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满绿杨城

不记来时路

　　——北宋词人秦观

　　一

　　自小爱读冯梦龙的白话文小说“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书中有三个古代女子的倩影以及她们的故事，也一直留驻于我的脑海——读《醒世恒言》第十一卷《苏小妹三难新郎》，一个才华横溢的名媛令我倾倒；读《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一个忠贞不渝的蛇仙使我敬佩；读《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杜十娘怒沉八宝箱》，一个尊严至上的妓女让我尊重。

　　在漫长而黑暗的封建社会，对于处在人间最底层的妇女来说，最基本也是最崇高的人权莫过于爱情和婚姻。白娘子、杜十娘、苏小妹的故事，都是以这个最经典和神圣的主题为红线的。如果说白娘子的故事是一出悲剧，杜十娘的故事更是一出惨剧，那么苏小妹的故事则是一出喜剧。

　　话题是从一日北宋宰相王安石邀请苏东坡的老爷子苏老泉到府叙话开始的。二人取酒对酌，不觉忘怀酩酊，王安石颇为得意地夸耀其子王雱聪慧，“读书只一遍，便能背诵”。醉意朦胧的苏老泉也带酒斗气，答道：“谁家儿子读两遍！”说罢犹嫌不足，不禁失言道：“不唯小儿只一遍，就是小女也只一遍。”听说苏家闺阁深藏才女，王安石遂以烦请苏老泉点定王雱的一卷文字为由，暗示求秦晋之好。

　　相府求亲之事，使苏小妹的才名播满京城，引得纷至沓来的慕名求亲者。在众多到苏府求亲者呈上的文字中，苏小妹看中了其中一卷，看其卷面姓名为秦观。小妹批四句云：“今日聪明秀才，他年风流学士。可惜二苏同时，不然横行一世。”

　　秦观字少游，扬州府高邮人。其时虽不过是个秀才，却腹饱万言，眼空一世，生平对苏轼、苏辙兄弟最敬服。他慕苏小妹之才前往求亲，却也闻得她容貌不扬，就决定趁三月初一苏家女眷到岳庙烧香之际设法亲眼一睹。

　　当天秦观打扮成化缘的游方道人模样，等在东岳庙前，瞅见苏小妹下轿入庙，觉得她清雅悠闲、全无俗韵。随后秦观循廊而上，故意与苏小妹邂逅，并与她展开了一番饶有风趣和诗意的对话：

　　“小姐有福有寿，愿发慈悲。”

　　“道人何德何能，敢求布施！”

　　“愿小姐身如药树，百病不生。”

　　“随道人口吐莲花，半文无舍。”

　　“小娘子一天欢喜，如何撒手宝山？”

　　“风道人恁地贪痴，那得随身金穴！”

　　既然苏小妹才貌均佳，秦观就大胆求亲，得到了苏老泉认可，婚事就在苏家举办。结婚之日，苏小妹才认出新郎原来就是在庙里纠缠自己的疯道士，便想出新婚之夜三难新郎的主意，出一出在庙里所受的气，同时也跟他开一个玩笑。洞房之夜，苏小妹将秦观关在门外，命丫鬟给他三道试题，答出来才能入房。

　　苏小妹三难新郎，这则文坛上千古传诵的佳话，被冯梦龙那本“畅销书”敲锣打鼓地大肆宣扬了一番，搞得妇孺皆知。这位善于编故事的冯才子还嫌不过瘾，又加了一段尾声说：

　　后来少游以才名被征为翰林学士，与二苏同官。一时郎舅三人，并居史职，古所希有。于是宣仁太后亦闻苏小妹之才，每每遣内官赐以绢帛或饮馔之类，索他题咏。每得一篇，宫中传诵，声播京都。其后小妹先少游而卒，少游思念不置，终身不复娶云。

　　然而令人们沮丧的是，在冯梦龙笔下那么一则才子佳人的美丽传说，千载一闻，历代相传，竟被现代学者们以寥寥几句无情结论给一笔勾销了。学者们通过研究考证得出的结论说：“苏小妹此人纯属虚构，史无此人。”“有关苏小妹的一系列美丽传说，多是无根之言，与事实相去甚远。”

　　真诚而善良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理解，怎么会“史无其人”，怎么是“无根之言”？秦观的那首以古代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神话故事为题材的《鹊桥仙》，难道不是为撒手早逝的苏小妹所写的？

　　牛郎织女的美丽神话，自汉魏以来就一直撩拨着许多文人的灵感。他们将千百篇诗词献给牛郎织女，以千百次咏叹歌颂两情相会，而其中久久留驻在千古诗空成为不同凡响、传诵不衰的绝唱者，应首推秦观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一年一度在金风玉露之夜、碧落银河之畔的相会，尽管是“便胜却人间无数”，却也不能不因“相见时难别亦难”而惆怅伤感。“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这是爱之真情、人之常情。歌手白雪演唱的一曲《久别的人》，可以说为秦观的佳句做了通俗的现代诠释：

　　久别的人盼重逢，重逢就怕日匆匆。忙不完的旧情，续不完的梦，快刀难断藕丝情；

　　……久别的人盼重逢，重逢就怕日匆匆。情丝正像藕丝织缆绳，拴住日光和月影；

　　……久别的人盼重逢，重逢就怕日匆匆。一次次离别，一次次重逢，路也漫漫雾也朦朦，雾也朦朦泪也朦朦，雾也朦朦泪也朦朦……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秦观没有浸沉在离别的泪水中，而是在《鹊桥仙》结尾处笔锋突转，发出了高亢坚定的声音：“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对于两个至死不渝的情人，忠贞的爱情天长地久，又何必贪求卿卿我我的朝欢暮乐！这一惊世骇俗之句、振聋发聩之词，一反所有沿袭“欢娱苦短”、“多情自古伤别离”传统主题的诗词歌赋，“独谓情长不在朝暮，化朽腐为神奇！”（明·沈际飞），使所有平庸的言情之作黯然失色，也使《鹊桥仙》在情诗的海洋中独胜擅场。

　　然而，《鹊桥仙》不是为苏小妹所写的。苏小妹与秦观从未有过“朝朝暮暮”的相处，哪怕是“一夜情”也不存在。

　　二

　　秦观（1049～1100年）并非苏家女婿，却是实实在在的苏门学生。

　　秦观是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市）人，早年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别号刊沟居士、淮海居士。像所有书香子弟一样，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博览群书，10岁即通《孝经》、《论语》、《孟子》。又像大多数中国文人一样，他怀有远大抱负，青少年时代纵游湖山，关心时局，显示了豪迈不羁的个性。熙宁元年（1068年），年及弱冠的秦观创作了《浮山堰赋》，对遭受水灾的苦难百姓表示了深切同情。4年后又作《郭子仪单骑见虏赋》，意在通过对英雄人物的歌颂，寄托自己宏大的理想抱负。

　　生逢其时，年轻有为的秦观有幸与“夫子”苏轼生活在同一年代，苏轼对秦观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欧阳修去世后，作为中土鸿儒之冠的苏轼责无旁贷地成了当时的“文坛盟主”，许多后起之秀都受到他的栽培、奖掖和荐拔，其中最受他欣赏和重视的门生是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和秦观四人。苏轼在《答李昭玘书》中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

　　在秦观眼中，苏轼是“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以南能几人”的“天上映群”，心仪已久，却苦于无缘结识。熙宁十年（1078年），苏轼自密州移知徐州，听到这一消息的秦观，以“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学士》）的心情，立即启程前往拜谒，不失时机地牢牢抓住了一次“幸运之球”。而苏轼也着实给了秦观一个极大的鼓励，在读了他写的《黄楼赋》后，盛赞他“有屈（原）、宋（玉）才”。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自徐州调任湖州（今浙江湖州），途经高邮，更使秦观得到了一次难能可贵的机会。他陪伴自己崇拜的大师出游，过无锡，到惠山，又不期路遇诗僧参寥。在苏轼任知杭州的3年中，其实参寥就住在附近一个城市，然而两位诗友竟擦肩而过，无缘结识。如今三位文人同游吴江（今江苏吴江）、湖州、会稽（今浙江绍兴）等地的名山古刹，作诗唱和，好不快哉。此景此情，不由得令人想起三位唐朝大诗人李白、杜甫和高适那一次充满浪漫情调的“梁宋之游”。

　　时年31岁但尚无功名的秦观，在苏轼的劝说下，开始发奋读书，积极准备参加科考。然而才华不一定能为仕途铺设红地毯，秦观在两度应考中名落孙山。虽然这种事不足为奇，前朝诗人李白、杜甫、韩愈都曾有过这样的遭遇，但苏轼还是为之抱屈，做诗写信对秦观加以劝勉。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自黄州迁汝州路经江宁时，向王安石呈送秦观诗文数十篇，力荐其人“行义修饬，才敏过人”，后来又致书曰：“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王安石在阅读秦观诗歌后，也赞许“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这年十一月，苏轼过高邮，亲来看望秦观，又相约文友王巩、孙觉同游东岳庙，载酒论文，流连累月。群贤毕至，实属当地盛事，郡守以匾其台曰“文游”，后人复建四贤祠于此。

　　两位文坛前辈的鼓励称许，使秦观信心倍增，并终于下定决心再次应试，次年登第，结束了“奔走道途数千里，淹留场屋几十年”（《登第后青词》）的举子生涯。考取进士后，秦观初任定海主簿，转蔡州教授。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3年），哲宗年幼，高太后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以苏轼为翰林院学士兼侍读，于是苏辙、黄庭坚、秦观等著名文人，集中汴京，极一时之盛。元祐七年，苏轼自扬州召还，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秦观迁国史院编修，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时供职史馆，人称“苏门四学士”。

　　京城任职的短暂数年，大概是秦观一生中难得的春风得意岁月了。其时尽管由于家口较多，生活拮据，使他颇有居京不易之感，但与志同道合的师友时相过从，精神上却好不潇洒愉快。然而世事如棋，初涉宦海的秦观当然不是棋局高手，而与“苏门”导师苏轼服官于同一朝廷又成了他的不幸。由于跟随苏轼卷入新旧党争的漩涡，秦观从此走进了进退维谷的政治陷阱，开始了孤危坎坷的宦旅。

　　新旧党争源于“王安石变法”。嘉祐三年（1058年），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的变法主张。后来升任参知政事和宰相后，他在宋神宗支持下，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坚决反对，新党内部又产生裂痕，神宗也开始动摇、妥协，新法终被全部废止。在漫长的中国封建史上，王安石变法只是昙花一现，然而伴随着九百年步履匆匆的历史，对王安石其人及变法其事的褒贬议论，却成为一桩几经变动而又难以了结的历史公案。

　　也许是书生气太浓、脾气又太刚直，对云谲波诡的政治斗争认辨不清或是考虑不周，其时已名满天下的苏轼在王安石推行变法之后，就站到了反对改革的旧党一边。新党得势，迫于朝中的压力，他被贬赶出朝廷，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当地方官。中年时因写诗讽刺新法，被捕解京，入御史台狱，即为当时震惊朝野的“乌台（御史台）诗案”。在幸免于罪出狱后，就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哲宗元祐年间旧党上台，苏轼被奉召回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风光。殊不料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旧党内部派系斗争之激烈，也称得上你死我活。蜀党领袖苏轼及“苏门四学士”出于公心，对新、旧两党的主张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其中的秦观就对执政的司马光因噎废食、尽废新法的举措，提出了不同意见，并且先后向朝廷进切中时弊的策论30篇。在《国论》、《治论》、《人材》、《法律》、《财用》、《边防》等文中，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改革方略；而在《治势》篇中，更对王安石变法做了比较中肯和公允的论析。这些观点在党同伐异的激烈政治形势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且又由于与苏轼那种非同一般的关系，使他更无法逃脱派别门户之间的中伤和攻讦。那种“上有苍鹰祸，下有黄犬厄”（《和裴仲谟放兔行》），随时可能发生不测的党祸阴影，使秦观生活在如履薄冰的惶恐之中。

　　祸事终究来临。绍圣元年（1094年）朝局大变，旧党下台，新党再起。元祐党人还来不及在党内煮豆燃萁，就已走上了同归于尽之路，被视为元祐党人的苏轼、秦观等人一同遭贬。在离开汴京前，秦观重游城西金明池，抚今忆昔，感慨丛生，以凄苦的笔调创作了一首《江城子》：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西城杨柳在春风中摆弄着柔枝，牵动着词人伤离怨别的忧愁，催人泪下。秦观追忆往昔与知交好友在金明池畔饮酒赋诗，备极欢娱。然而如今却“人不见，水空流”，无限惆怅之感溢于言表。流年似水，青春易逝，身遭远谪、行将离京的词人，将一腔愁绪俱化为春江之泪，宣泄肝肠寸断的痛苦。

　　遭贬离京的秦观，先任杭州通判，再贬为监处州（今浙江丽水）茶盐酒税。在处州，他无所事事，经常到佛寺中与僧人谈禅论道，消愁解闷。他在为寺僧抄录佛经时，因写有“因循移病依香火，写得弥陀七万言”（《题法海平阇黎》的诗句），被政敌罗织成“谒告写佛书”的罪名，削职远徙郴州（今湖南郴县）。行经衡州（今湖南衡阳）时，秦观受到太守孔平仲的盛情款待，不禁触景生情。在向孔平仲抄呈处州时所作的《千秋岁》词中，秦观又一次追忆起往日汴京西池宴集的欢乐，然而当年聚会的人如今已风流云散。“携手处，今谁在？”遥想人去楼空的西池，词人发出了沉痛而悲怆的喟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鵷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正值深秋时节，继续前行的秦观踽踽独行于郴州道上，寂寞羁居于驿亭之中。夜阑风紧，坏壁之间饥鼠相逐，萧索自伤之意油然而生，一首小词《如梦令》折射了词人一腔艰难苦恨的愁绪：

　　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

　　后来秦观又被除去名籍，从一般的逐臣沦为流放的罪犯，贬谪横州（今广西横县），元符二年（1099年）复又贬徙雷州（今广东海康）。短短数年间，一贬再贬的悲惨遭际，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使秦观的心几近绝望。在“南土四时尽热，愁人日夜俱长”的境遇中，他预感到生命不会久长，写下了“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荼毒复荼毒，彼苍哪得知”的《挽词》，发出了“家乡在万里，妻子各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的哀号。

　　虽然秦观不是苏轼那样的豪放文人，但是在痛苦的贬谪、流放生涯中，他仍在努力追寻精神解脱，不断探求“桃源”境界。《点绛唇》一词就是秦观追慕陶渊明悠远宁静境界的表现：

　　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

　　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

　　但是秦观不是自由之身，当然也不可能走进陶潜“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自由世界。山重水复，烟水迷茫，与其说“不记来时路”，莫如说再无归去路。

　　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徽宗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徽宗即位之后即大赦党人，苏轼自海南赦还常州，途经雷州，和秦观见了一面。随即秦观也被复职为宣德郎，还放至衡州。当年八月十一日，他在途经藤州（今广西藤县）游光化亭时，为友人吟诵梦中长短句《好事近》，“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终年52岁。噩耗传来，苏轼闻之叹曰：“少游不幸死逆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

　　秦观逝后，其子湛扶柩北还，停殡于潭州，5年后停梓于高邮文游台的秦山脚下。16年之后迁葬于无锡惠山，墓碑上刻“秦龙图墓”四字。

　　五百年后，渔洋山人王士禛途经高邮，船泊斯地，缅怀斯人，感慨顿生，吟下了一首《高邮雨泊》：

　　寒雨秦邮夜泊船，南湖新涨水连天。

　　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

　　三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从远处看，人生的不幸还很有诗意呢，一个人最怕庸庸碌碌地生活。”秦观难道不是从人生的不幸中寻求着诗意吗？他没有庸庸碌碌地生活，而是通过不懈地谱写词曲，尝试在黄连树底下弹琴，苦中作乐。词曲诚然是苦涩的，而“桃源”的美景也终究是渺茫和无望的，如同秦观自己所言：“桃源望断无寻处”（《踏莎行》），“苦恨东流水，桃源路、欲回双桨”（《鼓笛慢》）。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一生的主要成就是词。“苏门四学士”与苏轼并不能称为一个文学流派，四学士造诣各异，文学风格也大相径庭。黄庭坚的诗自创流派，为江西诗派开山，且与苏轼并称“苏黄”；词与秦观齐名，但流宕豪迈的词风却较接近苏轼：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鹏。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清平乐》）

　　晁补之的词风受苏轼影响，气象雄俊沉郁，“神姿高秀”：

　　黯黯青山红日暮，浩浩大江东注。余霞散绮，向烟波路。使人愁，长安远，在何处。几点渔灯小，迷近坞。一片客帆低，傍前浦。

　　暗想平生，自悔儒冠误。觉阮途穷，归心阻。断魂素月，一千里、伤平楚。怪竹枝歌，声声怨，为谁苦。猿鸟一时啼，惊岛屿。烛暗不成眠，听津鼓。

　　（《迷神引·贬玉溪，对江山作》）

　　张耒诗学白居易、张籍，平易舒坦，不擅雕琢；词的语言香浓婉约，风格与柳永、秦观相近：

　　帘幕疏疏风透，一线香飘金兽。朱栏倚遍黄昏后，廊上月华如昼。

　　别离滋味浓于酒，著人瘦。此情不及墙东柳，春色年年如归。

　　（《秋蕊香》）

　　秦观是“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者，苏轼对他的文章和词“未尝不极口称善”。不过他的词没有循着苏轼的豪放派路子走，而以纤丽婉约见长。收集于《淮海居士长短句》中的秦观感伤词作，展示出独具一格的审美境界。在绍圣四年（1097年）谪居郴州期间作的名篇《踏莎行》中，秦观尽情地倾吐出惨遭流放、寂寞怀乡的一怀愁绪，沉痛地表述了无端被谪、前途渺茫的满腔悲愤，成为他感伤词作中意象选择和意境创造的典型：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被后人称为宋词“婉约之宗”的秦观，继承了南唐词的风韵，发扬了柳永词铺叙、描绘的特色，但同时又吸取了东坡词个性鲜明的长处，在自己的词中融入了深致沉痛的创作力度，创作出了《望海潮·洛阳怀古》这样令人感染和震撼的佳作：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搂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望海潮》作于秦观遭贬离开汴京之前，题作“洛阳怀古”，作地却非洛阳而为汴京，内容亦非怀古而为怀旧。回顾今昔之殊，抒发盛衰之感，嗟叹身世之悲，此时此刻的词人，伤感泣下，不禁发出心归何处，随流水到天涯的感慨。

　　一生坎坷，半世谪宦，秦观在词作中所流露和反映的，正是那种从身世之感中蒸发出来的痛苦，从流落之苦中结晶下来的愤懑。

　　经历了社会现实这部教科书后，使看不到出头之日的秦观，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路。秦观的身上，融入了他导师苏轼的影子。苏轼视才华横溢的秦观为得意门生，鼓励和引导他走进变幻莫测的仕途，而青年时的秦观也一如古往今来的有志之士，胸怀过“如杜牧之强志盛气”，也萌生过挽弓射雕、征战沙场的英雄气概。曾几何时，他不自觉地卷入风云变幻的宦海中，并因此受到牵连，身世之苦伴随了他一生。不幸的人生生涯，使一个本来纯情、浪漫的词人，转变了自己的笔锋，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思致绵丽，而气体轻弱”的词作，为自己的一生进行现场写生。

　　两宋时期，婉约词空前繁荣，风靡全国。柳永的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之。足见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心有灵犀一点通，仕途无涯、放荡不羁、发展慢词的前辈杰出词人柳永，若隐若现地走进了秦观的词中。秦观并不承认自己模仿柳永的笔法，而实际上却始终摆脱不了柳词的影响。例如，他那首《浣溪沙》在《淮海词》中可视为小令的压卷：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这首充满了漠漠轻寒、丝丝细雨、轻轻寂寞、淡淡愁思的小诗，不由得使人看到了柳永在《八声甘州》中描摹的画面——“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而另一首被推为《淮海词》长调之冠的《满庭芳》词，“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叙述了恋人依依不舍地惜别的愁绪，与柳永“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的《雨霖铃》词颇有异曲同工之美。词的上阕以“抹”、“连”两个动词勾勒出一幅天色冷峻、暮霭苍茫的风景画，显出高旷与辽阔中的冷峻与衰飒，与全词凄婉的情调吻合；下阕用白描直抒伤心恨事，交织了离愁别绪与落拓感受：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樽。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倖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据说苏轼虽对此词颇为赞赏，称秦观为“山抹微云秦学士”，但认为此词深得柳永笔法：“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这种意志低沉的伤感之作是苏老夫子所不能容忍的，他因此责问秦观：“你我分别不久，想不到你倒学起柳七来了？”

　　社会造就了一代宋词“婉约之宗”，历史铸造了一个身随苏东坡、灵附柳三变的新词人。秦观以其婉约凄美的优秀词作，折射出屡遭流贬之苦、饱含身世之痛的经历，传递出中国封建社会众多文士悲剧命运的共性。后人将秦观视为师法的对象，对其词作也好评如潮，甚至推誉为“首首珠玑，为宋一代词人之冠”（李调元《雨村词话》）。

　　四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为柳永首创的这首《望海潮》，是一曲著名的杭州颂歌，大笔如泻，一气呵成，将都会之盛、形胜之美、江潮之壮、湖山之秀尽皆荟萃其中，词牌与词的内容以及地域性特点密切结合，响彻了大江南北，流播于千年文坛。

　　也许是被《望海潮》所感染和激励，秦观接连写下三首具有地域性特点——描写扬州、越州、洛阳的《望海潮》。除作于汴京的《望海潮·洛阳怀古》外，其他两首是：

　　星分牛斗，疆连淮海，扬州万井提封。花发路香，莺啼人起，珠帘十里东风。豪俊气如虹。曳照春金紫，飞盖相从。巷入垂杨，画桥南北翠烟中。

　　追思故国繁雄。有迷楼挂斗，月观横空。纹锦制帆，明珠溅雨，宁论爵马鱼龙。往事逐孤鸿。但乱云流水，萦带离宫。最好挥毫万字，一饮拚千钟。

　　《望海潮·广陵怀古》

　　秦峰苍翠，耶溪潇洒，千岩万壑争流。鸳瓦雉城，谯门画戟，蓬莱燕阁三休。天际识归舟。泛五湖烟月，西子同游。茂草台荒，苎萝村冷起闲愁。

　　何人览古凝眸，怅朱颜易失，翠被难留。梅市旧书，兰亭古墨，依稀风韵生秋。狂客鉴湖头。有百年台沼，终日夷犹。最好金龟换酒，相与醉沧州。

　　《望海潮·越州怀古》

　　秦观家居高邮，隶属扬州。青年时期他常到百余里外的扬州游览，《望海潮·广陵怀古》从各个侧面渲染出扬州城昔日的繁雄气势和富丽堂皇。扬州是词人一生的梦、永远的情，当漫游于名山大川时，扬州的美景总在他的记忆之中，故乡的思念也总使他魂牵梦萦。秦观的思乡心情在另一首《梦扬州》词中流露无遗，当时他身在汴京（或蔡州），而梦境还停留于才子佳人在风光旖旎的景色中、柔情蜜意的画面里：

　　晚云收。正柳塘、烟雨初休。燕子未归，恻恻轻寒如秋。小阑外、东风软，透绣帏、花蜜香稠。江南远，人何处？鹧鸪啼破春愁。

　　长记曾陪燕游。酬妙舞清歌，丽锦缠头。殢酒为花，十载因谁淹留？醉鞭拂面归来晚，望翠楼、帘卷金钩。佳会阻，离情正乱，频梦扬州。

　　曾几何时，当秦观在人生道路上从“不识愁滋味”到“识尽愁滋味”时，他的梦也就由甜变苦了。

　　湘天风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虚。丽谯吹罢《小单于》，迢迢清夜徂。

　　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

　　在郴州贬所艰难地挨过一年的秦观，眼看除夕姗姗来临，在长夜难眠的孤寂凄凉中，写下了这一首《阮郎归》。寒夜梦醒，只感觉庭院深沉空虚；在静谧的长夜中，听到从城楼门头传来的阵阵边地乐曲，更令人触景生情。梦断异乡，魂飘谪地，在时近除夕之际，身在离衡阳以南数百里的郴阳，连传书的雁都见不到，哪里还能读到亲人的来信！

　　位于湖南与广东、江西交界处的郴州，虽然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城，却是湖南省的南大门，而且历史上来过好几位大名人，尤其是秦观被贬郴州后，写了一首凄楚的《踏莎行·郴州旅舍》，留下“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名句，郴州之名因而大振。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一句无奈而沉重的发问，使老师苏轼都为之黯然。苏轼非常欣赏此词，“绝爱其尾两句”。三年后秦观含愤辞世，苏轼悲愤地将此词抄录于扇面，并痛附一语“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宋朝杰出的书画家米芾在见到苏东坡时，有感于苏、秦纯真的师生之谊，挥笔写下了秦观之词，并将苏轼的悲叹作跋一同书写下来。“淮海词，东坡语，元章笔”，遂被世人奉为“三绝”。

　　南宋咸淳元年，郴州知军邹恭到任后，“首访旧刻，把玩不止”，命工匠将“三绝”模刻于景色与秦词意境相似的苏仙岭山麓石壁上，史称“三绝碑”。三绝碑是一块方圆数丈的大石壁，位于白鹿洞下行数十步的地方。碑的不远处，有一座墨瓦粉墙的小院，据载曾是秦观居住的旅舍。院内设五间展室，外建三墙门楼，门楼横额书“郴州旅舍”四个大字。

　　三绝碑石壁前的玉溪潺潺流淌，当流到了1938年春天时，一位曾以大无畏的胆略编导了西安事变历史大剧的张学良将军，从被秘密幽禁的苏仙岭苏仙观信步沿溪而下，与三绝碑不期邂逅。同为天涯沦落人，天上人间心相通。将军吟诵着先贤的词句，感念不已，当晚他在斗室墙上挥毫写下“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之词。

　　22年后，又是苏仙岭春暖花开的时节，春风护送一位时代伟人莅湘，他就是来湖南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毛泽东。博古通今的毛泽东，在专列上向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问起：郴州有个三绝碑，你看过吗？接着他娓娓动听地向在座的干部们介绍起三绝碑的来历。

　　三绝碑刻录了一个命运多舛、半生落泊的朝廷贬官的足迹，苏仙岭飘荡着一个徘徊江畔、反躬自问的失意文人的词魂。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耳闻词人的发问，郁郁“苏仙云松”为之愤然呼号；目睹少游的身影，悠悠郴江流水从此凄然呜咽。然而姗姗来迟的山水之怜，已经来不及慰藉词人伤痕累累的心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