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古乱世出英雄,一部《中国通史》,记载了几多乱世,几多英雄。先是春秋战国,各路诸侯逐鹿争霸;继而三国鼎立,半个多世纪打得不亦乐乎;后来南北朝对峙,局势可谓瞬息万变;乃至五代十国,五十三年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杀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至三四岁而亡,天下大乱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
自古乱世出英雄,这句话虽不能认做至理名言,但其中确寓有深刻的哲理。历史上大凡太平盛世,奴才和庸才们飞黄腾达的几率就大大增加,因为这种时候,皇帝往往变得骄奢淫逸,用的人、选的官,当然是顺从听话、阿谀奉承者。而乱世时期就不含糊了,在厮杀争斗之中,若非武艺高强、足智多谋的好汉能人,不仅打不了天下,连当个小头目都大不易。
几度乱世,如同在历史长河中,一阵阵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时多少豪杰。不消说从大河上下、齐鲁燕赵之地,雄赳赳地走出了诸多枭雄武夫,就是在幽幽书香味的吴水越山、郁郁胭脂气的西子秦淮,竟也造就了不少霸主。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先后品尝过几天春秋霸主的滋味;孙权和周瑜肝胆相照,在石头城中建国立业,称雄一方。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一位草莽英雄钱镠不仅窃据钱塘、独霸东南,而且大刀阔斧、有条不紊地对这座时为吴越国的都城进行了开发和建设,取得卓著的成绩。钱镠的霸业和他的政绩,对于时称钱塘的杭州城来说,产生了十分悠久而深远的影响,从而受到了一代代杭州后人的赞颂。钱镠并不是一个接受过正规教育和培训的王室子弟,而是从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中拼搏厮杀出来的勇士。相形之下,在锦衣玉食中长大、又从兵凶战危中逃出来的南宋康王赵构,虽然也在杭州做了南宋第一个君主,却不仅一无所就,反而宠信秦桧、冤杀岳飞,成了千古罪人。在钱镠面前,赵构显得渺小而可怜,清朝钱塘诗人袁枚在其诗文《湖上杂诗》(之一)中,颇不客气地指出:
凤岭高登演武台,排衙石上大风来。钱王英武康王弱,一样江山两样才。
这个钱镠是何许人也?他字具美,唐宣宗大中十六年(852年)生于浙江临安。据载,在钱母临产之际,钱父见一条丈余长的怪蛇窜于室中,钻入床下,倏然不见,而几乎同时,钱镠出生。当钱镠来到人间的刹那间,邻里望见屋中一片火光,照亮四野,宛若失火,而室内却平静如常。人们均以为怪异,钱父也认为天降妖怪,欲弃之井中淹死,幸亏邻人钱婆苦劝而留,因此钱镠从小就被称呼为钱婆留。钱镠虽家境贫寒,但从小在与邻里孩童玩耍时,总是由他发号施令,俨然是个帝王。长大成人后,穷困无聊的钱镠就召集了一班流民,以贩私盐为业,行踪不定。偶与追捕的差役狭路相逢,他就自恃骁勇,大打出手。
由于贩卖私盐,钱镠虽还称不上大款,但亦已不乏钱财。此人有个好处,就是不思淫猥,但其毛病是爱赌博。他在赌场上结识了两个好朋友,是临安县录事钟起的两个公子,往来甚频。钟起有一个外地好友,是个术士,一天来到钟家,说是遥望临安地面王气冉冉上升,故特地赶来寻找贵人。钟起为此大置酒宴,广邀钱塘名流做客,暗中叫术士相面,却无结果。一次钱镠来到钟家,与术士不期而遇,令术士大吃一惊的是,王气正在钱镠之身。素来鄙夷钱镠的钟起,尽管对术士之言半信半疑,但是却在以后有意无意地对钱镠的态度多了几分敬意。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浙西狼山守将王郢叛乱,一时猖獗,势不可当。临安人董昌组织乡勇士团讨伐,游手好闲的钱镠乘机从戎,走上了他真正的人生之路。钱镠在士团中先当偏将,由于在与王郢的战斗中立功,受到董昌的赏识。四年后,黄巢起义军经过临安,钱镠以诡计欺骗起义军,使临安幸免于战事,他又立一功。不久,董昌贿赂镇海节度使周宝,被任命为杭州刺史,钱镠也随之升任都指挥使。
882年,驻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出重兵谋夺浙西,即杭州及苏、锡地区,被钱镠击败。钱镠又乘胜攻破越州,使董昌得以从杭州徙驻越州,并被唐僖宗任命为浙东观察使。当时越州是一个中心城市,为浙东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在杭州之上。钱镠也因董昌升迁而水涨船高,步董昌后尘而一跃成为杭州刺史,开始了他对杭州的统治和管理。此后由于镇海将士叛变,钱镠又以伐叛为名,出兵取得苏州,从而获得了镇海节度使的任命,也使杭州成为有兵十三都的浙西强镇。这一年是唐景福二年(893年),历史上以此作为吴越国的开始。
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典型的弱肉强食、占山为王的乱世,拥兵割据的各路军阀之间,好像都在玩着我们儿时官兵抓强盗、强盗变官兵的游戏。世事不可捉摸,时局变化无常,因此,为精于看风使舵、善于混水摸鱼的钱镠以极好的发展时机。而他那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军事天赋,又使他十分顺利地过关斩将,轻松地坐上了君王的宝座。
在钱镠近半生的戎马生涯中,对浙东观察史刘汉宏的四次战斗,使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精彩表现和卓越发挥。从农民起义起家、后来降唐廷而升官的刘汉宏,兵强马壮,从未遭逢过劲敌,觊觎浙西之地,以为夺取这片土地不过是探囊取物,易如反掌。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对手并不是那个头脑简单的士团首领董昌,而是董昌手下一位颇谙兵法的大将钱镠。钱镠与刘汉宏的四次交战,都是以少胜多的智取,最后大获全胜,活捉刘汉宏。这一重大胜利,扫清了争霸吴越的最大障碍,为后来吴越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军阀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忠、义可言,钱镠要占有两浙就必须铲除董昌,但是无缘无故地讨伐曾经栽培、提擢自己的董昌,师出无名,必为人所不齿。然而没想到愚蠢的董昌利令智昏,竟于895年在越州登基称帝,给了钱镠一个千载难逢的讨伐借口和取代机会。本来是鸠占鹊巢,居心叵测,却又显得那么振振有词,理直气壮。钱镠借机讨伐,次年攻破越州,杀董昌,被朝廷任为镇海(浙西)、镇东(浙东)两军节度使,据有两浙之地,梦寐以求的吴越王位置也已唾手可得。
说什么怪蛇、火光,说什么王气、贵人,说到底,不是乡邻父老因无知所编织的光环,就是谄谀小人有意制造的神话。对钱镠一步登天的命运变迁来说,历史的真实是两个字:机遇!
二
钱镠摘取吴越国王这颗大桃子,是得陇望蜀而渐次推进的过程,不过这也是水到渠成、势在必得的事。
自唐乾宁三年(896年)十月,钱镠被授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后,又于次年八月获赐金书铁券,恕镠九死、子孙三死。天复二年(902年)五月,他终于被封为越王。但仍不满足的钱镠于天祐元年(904年)请唐皇改封为吴越王,朝廷不许,只同意改为吴王。三年后朱温篡政,后梁取代了大唐帝国,改元开平,封钱镠为吴越王。次年即开平二年(908年),钱镠自称为吴越国王,建元天宝,而后又得到后梁和后唐朝廷的册封认可。自此,钱镠的一个不大不小、颇有自知之明的称霸计划,业已大功告成。
吴越国虽拥有十四州(一说十三州)土地,但却是个弱小的国家,特别是毗邻以扬州为中心的吴国,对吴越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这个小国家的安全,钱镠煞费心机地制定了一系列强国和御敌的政策。他自己更是日夜警惕,丝毫不敢懈怠。据载,这位吴越国王警觉到睡觉也不安生,他在安卧时以小圆木作枕,熟睡中只要头稍移动便落枕而醒,名曰警枕。睡眠中有侍女通宵守候,要求遇事立即将其唤醒和通报。他还在寝室中置有粉盘,想起事情就立即记于上面。当时人们戏谑地称钱镠为南方不睡龙。在历代君王中,像这样操心的不睡龙,可能也仅此一条吧。也许由于钱镠自己惯于夜袭敌营,而且每战必胜,因而反过来倒造成了他对沉沉夜色的恐惧和担忧。
为保全吴越这个小国家,并无什么从政经验的钱镠,在位近四十年,以扩建都城和兴修水利为当务之急,大刀阔斧地组织实施,在杭州倒是实实在在地办了几件兴国创业的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扩建杭州旧城,兴建杭州新城。旧杭州城池狭窄,作为州城,尚且嫌无多少回旋余地,而成为国都以后,更显得局促、寒酸和窘迫。更有一件心事,使钱镠昼夜不安,就是这样一座几无设防的小城,又如何抵御外来的攻击?为此,他指挥兵民,三度大举土木:首先扩建府城,修筑城墙;其次新筑罗城,建造十座城门;最后扩建王宫所在的子城,改建子城内各殿堂。钱镠的大手笔,兴建了一座整齐美丽的江南新都,奠定了今日杭州的城池规模和发展基础。三动土木,杭州巨变,但也引起饱受劳役之苦的兵民怨气,难怪钱镠在对自己业绩沾沾自喜的同时,也不免忧谗畏讥。功成之后,他坦然自陈: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
组织民众修筑捍海后塘,是钱镠为促进经济发展所做的重大决策。杭州之南的钱塘江,古时亦称罗刹江,蜿蜒东去,浩荡入海。在入海处形成了狂涛怒潮,蔚为壮观,闻名古今。在唐诗人刘禹锡的诗《浪淘沙·八月涛声》中,有对钱塘江涨潮时雪浪淘沙磅礴景象的生动描摹:
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宋诗人陈师道也在《观潮二首》中,盛赞了海潮奔腾而来时的神奇光景,他大概在阴历八月十七日和十八日接连两天兴致勃勃地前往观潮,在其《十七日观潮》一诗中记述道:
漫漫平沙走白虹,瑶台失手玉杯空。晴天摇动清江底,晚日沉浮急浪中。
然而伴随壮观浪潮而至的却是潮患,海潮侵蚀良田,冲袭村舍,年年酿灾。钱镠下令修筑捍海堤塘,从六和塔一直筑到艮山门,长达一百多公里;并采用了先进的加固技术,使堤塘牢不可摧,被后人冠名以钱氏捍海塘或钱氏石塘。为阻遏海潮内灌,钱镠还建造了龙山、浙江两闸。修堤筑塘,护田蓄水,自此沿江农业丰收,促进了杭州富足繁盛。
更有一件功德之举是整治西湖。自白居易疏浚西湖后,历经百年,湖面又为葑草蔓合。钱镠为此组建了一支号称撩湖兵的专业队伍,昼夜工作,使西湖得以重现原貌。同时,他又组织力量治理钱塘江,疏通航道,清除障碍,使这条贯通中原腹地和系连海外邻国的交通大动脉畅通无阻。
翻阅史书,我们曾经与许多帝王邂逅,然而还难得碰上几位像吴越国王钱镠那样的实干家。在称王之后,居然做成了那么多的大事,能不令人信服和钦佩吗?何况这些大事,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功业。使人惊讶的是,这位原本是市井之臣的吴越国王,除了在东南一隅这块不大的舞台上,挥洒自如地表演了他的军事才能和治国能力外,还尽显令人叹服的外交天才。
正是由于钱镠制定和坚持以远交近守为核心的外交原则,他的国家得以在虎尾春冰的险恶环境和变幻莫测的动荡时局下,得以安然无恙地躲避七十余年。后唐长兴三年(932年),81岁的钱镠病危之际,告诫继位的七子钱元瓘,今后要继续奉行他的既定政策,尊奉中原,俯首称臣,朝贡任何一个坐镇中原的帝王,以牵制虎视眈眈的邻近吴国。
钱镠甘称儿臣,效忠于那一个个走马灯似的匆匆而过的中原帝王,这番心机连他所器重的幕僚都十分不理解。在幕僚中,有一位钱镠的座上宾,是余杭名士罗隐。这位罗隐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但毕生怀才不遇,十举进士不第。早年他以寒士身份赴举,路经钟陵县时,与歌妓云英相识。十二年后他又一次落第途经钟陵,重逢云英。阔别经年,一个仍陷风尘,一个还是布衣。沦落天涯,同病相怜,罗隐写下一首《赠妓云英》,诗云:
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然而与罗隐的遭际形成对照的是,一个耍猴人竟因博得了皇上欢心而被赐以五品官职,忿忿不平的罗隐又写下一首《感弄猴人赐朱绂》的讽刺诗:
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月烟月难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
这位在大唐王朝的地位远不如一个耍猴者的失意文人罗隐,在吴越国却受到了礼遇和厚待。不管出于何种缘由和意图,至少钱镠还能称量出知识的重量,评估出文人的成色。凭这一点,就已经比晚唐皇帝高明得多了。
罗隐在吴越朝廷当了一个镇海令通判官,另有几位名士如皮日休、胡岳等,也都成了钱镠的上宾。士为知己者死,文人图报知遇之恩,当是情理之事。因此,这些文人也常发自肺腑地给钱镠提建议、出主意。在僖宗、昭宗时代曾遭十试不举厄运的罗隐,当看到钱镠被篡政的后梁皇帝朱温封为吴越王时竟喜形于色,奉表称谢,就直言进谏,要他感念受僖昭两朝恩遇二十余载,位列为王,劝他此正尽忠报国之时去讨伐朱温。倒是武夫出身的钱镠颇有见地:自思吴越一隅,岂能支中原大厦?这不仅是一种知足者的理念,更是自知之明的分析。钱镠当然不能采纳罗隐的意见,不过他并无丝毫的责备之意,而是以今为此言,真义士也,吾殊愧之的好言作答,给这位善良迂腐的文人回送一片暖意。
诚然,对钱镠这位小国君主的品行才干,不应做过分的评价,事实上有些史书对此君的一生亦颇持微词,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又有几位大朝帝王能够赢得时人和后人的信服和崇敬呢?在中国历代数以千百计的帝王行列中,吴越国王钱镠并不引人注目,却留下了良好的口碑,他在国都杭州的政绩,就足以使大多数平庸无能的帝王深感相形见绌,自叹弗如了。
三
钱江东流,大浪淘沙,冲走了历代帝王将相,却留下了千古恩仇功罪。
历史上的钱塘江,先后留下了两位名贤的名字和传说,其中一位是春秋时吴国大夫伍子胥,另一位就是吴越国王钱镠。伍子胥与钱镠一前一后,相隔千余年,然而钱塘江上的两则传说,却使他们发生了关公战秦琼般的戏剧性冲突。
赤心报国而惨遭杀害的伍子胥,被害时曾愤怒地说:我死后,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姑苏城南门,让我目睹越兵破城灭吴;再将我的尸体投到钱塘江,我要驾潮观望吴亡于越。后来伍子胥果然化成了钱塘潮神,时时大显威灵,掀起怒潮。忠臣的遗恨,激起后人的无比同情,人们在杭州吴山顶上建了吴相祠,文人在此咏词不绝。明初诗人高启曾有《谒伍相祠》一诗,诗云:
地老天荒伯业空,曾于青史见遗功。鞭尸楚墓生前孝,抉目吴门死后忠。魂压怒涛翻白浪,剑埋怨血起腥风。我来无限伤心事,尽在越山烟雨中。
在钱镠带领民众修筑钱江堤塘时,由于潮神不肯让步,无法使怒潮驯服,于是他就以阳山之竹制成好箭,亲率三千弓弩手去江边射潮,乱箭如流星,迫使潮神屈服告饶,从此不再危害百姓。钱镠射潮除灾,当之无愧地受到后人的赞美和纪念。在涌金门外建造的钱王祠,表达了后人对射潮英雄的敬意。宋诗人陈德武在《望海潮·钱江怀古》一词中赞颂道:
珑山西峙,浙江东逝,谁余一箭临冲。凤舞龙飞,地灵人杰,当年树此勋庸。强弩万夫雄。令冯夷退舍,海若潜锋。拥石成堤,百川约束障西东。
至今人物蕃丰。仰功扬山立,德润川容。乐极西湖,愁多南渡,他都是梦魂空。感古恨无穷。叹表忠无观,古墓谁封。棹义钱塘,浊醪和泪洒秋风。
忠臣成了潮神,君主当了射手,混乱的传说可笑地把两位前后历史人物,变成了厮杀的双方。然而在人民的心中,他们却是紧密的一体,他们共融于钱塘江,既创造了它的壮丽,又促成了它的安顺。把他们尊为神和英雄,即使今天看来,也并无荒诞之感,倒是感到一片真情和真诚。
但帝王毕竟是帝王,钱镠坐上王位,盘算着两件私事:一是铺张享受,建造王宫;二是光宗耀祖,回乡祭祖。据载,钱镠计划将宫殿建于西湖南面的凤凰山,有个风水术士对他说:如在凤凰山造宫殿,王气太露,不过只能百年延续;若将西湖填平,只留十三条水路,建宫殿于其上,便有千年正气。千年王朝,百代后嗣,当然有巨大的诱惑力,然而须以毁灭西湖作为沉重代价,如何取舍和抉择?钱镠不假思索,回答得十分干脆:西湖乃天下名胜,安可填平?况且五百年必有王者起,岂有千年而天下无真王者乎?有国百年,吾愿足矣!顺应天理,符合人情,实事求是,知足知福,这就是钱镠的明智和明白之处。
登上王位的钱镠,对村邻旧友倒是难以忘怀,发起了一次兴师动众的衣锦还乡。在临安家乡,他祭祖坟,访旧居,封山水,摆酒筵,当然为了炫耀,不过也融入了一片真情。这时救下他命的钱婆已故,他以千金为她造了一座报恩牌坊,又将她的两个儿子提拔为星官。他还遍请一班熟识的高年父老,一起开怀畅饮,并分赠金银彩缎。酒酣之际,钱镠乘兴高歌:
立节还乡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天明明兮爱日晖,百岁荏苒会时稀。
功成名就,钱镠春风得意,于是不免得意忘形。但他没有料到,满怀喜气的兴头,竟被一个和尚泼上了一盆冷水。一天,诗僧贯休慕名求谒钱王,并送上一首他自己写的《献钱尚父》诗,诗云:
贵逼身来不自由,龙骧凤翥势难收。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鼓角揭天嘉气冷,风涛动地海山秋。东南永作金天柱,谁羡当时万户侯。
钱镠得诗,不禁大喜,但嫌诗中说他仅得十四州,地盘太小,就让门吏告诉贯休:教和尚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方许相见。门吏的传话,激怒了贯休,贯休轻蔑地说: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闲云孤鹤,何天不可飞。说罢飘然他往。
王位坐了二三十年,年岁到了七老八十,闭目塞听,还能不忘乎所以?可惜的是贯休走了,如果钱镠身边多几个带点傲气的贯休,时时唱几句不失真的原版反调,让他不断听到来自民间的呼声,吴越国的兴旺发达就不止此了。不过贯休之走也许又是对的,因为历史上有几个帝王能如此宽宏大量、虚怀若谷呢?
四
有国百年,吾愿足矣!钱镠的这句话,深含哲理,也颇藏远见。不出这位开国君王的预料,自唐天祐二年(905年)建立的吴越国,历经三世五主,更五代而迄于宋,只延续了七十四年。这个小王朝的末代王是钱镠第三代的钱俶(弘俶),弘俶是在大将胡进思作乱废其兄弘倧后,于后汉乾祐元年(948年)被拥立为吴越国王的。钱俶在位十二年,当宋太祖赵匡胤重新统一南北中国、建立大宋王朝之后,吴越国以极其虔敬谦卑的属国姿态,暂时得以幸免灭国,继续苟安于东南一隅。
不久,钱俶奉表向宋太祖称贺并请入觐,宋太祖约钱俶前来宋都汴梁。钱俶奉召,进退维谷,既不敢违命,又恐遭杀身之祸,内心惶恐,不胜自危。为保佑钱俶,以期祈福消灾、安全归来,钱俶的母舅、吴越相国吴延爽就筹建了保俶塔。保俶塔建于西湖北宝石山东巅,塔高45灡3米。山如凤凰飞翔,塔似佳人玉立,湖山映衬,天造地设。
千年以来,以美人誉名的保俶塔,与西湖南岸夕照山上号称老衲的雷峰塔隔湖相望,人称西湖二门户。元朝诗人钱惟善曾以《保俶塔》之诗,描述了塔旁的景色风物:
金刹天开画,铁檐风语铃。野云秋共白,江树晚逾青。凿屋岩藏雨,粘崖石坠星。下看湖上客,歌吹正沉冥。
钱俶抵汴梁后,受到宋太祖的礼遇。当他向宋太祖献宝犀带时,宋太祖笑纳并告诉钱俶,他已有三条宝带:一是汴河,一是淮河,再一是扬子江,表明了志在统一中国的决心。两个月后,钱俶获准南归,临行前,宋太祖赐黄绫包袱一个,要他回国后启看。当钱俶回国后急不可待地拆看后,不禁大惊失色,原来包内装有十三封宋朝文武大臣请求扣留钱王的奏章。钱俶对宋太祖的恩典十分感激,但也预感到吴越王朝的亡国之日,只是旦夕之间。
宋太祖死后,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吴越国的存亡面临着新的考验。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俶在先遣其子赴汴梁朝贡并试探宋太宗的态度后,决定亲往朝贺。这一次他又受到宋朝廷的热情款待,其间适逢南方一些土皇帝向宋朝献土,于是钱俶也见机行事,顺水推舟,痛快地向宋太宗献上了吴越国土和将士。钱俶的聪明举动,不仅受到了宋朝廷赏赐的功臣待遇,而且使得保持了七十四年安定局面的吴越之地,又一次平安地绕过了险滩暗礁,避免了一场根本无望胜利的战祸。有了这样的最佳结局,还应该归功于钱镠,正是他制定的国策和原则,始终支配和影响着这个知趣而知足地躲在江南一隅的小国。
在历代帝王中,钱镠不能与雄才大略、经天纬地的汉武帝、唐太宗相比,但是在他统治的十四州土地范围内,却是干了一番事业。有一古联扼要地总结了他的平生经历和作为,联曰:
力能分土,提乡兵杀宏诛昌,一十四州鸡犬桑麻,撑住东南半壁;志在顺天,扶幼主迎周归宋,九十八年象犀筐篚,混同吴越一家。
后人为纪念钱镠而建造的表忠观,即钱王祠,屡废屡建,延续数百年,虽今已不存,但北宋杭州知州苏轼为他写的《表忠观纪》石刻碑文摹拓本,迄今仍存放于杭州碑林。历代文人谒祠看碑,留下不少咏赞之作。明朝诗人王稚登之诗《钱王祠》云:
王龙带衣貌宛然,朱门碧殿暮湖边。行人下马看碑字,高柳藏鸦拂庙堧。禾黍故都州十四,波涛残岸弩三千。伤心一片崖山地,月色潮声更可怜。
南宋大朝先后九个帝皇,无一留于西湖的记忆之中;而一个乱世时期的吴越小国君主,却荣幸地进入了西湖先贤的行列。个中缘由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