语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于谦死后，石亨党徒陈汝言代理兵部尚书，贪赃事败，赃款累计巨万，英宗十分不快。不久，也先乘于谦被杀、明朝无人之际，又发兵南侵，京城人人惊恐，英宗也是面带愁容。虽然英宗后悔杀了于谦，但身为一国之尊，又岂能承认当年圣旨之谬误而为于谦平反昭雪？石亨、徐有贞等人感到逐渐被皇帝疏远，权势日益衰落，遂决定孤注一掷，发动叛乱。兵败后石亨、曹吉祥等被灭门，徐有贞被迫致仕返乡，策动夺门之变的群小全都得到报应。

　　明成化初年（1465年），宪宗即位，于谦之子于冕、于康等也获释归钱塘老家，上疏为其父申冤平反，被获准恢复于谦生前原有官爵并赐祭。赐祭的诰文云：

　　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我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而自持，为权奸之所害。在昔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故复卿子官，遣人谕祭。呜呼！哀其死而表其生，一顺乎天理；厄于前而伸于后，允惬乎人心。用昭百世之名，式慰九泉之意。灵爽如存，尚其鉴之。

　　有感于谦的忠贞功德，明代历朝皇帝都为之赠谥诰祠额。弘治年间谥肃愍，万历年间将谥号改为忠肃，子孙世袭。明成化二年（1466年），明宪宗朱见深将于谦故宅改建为忠节祠，所在的巷亦被称为祠堂巷。从此这条位于杭州河坊街并不起眼的小巷，成了杭州人引以为傲的历史古迹。

　　于谦的祠墓终于迎来了重见天日的一天，与岳庙和岳飞墓并存于西子湖畔。这两位旷世精英给西湖带来了千载英风。这两位先后辉映于中国历史的民族英雄，又相继成为震惊神州山河的千古冤魂。尽管两宗奇冤最后都得以平反，然而前车之辙，并未能成为后车之鉴。从过去走向未来的道路上，覆车事件还在接二连三地发生，何时才能认真总结和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呢？

　　岳飞是从外地来到南宋京都杭州的，杭州人民的真挚敬意和真诚爱心，使他永远地留了下来。于谦则是从杭州走往明朝京都北京的，家乡人民的深沉感情和恳切呼唤，使他终于走了回来。两代英雄在杭州会聚，是西湖之幸、杭州山水之光。后人在凭吊这两位少保的时候，又有什么感想呢？明朝心学大师王阳明，可能是最先景仰于谦墓的一个，墓前留下了他的联句：

　　赤手挽银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来何处吊英贤？

　　更多的是明清时代一些名士文人，他们胸怀济世之才，却无用武之地。于是岳坟于墓成了他们对皇天泣诉、对英灵祭奠之处，他们在这里写下悼诗，倾诉心声：

　　一代勋猷在，千秋涕泪多。玉门归日月，金券赐山河。暮雨灵旗卷，阴风突骑过。墓前频拜手，愿借鲁阳戈。

　　（明·屈大均《于忠肃墓》）

　　曾从青史吊孤忠，今见荒丘岳墓东。冤血九原应化碧，阴嶙千载自沉红。有君已定回銮策，不杀难邀复辟功。

　　意欲岂殊三字狱，英雄遗恨总相同。

　　（清·孟良揆《于忠肃墓》）

　　对于明朝来说，一位名将死了；对于杭州来说，一个英魂活了。在西子湖郁郁不散的灵秀之气中，正气正在不断地加入，逐渐成为主宰。西湖在变，杭州在变。岳飞的到来、于谦的出现，使妩媚的西子湖多了几分飒爽英姿；文弱的钱塘城也有了一种阳刚雄风。

　　这也许是历史对过去的忏悔，更应该看做是历史对西湖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