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满绿杨城

难学的“糊涂”

　　——清朝画家、诗人郑板桥

　　一

　　雍正三年（1725年），自称“江南逋客，塞北羁人”的郑板桥出游北京。

　　郑板桥，名燮，字克柔，源于《尚书·洪范》篇中“燮友克柔”字句；又因所居附近有座木板桥，故自号板桥。他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39年)生于江苏泰州兴化(原属扬州府)，为“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以“诗、书、画三绝”名世，除诗、书、画 和词外，还兼擅曲、文、联、印。

　　在北京的一段时间内，他和僧人交往密切，还和宫廷侍卫（期门、羽林）的子弟搅和在一起，海阔天空地“日放言高谈，臧否人物，无所忌讳，坐是得狂名”。他在《燕京杂诗》(三首之一)中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鄙弃、追求和愿望：

　　不烧铅汞不逃禅，不爱乌纱不要钱；

　　但愿清秋长夏日，江湖常放米家船。

　　郑板桥这种狂放性格和行为，不可避免地招致飞短流长，尽管当时他还算不得什么人物。其实早在年少时，郑板桥就已开始毫无拘束地放肆议论、评议人事，在他给墨弟的家书中也自称“狂兄”。为表示对各种空穴来风的反应，他风趣地借唐朝文学家韩愈解嘲的话，刻了一方印：“动而得谤，名亦随之。”他在一首题为《自遣》的诗中说：

　　啬彼丰兹信不移，我于困顿已无辞。

　　束狂入世犹嫌放，学拙论文尚厌奇。

　　看月不妨人去尽，对花只恨酒来迟。

　　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

　　“我于困顿已无辞”，郑板桥觉得自己已经十分无奈和烦恼了：他对客观环境已经委曲求全得够可以了，然而对世事的不愿随俗和对艺术的勇敢跨越，仍给他带来了无尽的误解。甚至连约束狂怪的性格来议论世事，仍被人嫌为“放荡”；佯作笨拙的愚人去评述文章，也为人厌以“离奇”。既然世俗社会不能容他，他只好公然宣布，“看月不妨人去尽”、“毁尽文章抹尽名”，自己也只好继续放荡、永生狂怪了。

　　在一首写给学生看的《村塾示诸徒》诗中，郑板桥在嘲笑无知之人对他非议的同时，更直抒胸臆，表明自己的志向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教书先生：

　　飘蓬几载困青毡，忽忽村居又一年。

　　得句喜拈花叶写，看书倦当枕头眠。

　　萧骚易惹穷途恨，放荡深惭学俸钱。

　　欲买扁舟从钓叟，一竿春雨一蓑烟。

　　郑板桥的狂放怪诞，不仅表现于他与其余扬州七怪共通的画风和文风，更体现于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对清政府钳制舆论强烈不满的人生原则和政治态度。他将这种狂怪心态寄情于诗画，也流露于生活。他时而愤愤痛骂，时而侃侃长谈；时而痛哭流涕，时而放声狂笑。人生之难，知己之少，使郑板桥感到连看月对花也是落落寡合，在其名篇《沁园春·恨》中，他倾诉了心中的不满和苦闷：

　　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斫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

　　单寒骨相难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

　　他的这种性格及文学、艺术风格的形成，与他从师一位诗人陆种园和深受一位艺术大师徐渭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陆种园在少年板桥的心目中，是康熙年间的兴化三大诗人之一（另两位是徐白斋、李约社）。陆种园名震，父辈家道中落，成为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工诗，又擅词，还写得一手好字。他“少负才气，傲睨狂放”，淡于名利，放浪形骸。其常鬓插鲜花，佯狂放歌，旁若无人地行走于闹市。花瓣满身，行人侧目，友人劝他节制，他却笑道：“我贫士耳。彼奈我何？”穷到这个地步了，还讲究什么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呢？

　　由于“贫而好饮”，写字的笔常常为抵酒钱当于当铺，求字者只好先为之赎笔而后要他写字。不仅笔当了酒资，而且如《板桥集》里《附：陆种园夫子一首·赠王正子》所言，连身上的破衣裳也脱下来付作酒钱了——

　　蓦地逢君，且携手垆边细语。说蜀栈十年烽火，万山鼙鼓。枫叶满林愁客思，黄花遍地迷归路。叹他乡好景最无多，难常聚。

　　同是客，君尤苦。两人恨，凭谁诉？看囊中罄矣，酒钱何处？吾辈无端寒至此，富儿何物肥如许！脱敝裘付与酒家娘，摇头去。

　　“同是客，君尤苦。两人恨，凭谁诉？”郑板桥师承陆种园，境遇也与老师仿佛，陆种园的穷当益壮的人品、放浪形骸的个性和挥洒自如的文才给他以很大影响，使两人作品在风格上有许多相近之处。

　　种园先生是吾师，竹楼桐峰文字奇。十载乡园共游憩，壮心磊落无不为。二子辞家弄笔墨，片语干人气已塞。先生贫病老无儿，闭门僵卧桐阴北。呜呼七歌兮浩纵横，青天万古终无情！

　　郑板桥在《七歌》（之七）中泣歌老师陆种园的贫病交加，也悲歌同学王国栋、顾万峰的穷困潦倒。王国栋（字竹楼）、顾于观（字桐峰）是当年与郑板桥同向陆种园学词的学友，尽管“文字奇”、“壮心磊落”，却不能为时所用，老无所成。先生陆种园“贫病老无儿”、“僵卧桐阴北”，此景此情，怎能不引起郑板桥的悲愤浩叹：“青天万古终无情！”

　　陆种园的贫困生活和凄凉晚年，与一生坎坷潦倒，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最终与卖诗文、字画糊口的明朝杰出书画家、文学家徐渭十分相似。徐渭别号青藤、天池，明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郑板桥毕生敬佩并深受其影响的艺术大师。徐渭擅长画花鸟，兼能山水、人物、水墨写意，气势纵横奔放，开启了明清以来水墨写意法的新途径，而且往往成诗、书、画于一体，达到了交相辉映的艺术高度。他的诗、书及剧本都独树一帜，独步古今，有非凡的成就。但毕生怀才不遇，不为时人所重，他的两句话——“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是其生涯和生活的真实写照。

　　徐渭以其艺术成就和佯狂行为，赢得了郑板桥的极大同情、敬仰、赞叹和惋惜。他曾请人刻过一方图章，叫做“青藤门下牛马走”，而同时代的袁枚还说郑板桥另有一方“青藤门下走狗燮”的印，乃至后来的齐白石也愿意跟着郑板桥在青藤门下当“走狗”。郑板桥（及后来的齐白石）都不是那么轻易被征服的有个性的艺术家，然而却甘心情愿地为徐渭做“牛马”，做“走狗”，无非极言对徐渭五体投地、崇拜之深。对此郑板桥解释说，因为徐渭“才高而笔豪，而燮亦有倔强不屈之气，所以不谋而合”。才华横溢、独擅画坛，狂傲不驯、昂昂自若，困顿竭蹶、仕途蹭蹬，郑板桥认为人生道路上在此三方面均与徐渭“不谋而合”，所以愿在“青藤门下”执鞭随镫，如仆役那样听他使唤、为他效劳。

　　虚心竹有低头叶；

　　傲骨梅无仰面花。

　　一副对联表述了郑板桥的心态：他一方面可以像虚心竹那样在陆种园和徐渭面前低头，但另一方面在时代所豢养或滋生的奴才、走狗、市侩、狂生、考据迷、理学家等芸芸众生前，他又是一朵傲骨的梅花。

　　像他的老师陆种园和前辈徐渭一样，郑板桥以狂放笑傲天下，以怪诞冷看人间。狂放是清醒的变异，怪诞乃先觉的隐衷。生活于黑暗的人生舞台，郑板桥只能以狂怪的言行举止做公开的表演，从而发泄对时代和世道的愤恨。

　　不过，生活于清朝中叶的郑板桥，恰逢康、乾“全盛时期”盐商暴发之际，较之陆种园和徐渭，似乎称得上人生其时、才有所用，应该算是他的幸运和机遇。

　　二

　　综观郑板桥的一生，有两大特点：一是狂放，二是落拓。清末民初书画评论家凌霞在《扬州八怪歌》中以“落拓”二字概括郑板桥一生，“板桥落拓诗中豪，辞官卖画谋泉刀”，而他的同学顾于观称他“有才终落拓，下笔绝斑斓”。同是“落拓”，早年和晚年却有不同的含义，早年是生活上穷困潦倒的落拓，如郑板桥自己所说，“乞食山僧庙，缝衣歌妓家”，“落拓扬州一敝裘，绿杨萧寺几淹留”；而晚年则是性格上放浪不羁的落拓，如同清朝诗人、书法家王文治云：“板桥道人老更狂，弃官落拓游淮阳。”

　　“落拓”确实伴随了郑板桥的一生，从他出生起，就被设定了一个落拓的命运。他的家庭虽曾存“先代家奴契券”，然而到了他这一代，只不过是个“家贫富书史”的破落人家。郑板桥不像同为“扬州八怪”之一的李鱓，这位比他年长的老乡虽然家境之窘甚于郑家，但仍以出生于“神仙宰相之家”而自我陶醉，郑板桥则是直率地坦陈自己“初极贫”、“极贱到为儒”。

　　“君子固穷”，在古代士人中并不鲜见。面对贫穷，寒士们更多地采取了一种安贫乐道、孤傲清高的态度，并因而受到后人的尊敬。这种态度和风气，大概从中国文人的老祖宗孔门弟子就开始了，孔子高足颜回不是说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但在郑板桥身世中，贫穷呈现的可不是这样一种色彩与音调。他的贫穷，是千百万普通百姓——特别是农民世代深陷而无力自拔的贫穷，是悲剧、是祸灾、是天地的不公，更是对生命的摧残。

　　在“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七歌》之一）；“布衾单薄如空橐，败絮零星兼卧恶”（《七歌》之四）的困境下，26岁的郑板桥设塾于真州之江村。真州是他度过一部分童年的地方，他父亲曾在此设塾，他也随塾做学童。现在子承父业，郑板桥自己做了教书先生，真州也成为他走出老家踏上社会的第一站：

　　僮仆飘零不可寻，客途长伴一张琴。

　　五更马上披风露，晓月随人出树林。

　　麦秀带烟春郭迥，山光隔岸大江深。

　　劳劳天地成何事，扑碎鞭梢为苦吟。

　　（《晓行真州道中》）

　　30岁左右时，郑板桥的生活雪上加霜，遇到了有生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先是50岁的父亲郑立庵病逝，不久他心爱的独子犉儿又不幸夭逝。他曾写组诗《七歌》，陈述一个贫困家庭的种种悲惨故事，写了早逝的生母以及后母、叔父、儿女和老师，这些亲人曾先后在贫穷中苦熬、挣扎，也写了他自己的愧悔与不平。一支饱蘸感情的写实画笔，描绘出幅幅令人难忘的人生画面：

　　几年落拓向江海，谋事十事九事殆。长啸一声沽酒楼，背人独自问真宰。枯蓬吹断久无根，乡心未尽思田园。千里还家到还怯，入门忸怩妻无言。呜呼五歌兮头发竖，丈夫意气闺房沮。

　　（《七歌》之五）

　　在他继《七歌》之后所写的《哭犉儿五首》中，竭尽哀思之情，吟声已经不是哀叹，而是哽咽和悲泣了。犉儿是郑板桥在《七歌》中所述“我生二女复一子”的独子，然而对此爱子，正如他在《哭犉儿》之一中说“天荒食粥竟为常，惭对吾儿泪数行”，连顿白米饭也不能满足，致使幼小的生命因病饿而死，怎能不使郑板桥心如刀割！在小小的坟茔前，泪流满面的郑板桥，仍用往日喂食的汤匙，盛满薄粥，悲怆地呼唤地下的犉儿用他的小嘴就食。最使郑板桥牵肠挂肚的是，犉儿年幼胆小，家穷资薄，不知道在阴间如何遭受野鬼的欺凌。为此，他在《哭犉儿五首》(之一)中，哭诉了他对“孤魂小胆”的犉儿多么担心，却又是爱莫能助：

　　坟草青青白水寒，孤魂小胆怯风湍。

　　荒涂野鬼诛求惯，为诉家贫楮镪难。

　　他先卖老屋，后卖藏书，但仍然不足以解决生计问题，就只好到扬州卖画。初到扬州，正是同乡好友李鱓“丹青纵横三千里”、南国北国声名大噪的时候，相形之下，他只是一个“无所知名”的街头画家。身处扬州这块销金之地，穷画家郑板桥目睹的是纵情声色、昼夜颠倒——“长夜欢娱日出眠，扬州自古无清昼”（《广陵曲》），感受的是钱能通神、人情冷暖——“尽把黄金通显要，惟余白眼到清贫”（《扬州》之四）。而当他面对一座在纸醉金迷中失去自身的古城、一个在落日残照中来日无多的王朝时，不由得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画舫乘春破晓烟，满城丝管拂榆钱。

　　千家有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

　　雨后隋堤原不湿，风吹红袖欲登仙。

　　词人久已伤白头，酒暖香温倍悄然。

　　画舫、红袖、丝管、花朵……凡此种种，就足以让年纪轻轻的郑板桥“伤头白，倍悄然”了。

　　从卖画谋生到中举，郑板桥在扬州城前后寓居十年，由于其时名气不大，用的又是墨笔，并不为人看好。他在后来曾作诗曰：

　　十载扬州作画师，长将赭墨代胭脂。

　　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

　　（《和学使者于殿元枉赠之作四首》之一）

　　无论是初期卖画扬州，还是后来设馆授徒，郑板桥的生活境遇都没有明显的改变。贫士的孤傲，虽有几分令人可敬，但实际包含着一种消极的认可与忍受。郑板桥也不可能如此“清高”，他努力挣扎着要改变境遇。当他避债于焦山时，巧遇扬州大盐商马曰琯。马曰琯赏识他的诗才，知道他家境的困窘，瞒着他派人送银到他家为之还债、度日，他十分感激，与马曰琯结下莫逆之交。

　　郑板桥在中举前一年除夕将临之际，由于妻子病逝，家中绝薪断粮，年关难过，且他第二年又要至江宁参加乡试，故不得不向爱惜人才的兴化知县汪芳藻呈诗《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求援，得到汪知县的赠银，总算又渡过了一次难关：

　　琐事家贫日万端，破裘虽补不禁寒。

　　瓶中白水供先祀，窗外梅花当早餐。

　　结网纵勤河又冱，读书无主岁偏阑。

　　明年又值抡才会，愿向秋风借羽翰。

　　一个“穷”字，伴随、贯穿和牵制了郑板桥的一生，让一位“诗、书、画三绝”的杰出文才“穷”于应付生计，不仅是上苍的不公，而且是时代的悲哀。即使他当范县县令后，经济上虽有改善，但原本底子太薄，还要恤亲济贫，手中也并不宽裕。他曾作画出卖，又收购当地民间的一些珍珠、铜镜，带回兴化出售，从两地差价中得些利润。罢官以后，郑板桥重到扬州卖画，为避免别人纠缠，他制定有名的“板桥润格”，将书画的价格按尺寸写得一清二楚：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

　　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

　　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乾隆巳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

　　板桥郑燮

　　在表明经济上认真不苟的态度时，还不忘风趣幽默的风格。大概就是基于这些事实，郑板桥被一些人讥为“世俗”。其实生活于尘世，何人能够免“俗”？一家人的衣食之需，哪一样能从天上掉下来？再说，他对自己的收入来源，从不隐晦，或刊之于书，或悬之于壁，坦然以对。对于贫穷而缺钱的郑板桥来说，就算“俗”，可谓俗不伤格、俗不缺德。

　　在幼年郑板桥的贫困生活中，除了生母、继母，还有一位给了他莫大慈爱的“保护神”，这就是乳母费妈妈。费妈妈本是板桥祖母蔡夫人的侍婢，主人家道中落，穷得不比仆家更好些，她还常过来照护。郑板桥出生后，生母病弱少乳，费氏当了乳母，他就是吸吮这位忠厚朴实的劳动妇女的乳汁长大的。在母亲、祖父相继去世后，童年的郑板桥，多亏费妈妈照顾。每晨，她背着小小的郑板桥来到街上，必先以一钱买一吊饼，递到小板桥手上，然后自己才安心去做事，天天如此。郑板桥43岁中进士时，长辈亲人只有费妈妈健在，她是郑板桥迟迟取得功名以后唯一可以报慰的恩人。此后不久费妈妈也离开人世，郑板桥写了《乳母诗》，将无限深沉的感情凝结为短短40字的一首五律：

　　平生所负恩，不独一乳母。

　　长恨富贵迟，遂令惭恧久。

　　黄泉路迂阔，白发人老丑。

　　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

　　乳母每日之饼，成为他苦难童年中一种恩德爱心的象征物，永远留在他生命的记忆中。自幼注入心灵深处的“穷”和“爱”，构成了郑板桥的“生命之根”，终其一生，他不曾也不能忘记或哪怕冷漠这条“根”。这条“根”延续到现代，感动和拨动了一位青年诗人的心，1933年元月他在狱中写下了成名之作——《大堰河——我的褓姆》，以“艾青”的笔名公开发表：

　　……

　　大堰河，

　　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了的

　　你的儿子，

　　我敬你

　　爱你！

　　三

　　在扬州卖画初期，步入中年的郑板桥曾以“板桥道人”之名，写过十首《道情》。流行于江浙一带的道情，本来为道士所歌，内容多为离尘绝俗、消极隐世。郑板桥“屡抹屡更”，以14年之久才定稿的《道情十首》，分别以渔翁、樵夫、道人、头陀、书生、乞儿等为描叙对象，酣畅淋漓地抒发了青山绿水最堪寄托、功名富贵轻如浮云的出世思想。正如他在引言中所述：“无非唤醒痴聋，消除烦恼。每到山青水绿之处，聊以自遣自歌。若遇争名夺利之场，正好觉人觉世。”道情的第一首和第二首，描摹了老渔翁和老樵夫的闲淡生活：

　　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来往无牵绊。沙鸥点点轻波远，荻港萧萧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波摇金影，蓦抬头月上东山。

　　老樵夫，自砍柴，捆青松，夹绿槐，茫茫野草秋山外。丰碑是处成荒冢，华表千寻卧碧苔，坟前石马磨刀坏。倒不如闲钱沽酒，醉醺醺山径归来。

　　这组小曲，文词清雅流丽，风韵回味无穷，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在扬州，上至儒生、雅人，下至妓女、乞丐，都十分喜好并吟唱，至今二百余年，仍为“道情”爱好者传唱不衰。

　　其实郑板桥并非绝对想出仕，出仕之想只是在极度无奈中的胡思乱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像郑板桥这样的寒士，可选择的道路并不多，入仕是使他经济得以翻身的唯一道路。贾宝玉骂求功名者为禄蠹，他不需攀登，仍有酸笋鸡皮汤可喝。郑板桥却没有这种条件，但他不可能真的去做渔樵、僧道或隐士，这不仅因为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且贫穷的家庭也不能没有他，只能靠他这个“顶梁柱”来支撑。

　　沿着“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阶梯攀登的郑板桥，中进士在乾隆元年。他着实为此兴奋了一阵，画了一幅《秋葵石笋图》自我庆贺。但在诸大臣审察评议中，他并没有马上被看中而授予官职，在京等了一年也无消息，只好悻悻地仍回扬州卖画。直到六年之后，乾隆七年（1742年）春，在早就赏识其才华的雍正幼弟、乾隆叔父慎郡王允禧周旋下，已经50岁的郑板桥才补了个范县的县令。赴任前夕，郑板桥与允禧唱和惜别，作《将之范县拜辞紫琼崖主人》：

　　红杏花开应教频，东风吹动马头尘。

　　阑干苜蓿尝来少，琬琰诗篇捧去新。

　　莫以梁园留赋客，须教七月课豳民。

　　我朝开国于今烈，文武成康四圣人。

　　诗中表示了满怀喜悦振奋、踌躇满志之情。允禧也以《送板桥郑燮为范县令》作答：

　　万丈才华绣不如，铜章新拜五云书。

　　朝廷今得鸣琴牧，江汉应闲问字居。

　　四廓桃花春雨后，一缸竹叶夜凉初。

　　屋梁落月吟琼树，驿驰诗简莫遣疏。

　　诗中高度称赞板桥的才华，认为他的出仕，使扬州少了一位卖画人，而朝廷却得到了一位能干的官吏。关照他今后不可废吟咏，也不可忘记京中的朋友。

　　郑板桥就任后，成为一个仅有一万八千多丁口的小县百姓之“父母官”。县衙几年前还全是草舍，他到时才已部分改为瓦舍。但郑板桥还是很看重这个位置，不是因为“权”可以转化为“钱”而摆脱“穷”境，而是因为终于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从到范县后写的一首诗《君臣》中可见其心志：

　　君是天公办事人，吾曹臣下二三臣。

　　兢兢奉若苍穹意，莫待雷霆始认真。

　　“小城荒邑，十万偏氓。何养何教，通性达情；何兴何废，务实辞名。”郑板桥在《署中示舍弟墨》中的几句话，或许可以视作他在范县的施政纲领。“时平兼地僻，何况又丰年”，公务实在不多，因此他也简政利民，无为而治，不多烦扰百姓。据传郑板桥夜出巡视不仅不鸣锣开道，甚至连官府的礼仪排场如“回避”、“肃静”的牌子也一概免去，只以一小吏打着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引导。他自己也在小诗《喝道》中证实了传闻：

　　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问俗入林深。

　　一杯白水荒涂进，惭愧村愚百姓心。

　　一杯白水，惭愧村愚，这是一位七品县令正直、爱民内心世界的独白，至今读来还会令不少大小官员汗颜。恰如今天的领导干部上下班无车接送，也恰如上级领导到基层视察工作无人迎送，郑板桥的行为举动谈何容易，且因其超前的民主观念而为世俗所不容，连他的朋友也认为“实不相宜”。

　　在小小范县任职，不可能期望做出惊人之举，与郑板桥的志向和学问当然大相径庭。尽管如此，他还是竭其所能体察民情、审理政务和了解农事。郑板桥在自己一首诗中讲述了一则有趣的故事：有位上司前来范县视察，衙门无人，找来找去，才发现他这位县太爷正穿着“布袜青鞋”，“陇上闲眠看藕耕”。“闲眠”二字，当然是诗化的语言，说明郑板桥正深入田间考察。四年县令，《范县志》给郑板桥记下了很好的评语：“通达事理，作养人才。”

　　后来从范县县令改知潍县，郑板桥认为可以实现其爱民之心与为政之能了，从他在县衙门的两副对联上可见一斑：

　　黑漆衙门八字开；

　　有钱没理莫进来。

　　（题潍县衙门联）

　　视民如伤，潍邑苍生皆我子；

　　修己以敬，东林前辈是吾师。

　　（题潍县大堂）

　　因为潍县是经济发达的大县，不似范县人稀事少，而且郑板桥刚到任，就遇潍县连续遭灾，使他着实经受了一次做父母官的考验。灾年荒月，郑板桥气愤地目睹官府勾结牟利，又难过地看到百姓流离逃亡，心情沉重，写下了感人至深的乐府“三行”：《逃荒行》、《还家行》与《思归行》。为了救灾，他带头捐银，开仓赈贷，平价粜粮，集资修城，显示了爱民、果断、善谋的品格和才能，使灾民很快得以安定。但他也因此得罪了当地的富室豪门，潜留下一条祸根。

　　县令的大量事务是乱麻般的民事诉讼，郑板桥处理这些烦琐事务则是别出心裁，以一种独到的“板桥式”智慧和幽默，合情合理地顺水推舟地审案判案，而且往往同情穷人和弱者。他判案的结果虽难免有偏颇不当之处，但大多令人心悦诚服，在民间留下了许多佳话。

　　一次有贫士控告某富室赖婚，郑板桥就对该富室说：“你可以千金来易此婚约，由我做主。”富室如数纳金后，郑板桥又说：“我以此千金作奁资为你寻觅一位快婿如何？”正在富室称谢之际，郑板桥已传贫士出来见面，当场做媒让贫士携富室女及千金而去。

　　又一次，郑板桥家乡农夫运一船慈姑北来求售，当地菜霸借口慈姑带泥，强行杀价，引起农夫告状。郑板桥闻讯赶到码头，见慈姑船跪拜不迭。众问何故，他说：见家乡之土，不敢不拜。父母官如此举动，菜霸立即改变态度，农夫利益也因此受到了保护。

　　还有一宗轰动潍县的风流案，是一对年轻僧尼剃度前相识，情愫暗通，出家后红尘未断，继续私通，被好事之徒捉拿送官，以伤害风化罪要求严办。郑板桥了解原委后，果断地判令二人还俗完婚，还写了一首七律相赠：

　　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挑。

　　从今入定风规寂，此后敲门月影遥。

　　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

　　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

　　这些民间传说，塑造了一个独具个性、可敬可亲、风趣幽默的“父母官”形象。

　　任官范县四年、潍县七年，60岁那年冬天，郑板桥便卸职准备南归了。关于他去官的原因，或说他已把官场看透，告归故里；或说他被富豪诬告，懒得申辩，罢官而去。无论何种说法，都不必那么认真追根究底，郑板桥的性格和命运本该如此，历史的逻辑和结论本该如此！

　　郑板桥也确实感到疲惫了，他在《与同学徐中于书》中说：“弟簿书钱谷，案牍劳形，黍为牧民之下吏。……无功于国，无德于民，心劳日拙，精力日益衰颓。”卸职之际，如果说使他有所牵挂的话，就是那众多已经熟悉了的潍县百姓。潍县的一枝一叶，百姓的一呻一吟，长年以来牵动着他的感觉，系连着他的感情，正如他在《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所述：

　　衙斋卧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离开潍县官衙，郑板桥只用了三头毛驴：一头垫着铺陈自骑，一头骑着一名皂隶，一头上面驮着两夹板书与一副阮弦。正值寒冬，他在郭氏南园住了几个月，春暖时才上路。去潍之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他作了在潍县的最后一幅画，赠别百姓，仍是一幅墨竹，上题《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一诗：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

　　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诗的第一句表示弃官不仕的决心，第二句写做官时廉洁的作风，第三、四句表达归隐生活的心情。既然不能“兼善天下”，也就决定以“独善其身”了余年了。

　　四

　　在“扬州八怪”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受欢迎的郑板桥，有“诗、书、画三绝”之誉，而三绝中又有真气、真诀、真趣之“三真”。“三绝”中最受人们称道的还是画，画中的兰、竹、石尤为人们喜爱，也是他自己毕生所好。他画兰、竹、石，他咏兰、竹、石，其情其因如他《题画》所言：

　　一竹一兰一石，有节有香有骨，

　　满堂皆君子之风，万古对青苍翠色。

　　有兰有竹有石，有节有香有骨，

　　任他逆风严霜，自有春风消息。

　　“节”、“香”、“骨”，既表现了郑板桥爱好的美学观，更表明了他追求的气节观。他还说：“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移之石，千秋不变之人，写三物与大君子为四美也。”（镇江金山寺文物馆藏郑板桥画兰竹石拓本）；“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之人也。”（《板桥题画》）。绘画成为郑板桥实践民本思想的手段。

　　在兰、竹、石的画中，郑板桥尤擅兰和竹，被称为清朝最著名的画竹大师。他专画兰、竹五十余年，不画他物，而且不袭前人窠臼，勇于创新。他画竹讲究立意在先，成竹在胸，方挥毫落笔；也喜欢画盆兰，画峤壁兰、棘刺丛兰。他在兰、竹画中常添石，成为板桥兰、竹画中数量最多也最耐人玩味的兰竹石图。

　　郑板桥的绘画，集诗、书、画于一体。他的字熔行、楷、隶、篆于一炉，铸成独家神韵的“乱石铺阶”体书法。他的题画诗，既是画中的诗，又像诗中的画，特别是兰、竹、石画及其题画诗，相映成趣，画龙点睛，例如：

　　深山绝壁见幽兰，竹影萧萧几片寒。

　　一顶乌纱须早脱，好来高枕卧其间。

　　（《深山绝壁》题画诗之一）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竹石》题画诗）

　　峭壁垂兰万箭多，山根碧蕊亦婀娜。

　　天公雨露无私意，分别高低世为何？

　　（《兰》题画诗）

　　以“三绝”流芳古今的郑板桥，应该说还有一绝，即“联”。郑板桥一生喜爱对联，在他一生中，从青少年读书起，到教书、卖画、漫游、做官、罢官、卖画终老，撰书对联成为他的特殊爱好，也一直不曾间断。他的对联作品，以崭新的内容，配上独创雅善“六分半书”的书法，加盖“古朴不俗”的印章，而凝成三美结合的艺术精品。而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还是“难得糊涂”与“吃亏是福”之联。

　　据说，“难得糊涂”这四个字是郑板桥在莱州的云峰山写的。当时是他在山东任上，一次去云峰山观赏郑文公碑，但因盘桓已晚，便借山间茅屋一宿，茅屋主人是一儒雅老翁，自称“糊涂老人”，出语不俗。他室中陈设一方桌面般大小的砚台，石质细腻，镂刻精良。老人请郑板桥题字，板桥便题了“难得糊涂”四个字，用了“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印。因砚石过大，尚有余地，郑板桥请老先生写一段跋语。老人便写了“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也用了一方印，郑板桥见印上的字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不禁大惊，知道是一位退隐的官员，细谈之外，方知原委。有感于糊涂老人的命名，当下见尚有空隙，便补写了一段“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老人见了，大笑不止。

　　独特的神笔，精彩的名言。从此“难得糊涂”这一名句年复一年、一代接一代地越传越响、越播越远，大江南北、天涯海角，几乎都可以寻觅到“难得糊涂”的墨迹，而且居然多出现于聪明人的家庭中。奇怪的是，年代越久，名言越香，仿佛是一坛陈年的绍兴老酒，随着岁月的流逝，散发出更加馥郁的芳香，到了今天，竟成了许多人甚至不少年轻人的座右铭。

　　大概不会有人将某个皇帝的圣旨留入记忆，也恐怕不会有人将某个朝代的口号放于案几，相形之下，更令人感受到“难得糊涂”四个字的巨大魅力，当然也得益于郑板桥的书绝词妙。魅力的主要原因是内在的含义，“难得糊涂”究竟包含了多少内容？谁也说不清，后人只能见仁见智，各取所需。郑板桥没有留下任何诠释，但却留下了不少“难得糊涂”的故事，或者可视为注解。

　　在“难得糊涂”的人生哲学中，托出了一份谦让之德、一片宽容之心。

　　最令后世赞叹的是郑板桥对宦海进退的冷淡和对人生浮沉的超脱，“难得糊涂”升华至此，也真是修身到家了。乾隆十六年，时任潍县的郑板桥恰好服官十年之际，写下了一首词作——《满江红·思家》：

　　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第一是隋堤绿柳，不堪烟锁。潮打三更瓜步月，雨荒十里红桥火。更红鲜冷淡不成园，樱桃颗。

　　何日向，江村躲；何日上，江楼卧。有诗人某某，酒人个个。花径不无新点缀，沙鸥颇有闲功课。将白头供作折腰人，将毋左。

　　将满头白发的自己，当作一个无所作为和没出息的人，并非不妥的计划！怎能想象这竟是才高八斗的大文人退居之后的追求和理想。郑板桥退居之后，准备返归扬州，扬州是他的第二故乡，因此他称之为“思家”。他常常追忆和想念出任前在扬州的生活：“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困贫，托名风雅。免谒当途，乞求官舍。座有清风，门无车马。”当年的生活虽然穷困落魄，然而却惬意自在；此后退出仕途，他将仍以一匹识途老马的姿态，轻车熟路，重温旧梦，回归到作画卖画的生涯。

　　乾隆十八年(1753年)，郑板桥毅然“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毫不留恋地告别了十二年七品县令的官宦生活，一身轻松地走入了扬州民众百姓的海洋之中。从此，他重新在他熟悉和思念的地方“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

　　“难得糊涂”，糊涂得难得、可贵和罕见。乾隆三十年(1765年)，“难得糊涂”的郑板桥在落拓中死去，清醒地看着这个他无力触动的黑暗世界，毫不留恋地走了。

　　“难得糊涂”，却又让后人如此不解、难学和易忘。如果以为只需将此妙语或格言抄录下来，放于案头，就懂得了其中的真谛，那就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