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满绿杨城

丹心长照

　　——明末名将史可法

　　一

　　“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作为入关之后清朝廷的两大暴行和罪孽，如同两个用鲜血凝结而成的巨大惊叹号，警钟长鸣地悬挂在清朝史空；作为明亡之际汉民族的两大灾难和耻辱，又如同两把以尸骨浇铸起来的锐利的越王剑，触目惊心地矗立在神州大地上。

　　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也是爱新觉罗·福临即帝位的顺治元年，豫亲王多铎以定国大将军经略江南。从十二月到第二年四月，多铎率领的满洲铁骑纵横中原，接连渡过黄河、淮河。随着明将刘泽清投降，清军兵临城下，扬州已成“瓮中之鳖”。南明小王朝最后一位兵部尚书大学士史可法受命于危亡之秋，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十五日，清军抵达扬州，集聚城郊，约有十万之众，对扬州孤城构成合围之势。严峻的形势使守城主将史可法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他在此前曾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集中到扬州守卫，但竟无一兵一卒前来救援。史可法知道，他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

　　清军主将多铎连派五名明降将前去劝降史可法，但得到的回答是：“我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后来多铎亲自出马，连发五封书信，史可法概不启封，全部付之一炬。事实上史可法对眼前的严峻形势十分清楚，仅凭万余扬州守兵抵御洪水猛兽般的清军，不啻以卵击石。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不指望取得胜利，只准备抗战到底，以一死报国。史可法召集众将表明自己将“与城为殉”的决心，他说：“吾誓与城为殉，然仓皇之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史可法无子嗣，当即认为义子。接着他又在西门城楼上作遗表上朝廷，另又作遗书五封，命家仆收藏，其中除一封致豫亲王多铎外，其余分别是给母亲、夫人、叔父、兄弟的。二十一日又作遗书给母亲和夫人，也即后人所说的“绝命书”，书曰：

　　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

　　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太太苦恼，须托四太爷、大爷、三哥大家照爱。炤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

　　四月二十一日，法寄。

　　书毕，史可法把全城官员召集起来，勉励他们齐心协力抵抗清兵，并且分派了守城的任务。他分析形势，认为西门是最重要的防线，就亲自带兵防守西门。将士们见史可法坚定沉着，都很感动，表示一定和督师一起誓死抵抗。

　　多铎命令清兵没日没夜地轮番攻城。扬州军民奋勇作战，一次次打退清兵的进攻。但清兵人多势众，死了一批，又上来一批，形势越来越危急。

　　多铎下了狠心，开始用大炮攻城。他探听到西门防守最严，又是史可法亲自防守，就下令炮手专向西北角轰击。二十五日，城西北的城墙终于被轰开了一个缺口，大批清军随之一拥而入，冲进城来。史可法眼看城已陷落，拔出佩刀准备自刎，被随从的将领们抱住并夺下了他手里的刀，簇拥着他出小东门。恰逢迎面清兵过来，喝问他是谁，史可法大呼：“我史督师也！可引见汝兵主。”遂被俘。

　　多铎十分重视史可法，以宾礼相待，口称先生，当面劝降，许以高官厚禄。史可法骂不绝口，严加拒绝：“我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终于壮烈地牺牲于南城楼上，时年45岁。

　　史可法的忠义精神光照孤城，城中每一个军民都正气凛然。史可法被杀后，扬州守军与清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左都督刘肇基率四百敢死士，杀敌千余，全部战死。副总兵庄子固所部七百人，以“赤心报国”为旗号，全部格斗而亡。副将马应魁，每战披白甲，书“尽忠报国”于背，死于巷战。诸多副将都在巷战中壮烈牺牲，而其他官员皆投井殉国，扬州知府任民育全家殉难。全祖望写的《梅花岭记》一文，记录和歌颂了史可法死守扬州之始末。

　　扬州失守后几天，清军攻破南京。南明政权的官员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弘光政权如昙花一现，倏然而逝。

　　清兵攻破扬州城后，多铎灭绝人性地下令屠杀扬州百姓。大屠杀延续了十天才结束，约80万民众惨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这段史称“扬州十日”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血写得极为惨烈的一页。流传甚广的《扬州十日记》，是明人王秀楚的笔记，他以“身所亲历，目所亲睹”的血淋淋事实，记述了这段史事。这一幕震天撼地的人间惨剧发生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十五至五月初五：

　　念六日……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

　　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盖此百万生灵，一朝横死，虽天地鬼神，不能不为之愁惨也！……

　　清兵继续南下，在控制江南后，颁布了一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强迫百姓在十天之内，改依清人的习惯，剃发留辫，违令者死。精神的屈辱，使江南百姓义愤填膺，奋起反抗，从而引发了“嘉定三屠”的惨剧。“嘉定三屠”实际上是由奉命守卫徐州时弃城降清的“汉奸”李成栋所制造的。三次屠城，终使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的嘉定城“远近始剃发，称大清顺民云”，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

　　二

　　史可法生前不曾料到，他曾为之誓死保卫的80万扬州父老、妇孺，竟在清兵的屠刀下一颗颗人头落地，在他的身后一排又一排地倒在血泊中。而在此前，作为南明兵部尚书的史可法，甚至天真地幻想以“虏”治“寇”、“联清抗寇”，曾企图选择和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战略思想。

　　史可法生前也没有料到，在攻城和屠城的清兵中，有相当一部分却是明军的“汉奸军”。据载，仅在豫亲王多铎统率清军向扬州进军的路上，就有大批的汉人军队前去投靠，降军总兵力接近十四万人，加上此前投降的十万汉军，远超过了清军数量的总和。其中有些军队本是响应史可法招募而驻守于扬州前线的，连下令“嘉定三屠”的刽子手李成栋也曾是史可法的部下。这些本是与汉民众同根生的“伪军”，抢杀掳掠奸淫本族同胞的恶行，丝毫不输于清兵。

　　史可法生前又没有料到，正当他领导扬州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时候，醉生梦死的弘光帝却在挂着“万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几见月当头”楹联的兴宁宫游龙戏凤、寻欢作乐。甚至在随后清兵渡长江到达南京时，这位国君还沉湎在夜宴中，闻报后他狼狈出奔，逃往芜湖黄得功营中。权臣马士英、阮大铖等也同时逃走，后来这批祸国殃民的昏君奸臣均被清军俘杀。当多铎率军入南京时，被尊为明末文坛领袖、“江左三大家”之首的礼部尚书钱谦益，率文武百官投降，跪迎多铎进城。

　　史可法生前更没有料到，历史竟如夏日的龙卷风，转瞬间就残酷地摧毁了一座曾经辉煌而且绵延了近三百年的朱明大厦。一年多前，他曾目睹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间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政权，清世祖福临继位开始了顺治时代，面临农民大军压境一筹莫展的崇祯皇帝与大臣商讨调吴三桂入关抵抗等事件，也曾预感到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又一个多事、多变和多难之秋。但是巍巍大厦倾于一旦，既不是他的目力所及，也不是他这个“忠君”大臣所愿。

　　历史老人真的疯了，让崇祯十七年（1644年）发生了“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巨变。这一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政权后，农民军东渡黄河，攻克太原，兵分两路，直指北京。一路上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于三月十六日到达北京城郊并包围了京城。这一年三月十九日，太监曹化淳打开广安门，迎农民军进入外城。眼见末日已到，崇祯送走了三个儿子，命周皇后、袁妃自尽，手刃长女及数嫔妃，然后饮酒、更衣，带几十名手持斧钺的太监持枪骑马东奔西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又返回乾清宫，亲自撞响召唤百官上朝的“景阳钟”，但无一人入宫护驾，仅有太监王承恩一人跟随他上了万岁山（景山）。举目望去，京城四处烽烟，农民军即将入宫，崇祯皇帝绝望地在万岁山东坡一棵槐树上投缳自尽，尸体在树上挂了两天才被发现。

　　李自成的大顺军在进驻北京的时间内，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腐败，缺乏基本道德教养的农民士兵如痴如狂、无所顾忌地释放着心中的欲望，拷打、私刑、强奸案层出不穷，北京的百姓变得失望、畏惧和愤怒。由于清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山海关，给予了也在这一年正月清世祖福临继位开张的顺治王朝一个稍纵即逝的战机，在辅政清廷的多尔衮指挥下，清军长驱直入，如摧枯拉朽，取而代之进京42天的农民军，成为北京城的新主人。

　　崇祯皇帝在万岁山上吊自杀的消息传到明朝陪都南京，惊魂未定的明朝大臣们立即在南京上演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在臭名昭著的阉党阮大铖与奸臣、凤阳总督马士英的密谋下，拥立了一个从洛阳出逃到南方的皇族、福王朱由崧做皇帝，扬州府的仪征地区成了对福王的迎銮之地。

　　朱由崧是个出了名的迷恋酒色、极端荒唐的纨绔子弟，是个与生俱来的“人之初、性本恶”的祸种。时任兵部尚书的史可法提出立其为帝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如此昏庸之君必将贻国误民。然而马士英等人根本不理这一套，先下手为强，早早将朱由崧迎入南京。史可法等人不该在此关键时刻让步，无奈地接受现实，加入奉迎的行列。就这样，南京建立了一个史称“南明”的政权，历史上把朱由崧称为弘光帝。

　　弘光帝政治上昏庸，生活上又荒淫，将政事悉数委托给马士英处理，马士英与阮大铖一批佞臣完全操纵了南明政权。皇帝如此，大臣和将领们也毫不逊色，他们只知道吃喝玩乐，谁也不关心时局和民情。南宋末年的历史阴影延伸到了南明，这个南明小朝廷将宋、明两朝的昏暗、腐朽，挥洒得肆无忌惮，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此，史可法在许多奏章中都忧心忡忡地提及。他说：“非常之变（指农民军和清军先后进京，崇祯帝自缢而死），亘古所无。总由文官爱钱、武官怕死所致。更有甚者，文官爱钱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钱。”弘光朝官任右佥都御史的瞿式耜在《甲申秋渡江感怀》（二首之一）中，也隐隐流露了对时局变幻莫测的不安和对南明小朝廷君臣沉湎于逸乐的忧虑：

　　半规凉月夜将阑，似趁邗沟旅梦残。

　　晓色渐升溪树里，潮声欲涨簟纹寒。

　　鱼龙莽伏知何意？燕雀堂高莫剧安。

　　指点断云荒戍里，几回击楫过江干？

　　就国力、军力和武器装备而论，不仅朱明王朝不应亡于清军，而且南明朝廷也不该毁于一旦。南明朝廷控制的地盘，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即使只有半壁江山，也比清军所控制的地区富饶和广阔。而它的兵力也不算少，在长江北岸设有四支明军，叫做四镇，共拥兵三十万；在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也有二十万。然而在歌舞升平中高枕无忧的南明昏君权臣们，对他们家底的真实情况却是所知甚少。

　　以东阁大学士入阁参政的史可法，受马士英排挤，无法施展，决定放弃对兵权的控制，自请出京，以兵部尚书大学士督师扬州，镇抚淮、扬一带，后又加封为太子太师。史可法在南方将士中威信颇高，他让四镇将领驻守在扬州周围，自己坐镇扬州指挥。将士们以“史督师”称呼他，史督师成为南明的唯一希望。

　　史可法有一副自题联，曰：

　　斗酒纵观廿四史；

　　炉香静对十三经。

　　由此联不难想象，史可法是一个文人，指挥打仗并非其所长。明朝用官以重文轻武为标准，军队的统帅都是文人出身，虽然文人中也出过袁崇焕那样的名将，但终究为数不多。论史可法的军事才能当然不能与袁崇焕相提并论，而他面临的清军却更加强大，他背靠的朝廷又更加腐败。身居兵部尚书之职，后来更任职扬州督师，史可法肩负着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历史重任。历史出的一道难题，可真难为了史可法。

　　江北四镇的将领骄横跋扈，他们在内斗即互相争夺和割据地盘方面毫不示弱，在害民即放纵兵士残杀百姓这一点上各显神通，然而一旦遇到外敌来犯时，兵力却变得“虚夸不中用”。四镇中尚有一息希望的是高杰的兵力，桀骜不驯的高杰曾断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以重兵驻于归德，令士兵冒雪沿黄河筑墙以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

　　就在清兵挥师南下、形势十分危急之际，拥有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不顾大局，发兵南下，声称要“清君侧”，“除马、阮”。而马士英则恬不知耻地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对他这种观点表示不以为然，认为“淮扬最急，应亟防御”，但马士英竟下令“有议守淮者斩”，并在朝议后，以弘光帝名义诏令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军。

　　史可法明知在此国运千钧一发之际不该离开边防重地，却又违心地带兵回南京，使扬州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当他过长江至燕子矶时，由于左良玉已经兵败，马士英等竟不许他入南京城。身在家门口，思母之情殷殷；人在京城外，忧国之心沉沉。史可法站在燕子矶上，俯瞰长江，怅望古都，随口吟下一首小诗——《燕子矶口占》：

　　来家不面母，咫尺犹千里。

　　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

　　南明朝廷权臣无视国之将亡，依旧进行着勾心斗角的争斗，忠心正直的大臣接连罢官归里；大将左良玉病死于军中，其子左梦庚兵败降清；淮扬各镇将帅割霸一方，兵马不听史可法的调遣；马士英扣下史可法要求给士兵加饷的奏折，将士兵的薪水全部扣压。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看到南明王朝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史可法已如清乾隆年间学者全祖望在《梅花岭记》一文中说：“顺治二年酉四月，江都（扬州）围急，督师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虽有报国之心，但无回天之力，留在安徽省宿松县白崖寨的史可法之联，流露了他内心深深的忧虑：

　　听涧底泉声，呼天地是歌是哭？

　　看阶前月色，问英雄还死还生？

　　听涧底泉声，呼唤天地风云，唱一曲催人泪下的悲愤之歌；看阶前月色，照彻英雄肝胆，抒一腔至死不渝的壮志豪情！

　　明亡之后做了清之降臣的诗人钱谦益，在顺治四年（1647年）作的《金陵后观棋六首》（其一）中，就曾以“一局残棋”之语比喻过弘光朝廷不可收拾的局势：

　　寂寞枯枰响泬寥，秦淮秋老咽寒潮。

　　白头灯影凉宵里，一局残棋见六朝。

　　在兵临城下、国家垂亡的千钧一发之际，南明朝廷的将臣们还在不顾一切地上演着一幕幕你死我活、此消彼长的内斗闹剧。这场可笑而可耻的闹剧，最终在历史上刻下了可悲而可鄙的一页。

　　三

　　扬州大屠杀之后，史可法的义子史德威进城寻找史可法的遗体。因为尸体太多，天热又都腐烂了，怎么也认不出来，只好把史可法生前穿过的袍子和用过的笏板，埋葬在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就是到现在还保存完整的史可法“衣冠墓”。

　　由于没有找到史可法的尸体，他的生死又留下了颇多传闻和记载。或说他骑马出城，沉江而死；或说他城破出走，不知所终；或说他缒城潜去，跨骡出城，甚至还有人赋诗：“相公誓死犹饮泣，百二十骑城头立。瞬息城摧铁骑奔，青骡一去无踪迹。”凡此种种，其实只是寄托了老百姓的心愿和希望：史可法没有死，民族英雄不应该死！在扬州保卫战之后多年中，不少抗清武装力量，皆以其名号号召群众，足见民族英雄精神，在人民心目中是不朽的。

　　史公墓在扬州城北的梅花岭上，墓址是遵照史可法殉难前的遗言“我死当葬于梅花岭上”而选的。墓在初建时甚为简朴，墓碑上书“明督师太子兼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史公墓承嗣男德威泣血立石”。据说岭上的梅花原为白蕊，自史可法衣冠葬于此后，蕊红如血。墓上原生有一种“英雄草”，长逾尺，令人联想起杭州岳坟的“鄂王墓上草离离”，只是后来随着墓地的荒芜而枯萎了。史德威生前常来义父墓前祭扫，在康熙九年（1670年）病殁于扬后，其子孙后代遵遗嘱年年祭祀，并曾筑垣修墓，又编辑、校刊了《史忠正公集》。

　　与袁枚、赵翼并称为“乾隆三大家”的清朝诗人蒋士铨，在梅花岭留下了一首《梅花岭吊史阁部》：

　　号令难安四镇强，甘同马革自沉湘。

　　生无君相兴南国，死有衣冠葬北邙。

　　碧血自封心更赤，梅花人拜土俱香。

　　九原若逢左忠毅，相向留都哭战场。

　　诗中提到的“左忠毅”，就是史可法的恩师左光斗。师生之间同声同气、肝胆相照，留下一曲为后世传诵不绝的师谊之歌。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十一月十四日生于河南省祥符县（今河南省开封市），祖籍原为北直隶省（今河北省）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早年他就以孝闻名于乡，祖父史应元、父亲史从质和母亲尹氏，对他寄望极殷，而他也不负众望，虽家境贫寒，仍苦学不辍。明天启元年(1621年)冬，19岁的史可法独身赶往顺天府大兴县应试，寄宿于大兴县郊一所古寺中。左光斗受朝廷委派“视学京畿”，负责京畿的科举考试，在外出踏雪时，偶见一座风雪古寺之中有书生伏卧案头，旁边放着一份刚刚写就的文稿。他取来一看，文稿不仅字迹清秀，而且文辞精彩，不禁暗暗赞赏。见书生穿着单薄，左光斗立即脱下自己的貂裘盖在书生身上，并为他关上门户。和尚告知他，那书生名叫史可法，刚到京城来应考。

　　20岁时史可法在府中会考，被主试的左光斗选拔为北直隶八府之冠。考试以后，左光斗在其官府接见了史可法，做了一番勉励，又把他带到后堂，见过夫人。他当着夫人之面极夸史可法，认为“他日继吾志事，唯此生耳”。史可法家贫，被左光斗收作弟子并留于馆署后，愈加刻苦不懈，发愤苦学，饱受恩师濡染，立志以身报君许国。左光斗在公务之暇，常与他切磋学问、商谈国事。

　　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左光斗遭掌权的魏忠贤等阉党陷害而锒铛入狱，史可法朝夕待在狱外，却苦于无“门”而无法进去探视。当他听说左光斗受了炮烙之刑、命在旦夕时，十分焦急，于是筹了五十两银，“涕泣谋于禁卒”，禁卒深受感动，让史可法化装成掏粪者混入牢房。史可法走进牢房找到蜷缩在角落边的左光斗，看到他血肉模糊、不成人形的模样，跪着抱住恩师呜咽不止。左光斗听出了史可法的声音，奋臂用手拨开自己溃烂的眼皮，怒目注视史可法，呵斥他速速离开：“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持者！”后来甚至以杖击逼他快走。史可法深知恩师怕他因此受到牵连，才“不敢发声”，只得忍痛挥泪悄然退出。后来，史可法常常流着泪向人叙及此事：“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左光斗终被魏忠贤杀害，史可法又花钱买通狱卒，为他料理了后事。

　　左光斗以铁石肺肝、忠心义胆的行为，言传身教，铸造了一代英雄史可法，为他在宦海中的航向做了正确的指引。清桐城学派创始人方苞写的《左忠毅公逸事》一文，生动地记述了史可法在恩师左光斗的栽培和教诲下，成长为人中骐骥、国之栋梁的过程。

　　崇祯元年（1628年）史可法中进士，开始了官宦生涯。他的宦途颇称顺遂，先后任西安府推官、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崇祯年间史可法开始出任军职，曾任右参议，受命驻守安徽池州、太平一带；又任崇祯名将卢象升副使，负责安庆、池州一带防务，指挥江北军队。崇祯十年（1637年），为牵制并打击农民起义军的军事进攻，史可法被晋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池州、太平四府，并统辖邻近的河南、湖北、江西部分州县。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曾到安徽六安（今六安市城区）就任约两年。在六安期间，史可法捐俸筑城、救济灾荒、减轻地方差役、捐款修缮县学，深受六安民众的爱戴。抚署六安病中时，史可法曾写一首感叹国是日非、体恤民生艰难的诗篇——《六安署病中感怀》：

　　待理犹烦苦抱疴，公余侧枕奈如何。

　　民饥由已嗟艰食，兵悍逢人欲弄戈。

　　抚字无能先布德，催科宁忍复为苛！

　　白云交瘁燕山下，国手谁怜妙剂多？

　　史可法这段“镇皖驻六”的历史，是他毁誉并存的一段生命历程。他的抚民之功和爱民之举固然有口皆碑，但他因镇压农民起义而受到史家谴责，使他与岳飞一样不得不面对后人的审查和评议。

　　史可法在实践中学习军事，更由于他重信义，能与部卒同甘苦，所以深得军心，将士都愿为他效命。后来史可法升迁户部右侍郎（尚书副职）兼右佥督御史，积功又升南京兵部尚书，参与军国大事。

　　英雄生前孤军血战，死后寂寞夜台。史公陵园虽经历次修缮，但由于淮扬后人无力长期负担维修费用，英雄陵园逐渐变成了一块荒凉的墓地，除了墓坊、墓垣内高高的石碑与史公的衣冠冢，飨堂、祠堂都已破旧不堪、空空荡荡。带着梅香的朔风不时穿窗而入，将壁间柱上的楹联抚摸一番后过户而去，留下轻轻的叹息声。清初诗人吴嘉纪前来拜谒，目睹现状，心情沉重，吟下一首蕴涵着辛酸和悲愤之泪的《过史公墓》：

　　才闻战马渡滹沱，南北纷纷尽倒戈。

　　诸将无心留社稷，一抔遗恨对山河。

　　秋风暮岭松篁暗，吸烟荒城鼓角多。

　　寂寞夜台谁吊问，蓬蒿满地牧童歌！

　　所幸的是，作为江左名都的骄傲，淮扬大地的荣光，史公陵园在今天已是另一番景象，由飨堂、祠堂、史可法衣冠墓和史可法纪念馆组成的“史公祠”已经成为融历史、文物、风景于一体的扬州游览胜地了。

　　从墓室入内为飨堂，堂内端坐着史公的雕像，一副神色凝重、沉思不语的状态，令人如见“行不当年张盖，食不重味，夏不扇，冬不裘，寝不解衣”的一代忠臣。堂前两株粗大、高直、浓荫蔽天的银杏，历经二百多年风雨，忠诚地拥立和卫护着中间的一块刻有“明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公可法之墓”的石碑。墓在飨堂之后，墓前为镌有“史忠正公墓”五字的砖石牌坊。墓周矮墙回护，松柏森森；墓边四季葱郁的茜草铺地，人称“忠臣草”；墓后寒梅挺立，傲霜怒放。

　　“史公祠”中最醒目的还是祠中、堂内、墓前的一副副名联：

　　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

　　衣冠复古处，梅花冷艳伴孤忠。

　　（清·朱武章）

　　生有自来文信国（——文天祥）；

　　死而后已武乡侯（——诸葛亮）。

　　（清·严问樵）

　　最为有名的，当推清朝诗人张尔荩所撰之联：

　　数点梅花亡国泪；

　　二分明月故臣心。

　　祠堂两边的楹联上写着：

　　尚张睢阳为友，奉左忠毅为师，大节炳千秋，列传足光明史牒；

　　梦文信国而生，慕武乡侯而死，复仇经九世，神州终见汉衣冠。

　　这些名联，既是一代英雄正气的凝结、豪情的演绎，也是一个民族在天地间的怒吼、在史空中的浩叹。

　　这里还有不少史公的自撰联：“琴书游戏六千里，诗酒清狂四十年”，“自学古贤修静节，惟应野鹤识高情”，“涧雪压多松偃蹇，崖泉滴久石玲珑”。从史公的遒劲笔力和充溢在字里行间的豪放气概，又让人看到一位民族英雄的高大形象。

　　1962年7月，适值史可法三百六十周年诞辰，郭沫若为史可法写下了下面一首诗，表达了炎黄子孙对英雄的颂扬和怀念：

　　国存与存亡与亡，巍峨庙貌甚堂堂。

　　梅花岭畔遗香在，铁火何时返故邦。

　　四

　　弘光朝覆亡的屈辱恨史，史可法殉国的慷慨悲歌，引起了一位孔门后人的关切和注意。康熙年间，孔子第六十四代孙、曲阜人孔尚任曾在淮扬地区任职，他是奉命去治河的。在三年多的宦海生涯中，治河之事并无什么进展，孔尚任却有机会遍游江扬各处，凭吊前朝遗迹，结交明朝遗老，追溯南明兴亡。江淮一带正是弘光小朝廷的旧地，许多明朝遗老依然健在，他们大都拒绝到清政府做官，或隐居山林或避世乡里。孔尚任同他们广泛结交，登高赋诗，舟中饮酒，关系非常密切，通过他们了解到许多重要的史实，使他深感史海浮沉，教训深刻。经过苦苦思索，他最终决定创作一部历史传奇剧《桃花扇》，借以“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孔尚任怀着一腔悲愤，三易其稿，终于写完了《桃花扇》。这部历史剧以明末著名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其中又以大量的史实反映出明末政治的黑暗腐败，以及统治阶层的腐朽荒淫，以“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非私，焉得不亡”，揭示了弘光小朝廷乃至明朝三百年基业覆亡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剧中热情地歌颂了史可法“为国事不顾残躯”的忠心和不忘收复中原的壮志，对他的为国殉身表示深切的哀痛。在《桃花扇》中，孔尚任写了一首感叹诗，诗曰：

　　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

　　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

　　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

　　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

　　《桃花扇》在京城上演后，立刻引起轰动，那些前朝的故臣遗老们“掩袂独坐”、“唏噓而散”。这种感情不仅仅是对前朝深深的悲悼和哀叹，更是一种被清朝统治者无情扼杀的民族意识的迸发。尽管孔尚任不可能在剧中直接描述清兵屠城的暴行，但是他所表现的对几个历史人物的鲜明爱憎，都在煽动和激发着怀念故国的情绪。怀念前朝就是诋毁本朝，康熙皇帝对此甚为关注，曾派人找孔尚任索要《桃花扇》的底稿，严禁流传。次年春，孔尚任被革除官职。也许是孔子后裔的特殊身份，使他得以在风声鹤唳的文字狱时代逃过一劫。

　　尽管清朝廷力图消除《桃花扇》的影响，但却已经无法抹去它在人们心中刻下的烙印了。史可法的英名在其就义半个世纪后，又一次传颂于大江南北。

　　然而此后又发生了一件史可法生前万万不曾料到的事，在他死后大力褒彰他的忠烈精神并使之永昭后世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敌人——当初他与之浴血奋战并付出了自己及数十万人生命代价的满洲贵族的后裔。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供职于翰林院的诗人、戏曲家蒋士铨，在北京琉璃厂购得史可法遗像及手简两通。后来一个姓汪的侍郎借去观赏后，把史可法家书与诸后人的题跋重新装裱于像卷之首。就在这个时候，乾隆皇帝正在酝酿一项表彰前朝忠臣的计划。政治上十分敏感、熟悉中华民族道德观念并善于捕捉汉族人民思想感情的乾隆皇帝知道，为史可法这样在民众中影响很大的前朝抗清忠臣予以彻底恢复名誉并加以表彰，有利于赢得民心和巩固大清帝国。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皇室内府编辑了《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乾隆皇帝翻阅了其中的睿亲王致史可法书，当他再想查阅史可法的回书时，却不可得。后来他从内阁库典籍中检出并认真阅读，读后御制书事一篇记其始末。遵照御意，朝廷官员开始收集前朝忠臣的资料。当时蒋士铨已在扬州安定书院任教，而史可法遗像及家书也已转到彭之瑞之手，正在江南视学的彭之瑞便把他所收藏的这些珍品呈给皇帝。在获得和阅读了这些资料后，乾隆皇帝遂下旨为史可法建祠，谥“忠正”，御书“褒慰忠魂”匾额，并作诗一首：

　　纪文曾识一篇笃，予谥乃留两字芳。

　　凡此无非励臣节，鉴兹可不慎君纲！

　　像斯观矣牍斯抚，月与斋而风与光。

　　并命负书画卷内，千秋忠迹表维扬。

　　御制诗中的颔联明白无遗地表述了乾隆褒奖史可法的目的。皇帝带头赋诗，众大臣谁能不恭敬奉和，百余年前的史可法一时成了乾隆后期的英雄。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又下旨于国史中列《贰臣传》，把鼎革时期归降清朝因而享有高官厚禄的大臣打入另册。

　　顺时达变，人同此心。不计旧恶，不念旧情，表彰前朝忠臣，贬斥前朝降臣，这是乾隆聪明过人的一招。这一举措自然受到人民的欢迎，但微不足道的开明措施又怎能保证大清江山不倒？

　　乾隆之后，大清帝国逐渐走上“下坡路”，到祸国殃民的慈禧掌权时，这个王朝已经附上了明朝万历年间的鬼魂。坐了48年皇位的万历皇帝明神宗，断送了朱明王朝的基业；而同样统治清朝48年的慈禧，也成了把国家推上穷途末路的罪魁祸首。在她擅权期间的清朝，演出了中华民族史上最屈辱的一幕——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期间，史可法的精神又一次激励炎黄子孙，神州大地又涌现出一群“史可法式”的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然而正当大清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之际，穷奢极欲的慈禧也没闲着，她正忙于操办筹谋已久的三件大事：光绪皇帝大婚、修建颐和园和她自己的万寿庆典。

　　清道光年间的举人黄燮清此时独上梅花岭，在深切缅怀史可法的时候，想起在列强炮火轰鸣中依然醉生梦死的清朝廷，抚今追昔，咏诗讥时，吟下一首《广陵吊史阁部》：

　　沿江烽火怒涛惊，半壁青天一柱撑。

　　群小已阵南渡局，孤臣尚抗北来兵。

　　宫中玉树征歌舞，阵上靴刀决死生。

　　留得岁寒真气在，梅花如雪照芜城。

　　重演的历史诚然令无能为力的文人们悲愤不已，然而他们只能以笔而无力以剑挥写这种悲愤。刚刚经历过南宋历史悲剧的扬州，转瞬间又陷入了南明的天南“哀角”。“双忠”烈迹并没有在明朝历代帝王的头脑中留下什么踪影，也许他们的分量远抵不上一个宠姬、一名太监，那么史可法沉重的躯体，又能给后世带来多少石破天惊的效应？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相似的历史常常在勾起人们的辛酸往事和苦涩回忆的同时，又身不由己地将自己投入新一轮的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