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广陵词派
一
康熙四年(1665年),一位以二甲进士选派扬州执掌刑狱重任的年轻推官离任他往,向他在五年中多次荡桨和吟咏过的瘦西湖挥手作别,也与他在十次之多雅集中频频唱和的文人们依依惜别。
年轻推官与随同他往来于红桥的幢幢人影,拉动了一个清朝的文学流派——“广陵词派”。年轻推官又以其挥洒于碧波的篇篇诗词,描绘了一座传神的烟花扬州——“绿杨城郭”。
这位继欧、苏平山宴集后再铸扬州文人雅集之盛的推官,就是后来成为清初诗坛一代宗匠的王士禛。王士禛(1634~1711年),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他生长于山东新城(今桓台)世家,顺治十四年(1657年)进士,顺治十七年(1660年)初任扬州推官,入为部曹,转翰林,官至刑部尚书。
推官的职位并不太高,大概相当于今日当地的中级法院院长,或者还兼有审计局局长的职能。作为政府政法机构的官员,手中握有的权限并非与其官位成正比的,大概当年公、检、法官员也像现在一样享有特权,这就使喜好和擅长舞文弄墨的王士禛,有可能牵头(自然要出资)在扬州发起文化盛举。康熙元年(1662年)六月十五日,王士禛效法东晋“书圣”王羲之的兰亭修禊,约请居于当地和外来羁旅的名士到郊外修禊,他将这次修禊的地点选择在扬州瘦西湖的红桥。
“修禊”是一种古老习俗,在农历三月初三又叫“上巳日”。这一天人们相约出游水滨,沐于水上,借以除灾去邪,古俗称为“祓禊”。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王羲之邀约当时名士谢安、孙绰等并亲朋子侄41人聚会兰渚,行修禊之礼。那次雅集计有26人作诗37首,事后王羲之将诗汇成一集,即《兰亭集》,并为此作序一篇,记叙兰亭山水之美和聚会场面之盛,抒发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序文共324字,字字珠玑。这就是被褚遂良评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传之千古的书法名篇《兰亭序》。兰亭修禊开饮酒赋诗之先河,后人遂相沿成习。
出扬州城,前往风景绮丽的瘦西湖,有水陆两条路,都需经过一座白石栏杆的圆拱形三孔石桥,这就是著名的“虹桥”,也称“大虹桥”。这座石桥,原为初建于明崇祯年间的一座木板桥,因围以朱栏数丈,故称“红桥”。乾隆元年(1736年),木板桥改建为石桥;十五年后,又在桥上建亭,“红桥”改名为“虹桥”。
就虹桥本身而言,不过是一座平平常常的游客往来通道,桥两旁护栏甚至没有任何特殊的点缀装饰,显出一种天然本色。然而红桥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能吸引古今众多文人墨客来此吟诗结社?也许当年费轩的一首《扬州梦香词》道出了其中奥秘:
扬州好,第一是虹桥,杨柳绿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萧,处处驻兰桡。
两边的旖旎景色,是虹桥厚重的文化积淀之源;而这种文化积淀甚至超过桥自身的厚度和重量,也为桥下的绿波春水增添了新的韵味。清康熙年间诗人朱彝尊的《红桥》一诗,用淡淡的墨色描绘了一幅江南小景:
春芜小雨满城隈,茅屋疏篱两岸开;
行到红桥转深曲,绿杨如荠酒船来。
乾隆皇帝幸游扬州,也曾作诗赞曰:
绿波春水饮长虹,锦缆徐牵碧镜中,
真在横披画里过,平山迎面送春风。
选择在红桥修禊,自然是绝佳处所。参加王士禛倡导修禊的名士们,徜徉红桥,荡桨碧波,踏春赏花,饮酒咏诗。他们以“红桥怀古”为题,即席唱和,调寄“浣溪沙”,各自填词,事后将各家词作选辑十阕,编成一部《红桥唱和集》。词集中被公认最出色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出自修禊发起人王士禛手笔的《浣溪沙·红桥怀古》(三首),
北郭清溪一带流,红桥风物满眼秋,绿杨城郭是扬州。
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烟荒草旧迷楼。
(《浣溪沙·红桥怀古》三首之一)
白鸟朱荷引画桡,垂杨影里见红桥,欲寻往事已魂销。
遥望平山山外路,断鸿无数水迢迢,新愁分付广陵潮。
(《浣溪沙·红桥怀古》三首之二)
其中那句“绿杨城郭是扬州”一经吟出,就令众文人耳目一新。更使王士禛不敢奢望的是,此诗句一传两、两传三,越传越广,传咏了约三百五十年,一直流传至今。“绿杨城郭是扬州”之所以成为绝妙好句,就在于诗人从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选择了一个最佳视点,捕捉住了扬州人司空见惯而又习以为常的景象。举目远望,扬州城几乎处处是绿杨,可谓五步一树,十步双杨,蔚为大观。参天绿杨,又犹如一围绿色城郭,护卫着参差十万人家的扬州。短短七字句,以画龙点睛之笔力,勾勒出扬州景物的本质,诠释了“烟花三月”的真谛,仿佛是对“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著名唐人诗句的遥远响应。此后,“绿杨城郭”与“红桥揽胜”就成为扬州的典故和景点,而扬州街巷的店铺、新闻媒体的专栏乃至中小学墙报,皆喜用“绿杨”命名。
大概王士禛自己对由灵感迸发而偶得的佳句也甚为得意和珍惜,在40年后《送张杞园待诏之广陵》一诗中,他对此佳句作了又一次吟咏:
茱萸湾上夕阳楼,梦里时时访旧游。
少日题诗无恙否,绿杨城郭是扬州。
不经意的一声吟唱,唱彻古城千秋,竟成传世杰作,虽非诗人所料,却是扬州之幸。
举行“红桥修禊”,是王士禛在扬州任职五年中做的一件最有影响的文化盛事。自康熙元年发端的“红桥修禊”,以后就成为扬州文人墨客每年例行的诗酒聚会。
过了两年即康熙三年,仍在推官任上的王士禛,又邀请几位长者,从四五十岁到八十多岁的遗老名士,再次到红桥修禊。轻车熟路,旧地重游,吟不尽的“北郭清溪”,看不厌的“红桥风物”。王士禛作为“首唱”,吟下《冶春绝句》二十四首,与会者即席同赋,彼此唱和,借景生情,席上生风。诗人们把周围景色和身边人事信手拈来,随意发挥,出口成文,修禊无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赛诗会。在这次修禊中,王士禛的《冶春绝句》自然又是独占鳌头,其中有两首是:
今年东风太狡狯,弄晴作雨遣春来。
江梅一夜落红雪,便有夭桃无数开。
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
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
“衣香人影太匆匆”,又成为被扬州人击节赞赏的妙句,后人就在诗人走过的路上,建造了一座古朴典雅的临水砖房,题名“香影廊”。在“绿杨城郭”留下永久口碑的同时,扬州人又为王士禛建了一座诗碑。
王士禛与扬州红桥结缘之时,正值他仕途起步春风得意之际。他多次来此往来徘徊,反复感慨咏叹,几乎形成一种挥之不去的意象。他为首次修禊的《红桥唱和集》作注时说:“红桥即席赓唱,兴到成篇,各采其一以志一时盛事,当使红桥与兰亭并传耳。”
地以人传,诗书留名,红桥与兰亭堪称扬州、绍兴两座古城杰出的人文作品。红桥与兰亭各以该地的人文佳话独擅其美,并传千秋,如果说兰亭后来成了书法家的朝圣之地,那么红桥就是诗人词客的探源之处。所不同的是,群贤毕至的兰亭盛会,其人员构成还不能离开士族门阀的背景;而老少咸集的红桥修禊,参与的名士群体中虽不乏鸿儒,却多寒门白丁,因而更为平民化,彼此之间的心灵沟通、情感交流的色彩更浓。于是,其影响迅速扩大,“过扬州者多问红桥”,遂成为“广陵故事”。
二
得江山之助,王土禛在开“红桥修禊”之先河后,诗名大振。
其实在还没有跨上宦途前,王士禛就已经名噪大江南北了。使其一举成名的作品,是他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在济南大明湖南岸水面亭触景生情的即兴之作——《秋柳》四首。四首《秋柳》将咏物与寓意融为一体,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且全诗句句写柳,却通篇不见一个“柳”字,令人叹绝。
《秋柳》一经传开,大江南北应和者纷纷附和,连由京抵济的顾炎武也作《赋得秋柳》唱和。个中原因除了诗的意韵深沉、境界优美外,大概还与不少人从诗中解读出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凭吊南明之意有关。当时的扬州,是许多南明遗老的往来聚散之地,仍沉浸于无尽哀思中的遗民,正可借《秋柳》作酒杯,一浇积存于内心的块垒。
携着《秋柳》的诗名来到扬州的年轻新贵王士禛,理所当然地受到扬州前辈长者们的认可和欢迎。扬州是王士禛步入仕途的第一站,当时他年方27岁。在扬州任推官五年,从顺治十七年(1660年)至康熙四年(1665年),王士禛处理大案83起,保全了一批善良无辜,深得百姓和商贾的称颂。然而这个风华正茂的年轻文人官员,更多以其诗坛名家的形象出现在文人墨客的眼前。
这位被“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梅村称为“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的清初文坛领袖,在诗坛的一大贡献是倡导当时影响极大的“神韵”说,另一大贡献则是创造了清朝第一个词学流派——广陵词派。
神韵说是王士禛诗歌理论的核心。他继承了钟嵘、司空图、严羽的“滋味”、“韵味”、“妙悟”等诗学思想,总结了王孟、韦柳等人的山水田园派诗歌的艺术传统,追求一种意味含蓄空灵、境界缥缈清远、语句隽永清秀、韵致淡雅蕴藉的诗境。王士禛将神韵说发展为一套比较有系统的诗歌理论,成为清诗的一大宗派,清朝词学家谭献在《复堂日记》中称其为“清代第一诗人”。
无论是济南的《秋柳》,还是扬州的《冶春绝句》,都可以推为王士禛对自己诗歌主张身体力行的早期代表作。在那一句“衣香人影太匆匆”中,王士稹以惊人的灵感,将稍纵即逝的朦胧感觉捕捉于笔端,定格在一幅印象派大师也难以描绘的图画里。他在扬州写的绝句《真州绝句五首》、《江上望青山忆旧》等诗篇,都是其神韵说的创作实践: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
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真州绝句五首》其一)
长江如练布帆轻,千里山连建业城。
草长莺啼花满树,江村风物过清明。
(《江上望青山忆旧》)
在扬州度过五年时光的王士禛,又以雅集唱和与合作选词等一系列词学活动,吸引和聚集了多达百余人的本土与客籍词人,激活和丰富了扬州词人的创作。而一卷《红桥唱和词》及广陵词人后来汇编刊刻的《倚声初集》和《国朝名家诗余》两部词学著作,促成了清朝第一个词学流派广陵词派的诞生。四方词家,百花争艳,使广陵词派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和风格。
扬州对于王士禛来说,除宦游生涯的起点外,又是登上诗坛高峰的重要一站。因此他对扬州怀有深厚的感情,在离扬后直到晚年的许多著作中,还反复多次忆及扬州的风光景物和诗人诗事。在《渔洋诗话》中,王士禛不胜留恋地说:“余在广陵五年,多布衣交。”在《居易录》中他还记述了曾与袁昭令、杜于皇诸君宴于红桥,以及又与林茂之、孙豹人、张祖望(网孙)等修禊红桥的盛事。
应邀参加了冶春诗会的孙枝蔚在其《溉堂前集》著述中,记载有文友在“同赋冶春绝句二十四首”中赋有如下诗句:“客子怕闻寒食节,布衣轻入使君筵”,“惟有使君爱文雅,坐中宾客半渔樵。”这些多为“布衣”、“渔樵”的扬州名士,与年轻的朝廷命官、诗坛领袖王士禛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时年45岁的孙枝蔚,字豹人,号溉堂,陕西三原人。他少年时曾散财参与抵抗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后败走广陵重操祖业,纵横商海颇为得意。在人文荟萃的扬州文风影响下,他决定折节读书,结交四方名士,并以其诗文名节受到人们的尊重。但弃商后家道逐渐中落,“家渐落,诗益工,歌益甚,而家乃益大落”。他是秦人,侨居扬州,常怀西归之意。因《诗经·匪风》有云:“谁能烹鱼?溉之釜鬵。谁将西归?怀之好音。”故取号溉堂,以示不忘乡关。
茶肆、茶坊、寺院是孙枝蔚饮茶常往之地,寺僧多为其茶友。孙枝蔚所写茶诗、茶词,落笔时文思联翩,借景抒怀。他的《采桑子·题焦山僧房》一词,从“饭熟茶香”中引出对国家兴亡之感,被词人评为“凄凉满纸”、“有伯符(东吴开国者孙策)当年气概”。词曰:
老僧头白焦山顶,不管兴亡。安稳禅床。卧对江南古战场。
客来坐久深无语,饭熟茶香。归路茫茫。水打空船月照廊。
王士禛为官扬州时,孙枝蔚赠以诗,称为奇人,遂成莫逆。两人经常互相唱和,相交日久,相知益深。孙枝蔚参加了康熙三年的诗会,在这次诗会上,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历经丧乱之后痛苦茫然的复杂心情:
故相坟头少白杨,举杯欲饮心茫茫。
人生几何经丧乱,二十年前此战场。
从康熙三年上推二十年,恰逢清兵攻陷扬州屠城之时,丧乱之痛使他难以忘怀,故国之思时时萦绕心中。加之与“才自钟山来”的林古度同席,“听谈天宝杂悲欢”的感慨,急欲一吐为快,因而不事雕琢,直抒胸臆,可见其个性。
85岁高龄的白发老翁林古度,字茂之,一字那之,福建福清人。他是明末布衣,明亡后,隐居南京以终,以长辈气节为东南名士所尊重。他又是一位工诗而多产的诗人,自万历以来的诗作多达数千首,入清后还写有不少感怀故国的诗篇:
一树古梅花数亩,城中客子乍来看。
不知花气清相逼,但觉山深春尚寒。
(《吉祥寺古梅》)
在南京珍珠桥南的陋巷中,林古度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夏天没有蚊帐,冬天只能以破棉絮御寒,他在《金陵冬夜》一诗中以“浑如孤鹤入芦花”的诗句自嘲,令人不忍卒读:
老来贫困实堪磋,寒气偏归我一家。
无被夜眠牵破絮,浑如孤鹤入芦花。
出于对王士禛的仰慕,林古度几次专程到扬州访问,王士禛也待之以长者之礼,常约请当地名流陪老先生宴于红桥或平山堂,还亲自为老先生“撰杖结袜”,恭敬有加。冶春诗会特请此老出席,奉为上座。
林古度把王士禛视为忘年知己,捧出60多年以来创作的全部诗作,请比自己小54岁的王士禛精选删定。王士禛欣然应命,经一番斟酌,于清康熙九年(1670年)选存林古度在清顺治八年(1611年)以前的诗为《林茂之诗选》。入选的诗共156首,均为具有清新婉缛、有六朝初唐之风的早期作品,其余天启、崇祯以来涉及时事政局的凭吊兴亡之作,几乎删削殆尽。深知清朝廷的文化禁锢之严酷,官居法曹的王士禛不得不忍痛割爱,将不少诗中精品删削,对统观林诗全貌诚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缺憾,却未尝不是对林老先生的“曲线”保护。
第二年,王士禛去南京拜访已经双目失明的林老先生,两人默默相坐,垂涕而别,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一年之后,林古度于贫病交迫中溘然长逝,家人无力治丧,多亏诗友周亮工代为料理,才得以安葬于钟山之下。
康熙四年,王士禛到达如皋,收到一位“万历诗人”邵潜老先生的信,信中其诉说了自己年已八十、膝下无子、不堪苦役的痛楚。江苏通州文学家、书法家、篆刻家邵潜,字潜夫,自号五岳外臣,于明万历年间侨居如皋,精心研究文学,倡导六书和金石篆刻。如皋的文人学士和篆刻爱好者,皆投其门下,形成了如皋印派。王士禛读信后于次日一早就急忙前往看望,因为里巷狭窄不容车骑,这位推官大人竟弃马弃轿且不带随从,孑身徒步登门。走进黝黑如漆的三间茅屋,虽说卧榻同锅灶相接,倒也不是家徒四壁,屋里堆满邵老所刻书版。八十老翁捧出果蔌,王士禛为他斟酒,对饮畅谈,一见如故,尽欢而别。
上级领导屈尊造访,足见此翁非同寻常,消息传到当地县太爷的耳中,县太爷立即宣布免除邵老的徭役。头衔是无声的命令,顶头上司的一举一动都被下级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倒也不失为中国官场的一个特色。
三
王士禛离开扬州后,来自曲阜的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因公务抵扬。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孔尚任博学多才,却屡试不中。想不到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时来运转,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拜谒孔林并举行祭孔盛典时,孔尚任为康熙讲经,深受康熙赏识。康熙认为孔尚任是一位有才学的圣裔,第二年春天,下旨授他为国子监博士,38岁的孔尚任即被召进京,开始了仕宦生涯。
在国子监做了半年学官的孔尚任,还没来得及发挥儒学经纶的才能,七月初即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前往淮扬,协助疏浚黄河海口。滞留淮扬三年多,孔尚任虽有迁客羁宦、浮沉苦海之感,但亲临民间,亲眼目睹了河政的险峻反复、官吏的挥霍腐败和人民的痛苦悲号,甚至亲身感受到缺粮断炊的滋味,从而引发了“呻吟疾痛之声”,成诗630余首,编为《湖海集》。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冬,得不到地方官提供生活保障的孔尚任,在“茫茫无所之”的无奈中,寓居于泰州陈庵,“以绝粮为常,以举火为异”,陷于非常困难的处境。除夕那天,只有“豆豉(酱腌豆)一味,共梅花嚼之”,由此他赋《除夕感怀》二首,其二云:
来投萧寺暂忘饥,四十一年悟昨非。
古佛也甘无夜火,痴童莫怨少新衣。
城临海气鸡催晓,雪压林梢鸦忍饥。
一夜僧楼吟未稳,纸窗亮处见春晖。
在淮扬三年多的日日夜夜,又给孔尚任提供了遍游江扬各处、凭吊前朝遗迹、结交明朝遗老、追溯南明兴亡的机会。江淮一带正是弘光小朝廷的旧地,许多明朝遗老依然健在,他们大都拒绝到清政府做官,或隐居山林或避世乡里。孔尚任同他们广泛结交,登高赋诗,舟中饮酒,关系非常密切,通过他们了解到许多重要的史实,使他在史海浮沉中获益匪浅,一个创作《桃花扇》的念头也因此油然而生。
生活在扬州一带,孔尚任不仅结识了冒襄、黄云、宗元鼎、杜濬等明末遗老及其他一些著名文人,而且曾遍访平山堂、观音阁、红桥、茱萸湾等景点,先有名胜之游,进而谙熟扬州风物。他在扬州写了竹枝词二十首,题作《清明红桥竹枝词》,描绘了清明时节扬州红桥一带的“踏青”、“祭扫”、“进香”、“市酒”等风土人情:
桥西桥北冢为邻,祭扫何曾泪掩巾。
少化纸钱多剩酒,猜拳惊起九泉人。
令孔尚任不解的是,刚经历过“十日之屠”的扬州,旋即就出现了“桥西桥北冢为邻,祭扫何曾泪掩巾”,“桥头拍头人齐笑,妙舞清歌脚底行”,“一曲红桥三里水,清明消尽满城魂”的情景。因此他只能用诗嘲讽在灯红酒绿中如此迅速地重现的醉生梦死的故态。在其一首《红桥》七律中,孔尚任更铺陈了弥漫在扬州的那种使人“销魂”的“隋代风流”:
红桥垂柳袅烟村,隋代风流今尚存。
酒旆时遮看竹路,画船多系种花门。
曾逢粉黛当筵舞,未许笙歌避吏尊。
可惜同游无小杜,扑襟丝雨总销魂。
这真是又一个南宋时代的杭州!从孔尚任的《红桥》不由得使人想起林升的那首著名讽谏诗——《题临安邸》: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扬州的烟花三月,春暖花开,莺飞草长,景色怡人,春游行乐的习俗更为盛行。孔尚任在《红桥修禊序》中,专门描写了扬州人三月三日在瘦西湖畔的红桥水边,踏青祓禊的场景:
康熙戊辰春,扬州多雪雨,游人罕出。至三月三日,天始明媚,士女祓禊者,咸泛舟红桥,桥下之水若不胜载焉。予时赴诸君之招,往来逐队,看两陌之芳草桃柳,新鲜弄色,禽鱼蜂蝶,亦有畅遂自得之意,乃知天气之晴雨,百物之舒郁系焉。……
到扬州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七年春三月三日,继同来自齐鲁之邦、诗礼之乡的王士禛后,孔尚任又一次发起红桥修禊,以续文人“雅集”之盛,按他的说法是:
广陵据南北之胜,文人寄迹,半于海内,自欧、苏平山宴会以来,过其地者,俯仰今昔,穆然山色江声之表,盖不知几觞几咏。
他在一首诗中称:
雅会名流尽折巾,江南江北聚芳邻。
催得淅沥来山雨,剪烛萧条献水莼。
痛恨须教肝胆露,坚留只有性情真。
满囊珠玉轻帆去,从此邗关话一新。
参加此次修禊大会计24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曾与王士禛相与过从甚密。在这次诗会上,孔尚任将自己的七律《扬州》作为《冶春》首唱:
阮亭合向扬州住,杜牧风流属后生。
廿四桥头添酒社,十三楼下说诗名。
曾维画舫无闲柳,再到纱窗只旧莺。
等是竹西歌吹地,烟花好句让多情。
《扬州》一诗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京城,为王士禛所知并深受其赞赏。这首诗不同于一般奉和应酬之作,除了颔、颈两联的工稳对仗显示出驾驭律诗的娴熟技巧,其捕捉扬州特色美景与巧妙用语的结合,以及情感流露不见斧凿痕迹,都闪烁着艺术才华的光彩。而此诗所达到的境界,在整体上同王士禛提倡的“兴会发以性情”、“根底源于学问”诗歌主张,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因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孔尚任对王士禛的钦慕之情,在他一首《西江月·平山堂怀王阮亭》词中也表露无遗。这首词上阕的三句用典都直接取意于王士禛的《冶春》绝句,随手拈来,涉笔成趣,浑然天成:
花事清明五度,衣香人影匆匆。风流司李管春风,又觉扬州一梦。
杨柳千株剩绿,芙蕖十里残红。重来谁识旧诗翁,只有江山迎送。
修禊大会之后,孔尚任意犹未尽,次日独自重游,写下一首《三月四日清明再泛舟红桥》:“乡心愁见柳长条,同荡轻舟第二朝……潦倒江头归未得,三年此景两魂销。”独敞心扉,展露出一股按捺不住、拂拭不去的莫名惆怅。
诗人虽有雅兴,毕竟不能逃离现实,孔尚任当时处境的确不无尴尬,官场上的争权夺利和尔虞我诈,是一介书生难以预料和不堪承受的。因此,在二十多人修禊的“第二朝”,孔尚任心头上的阴影开始变得浓重,而且再也拂不去,内心的复杂矛盾也只能用诗来宣泄。一边主持风雅韵事,一边却不得不面对酸甜苦辣百味俱全的世态种种,做个正人君子真难!
孔尚任在江淮文坛的出现,给文化名城扬州带来一股新风;而他在冶春诗会上的领头和领唱,又使名士雅集之文风得到延续和发展。以七十岁之高龄而成孔尚任忘年交的扬州诗人、书画家宗元鼎,尝读孔尚任的《文游台题壁》:
吴楚春风何处收?海云连水下江流。
一从秉烛寻诗去,直接今年雪夜舟。
读后评云:“阮亭先生(王士祯)至秦邮,持烛登台,赋诗而去;今东塘先生(孔尚任)登台吟啸,载雪而归;佳诗佳事,辉映后先矣!”
王士祯和孔尚任相继莅临扬州并分别寓居几年,又先后组织红桥修禊,的确堪称佳诗佳事、相继辉映。
四
就规模、影响而言,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时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主持的红桥修禊,是真正的扬州之最。
卢见曾(1690~1768年)是清朝学者、诗人、戏曲作家,字抱孙,号雅雨山人,亦号澹园。他是山东德州人,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知识分子家庭。
乾隆元年(1736年),卢见曾擢升为两准盐运使(治扬州)。据《两准盐法志》记载,在他上任之际,正遇上当地盐商勾结官府侵占灶户(盐民)盐池的讼案。在所有权问题上,双方久讼不决,盐民深受其害。卢见曾果断地做出了“灶属商亭,粮归灶纳”的判决,并核发文契,维护了盐民利益。广大盐民十分感激,自动筹资修建了“卢公祠”以感念他,但卢见曾却也因此得罪了贪官污吏及不法盐商。乾隆三年(1738年),卢见曾终因被诬陷而罢职,并于乾隆五年(1740年)被革职充军,发配塞外乌鲁木齐。
卢氏为人豪爽,爱才好士,四方名流咸集,极一时文酒之盛。他还有精明能干、足智多谋、勤于吏治、节俭治事的声誉。与王士禛相比,卢见曾诗名远远不及,但广为结交天下名士却如出一辙。卢氏座中宾客,既有学者如戴震、惠栋、汪楫等,也有书画名家如郑板桥、高凤翰、钱箨石等,还有他的僚属、幕友,交友面甚至广及书商、和尚、道士等三教九流,并且全不以权势、地位、身份、财富为意,以诚相见,以礼相待。山阴一位白发老者落魄扬州,屡次谒见不得,除夕晚上投诗门下,“布金地暖回春易,列戟门高再拜难”,发了一通牢骚。卢见曾读罢,立即于当夜驱车回访,“馈朱提数笏”,送上几锭白银,为老先生过年雪中送炭。
当获罪流放的厄运突然袭来时,树倒猢狲散,卢家僮仆纷纷辞走。就在这危难时刻,好人有好报,患难知真交,出自卢门的六安秀才夏宝传,行侠仗义,主动策马相随,三年陪侍。还有一位下棋下出来的挚友、道士汪履之,也是一心一意自愿跟到塞外相陪三年。
桃花潭上水潺潺,恋客情深诗早传。
更有汪伦能送远,八千里外住三年。
尽管卢见曾不姓李,与李白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恰巧道士姓汪,而他送卢氏并非如汪伦那样只送到桃花潭止步,而是一送八千里,一陪三年整。这种真情实谊,还有那位夏秀才的情真意切,比之汪伦已毫不逊色了。
风云多变幻,人生也难料。后经查明,卢见曾是被诬告,冤案昭雪,平反赐还。经一番辗转跋涉,卢见曾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复任两准盐运使,重返扬州。恰好其时《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旅次扬州,猝死于斯,却又因贫穷而无力料理后事。最后幸得卢见曾资助,文人们终于放心地送走一代文豪。
赴任扬州后,卢见曾又开始了他的大手笔。他见扬州地势低洼,河池淤塞,经常发生水患,便筹集资金,开挖修浚城周河池,免除了水患之隐。他又沿小秦淮修建了“红桥二十四景”及金焦楼观,使古老的扬州更加妩媚多姿,一时游人如织,名流学士云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卢见曾在红桥举行“修禊”活动,是年红桥修禊甚盛,在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卷十)中还对卢氏及其红桥修禊之举记了一笔。
这一次红桥修禊,卢见曾以七言律诗《红桥修禊》四首作首唱,其一、四首诗曰:
绿油春水木兰舟,步步亭台邀逗留。
十里画图新阆苑,二分明月旧扬州。
空怜强酒还斟酌,莫倚能诗漫唱酬。
昨日宸游新侍从,天章捧出殿东头。
迤逦平冈艳雪明,竹楼小市卖花声。
红桃水暖春偏好,绿稻香含秋最清。
合有管弦频入夜,那教士女不空城。
冶春旧调歌残后,独立诗坛试一更。
其时和修禊韵者七千余人,编次得诗三百余卷。郑板桥、陈撰、厉鹗、惠栋、沈大成、陈章等数十人,皆为上客。郑板桥有《和雅雨山人红桥修禊》、《再和卢雅雨》诗各四首,一时传为文坛佳话。不过卢见曾毕竟是位官场中人,其舞文弄墨只能算作附庸风雅,与先前修禊中以王士禛、孔尚任主笔的“原唱”相比,诗文自然是相形见绌。
“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著名诗人袁枚,曾在《随园诗话》中提及,虽然卢雅雨以渔洋山人自居,赋红桥修禊诗,和者甚众,但他却对“先生原唱”不甚爱诵。不过袁枚对卢见曾被贬卸任时“留别”扬州的四首诗却备加赞扬,誉为“绝调”,认为“欢愉之词难工,感怆之言多妙”,其中之句如:
平山回望更关愁,标胜家家醉墨留。
十里亭台通画舫,一年箫鼓到深秋。
每看绛雪迎朱旆,转似青山恋白头。
为报先畴墓园在,人生未合死扬州。
长河一曲绕柴门,荒径遥怜松菊存。
从此风波消宦海,始知烟月足家园。
岁时社集牛歌好,乡里筵开白发尊。
痴愿无多应易遂,杖朝还有引年恩。
诗中对官宦生涯的感受、感慨发自内心,真话写真情,所以感人。
红桥修禊作为一项内涵丰富的文化活动,由王士禛开创、孔尚任继续、卢见曾掀起高潮,为清朝的扬州留下了色彩斑斓的诗章。另一位“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赵翼在祭吊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诗中,感叹扬州文人“雅集”盛会,诗云:
虹桥修禊客题诗,传是扬州极盛时。
胜会不常今视昔,我曹应又有人思。
清末光绪年间到民国初年,由学者名流、清贫寒士为主要成员,也有少数地方官参加的“冶春后社”,已具有近代文学社团性质,最盛时多达百人,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国事日非,人员星散,“广陵词派”遂走入末路,红桥诗事再无人问津。
然而,烟花扬州并非成为昨日星辰,“绿杨城郭”今天又大放异彩。走进古城,红桥依旧,“水陆分成十字路,画船南北桥西东”。不过走过红桥的匆匆“人影”中,时而闪出金发碧眼的观光游客;飘落在瘦西湖的阵阵“衣香”中,经常散发着世界各国的名牌香水味。双龙戏珠装饰豪华的“乾隆号”大型游艇,载着欢声笑语,不时在平静的水面“犁”开道道波纹……
修禊赋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但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积淀、一种人文精神的延伸,类似的文化活动不仅不能停滞或放弃,而且应在更深更新的层面领悟、演绎,从而使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