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满绿杨城

耿耿老臣心

　　——清朝官吏、学者阮元

　　一

　　呜呼哀哉！且夫从生乘化，是云天常。妻孥环之，气绝寝床。以死卫上，用登明堂，离而不惩，祀为国殇。兹也无名，又非其命。天乎何辜，罹此冤横？游魂不归，居人心绝。麦饭壶浆，临江呜咽。日坠天错，凄凄鬼语。守哭屯遭，心期冥遇。惟血嗣之相依，尚腾哀而属路。举族之沉波，终狐祥而无主。悲夫！……

　　一篇题为《哀盐船文》的名文传诵一时，将一位27岁的青年学者推上了扬州文坛的名人席上。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二月，“仪征盐船火，坏船百有三十，焚及溺死者千有四百”，时值探亲扬州的汪中恰好目击了这幕人间惨剧。作者带着悲愤的心情，真实地描述了人声哀号、衣絮乱飞的悲惨情状，对无辜罹难者深表怜悯和哀悼。当时主讲于扬州安定书院的杭世骏为此文作序，评之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哀盐船文》被视为传世名篇，古代骈文中的绝作，以此文为代表作的汪中也成为清朝骈文中兴的最杰出代表。

　　汪中(1744～1794年)，字容甫，扬州江都人。他出身孤苦，依靠在书铺做伙计得以偷空自学，博览经史百家之书，在扬州民间有“无书不读是汪中”的传说。因富有学问、词采，早年就以词赋知名，其诗《邗沟夫差庙》对吴王夫差的功过做了公正客观的评述：

　　吴山旧庙蜀山陂，沟水东流绕殿基。

　　春社神巫时击鼓，好风贾舶互扬旗。

　　侈心齐晋终亡国，遗利江淮合荐祠。

　　可忆姑苏台上乐，青山歌舞对西施。

　　他对先秦古籍、三代两汉学制以及文字、训诂、度数、名物等方面都有深刻的研究，尤其精于金石之学。更可贵的是，他敢于蔑视封建礼教和传统思想，标新立异，“识议超卓”，为腐儒所不容，被当世视为狂徒。汪中著述甚丰，且涉及面很广，在清朝乾嘉之际诞生的扬州学派中，他是一个重要的领袖人物。

　　清朝中叶，扬州经济上的鼎盛带来了学术上的繁荣，扬州学派就在乾嘉汉学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当时的扬州凭借畸形的盐业垄断政策，逐渐成为清政府的盐务重心、漕运要津，从而也成为清政府的财源和盐商的利薮。地处运河中段的起点，掌控南北交通运输的命脉，运河漕运又一次为扬州描绘出众商咸集、群贤毕至的新图景，缔造了歌舞今宵、梦华维扬的新神话。出身于商贾的诗人孙枝蔚曾写过一首《赵雷文仪部榷税扬州》，描述扬州的繁盛状态：

　　藻思从来水部同，新春关路货偏丰。

　　帆樯万里开清晓，箫鼓中流韵晚风。

　　鱼贾盐商歌总发，越裳南海路初通。

　　只今鹤背腰缠客，无数隋堤绿柳中。

　　扬州的另一优越性在于它不是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的驻地。如果把南京、苏州比作能登上舞台歌榭演出的正规歌星，扬州则更像一个在路边或街头弹唱吉他的流浪歌手，显得更加超脱和潇洒。这种轻松的气氛使扬州的文化艺术呈现出百花纷呈的灿烂局面。其时，戴震、惠栋等著名学者聚会于扬州，切磋研讨，著述讲学；而府学、书院也相继成立，其中尤以安定书院和梅花书院影响最大，任大椿、李惇、段玉裁、王念孙、汪中、刘台拱、洪亮吉、孙星衍等学者，都曾在这两座书院学习。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催生了一个扬州学派，并正是基于这样的地域特征，这一学派继承和吸收了吴、皖两派的学术宗旨和治学方法，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

　　18世纪清朝学术极盛时期，在学术领域中出现了以考据为治学方法的乾嘉学派，扬州学派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乾嘉学派的吴派和皖派，在经学、小学、校勘学等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将乾嘉汉学推向巅峰，并在历史转折时期开启了近代学术之先河。扬州学派的学术渊源远师顾炎武，近承戴震，继承和吸收了吴、皖两派的学术宗旨和治学方法，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在治学方法上较之吴、皖两派有很大的改进。扬州学派从事的是“朴学”，这是以文字训诂、文献校雠、历史考据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并以朴学的手段求得对古代典籍和历史文化的透彻理解。该学派还注重经世致用，为晚清经世派之先驱。

　　在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中，除扬州江都县的汪中外，还有高邮“二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甘泉的焦循，宝应的刘宝楠、刘台拱，仪征的阮元、刘文淇等。曾率先勇敢地向嘉庆弹劾和珅的王念孙和其子王引之，以他们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杰出贡献，在扬州学派中受到特别推崇。他们最著名的著作为《广雅疏证》，继该著作后，王念孙又写了一部校读古籍的专著《读书杂志》；而王引之也另有《经义述闻》及《经传释词》等著述，并曾奉道光之命，作《字典考证》十二卷，对《康熙字典》的错误进行纠正。

　　扬州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焦循，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通儒，经史、历算、文学和戏曲艺术无所不精，尤其对《周易》一书的研究更为独特。他将数学原理中的演绎法施于《周易》的研究中，寻觅《周易》内部规律与联系，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宝应的刘宝楠及其侄刘台拱博究群书，刘宝楠的主要著作有《论语正义》二十四卷，他自己完成十四卷，其余由其子刘恭冕完成。刘台拱的著作有《论语骈枝》、《汉学拾遗》、《荀子补注》等。扬州学派的前期代表人物任大椿，著有《小学钩沉》、《字林考逸》等书。

　　与其他学者相比，达官贵人阮元是一位十分特殊和耀眼的人物。他虽一生为官，却始终倾心学术，不废学问，于经史子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刊诸方面都有很深造诣，著有《畴人传》、《研经室集》等。他虽九州奔波，累于政务，但每到一处都以提倡学术为己任。在督学浙江时，他提倡研究经史必先通训诂，曾主编研究经籍的重要工具书——《经籍纂诂》，亲定凡例，采摘经史子诸书。王引之为之作序，说其特点：“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

　　在大力提倡与光大学术方面影响之广、作用之大，当时无出阮元之右者。一方面他以经述文章延揽名流，一时名士如张惠言、陈寿祺、王引之等皆出其门。另一方面他又编刻典籍，除《经籍纂诂》外，《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等书都由他编印，且并世知名学者钱大昕、汪中、刘台拱、钱塘、孔广森、焦循、凌廷堪的遗作，都赖他一一刊布，在读书人中有很大影响。

　　扬州学派的众多学者山峙渊渟，德厚流光；皓首穷经，心凝形释。学人与艺人不同，在人们的心目中，学人的地位比艺人高得多——不过那是古代，现在的情况已经大变，甚至恰好倒了个个儿。但学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戴上光环，不能成为明星，也不会有追星族的簇拥和欢呼声的拥抱。他们默默无闻地在书海苦游一辈子，最终一个个悄然无声地爬上岸、蹒跚地走向远方。

　　值得庆幸的是，注重文化的扬州为他们留下了足迹、剪下了背影。高邮王氏故居、扬州城北郊的汪中墓、宝应刘宝楠故居、扬州黄珏焦循雕菰楼遗址、扬州毓贤街阮氏家庙、扬州雷塘阮元墓和扬州东圈门刘文淇青溪旧屋等，有的保存完好，有的略加修葺即可恢复旧观。这些文化内涵丰富的景观诚然不能飨多数游客之好，然而却是扬州人文的厚重沉淀。

　　二

　　历朝历代，就整个扬州地区而言，在外做官的人不能算少，而所任官职最高、在任时间最长的“不倒翁”，却只有阮元一人。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扬州仪征人，人称“雷塘庵主”。他于27岁步入仕途，时值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经嘉庆年代，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以多病之躯再三恳请解职，终于获准以大学士致仕，支食半俸。其间他做过历任少詹事，南书房行走，詹事，行政，侍郎，经筵讲官，浙江、河南、江西巡抚，国史馆总纂。嘉庆十一年（1812年）任漕运总督，二十一年（1816年）任湖广总督，次年改任两广总督，后任云贵总督，最后任内阁大学士，官高一品。三朝元老，一生载誉，晚年又锦上添花，给他晋加太子太保衔，享尽位极人臣的殊荣。

　　道光十八年初冬，阮元荣归故里，为近50年官宦生涯画上了圆满句号。道光在阮元离京前特予勉励：“从兹怡志林泉，善自静摄。”已经75岁高龄的阮元，在回到扬州后，未洗仆仆风尘，写下一首五言古诗——《予告归里，敬遵恩谕怡志林泉，谨赋十韵》：

　　征礼当悬车，载恩还泛舟。槐阴已退影，柳质先知秋。

　　新霜发潞水，小雪归扬州。健仆扶病足，乡人瞻白头。

　　庙序拭钟鼎，墓道披松楸。护暖卧经室，延曦开选楼。

　　却扫慎清俭，散帙闲校雠。性节今勉弥，志怡诫逸休。

　　绳床得静坐，篮舆偶负游。出城即绿野，林泉非远求。

　　这首诗记事和抒情平白如话，写的是一位致仕老臣初返故里的心态。“新霜发潞水，小雪归扬州”，阔别经年，终于在年逾古稀时恩准荣归，此时此刻的阮元，怎能不充满感叹、充满喜悦。犹记嘉庆十七年（1812年）九月，他出任漕运总督得以回乡为官，在为《江乡筹运图》题诗时，眼前浮现出扬子春江的壮丽，瓜洲古渡的繁忙；脑中萦回着“旧友已叹华年改，故里还疑梦境同”，信手写下《泊瓜洲督运，自题〈江乡筹运图〉》：

　　高台日映海门红，扬子春江二月中。

　　猎猎千帆开北固，幢幢一纛引东风。

　　旧友已叹华年改，故里还疑梦境同。

　　今日伊娄河上住，幸无诗称碧纱笼。

　　当年阮元为官时，很幸运地被一个权大于天的“伯乐”相中，这个“伯乐”就是乾隆。不要以为皇帝的慧眼有多敏锐深刻，其实乾隆的相马术十分简单，简单得有点可笑：因为他发现阮元明白事理、厚道老实，像个有福之人，应该是匹千里马。阮元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次年散馆，取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大考翰詹，又取得一等第一。乾隆召见后曰：“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于是由赏识而擢拔，让他到宫中联句和诗，整理书画，每有赏赐。

　　嘉庆继位后，继先帝之愿，也对阮元宠信有加，屡屡委以重任。到第三代皇帝道光，更赞扬这位老臣学裕识优、勤劳懋著，从而尤加倚任，特畀纶扉。看来阮元真是一个有福之人，几十年的宦迹履痕，一路风光、青云直上、一帆风顺。没有宦海沉浮，无大起大落，偶有曲折也随即化险为夷。所以在致仕以后阮元急于表明：如今无官一身轻，唯愿得到一份闲适安静。

　　回到扬州，阮元住在大东门旧宅福寿庭。这“福寿”两字来历不凡，嘉庆、道光两朝天子在位时，动辄御笔亲书这两个字赐予众爱卿，阮元就多次获此恩赐，并用这两个字命名自己的私宅，大概是表示对皇帝的感恩戴德。退职归来后，阮元就一直居住于此，直到80岁那年，这“福寿”宅邸没有让他“福寿”到死，毁于一场大火，他不得不另迁康山新址。

　　两年之后的夏熟季节，阮元写过一篇《获稻诗序》，颇得张衡《归田赋》意趣。他乘坐小船到郊区“圩而耕之”的祖田，只见“绿稻盈畴，柳阴连陌。堂中高树，旧有莺巢，朝暮飞鸣。红白荷花，开落未已。庭中坐榻，采莲擘菱。鱼渠蘋满，夜萤乱飞。庄中白鹭本多，忽有驯雉，集而不举，真饶田野之趣”。岂止是怡然自乐，他简直被这林泉美景深深地陶醉了。

　　然而，服务朝廷、扬帆宦海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阮元，甫离政坛复杂纷纭的氛围，反倒难以适应这份特有的悠闲和安宁。他在几十年间形成的生活节奏与思维模式，习惯于世事漩涡之中的生存状态，不断向他发问：真的能敬遵恩谕“从兹怡志林泉，善自静摄”吗？……民事、国事、天下事，曾经终日为之殚精竭虑，怎能突然弃置不顾？诗事、文事、千古事，情之所钟、志之所在，心血结晶既已化为累累硕果，也令他欲罢不能，甚至欲罢不忍。

　　不仅阮元自己难以在瞬间从动转静、由忙变闲，而且以如此显赫的地位荣归故里，即使赋闲家居，在当地乡人的心目中，他头上的光环并未褪色，总觉得他位下而权未退、官退而势犹在，还拥有巨大余热和广泛网络，因而常有些门生故旧以一些“鄙事”或琐事相托。据传，阮元这个“老滑头”往往佯装耳聋而婉言拒绝。想当年他身居高位之时，就律己甚严、处事谨慎，如今他自然更加自爱，这是符合他的性格逻辑的。

　　然而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却打破了他的宁静生活。道光十九年夏天，弃官南下的龚自珍途经扬州：

　　春灯如雪浸兰舟，不载江南半点愁。

　　谁信寻春此狂客，一茶一偈过扬州。

　　（龚自珍《过扬州》）

　　阮元和龚自珍两人早已经相知甚深，两人年龄相差28岁，结成忘年交是基于学术观点、政治见解的相同、相近。阮元“任道多，积德厚，履位高，成名众”，龚自珍早就十分景仰，执礼甚恭。为阮元60岁祝寿时，龚自珍曾撰写《阮尚书年谱第一序》，对他的学术成就备加称颂。后辈对长辈的尊敬爱戴，形诸笔端，溢于言表，表示了一片发自肺腑的真诚。正因为如此，龚自珍六月抵达扬州，虽然与去年八月离京的阮元一别不足一年，却感到阔别已久，积于胸中的思念以及对当前局势的担忧与思考，急欲一吐为快。他谢绝扬州各方人士的热诚邀请，首先前往阮元府第登门拜访。

　　阮元为故乡遇故知而感到异常喜悦，他的听觉忽然完全“恢复”，而且酒逢知己千杯少，终日长谈犹嫌不足，每晚又都秉烛夜话。阮府来客的消息不胫而走，扬州城内议论纷纷，随之有好事者编成四句谣谚：“阮公耳聋，见龚则聪；阮公俭啬，交龚则阔。”民谣传入阮府，阮元和龚自珍听到后，不禁相视大笑。龚自珍所作的《己亥杂诗》中有一首《重见予告大学士阮公于扬州》，叙述了这次亲切的会见：

　　四海流传百轴刊，皤皤国老尚神完。

　　谈经忘却三公贵，只当先秦伏胜看。

　　当时的形势，已是山雨欲来、危机深重。两位清廷官员对他们的同僚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同表敬佩，但又为英国虎视眈眈、步步逼近的严重危机共表担心。在京城任职期间，龚自珍已敏锐地觉察到国家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因而当林则徐被派赴广东查禁鸦片之时，他写下了著名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力主禁烟抗英。而早年在两广总督任中的阮元，曾新建大黄窖、大虎山二炮台，增兵驻守，以御外侮。还曾严禁夷船贩卖鸦片，参谪了勾结外商走私鸦片的广东十三行行主伍敦元三品顶戴。又曾查封英国商船，下令禁止贸易，迫使英商交出杀害中国居民的商船护丁。身体力行，未雨绸缪，禁烟、布防，尽到了他自己的责任。然而此时此地，两位无权旧臣，远离京都，不见“长安”，除了彼此议论一番国是、发泄一通牢骚外，又能有什么补天之术、回天之力呢？

　　尽管如此，身在扬州、官无半职的阮元，仍然怀着一颗耿耿老臣心，关切粤海，日夜焦思。果然，鸦片战争爆发了，经过深思熟虑，根据自己当年在广东的抗英经验，他致函钦差大臣伊里布，提出利用各国矛盾，“以夷制夷”的策略主张。然而，书生意气的阮元怎么也想不到，这位投降派代表人物之一的伊里布，以“阮元离粤多年，亦恐不无今昔之异”为由，给道光皇帝上密折否定了阮元的建议，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对于朝廷决定，对于国家大事，阮元已经无权过问，当然无法尽力了。然而在自己的居地，他仍然追循圣贤古训，行善桑梓，凭借自己在民众中的影响，乐倡义举。在阮元回到扬州的第十年，一场洪水袭击了扬州广大地区，田舍遭淹，灾民遍地。阮元带头捐资赈灾，地方官绅纷纷响应，救助了不少灾民。到阮元86岁那年，扬州霪雨竟月，周围村庄几成泽国。眼看灾情日重，阮元忧心忡忡，又深感无能为力。一天他决定设坛祭天，祈求晴日，于是拖着病足来到城内赞化宫。耄耋老翁的跪拜举动不能感动上天，却使百姓深受感动和鼓舞，增强了人们抗灾的信心。

　　这是阮元又一次关心民众疾苦、抚恤赈灾的行为。早在他年仅30多岁任职浙江巡抚时，就为救灾、防灾开展了多项爱民善政，而且不止一次地带头捐银赈灾。长年任官在外，阮元也一直关切家乡情况，在嘉庆年间的江南大旱之年，其时正在江西的他，为扬州父老慷慨解囊，捐银千两，推动了当地施粥捐款的一系列善举。

　　豪门贵族做好事往往比市井小民更为难得，作为五十年官运亨通、春风得意的朝廷命官，阮元却能一贯效法圣贤，心系民众，捐资行善，为民解难，实在是难能可贵。

　　三

　　归根结底，阮元是位学者，如果说他是官员，那么也是一位学者型的官员。从幼年接受启蒙教育，到后来学术研究，他始终奉儒家思想体系为最高准则。“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于是讲仁德、行仁政，成为他的立身处世之本。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他为何能够在漫长的仕途中恪守圣贤教诲和注重道德品行。他没有在宦海中沉没，的确是他的幸运；而他没有在宦海中污染，则更是他的幸事。

　　阮元自五岁开蒙，经过“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勤学苦读，为毕生治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登科成为进士后，阮元被乾隆皇帝颁旨补交渊阁直阁事，接受的第一件实际任务，就是校勘《仪礼》石经，接着又被指定襄理《毛诗》、《尔雅》石经的校勘事宜。他读书治学甚勤，以“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哂之；夫必十目一行，始是真能读书也”作为其读书的诀窍。对一般性知识图书粗看略看，而对重要的图书典籍则一定一“字”不苟地精研细读。由于他起步扎实，学识渊博，工作又兢兢业业、孜孜矻矻，成绩卓著，受到好评。

　　一生读书无尽头，始终著述不知辍。几十年间，阮元亲自撰著和组织编纂并加以刊刻了《经籍纂诂》、《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广陵诗事》、《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等多种学术研究著述，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卓绝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成就，也把阮元推上了扬州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位置。现代学者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许阮元“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

　　利用职务之便，积极推动和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人才，扶掖后进，是阮元对社会的一大贡献。他任山东、浙江学政时，奖励、提携有一技之长的学人，还聘请族叔阮鸿等儒林贤达参与阅卷，坚持以才取士，使一些走后门通关节的人碰壁而哀叹：“衙门里大人叔子一关难过。”他任浙江巡抚时，在原《经籍纂诂》编纂之地创建诂经精舍，该书院与杭州书院、崇文书院、紫阳书院一起合称为“杭州四大书院”。他还奏请朝廷批准，增定学额，让世受歧视的苗族等少数民族学人，得以同满、汉族人一样应科举考试。他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办海学堂，以实学课士，成为岭南的学术中心，使广东研究实学渐成风气，为当地培养了许多人才。

　　公羊传经，司马纪史；

　　白虎德论，雕龙文心。

　　这是阮元题海学堂之联。联中《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司马纪史”指司马迁编著的《史记》；《白虎通德论》为班固编撰，考定五经同异之书；“雕龙文心”指刘勰的文学评论专著《文心雕龙》。十六字、四分句、四部书、四门学、四动物，言简意赅，工稳贴切，非大手笔不能为之。前人赞阮元“身经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

　　阮元致仕之后，一如既往，仍勤为师友刻书，尤其重视提携后学。遇有书院贫苦学人，就将其名告诉淮商，请他们以公谷接济。归乡之后，他常应弟子门生乃至再传弟子之请，审读他们的书稿，凡有发明创见，总是予以肯定鼓励；而发现疑问，也往往亲自查检典籍、稽考参核。他先后为《项羽都江都考》、《十种古逸书》、《旧唐书校勘记》等著作作序，奖掖绍介。以他的身份地位，又已届高龄，年高德劭，却不厌其烦、乐此不疲地树木育人，这种道德风范，即使对于今天的为人师长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启迪。

　　年近古稀时，阮元在《和香山知非篇》一诗中不无自豪地说：“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他一生所刻之书，其实大大超过这一数字，而刊清朝名宿数十家为《文选楼丛书》，则是他致仕后的一大盛事，该丛书共有32种472卷之巨，对于跨进了古稀之门的阮元来说，完成如此一项工程，不知耗用了他多少时间和精力。岂止是时间和精力，还有财力，致仕之后按规定“支食半俸”，然而他将结余的廉俸也慷慨无私地奉献给文化出版事业了。

　　阮元又是一位爱山、爱水、爱自然、爱诗歌的文学家，在漫长的宦旅岁月中，他总不忘在所到之地寻山问水、吟诗赋词。嘉庆三年（1798年），阮元34岁，正在浙江学使任上，大概是因公到温州，趁隙游览了江心屿。随后他沿温台驿道经乐清、瑶岙、芙蓉，登四十九盘岭入雁荡山，沿途游览了名山古刹，一路上诗情浩荡，在《广雁荡山志》中收录其诗作有13首之多。如今温州江心屿文信公祠题刻中仍留有阮元作的一首七律——《温州江中孤屿谒文丞相祠》：

　　独向江心挽倒流，忠臣投死入东瓯。

　　侧身天地成孤注，满目河山寄一舟。

　　朱鸟西台人尽哭，红羊南海劫初收。

　　可怜此屿无多土，曾抵杭州和汴州。

　　当阮元到东苕溪、西苕溪等四条河流环抱的吴兴城（今浙江湖州）时，写过一首描绘江南田园风光的《吴兴杂诗》：

　　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遍万家。

　　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

　　唐肃宗时代的诗人张志和隐居时常在太湖和吴兴的苕溪之间游赏，他的一曲《渔歌子》描述的是江南水乡汛期渔夫捕鱼的情景，是一幅生动优美的民俗风情画：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吴兴人以张志和、阮元曾生活于斯而骄傲，并将《渔歌子》视为诗情，把《吴兴杂诗》称为画意。

　　在任两广总督期间，阮元五临画山观画，作《清漓石壁图》歌，赋《观漓江奇峰图卷》诗，有“六年久识奇峰面，五度来乘读画舟”句，题刻“清漓石壁图”五字于画山麓“饮马泉”入江处。阮元诗中有“清漓一曲绕山流，来往何人不举头”之句，描写了观赏画山马图的神态。

　　天成半壁丹青画，幡然高向青天挂。上古何人善画山，似与荆关斗名派。此派浑同后世皴，造物翻师唐宋人。认作名山反如假，审为古绘竟成真。纵横量去成千尺，五丁直削平无直。古绢依稀染淡黄，巍头重叠分青碧。清漓一曲绕山流，来往何人不举头？六年久识奇峰面，五度来乘读画舟。石渠室绘几千卷，天上云烟曾过眼。何幸江南见此山，眼福如今还不浅。山旁刻石擘窠书，鉴赏标题始自吾。后人来看道光款，传出清漓石壁图。

　　四

　　阮元不是玩弄权术的政客，不是搬弄是非的小人，更不是结党拉派的佞臣，而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一位有高风亮节的儒家。提倡骈偶、工于对联的阮元，在同僚魏成宪出使扬州时，曾以一副对联为之送行，勉励他要像于谦那样，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并盛赞家乡扬州，“二分明月”，风光独好，表现了一颗爱民之心、一腔爱乡之情：

　　两袖清风廉太守；

　　二分明月古扬州。

　　传说一次阮元游平山堂，寺庙方丈将他当作一位普通游客，只说了一声“请”，对下人说“茶”。随之交谈，感到来者出语不凡，便改了口气客气地说“请坐”，又吩咐下人“泡茶”。后来当知道访客是大学士阮元时，立即换成了尊敬的口气“请上坐”、“泡好茶”。阮元临走时，方丈恳求墨宝，他就随手将他前后改口的三句话凑成一联，描述了一个狗眼看人低、前倨后恭者的可笑面目，嘲讽了一种眼睛长在脑门上、只认衣衫不认人的世俗习气，从而表明了知识分子清高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

　　坐、请坐、请上坐；

　　茶、泡茶、泡好茶。

　　从此，“茶”与“坐”成为讥讽势利小人、痛砭世俗流弊的妙对和趣联，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不过，阮元毕竟有别于其他学者，他身上穿的蟒袍和襟前挂的朝珠，当然还有那顶戴在他头上的花翎帽，都表明了他朝廷命官的身份。正因为是学者型的官员，穿着官服的学者，使阮元受到了乾隆、嘉庆、道光三代皇帝的青睐和恩宠。

　　即使在阮元致仕后，远在京城的皇帝竟也没有忘记这位三朝老臣，于是才有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扬州出现的一幕盛大的欢庆场面。

　　一个月前的正月二十，是阮元八十寿辰。自从30岁在京城参与乾隆所设茶宴，得到一幅御笔题诗的明人杜琼《溪山瑞雪图》的赏赐，以后阮元每逢整寿，总是找一处僻静所在煮茶为庆，谢绝一切客人的祝贺。几十年后，他还津津乐道，以“凡寿日皆茶隐于外”、“终身避此哗嚣之境”而自诩。照例，八十大寿他仍未事先张扬，然而皇帝却没有忘记这位老臣。正月初八，军机大臣就传出圣旨，为阮元寿诞，御书“颐性延龄”匾额以及“扬历宣勤嘉茂绩，优游养福锡蕃厘”对联，另有佛像、如意等十项赏赐。军机处通知阮元在户部任职的次子阮福和在刑部任职的三子阮祜，前往领赏。阮福谢恩后于二月初择吉日奉赐出京，二十二日舟抵扬州，停泊五台山码头，岸上搭建彩亭九座，陈列皇帝赏赐的全部珍绮，由阮元亲至郊外跪迎拜领，扬州市民分列两旁，参观这前所未有的盛典，分享殊荣，赞叹不已。

　　这件事在扬州引起全城轰动，而阮元平生达到辉煌顶点，却是在三年之后。道光二十六年丙午，83岁的阮元乡试中士整整60年，已届“周甲”。当时主持江南乡试的安徽巡抚王植，据报上奏请准循例礼邀阮元重赴“鹿鸣之宴”。道光皇帝接到奏折，立即表示了他的“笃眷耆臣至意”，又高兴地说阮元年逾八秩重遇“鹿鸣”，是“熙朝盛事”，于是加授太傅衔并且支食全俸。阮元具折谢恩，正在兴头上的道光皇帝再加朱批：“览奏均悉。愿卿福寿日增，以待三赴鹿鸣之盛事也。”皇帝大概忘记屈指计算，“三赴”须在60年后，那时老太傅已过140岁，还能躬逢这旷古盛事？不过这份长寿的祝愿也还是笃眷之至意，太傅虽老还得望阙叩谢的。据查在满汉大臣中，生前获赐太傅衔的，一共也只有6人，而由太子太保越赠太傅的，则只有两人，除阮元外，还有一人就是“宰相刘罗锅”刘墉之父刘统勋，可见阮元的荣幸。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月十三日，阮元病逝，享年86岁。道光深致哀悼，咸丰颁赐谥号，御制祭文、碑文，都已是身后之事。“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几乎登峰造极的盖棺定论，但他也无从领受。不过他留下一份绝笔遗折，是他生命垂危时的伏枕哀鸣，却是感人至深：

　　臣愚，伏愿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勤抚驭以靖边陲，谨盖藏以裕储积，修河防以兴水利，严捕务以厚民生。臣待尽余生，语无伦次，不揣冒昧，用陈数端，伏惟圣主慈鉴，则臣从此长辞圣世，毫无遗憾。

　　斯人已逝，其迹长留，在扬州的太傅街上，“太傅文达阮公家庙”一直保留至今。如今街名已改为毓贤街，庙名也改为阮家祠堂。前些年，不知何时起，“毓贤”逐渐变成了“集味”，在这条长不足五百米宽不过五米的小街上，突然冒出了三十余家“火锅屋”、“火锅城”、“火锅大王”。荤素都有，百味俱全，不论寒暑或昼夜，小街上长年弥漫着挥之不去的香味。海鲜气味淹没了书香气味，本来就已经使人感到难堪，而那熙来攘往地出入于火锅一条街的食客，对那寂寞地冷落一边的阮家祠堂，毫无热情，甚至不屑一瞥，更令人发出感叹。不过后来听说“火”了一段时间的“火锅屋”，已经悄悄地撤离毓贤街，但愿今后这把“火”不会再卷土重来了。

　　然而却另有一个美丽如画的城市，百余年来一直在久久地、默默地纪念着阮元。到过杭州的人谁不知道，在西湖的粼粼碧波上有三座人工岛屿：小瀛洲（三潭印月）、湖心亭（北塔基）和阮公墩。其中的阮公墩是清嘉庆五年（1800年）浙江巡抚阮元主持疏浚西湖时，民夫挖十万四千多吨葑泥堆壅成岛的，为纪念他治理西湖的功绩，该岛被命名为“阮公墩”。

　　阮公墩成岛后，杂木葱茏，蔓草萋萋，天真未凿。1982年，经添土植树，精心营造，翠树繁花丛中出现了“忆芸亭”、“云水居”、“环碧小筑”等竹舍、庭园，形成颇具特色的“绿树花丛藏竹舍”水上园林。自举办仿古游以来，夏秋之夜的岛上，身着古装的侍女敬茶、古琴伴奏、轻歌曼舞，洋溢着古人生活情趣的气氛，游者乐在其中。由环碧山庄仿古游乐园与阮公墩垂钓组成的阮墩环碧，业已跻身于新西湖十景之列。

　　阮元有幸长驻于稀世宝地西子湖，得以与白居易、苏东坡为邻，对他说来，还有什么能比此更荣耀、更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