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唐代诗圣杜甫的名句,不时唤起我对西湖皎皎月华的思恋,对杭州幽幽夜色的记忆。
杭州并非我的故乡,然而把它说成我的第二故乡并不为过,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美好也是最难忘的一段岁月,在浙江大学留下了五年的青春年华。我又是从这里出发,兴奋地哼着流行一时的时代的列车隆隆地响,青春的热情充满车厢的欢快曲调,与一批同学相约北上首都北京,心怀对未来的憧憬踏上了人生之旅。
三十余年春华秋实,在京城受惠甚多,但也许自幼沾染了山野村民的不良旧习和小城俗夫的顽固劣性,所以始终不能贴近这座尊贵、气派的皇城。以紫禁城为核心的北京,本身就是一个放大的紫禁城,弥漫于宫阙中的浓重官宦气,给人一种肃然起敬但又敬而远之的沉重感和疏离感。而以西湖为主体的杭州,则萦绕着别一种氛围,悠悠地荡漾于湖面上的是难得糊涂和超脱的人情味。生活在这里的人,是否多了几分轻松感和潇洒感呢?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抬举不起的小民心态形成的心理障碍,使我至今还常常津津有味地回味月是西湖明的清晰记忆和深切感受。
如果说月是故乡明只不过是主观感觉的幻化,那么月是西湖明却是客观实像的记录。月湖是西湖最具特色、最具魅力的所在之一,明人汪珂月在其《西子湖拾翠余谈》中点评:西湖之胜,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杭州鲜有素裹银妆的机会,但湖光月色却是司空见惯。大概是因为物以稀为贵,有缘一睹,便觉大饱眼福,于是汪某人得出了月湖不如雪湖的结论。
在走南闯北的这许多年中,我在寻胜锦绣中华、领略世界风光的同时,少不了在心中暗暗与西湖对比。比来比去,感到西湖雪景也许只能在少雪的南国猴子称大王,却难与山中有老虎的一些北方景点较量,惟有西湖月色,则可以夸下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海口。
西湖月色的知名度之高、之久,绝非始于今日,早在宋代就留下记述:盖湖际秋而益澄,月至秋而愈洁,合水月以观,而全湖精神始出也。(宋·祝穆《方舆胜览·序》)源于南宋画题而传诵于今的西湖十景中,月景就占其二,即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而在元代文人拟的钱塘十景中,又有西湖月夜之景。可见,月是西湖明蕴涵着虚实交织的双重内容,已并非仅仅是吴越游子一种思亲怀乡的感情表露了。
西湖月,钱塘夜,为历代文人墨客准备和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深远的灵感渊薮,西湖月夜孕育了不胜其数的精品、杰作。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在这吟唱西湖的文人大军中,西湖清楚而深刻地记下了两个不朽的名字:白居易和苏轼。这两位唐宋大文学家,在西湖留下了浚湖筑堤的政绩,也留下了千秋不泯的诗句。
与杭州感情甚笃的白居易,在离任杭州刺史十余年后,在67岁时还深情地写下了三首《忆江南》的记事名篇,其中第二首是: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美哉杭州,景点千百,而年逾花甲的白居易却从中选取了月和潮作为他心中的忆恋之景。月是杭州和西湖的象征,潮则暗示了他对人生生涯和生命的感喟。
对西湖情有独钟的苏轼,在杭州先后为官五年,寻山问水,写下了不少妙文佳诗。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杭州长官竟兴趣盎然地深夜泛舟西湖,追踪月色,对西湖夜月可谓爱到了家,也痴到了头。事后,他凭真实体会写了《夜泛西湖五绝》,从初月吐艳如半璧的明丽景色,到月落之后迷离神秘的气氛,伴随明月熬了一个通宵。历代写西湖月色的诗文很多,佳品也不少,而写月落后暝色中的湖景,可能只有苏轼留下的绝句,堪称中国古诗之绝:
湖光亦鬼亦非仙,风恬浪静光满川。须臾两两入寺去,就视不见空茫然。
每当明月之夜,但见西湖湖平如镜,桃柳倒浸,水月交辉,长天一色。历来多少文人夜泛西湖,观水赏月,在湖光波影上,谱写了一层又一层吟月诗篇。清人周起渭的一曲小诗《西湖夜泛》,更给人以梦游月宫之感:
天边明月光难并,人世西湖景不同。若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广寒宫。
有趣的是,现代诗人艾青也迷上了西湖月色,可是以此为题的诗文实在太多了,这使他苦思而未能独辟蹊径,于是笔锋一转,索性给西湖来了个盘古开天地:
月宫里的明镜不幸失落人间一个完整的圆形被分成了三片人们用金边镶裹裂缝以漆泥胶成敷上翡翠、涂上赤金恢复它的原形晴天,白云拂抹使之明洁照见上空的颜色
在清澈的水底
桃花如人面
是彩色缤纷的记忆
(艾青《西湖》)
艾青信口开河,说不定还真的揭开了西湖的身世之谜。如果是这样,那么杭州就可以称为月城了,就像人们把重庆称做山城、武汉称做江城、苏州和绍兴称做水城和水乡一样。
二
艾青的诗,使我想起一则可谓异曲同工的民间传说。相传远古时代,住在银河两边的玉龙和金凤,一起飞到一个仙岛,嘴啄爪磨,夜以继日,将一块晶莹澄澈的玉石,琢磨成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明珠的祥光所及之处,顿时山清水秀;瑞气所到之地,立即人寿年丰。消息不胫而走,王母娘娘闻讯后,不禁垂涎三尺,遂下令天兵天将窃来明珠,深锁仙宫。一天王母娘娘喜庆华诞,欢宴群仙,高兴之余取出了明珠。闪闪四射的光芒引来了四处觅珠的玉龙和金凤,在与王母娘娘争夺明珠的混乱中,明珠从天宫掉落大地,一泓清澈明亮的西湖倏然出现在钱塘故地。玉龙和金凤紧追不舍,飞落人寰,变做了西湖边上的玉龙(玉皇)和凤凰两座丽山,日夜守护着西湖这颗人间明珠。
其实无需艾青诗文的遥遥追述,也无需杭州父老的娓娓述说,西湖凭借自身千姿百态的娇容美色,早就倾倒了历代名士,也羞煞了天下湖景。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下西湖三十六,杭州西湖最明秀,诸如此类的民谚俗语诚然可信,但似乎缺乏一种情感色彩,有点类似于夸大其词的口号;倒是古人和洋人们的赞语,实实在在地道出了对西湖的钟爱和留恋之情,听来令人信服、感动。
谈到古人,又不得不首推白居易和苏轼,在这两位大家羊毫笔下流淌的赞词,千百年来给西湖增添了多少秀色已难以计算。白居易的咏湖诗最丰,不止一次地吐露他与西湖的终生之恋。在一首《春题湖上》的诗中,他深情地吟唱: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其后的苏轼甚至把自然界的西湖喻为越中美女西施,以一曲短短二十八字的名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叫响了一个从此流传于世的美丽名字——西子湖: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对于另外两位分别来自西洋和东洋的外国人来说,来到西湖使他们疑入仙境,大开眼界。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于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来到杭州,他觉得已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来记述杭州之美,惟有惊呼这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一位日本使者在游览西湖后,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家还欠费工夫。
杭州四季,风光各异;西湖十景,目不暇接。无怪乎自隋唐开发西湖以来,多少历史舞台上的过客,不管是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还是英雄美人、高僧大师,都从四面八方赶到西湖来览胜寻梦,哪怕是赢得一日之游,也算还了夙愿;有本事和办法的,则是千方百计在西湖争一席立足之地,终老于斯。
千百年来,歌山颂水,吟风弄月,把西湖的秀逸风姿唱得名扬四海的,主要还是历代文人。不难理解,在没有什么传媒手段可资利用的古代社会,宣传工作还不是靠诗画的传抄和传阅?大量与西湖山水风月相辉映的历代诗画,成了继硬件开发以后对西湖的软件开发,大大提高了西湖的知名度。
在这些功臣中,不能不提到知名度比苏轼略低的同朝代词人柳永。这位惯吐纤艳之词的婉约派词人,乍到杭州,置身于这座悠久、秀丽、繁华的东南名都,精神陡振,诗潮顿涌,当即以其罕有的大开大阖、直起直落的笔法,写下了一首豪放博大的《望海潮》,竟成为杭州赞歌中的千古金曲: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据说柳永去杭州时,他的老朋友孙何正任官杭州,府第森严,想进门却被势利的门官用打狗棒挡住了,欲见不能。聪明的词人遂作此词请名妓楚楚在孙何的中秋晚宴上高歌,孙何因此方知友人在杭,立即请来柳永赴宴。
《望海潮》问世后广为流传,一直传到北方金国。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暞,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完颜亮还设法弄来了一幅西湖山水全景图,在图上添上了自己立马于吴山之巅的画像,题诗曰:
万里车书盍会同?江南岂无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但这位金国君主在大举伐宋失利后被杀,其朝思暮想的西湖之王美梦终成泡影。不过《望海潮》歆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却是余音不绝于耳,伴随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永远萦回在西湖的明山丽水中。
杭州之美,美在云峰独秀,烟水无穷;天城四季皆成诗,西湖十景都是画。唐、宋以来,以白居易、苏轼为代表的名家高手,在西湖留下了不少盛赞湖山的传世之作,使后来人多自愧弗如。然而一旦进入西湖,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间,陶然于良辰美景之中,又激起许多人跃跃欲试的念头,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回荡于心扉深处的喝彩声。是啊,如此人间天堂,谁都想在此直抒心声;纵然无缘长驻,也希望自己能有一星半点的绝妙好词,侥幸地留芳西湖。
于是,密密匝匝地遍布于西湖水中、岸边、堤上和山巅的亭、台、楼、榭,无不沉积了密密层层的楹联、对子、书法、诗文。经过流光的无情冲击,优胜劣汰,新陈代谢,最终留下了一朵朵不褪色的灿烂小花,装点湖山,别有一番韵味:
台榭漫芳塘,柳浪莲房,曲曲层层皆入画;烟霞笼别墅,莺歌蛙鼓,晴晴雨雨总宜人。
四壁荷花,香风入座;三涧水榭,明月满楼。
玉镜静无尘,照葛岭苏堤,万顷波澄天倒影;水壶清濯魄,对六桥三竺,九霄秋净月当头。
沁雪贮寒泉,一片清虚,照彻大千世界;开山成宝相,十分圆满,想见丈六金身。
这些对联是从不同的角度看西湖四季,权且称为对西湖的时空观;由此引发出另一类内容的对联,可称为对西湖的文史观了:
佛亦爱临安,法象自此朝留住;山皆学灵鹫,洛珈从南海飞来。
四季笙歌,尚有穷民悲夜月;六桥花柳,浑石隙地种桑麻。
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
史笔秉丹书,真耶,伪耶,莫问那十二金牌,七百年志士仁人,更何等悲歌泣血;
墓门萋碧草,是也,非也,看跪此一双顽铁,亿万世奸臣贼妇,受几多恶报阳诛。
对西湖的赞美之词,已如同汛季的湖水那样溢出堤岸。老祖宗们吟得太多,写得太美了,我等无名之辈,即使久居西湖,又能再口吐什么样的莲花呢?
三
论资排辈,在三吴都会中,杭州当然是小字号。当杭州刚长成二八佳丽时,它的左邻右舍——东边的绍兴和北边的苏州,却已是白发长髯的老人了。在杭州呱呱坠地之前,两位老者曾一再争斗、厮杀,杭州故地一会儿属吴,一会儿属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待吴、越两家打得精疲力竭、两败俱伤,南方的楚人就乘虚而入,毫不留情地将两个国家一网打尽,收进了它的版图。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设立会稽郡,郡属二十多个县中有一个新生儿叫钱唐县,钱唐就是杭州的乳名。钱唐县开始了杭州的生命,及至唐代,因避国号讳,才改唐为塘。
六朝以上人,不闻西湖好。直到南朝萧梁王朝和陈代,钱唐才总算从县升格为郡治。初出茅庐的钱唐郡,逐渐有意无意地向邻近二老提出了三分江南的企求,而且一步步地获得了成功。钱唐的升格,还应归功于隋文帝正式为它定下了杭州这一历史性的名字,文帝之子炀帝又将大运河开凿到它的门口,促成了它的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杭州异军突起,今非昔比,毗邻的两位长辈也不得不对它另眼看待了。
杭州首次跻身于都城的行列,真正做到与吴、越两座古城平起平坐,靠了一位贩私盐出身、后来当了吴越国王的钱镠。吴越国是乱世时期五代十国中的一个小国,小是小,但毕竟是一个历经三代五帝、具有七十二年历史的国家。钱镠定杭州为吴越国的首府,又名西府或西都,而且下工夫建设城市,使杭州得到长足的发展。然而,即使如此,杭州也仍不足以在吴、越两座历史名城面前称孤道寡,须知上溯一千五六百年,吴、越已分别是春秋两个小国的都城了,更何况钱镠还把越州定为东府或东都,越州的政治级别和待遇并不比杭州低多少。
直到宋高宗赵构逃奔江南,杭州才确立了持续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南宋首都地位,并从此鹤立鸡群,傲视江南,一跃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宋皇帝向慕西湖之名,如今国虽遭受劫难,人却因祸得福,有机会搬到西湖边上长住了,不用说有多么惬心适意。于是君臣们不惜工本,大兴土木,营造西湖,把本来还算朴实无华的西湖涂脂抹粉、重彩艳妆,大大改造了一番,使昔日苏轼眼中的浣纱女西施,一眨眼变成了南宋君臣垂仰的苏小小了。此时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是孤山的西湖画面,简直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美景再现。
此举对南宋来说,是利是弊?对杭州来说,是功是过?悠悠千年历史应该已有定论,但流逝的往事,无论是非曲直,都已追悔莫及。时人林升曾写了一首著名的讽谏诗《题临安邸》: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有一位四川人文及翁登第后,与同年进士一起游览西湖。有人问他:西蜀有此景否?这使他触景生情,深感痛心,以忧愤的心情写下一曲《贺新郎游西湖有感》,词云:
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石尽,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谁人是?千古恨,几时洗?
余生自负澄清志。更有谁、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谁人是?面对爱国诗人愤激的指责,旖旎的西湖水报以俏皮地一漾,妩媚地一笑。在南宋灭亡的过程中,西湖不经意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西湖却是无辜的。如果前朝疏浚西湖的功臣们获悉南宋君臣贪恋湖景,竟然断送大好河山,纵使在地下也是何等的伤心啊。
在开发西湖的功臣中,后人最熟知的是白居易和苏轼,其原因在于他们的文名远胜于官名。标志他们功绩的白、苏二堤,几乎成了与西湖同命运、共呼吸的不朽杰作。但是早于白、苏之前,有一位当朝命官已为西湖的整治做了准备工作,他就是与白居易同朝代但早于他半个世纪的杭州刺史李泌。李泌引西湖(钱塘湖)之水建六井,然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此人应称第一功臣。白居易之后的吴越王钱镠及南宋以降的历任知府,特别是明弘治年间杭州知府杨孟瑛,对西湖的整治更是不遗余力。最后一次对西湖的大规模疏浚是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杭州知府李卫主持的,李卫当然是又一功臣。
对这样的佳地美景,清朝两位风流皇帝当然不会熟视无睹。爷爷康熙曾五临杭州,孙子乾隆则六游西湖。两位皇帝都十分着意标榜和渲染自己的文治武功,既到西湖,当然不虚此行,于是附庸风雅,吟诗题字,在沿湖景点留下了不少墨迹。所幸的是两人都颇通文墨,而且还有一笔好书法,倒在无意插柳中,对西湖景色起了锦上添花的妙用。
据载,当康熙来到山林秀色,香云绕地的灵隐寺时,寺僧乞书题额,于是他借杜工部(杜甫)诗句云林得尔曹之词,题下了云林禅寺的匾额。后来乾隆到此,看到祖父题匾,就心血来潮,写下一首《驻跸诗》。其诗对爷爷的匾额画龙点睛,道破出处,成了祖孙二帝在此留下的一段小小佳话:
灵隐易云林,奎章岁月新。名从工部借,诗意考功吟。
说起杭州名胜古迹,不能不提一提晚清以来杭州两位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其一是由一代巨贾、红顶商人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它与北京的同仁堂平分秋色,同享盛名。其二是以金石书画家吴昌硕为首任社长的西泠印社,坐落在西湖之畔、孤山之巅,成立百年来,已成为中外金石书画名流聚会和交流的艺术沙龙,也成为古今文化艺术精品的展厅。
四
美哉杭州,丽哉西湖!如此秀山丽水,却让一群窝囊无能的赵家子孙醉生梦死地度过了一百五十年。在一百五十年的漫长统治中,那种畏畏葸葸、消磨志气的南宋遗风,在无形中融进了清清的西湖水,再也冲洗不净了,从此感染和影响了杭州后人。
出身于杭州富阳的现代文学家郁达夫,在谈起家乡杭州人时,不免带着一丝遗憾,两声叹息:
在吴、越争霸之后,经楚威王、秦始皇、汉高祖的挞伐,杭州人就永远处入了被征服者的地位,隶属在北方人的胯下。三国纷争,孙家父子崛起,国号曰吴,杭州人总算又吐了一口气,这一口气,隐忍过隋唐两世,至钱武肃王而吐尽;不久南宋迁都,固有的杭州人的性格,混入了汴京都的人士的文弱血球,于现在的杭州人的性格,就此决定了。
杭州人、绍兴人和苏州人,三座江南名镇的居民形体相似,但性格迥异。越都绍兴向称报仇雪耻之乡,老祖宗越王勾践培养了一代代热血志士,连众多文人也不似别处那样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因此小城中时不时发出高亢的时代强音。吴都苏州也许受吴王夫差的牵连,亡国之后就委屈而泄气地躲在一边,再也振不起当年雄风,让它的市民悠闲地听听吴侬软语的弹唱,自在地在典雅的园林中品茗、散心;但是四百余年前突发的织工暴动,之后又是东林党人奋起抗争、五义士血洒姑苏,却又猝不及防地向世人显出了吴人的英雄本色。相形之下,做过大朝之都的杭州却不免汗颜,悠悠千载,堂堂大都,当属人文荟萃之地,但却令人感到鲜有侠胆壮士,少闻慷慨悲歌。
是否是由于杭州的风太醉人、西湖的水太柔软,使这里难以孕育顶天立地的硬汉和烈女?说是杭州与风水无缘,乍听也似有理,其实不然,看来原因还在于西湖中,沉淀了太厚太密的南宋遗风的淤泥,湖水中缺了一点时代的钙质,少了一点刚烈的精神。不过毋庸置疑,杭州仍然为我们的民族出了力、立了功,以其特有的湖光山色,培养了一批史书有载的名人,其中不乏高僧、隐士、才女和名妓。
历数杭州名人,以性别而论,虽有北宋的孤山隐士林逋和被尊为婉约派集大成者的词人周邦彦,清代的戏曲家洪昇、诗人高鼎、袁枚和龚自珍,还有一位籍贯备受争议的元末明初杰出小说家罗贯中等男人,但另一方面却有更多名媛才女,她们往往为情所困,因缘所缠,因时所迫,为势所逼,为了摆脱或反抗现实,一个个年轻轻的就玉殒香消,成了封建制度的牺牲品,留下了一篇篇令人不忍卒读的爱情悲剧故事。其实在偌大的中国,类似的爱情悲剧何处没有?所不同的是,西湖姑娘才貌双全,她们的不幸遭遇引起人们的分外同情和怜惜,而她们留下的许多如泣如诉、含悲吐怨的诗文,更是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杭州人最喜爱和怀念的女子,是使几辈英雄,拜倒石榴裙下的南齐名妓苏小小。苏小小是在19岁时的青春年华,怡然地闭上眼睛的。另一位薄命才女冯小青,也为西湖增添了一处凄凉境界,她在18岁那年,魂断西湖的梅屿。还有一位货真价实的南宋才女朱淑真,虽已不为多数年轻人所熟知,却是宋时文名仅居李清照之后的女诗人和词人,可惜也是为婚姻所戕,抑郁地终其一生。至于杭州妇孺皆知并津津乐道的那位白娘子,尽管谁也说不清她究竟是妖、是仙还是人,然而她那段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着实唤起了人们的关切和同情,并且在西湖山水中留下了不止一道优美的风景线。
西湖若西子,湖畔多佳丽,佳丽绝不只是苏小小、冯小青和朱淑真。及至北宋,苏轼任职到杭州,在吴山宝成寺观赏牡丹,有感于崔护寻春遇艳、题诗《题都城南庄》的故事,在壁上题了《赏牡丹》一诗,云:
春风小院却来时,壁间惟见使君诗。应问使君何处去,凭花说与春风知。年年岁岁何穷已,花似今年人老矣。去年崔护若重来,前度刘郎在千里。
这位粗枝大叶的苏老先生曾经张冠李戴,把他所游黄冈赤壁误认为三国赤壁大战之地,洋洋洒洒地向滚滚长江水中泼洒了一曲《念奴娇·大江东去》。这次他又来了个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将唐德宗贞元初年崔护在都城长安艳遇的地点挪到了杭州。杭州人将错认错,苏轼的这首诗于明朝被刻于崖壁,就是历经数百年犹存于今的感花岩。
同样是名士毕至,但杭州终究没有绍兴那么有造化,无缘成为古代人杰的中心。然而聪明的西湖儿女又从另一方面做了积极的努力,力邀千古英烈落户杭州,使西湖又有幸成为历代鬼雄集居之地: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栖霞岭下岳飞墓前的这副名联,广为世人传诵。岳飞这位千古英烈,民族魂的象征,终埋骨于西子湖畔,忠魂落籍杭州,实在是杭州的门庭之光,西湖的万千之幸。
在两旁石翁仲、石马、石虎、石羊的夹道卫护中,森森古柏下的宋岳鄂王墓显得庄严、古朴;墓的一边默默地陪伴和守护着岳飞的是长子宋继忠侯岳云墓。岳飞的爱将牛皋在遭秦桧遣人毒死后,被后人葬于邻近岳飞墓的栖霞岭上,墓碑镌有宋辅文侯牛皋之墓。人们让这两位忠肝义胆、生死与共的抗金名将在九泉之下得以经常相逢和叙谈。有感于此,明朝奇才徐渭曾题诗牛皋墓:
将军气节高千古,震世英风伴鄂王。岭上云霞增慷慨,洞中风雨起凄凉。泪浑野草生红药,骨瘗青山化凤凰。老桧至今遗恨在,裹尸何必向疆场。
自岳飞为首的三位英雄落户杭州后,婀娜多姿的西湖顿时平添了几分阳刚之气,增加了自信心。尽管靠三个英灵还不足以抵制靡丽消沉的南宋遗风,但也使杭州在比邻的绍兴面前时,多少露出了些许扬眉吐气的神情。更重要的是,岳飞的英魂不仅带来了岳云和牛皋,而且引来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英雄。
土生土长的杭州骄子、明朝忠良于谦遇难,魂归西子湖畔的三台山,成了投奔宋岳鄂王麾下的第一位隔朝忠魂。杭州后人对宋、明两位都曾官居少保的民族英雄先后莅杭,感到无上荣光。清钱塘名士袁枚在《谒岳王墓》中曾对此热烈欢呼: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随后,明末兵部尚书张煌言被清军逮捕后,誓死不降,于45岁盛年慷慨就义。他生前十分留恋西湖山水,敬慕长卧湖畔的岳飞和于谦,曾赋诗曰:
梦里相逢西子湖,谁知梦醒却模糊。高坟武穆连忠肃,参得新祠一座无?
一批爱国乡绅遵照志士遗愿,将张煌言安葬于岳飞墓与于谦墓之间的南屏山下。此后,人们将岳飞、于谦、张煌言尊为湖上三杰。三杰在西湖的相聚,在天然的湖水中注入了烈酒,文化的湖堤上种下了劲松。自李泌、白居易、苏东坡等历代先贤开发西湖以来,就物态而言,西湖已经成为美人的形态;而从精神来说,西湖就显得比较苍白和单薄了。三杰先后到西湖报到后,使西湖得到了一次次内涵的开发,从而促使了心灵的充实。诚然,西湖可以有苏小小、林和靖、葛仙人和济公活佛的安身之地,而且正是由于有他们做伴,西子湖的湖山才变得更加明丽,但是惟有湖上三杰才堪称西湖之魂。
有了湖上三杰,西湖山水日新月异,大有起色。但他们还不是西湖魂的全部,历史还在不断地对西湖精神的内容予以补充和深化,后来的忠魂还在一个个地踏着三杰的足迹走进西湖。辛亥革命胜利后,西湖又十分荣幸地接纳了辛亥三英。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辛亥革命中三位冲锋陷阵、赴汤蹈火的主将,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他们的家乡绍兴为中心,酝酿和发动了震惊中华的反清革命斗争,先后英勇就义。临刑前四月的一天,秋瑾在与至友徐自华凭吊岳坟时,低吟了张煌言的诗句: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徐自华笑问秋瑾:是否希望死后也埋葬在西湖边?秋瑾庄重地回答:如真能埋骨于此,可真是有福分了。不久秋瑾殉难,徐自华等好友几经周折,终于在离岳飞墓不远的西泠桥畔,为这位鉴湖女侠找到了合适的安身之所。随后秋瑾的生死战友徐锡麟和陶成章也被移骨杭州,埋葬在青山环抱、竹木掩映的凤凰岭南天竺。三位英魂会师杭城,他们生前曾多次来此聚会商谈反清救国大计,如今他们可以趁月白风清之夜,一起漫步湖堤,喜看人间灯火,纵论杭州巨变。不过三位均逾百岁的老英雄,现在应该怀着另一种淡泊闲适的心情了。
继三英烈之后,又一位辛亥志士的忠魂走进杭州,在前后长眠西湖之畔的九君子中,他是最后一个到西湖报到的。这位曾是英勇的革命虎将,后来又是负有盛名的国学大师,他就是章太炎,其生前十分敬慕张煌言,素有生不同辰,死当同穴的夙愿,因此后人将其墓建于西子湖畔南屏山上张煌言的邻侧。章太炎是余杭人,他是继于谦之后诞生于杭州的又一骄子。西湖居然在中年之时,先后孕育和培养了两个英勇刚强的男儿,实在是可喜可贺。
柔美绰约的西湖,虽然没有挽留住开发和宣传她的功臣白居易、苏轼,但是在南宋以来的八百多年中,却召唤来了九位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于是西湖成了一个英灵聚会的小小沙龙,使杭州从另一个角度为他们鸣奏起悲壮的赞歌。
西湖毕竟是西湖,当人们误以为她只是一个柔媚女子的时候,她却毫不犹豫地着上戎装,让自作聪明的人看一看——她又是一个多么坚贞的巾帼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