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满绿杨城

文章太守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

　　一

　　扬州瘦西湖，其水不大，其波不扬，然而秀丽、娴静、淳朴、深沉。它以其敞开的胸怀欢迎南北名宦，以其宽大的肚量接纳四海鸿儒，于是扬州引来了“流水的官”——杜牧、欧阳修和史可法，也招来了“外来的僧”石涛、郑板桥和扬州八怪。魅力所致，竟使一个沉沦于社会底层的北京妓女杜十娘也走进扬州，这里本没有她的立足之地，但因在古运河中一次“沉宝”、“投身”的勇敢之举，扬州不仅例外地为她上了户籍，而且更罕见地为她立碑纪念。

　　在“流水的官”中，唐宋两大文学家杜牧、欧阳修曾先后“流”到过瘦西湖，老欧是踩着前朝小杜的脚印走进扬州的。由于北宋朝廷中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推行新政，欧阳修支持这一场革新运动。在革新主将们相继被贬后，不知高低的欧阳修又上书为他们分辩，因而于庆历五年（1045年）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知滁两年多后，他从滁州“平调”至扬州。

　　远离泥淖之地的京都，来到天外有天的滁州，对欧阳修来说，其实是一次意外的特赦出狱，难得的长假旅行，尽管当时他自己不一定有此认识。滁州无疑是一处变浮躁为务实、化名利为诗文的仙境，而且欧阳修真的在这里找到一座仙山——琅琊山。知滁第二年夏，在一次出游中，他偶然发现在丰山脚下的幽谷中有一眼泉水。他“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疏泉成“幽谷泉”，筑亭立“丰乐亭”。从此琅琊山又多了一泉一亭的胜景，岂能不使欧公欣喜异常，遂亲自撰写了著名的《丰乐亭记》。

　　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也告建成，文章太守又喜作《醉翁亭记》记之，以简练优美的文笔，为琅琊山做了千古一篇的“广告”，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之句，更喜悦地告诉人们：我一个饱经沧桑、浮沉宦海的贬官，终于在这里捡回了久违的欣慰心情。

　　但是，如果因此认为欧阳修在滁州两年多，除了游赏、饮酒、写诗、著文外，就无所事事，别无他哉，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在滁州搞了很多“市政建设”，更以“宽简”作风处理政务人事，政绩斐然。当他奉命东“流”扬州时，车载船装的不仅是他的书，更有他那看得透、想得开的愉悦心情，他那宽待人、和为贵的处事作风。

　　醉翁之意仍然离不了山水之游，欧阳修到了扬州，免不了寻山问水。扬州地方不大，山水同处一城，水为瘦西湖，山为蜀冈，均坐落在城之西北，相间咫尺。不过说蜀冈是“山”，有点高抬了它，其实它只是高不过二三十米，略具山形实为土丘而已。山虽不高，来历不凡，传说乃四川峨眉山的余脉，丘中的“天下第五泉”与蜀水一脉相通，故扬州先民把小丘称为“蜀冈”。“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蜀冈因萃聚了历代众多的名胜古迹，历来被扬州人视为风水宝地。而且在一马平川的扬州土地上，蜀冈倒也鹤立鸡群，显出了不凡的气势，自古就成为著名的游览胜地。欧阳修来到蜀冈，一见钟情，他欣赏这里的清幽古朴，决定在此筑堂，还在堂前手植一株杨柳。

　　平山堂在蜀冈建成，“环堂左右，老木参天，后有翠竹千余竿，其大如椽，不复见日色”，被推为广陵第一，南宋文学家叶梦得更赞其“壮丽为准南第一”。山下则是绿畴平展，河水纵横，城郭可望，是欧阳修所预想中的公余雅集、夏日避暑的好地方。而平山堂之名为“平山”，其扣人心弦的绝妙处在于登堂极目远眺，“江南诸山，拱揖槛前，若与堂平”；或言“负堂而望，江南诸山，拱列檐下”。

　　好一个“平山堂”！俨然成了一位端坐金銮殿的皇帝，日夜接待人头攒动、冠盖相望的“江南诸山”前来朝见。堂的上方挂着一块清光绪二年（1876年）林肇元所题匾额，仿佛向游人指点“平山堂”的得名由来：

　　远山来与此堂平

　　经过这块匾下的，不论是粗通文字者，还是学问渊博者，往往都要驻足玩味，而且都可以从固有的素养出发，各自领会七个字的妙处。尤其一个“来”字，不啻是画龙点睛，把众多远山恭敬而又踊跃地纷至沓“来”之状，描摹得出神入化。

　　另一匾额是光绪年间两江总督刘坤一所题的“风流宛在”一匾，或许是书法写得太流畅了，竟一不小心将“流”字上的一点流到了“在”字上。四个字中，“流”失去一点，“在”多余一点，后人始终搞不清楚其中有何奥秘、寓意。

　　平山堂建成以后，欧阳修于公余之际常邀集社会贤达、文人雅士聚会其间，宾主同做一种“坐花载月”的暑期娱乐游戏。这种游戏，若从高雅方面论，堪比东晋书圣王羲之发起的兰亭修禊活动；倘从低俗角度说，则颇有点像我们儿时玩的击鼓传花游戏。叶梦得在《石林避暑录话》中记载了这种“太守之宴，与众宾欢”的欢乐情景：每到暑天，欧阳修就在平山堂的花前柳下宴客。他先遣人去邵伯湖取荷花千余朵，分插百许盆，放在围坐的客人之间。然后让歌妓取一花传客，依次摘其瓣，谁轮到最后一片则饮酒一杯，赋诗一首。熏风美酒，明月佳丽，风流浪漫的游戏往往至夜深，宾客才尽兴载月而归。

　　今天依然留在平山堂的副副楹联，不禁引起后人对群贤欢宴场面的浮想联翩。清嘉庆扬州太守伊秉绶所作的楹联为：

　　过江诸山到此堂下；

　　太守之宴与众宾欢。

　　上联隐喻平山堂之意，且又以山喻人，再现当年此地高朋满座，欢声笑语的盛景；下联借《醉翁亭记》中的名句，赞扬欧公闲适恬淡的心态和乐观通达的情怀。此联书句俱佳，被誉为平山堂楹联之冠。另一副朱公纯的联也饶有趣味，云：

　　晓起凭栏，六朝青山都到眼；

　　晚来对酒，二分明月正当头。

　　在诸多楹联中，有一联描述平山堂风光，为清光绪官员徐文达所撰，读后有似曾相识之感，最为后人津津乐道：

　　衔远山，吞长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

　　送夕阳，迎素月，当春夏之交草木际天。

　　原来，此联是集四位北宋名士在贬谪之时所写佳作之句而成。上联中“衔远山，吞长江”之句，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而“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之句，源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下联中第一句“送夕阳，迎素月”，采自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第二句“当春夏之交草木际天”，撷于苏轼的《放鹤亭记》：“当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四人均为北宋名臣，也是文章大家，虽然在政治、文学上建树与成就不一，但都为后世所景仰。把他们的文句熔一炉而成联，真是奇思妙得。

　　短短年余时间，欧阳修就奉旨离扬知颍，从此一去不返。但他所梦牵魂萦的平山堂和堂前柳，还常常令他触景生情、思绪万千。

　　嘉祐元年(1056年)，已经被朝廷调回京都汴京(今开封)的欧阳修，得悉友人刘敞(原甫)出守维扬，屈指算来，他已经离扬七年了，也很希望能够旧地重游，重睹平山堂和堂前柳。拳拳之意，油然而生，激起思潮汹涌，化作一片诗意，欧阳修写下一首著名的《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词，为友人饯行，也抒发自己的思情：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刘敞任扬不久，以《登平山堂寄永叔内翰》七律一首寄赠欧阳修，诗中赞扬了平山堂“江气朝横飞鸟外，岚光平堕酒杯间”的雄阔气势。欧阳修读诗后，忆念之情更难以自已，写下了《和刘原甫平山堂见寄》：

　　督府繁华久已阑，至今形胜可跻攀。

　　山横天地苍茫外，花发池台苹莽间。

　　万井笙歌遗俗在，一尊风月属君闲。

　　遥知为我留真赏，恨不相随暂解颜。

　　有趣的是，北宋著名诗人、欧阳修的另一挚友梅尧臣也来凑趣，写下一首《和永叔答刘原甫游平山堂寄》，对欧阳修重新还朝表示了慰藉和庆贺，诗中有“刘郎寄咏公酬处，夜对金銮步辇还”之句。

　　三位诗友，面对平山堂，同声放歌，竟合成了一曲音色浑厚、情感凝重的不寻常的男声三重唱。

　　二

　　古往今来，不管是来扬为“流水之官”者，或者是行旅匆匆的过扬文人，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登临平山堂。凭栏远眺江南诸山，游目骋怀，浮想联翩，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文章太守。追慕欧公风雅，于是乎或吟诗或宴游或植柳。遗憾的是，追慕者中不少人并不了解欧阳修，甚至有意无意地曲解了欧阳修。

　　扬州某任太守薛嗣昌，以风流自诩，也学欧阳修，在平山堂前“欧公柳”附近，相对种柳一株，自榜曰“薛公柳”，民众对此无不嗤之以鼻。薛嗣昌卸任后，前脚刚走，后脚这株“薛公柳”就被人伐去了。

　　清乾隆六年，扬州知府曹某也效法欧公，附庸风雅，整日在平山堂与商贾宴游。这种似是而非的风流韵事，受到学者型的太守伊秉绶的嘲讽：

　　几堆江上图画山，繁华自昔，试看奢如大业，令人讪笑，令人悲凉，应有些逸兴雅怀，才领得廿四桥头，箫声月色；

　　一派歌吹竹西路，传诵于今，必须才似庐陵，方可遨游方可啸咏，切莫把秾花浊酒，便当作六一翁后，余韵风流。

　　诸如此类的附庸风雅、妄称风流之事，大概也是我们的一种“国粹”，不仅从古流传至今，而且往往为“头面人物”特别看重。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需要以风雅才华、风流浪漫来掩盖自己的苍白和贫乏，同时也只有他们才可能凭借手中的权势为自己编造光环。六次南巡的乾隆在江南留下了不胜其数的字和诗，创造了“风雅”、“风流”之最，在这位皇帝面前，区区两位扬州知府的拙劣表演，也只能称作小巫见大巫了。

　　欧阳修“坐花载月”，是否是耽于游乐、荒废政务的表现？伊秉绶回答得好：“切莫把秾花浊酒，便当作六一翁后，余韵风流。”欧阳修并不是那种在秾花浊酒般的放荡中混日子的人。从滁州迁守扬州，正是欧阳修处于宦途坎坷之时。得意时效命天子，勤政于朝，以天下为己任；失意时寄情山水，自得其乐，借诗酒遣烦恼。这是在中国古代士大夫中常见的心理状态与生存方式，其中自然含有无可奈何的驯服成分和听天由命的悲观色彩。

　　同为贬官，欧阳修的前辈柳宗元、王禹偁却少了若干达观的心态，多了不少悲苦的心绪。柳宗元谪贬永州为司马后，从其时所写的《永州八记》看，似乎天天与嘉树、怪石、清潭、鱼水相伴。王禹偁被贬为黄州刺史，在那里建造竹楼，公事之余就身披鹤氅，独上层楼，不是焚香默坐，研读《周易》，就是远眺风帆沙鸟、烟云竹树。当然，他们也并没有真的沉迷山水而超然国是。

　　出知扬州的欧阳修，正值42岁盛年，并非如他在词中自嘲那样，已成暮日“衰翁”。在此期间，他的情绪难免低沉，做事也分外谨慎，加之在任时间也实在短促，因此看似在扬州并无什么可资大事宣扬的“政绩”。欧阳修知扬期间难道真的没有政绩吗？非也！只不过他在扬州所创作的政治作品不是“硬件”，而是“软件”。

　　针对当时北宋的政治积弊、政务庞杂，地方官员忙于迎送应接，疏于关心民瘼，欧阳修力行“宽简之政”，为民请命。他以“治民如治病”的通俗道理解释他的为政之道。有些富有的医生，到病人家里，气派十足，进退应答也有礼节，为人诊脉按医书陈述病症，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但谈到对症下药、治疗疾病则不如贫医。贫医虽无仆人也无坐骑，举止粗俗，不讲礼节，为人诊脉也不懂得讲病理，但常能药到病除。因此，凡治民者，不问官吏的才能如何，法令设施如何，只要真正能让百姓称道的，即是良吏。

　　切莫把“宽简之政”曲解为无所作为，如果“以放纵为宽，以省事为简”，当然会导致政事弛废；然而欧阳修所说的“简”是凡事不烦琐，但纲纪仍运行其中，所以绝不弛废政事。欧阳修奉行的是不兴事，不扰民，举大体，重实效，让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的大政方针。即使这不能称为“政绩”，但也是一番作为，而且是众多为官者难以做到的作为。其实，在欧阳修的生前和身后，对此也早有公论。欧阳修离扬十七年后，平山堂第一次修复时，当时科学家沈括在《重修平山堂记》一文中就谈及：

　　公于此时能使威令德泽洽于人心，政事大小无一物之失，而寄乐于山川草木、虚闲旷快之境，人知得此足以为乐，而不知其致此之为难也。

　　先后知滁州、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等地的欧阳修，一路本着“节用以爱农”的主张，足迹所到之处，清静简政，各地都有口皆碑。后来他接任包拯当开封府尹时，仍然以特有的“宽简”、“镇静”的方针和作风，把大宋京城治理得有条不紊。“包严”和“欧宽”，成了开封城史上的姐妹篇，后人为此还在府署前建了“二贤祠”。其子欧阳发在其撰的《事迹》中说：

　　先公平生连典大郡，务以镇静为本，不求声誉，治存大体而施设各有条理，纲目不乱，非盗贼大狱，不过终日，吏人不得留滞为奸。如扬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多事，公至数日，事十减五、六，既久，官宇阒然。尝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事弛废而民受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去其繁碎尔。故所至不见治迹，而民安其不扰。既去，至今追思不已，今滁、扬二州，皆有生祠。

　　相形之下，扬州的那两位接班的长官薛太守和曹知府的植柳和宴游之举，犹如东施效颦，就显得那么无知和可笑了。公道地说，植树绿化，应该是件值得称道的好事。为官者带头植树，表率于民，本也应大大赞赏，而且这种古风流传于今，也算是优良传统了。然而，倘若你这个官才庸气俗，乃至政惰官贪，即使你天天植树，天天上报上镜头，老百姓依然不会买你的账。薛太守手植的“薛公柳”被连根拔掉，就是一例。至于曹知府之类的公款吃喝玩乐者，更为民众所深恶痛绝。扬州人民对欧阳修的尊敬，在于其人其德其政，恰如杭州人民热爱他们的贤太守白居易、苏东坡一样。

　　古往今来的政绩，被认为是为官一任的丰碑和记忆。战国的蜀郡守李冰父子所修筑的都江堰，历两千年而不废，至今仍泽润川西千万亩良田；东晋会稽太守马臻兴修水利、开挖鉴湖，营造了奇特神幻的越中风光；唐、宋两朝杭州太守白居易、苏东坡在任期间，整治西湖，形成了西湖美景之首的白、苏二堤。这样的政绩工程已然流芳百世、惠及后代，为世代老百姓所颂唱。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立下的定义，以有形的“硬件”作为政绩的唯一标志，进而又成为官职升迁的考核标准。其实在这种“硬性”政绩中有多少能经得起后世的检验，其中有的甚至成为后世的灾难。而当现代化与腐败结盟后，某些“硬性”政绩就成为祸国殃民的代名词。眼下一些人民“公仆”尤其是某些“一把手”为升官敛财之需，脑袋一拍，大笔一挥，描绘出一篇篇“政绩工程”的美妙蓝图。由此演绎出不知多少个“垄断工程”、“形象工程”和“豆腐渣工程”，酿成了不知多少触目惊心的后果和痛心疾首的教训。

　　在千年前的先贤欧阳修面前，今天还孜孜以求干政绩、搞浮夸、图升官、肥私囊的那些“父母官”，难道不知汗颜、不知反省吗？

　　三

　　与中国古代众多不幸的文人相比，欧阳修的人生命运、仕宦生涯以及文学道路，或许可以称为幸运了。

　　幸运的间隔是必然的不幸，两者长短的比例决定了人生的命运。欧阳修在平步青云之际曾两遭贬谪，晚年又因遭非议而力求罢退。当时的欧阳修已由早年的改革派转变为保守派，他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从而陷入了朝廷内严重对立的派系和政治斗争，急流勇退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由于一直被朝廷劝阻，所以直到熙宁四年(1071年)65岁时，他才获准以太子少师退职回乡，第二年就去世了。

　　几度坎坷，是历史对欧阳修这位文学天才的成全和造就。如果在一帆风顺的人生之旅中，没有这几次陷入漩涡的失意，他就不可能走出京洛，走进江淮之地。如果囿于京师、束之朝廷，他就不可能有施展才能和建立政绩的机会，也无力将他的诗文艺术推到顶峰。

　　“十年困风波”，欧阳修谪任滁、扬、颍等处知州达十一年之久。其时、其地，欧阳修怀着的一颗忧愤心、一腔沉郁情，在其于扬州写的以一花、一鸟、一人为主题的三首七绝中流露无遗：

　　舷绕朱阑手自栽，绿丛高下几番开。

　　中庭雨过无人迹，狼藉深红点绿苔。

　　（《金凤花》)

　　风格孤高尘外物，性情闲暇水边身。

　　尽日独行溪浅处，青苔白石见纤鳞。

　　（《鹭鸶》)

　　云际依依认旧林，断崖荒磴路难寻。

　　西山望见朝来雨，南涧归时渡处深。

　　（《樵者》)

　　寄情山水，与民同乐，成了“醉翁”的欧阳修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在滁州写下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在对美景、乐事和宴客的描述中，既抒发了远离宦海浮沉和人世纷扰后一种平衡、和谐的感受，但又蕴涵了他感时抚事的郁悒心情。皇祐元年(1049年)欧阳修移知颍州后，深深爱上了这方水土，并最终如愿在此退休终老。他以轻松淡荡的笔调，在暮年之际，一气写下了描绘颍州西湖春色的十首《采桑子》，留下了他一生词作中的一组名品。应该说这组艺术品的创作酝酿，正是开始于谪居之时。此外，欧阳修有名的历史巨著、历时18年才基本完稿的《新五代史》，其修纂工作很大一部分也是在谪官居外、职闲心静时完成的。

　　在谪居时间最短的扬州，欧阳修留下的诗文也最少，然而扬州依然给他留下了美好回忆。在离开扬州知颍时，他吟下《西湖戏作示同游者》一诗，表达他眷恋扬州二十四桥月色、当然也向往颍州西湖十顷秋光的心情：

　　菡萏香清画舸浮，使君宁复忆扬州。

　　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

　　正因为对扬州的感情，才使欧阳修在七年之后创作了那首豪放苍凉的成功之作——《朝中措》，这也是欧词中少见的一首豪放词。

　　作为北宋中叶公认的文坛领袖，一位改革文风、倡导古文运动的大师，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宦海浮沉中曾使他有过不幸，然而却又给他带来幸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历史对命运写下的结论常常不是即时显现的。

　　扬州给欧阳修留下的回忆是美好的，而他给扬州留下的财富则是无穷的。他的文章、道德、作风、才气，一直为扬州人所景仰和传诵。高悬在平山堂的“风流宛在”、“坐花载月”匾额，正是后人对欧公风范的追怀。

　　欧阳修的正直品德、高尚情操和宽广胸怀，充分体现了他的“六一宗风”。晚年自号“六一居士”的欧阳修，在亲手著述的《六一居士传》中，曾解释过“六一”之号的由来：“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再加上“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六一居士的立身处世和治国安民的人品、道德、作风和能力，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受到人们的赞扬。

　　在平山堂后面，隔着谷林堂，有一座宏伟、敞亮的建筑，就是欧阳修后人、两淮盐运使欧阳正墉重建于光绪五年（1879年）的欧阳文忠公祠。祠堂上悬“六一宗风”的横匾，两边楹联为清文学家薛时寸所题，联曰：

　　遗构溯欧阳，公为文章道德之宗，侑客传花，也自徜徉诗酒；

　　名区冠淮海，我从丰乐醉翁而至，携云载鹤，更教旷览江山。

　　欧公祠两度兴废，今存的欧阳文忠公祠以楠木重建。嵌在厅堂正中壁间的欧阳修石刻像，逼真地临摹于清宫内府藏本临摹滁州醉翁亭欧公画像，并由扬州著名石工朱静斋勒石。刀工精细，欧公容颜微笑，胡须纤细有波，加之石面稍凹，刻纹有反光作用，造成了“远看白胡须，近看黑胡须”的神奇效果。此像不仅黑白有变，而且从任何角度看，欧公双目均与观者对视可亲，双足也均向观者，栩栩如生，世称神品。

　　当年欧阳修写过一首诗，题为《答许发运见寄》，诗云：

　　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

　　曾向无双亭下醉，自知不负广陵春！

　　作为一任太守，能像欧阳修这样德才兼备，宽简而治，在千百年后尚为邑人称颂，他的确可以说“自知不负广陵春”了。

　　四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自徐州移任湖州，途经扬州时，知州鲜于侁设宴于平山堂。这是苏轼第三次登临平山堂，此前他曾先后两次在移任途中经扬州时到过此堂。第一次是熙宁四年(1071年)，他在赴杭州任职时，不仅游赏平山堂，而且绕道颍州访谒了退居于斯的欧阳修。三年后二登平山堂，欧公已作古，在堂前凭吊。

　　第三次苏轼置身于欧公亲手所建并且十分留恋的平山堂，瞻仰堂壁上所刻的他亲书手迹《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只觉龙蛇飞动，如见仙翁音容笑貌。旧地重临，不胜感慨，苏轼在酒酣之际，即席赋下《西江月·平山堂》一词：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诗的最后两句，是一种对人生无常的叹息。也难怪，当时的苏轼也是一位贬谪之人，他因“乌台诗案”而获罪，先是坐牢，而后被贬至黄州、转徙汝州。

　　欧阳修是苏轼的前辈，更是恩师。嘉祐初，年及弱冠的苏轼及其弟苏辙，随同父亲苏洵从老家四川眉山进京应试。苏洵请成都知州张方平给当时主持进士考选的欧阳修写了一封举荐信，张方平在政见上与欧阳修不合，彼此关系并不融洽，但深知欧阳修为人公正、公道，因而一口答应举荐，无所顾虑。欧阳修果然不计恩怨，读了荐书和苏洵父子的文章，惊喜地说：“后来文章当在此！”并将“三苏”之书荐于朝廷，在京师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时的欧阳修，正决心变革文风，排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提倡平易自然的古文，因而在试举中，原先以作文怪僻知名的士子，几乎全数落榜。这样也就引起守旧派群起而攻之，欧阳修上街时，甚至“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但欧阳修不为所动。正是在这次考试中，苏轼、苏辙双双中了进士，并名列前茅，于是，“三苏”父子因而名震京师。据说，欧阳修读到苏轼的试卷，很是惊喜，面试后又赞叹：“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苏轼有《上梅直讲书》，欧阳修读后致信梅尧臣：“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其实苏轼更应感到可喜和幸运，因为他遇到了一位爱才如渴的伯乐。

　　欧阳修荐举的人才当然远不止“三苏”，从他的《奏议书》可知，姚光弼、梅尧臣、王安石、司马光等一批北宋栋梁之才，都曾得惠于他。特别令人赞赏的是，欧阳修举荐人才时，一有伯乐相马的慧眼，二具公而无私的胸襟。对一位平民子弟苏轼的赏识和大胆拔擢，是他慧眼识英才的典型实例，令人想起贺知章遇李白金龟换酒、顾况迎白居易相见恨晚的故事，而欧公本身的文才又高于贺、顾两位前辈。对其政敌吕夷简之子公正评论，无私举荐，则更表现了欧阳修的道德风范。这种“举贤不避仇”的品格，足以与谢安的“举贤不避亲”相媲美，东晋宰相谢安举荐自己亲侄谢玄为帅，取得了淝水之战的大捷。

　　1092年，在欧公作古20年后，苏轼有缘步恩师之后尘，先后出任颍州、扬州知州。在他知扬州时，为追思欧阳修知遇之恩，特在平山堂后修建了一座谷林堂，作为读书作诗的处所，堂名取自他在“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诗句中的“谷林”二字。从此蜀冈之巅，高悬着宋朝文化星空中的双子星座；师生相伴，蕴涵了欧公奖掖后学、举荐人才的生动故事。

　　在九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平山堂迎来了不知多少文人墨客，他们在此观赏流连、撰联题诗。在众多吟咏佳作中，王安石以“城北横冈走翠虬，一堂高视两三州”为首联的七律《平山堂》，一向为人们所推重。秦观《次子由平山堂歆》中的“游人若论登临美，须作淮东第一观”，则为这处胜迹定了位。因此，在大明寺山门东侧墙上，可以见到五个石镌大字：“淮东第一观”，西侧墙为“天下第五泉”，都是乾隆年间著名书法家蒋衡所书。清朝康、乾二帝各六次南游，平山堂都是必游之地。康熙曾作《平山堂》诗；极喜作诗、以多产著称的乾隆，前四次南巡中，有关平山堂诗就写了30首左右。内有3首御笔墨宝镌刻成碑，置于堂侧西园的御碑亭中，其中一首是辛未年的《平山堂作》，在诗中乾隆把欧阳修与谢安相比，评价不能说不高：

　　梅花才放为春寒，果见淮东第一观。

　　馥馥清风来月牖，枝枝画意入云栏。

　　蜀冈可是希吴苑，永叔何曾逊谢安！

　　更喜翠峰余积雪，平章香色助清欢。

　　光阴流逝，风雨飘摇，鸟鼠剥啄，使平山堂几度颓败，又几度修复。嘉祐八年，即上距欧阳修在扬不过15年，平山堂就已破败，但很快修复。南宋150年间，又修过三四次，其中绍熙元年，扬州知州还“创而大之”。元明两朝，平山堂久废未建，所以诗人有“堂废山空人不见，冷云秋草卧横冈”之叹。明朝有个和尚叫智沧瞑，在这里建了三间草庵，他在挖井时挖出一块古大明寺石额，才知这里就是大明寺和平山堂故址，可见荒废到何等程度。万历年间，知府吴秀重建平山堂，但清初又不复见。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刑部主事江都汪懋麟捐资修复平山堂，据说他曾夜梦欧公，命书“登斯楼也，大哉观乎”的联句。这次平山堂的修复，是当时扬州的一件大事，文人墨客吟咏唱和，成一时之盛。

　　乾隆元年（1736年）又整修平山堂，规模益大。在平山堂南、东壁面西处有乾隆元年七月两淮都转运盐使尹会一撰并书《重修平山堂》的一方碑石记述了此事。此平山堂后又毁于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战争，我们今天见到的平山堂，为同治九年（1870年）盐运使方浚颐重建。

　　乾隆年间，赵之璧在《平山堂图志·序》中说：

　　蜀冈在宇宙间不足以言撮土。扬州地势平衍，俗好为高楼杰阁，以收远景，平山堂特其一耳。乃流传至今七百余年，屡废屡兴，登斯堂者至低回留之不能去，岂不以其人哉！

　　这段话应当是对平山堂历史极凝练的概括与评论。在大体认识了欧阳修的为人、为政、为文以后，“岂不以其人哉”这句话，就很容易理解了。这就是平山堂的人文内涵。

　　今天，在蜀冈中峰，已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名胜古迹群落。除平山堂、欧公祠、谷林堂组成的“仙人旧馆”外，大明寺香烟缭绕，钟磬时闻；鉴真纪念堂永怀圣僧，东接扶桑；平运楼登高一望，田畴城市，尽收眼底；平山西园竹木茂密，泉水清冽，野趣盎然；栖灵塔高入云天，俯视江淮。

　　由于城市高层建筑的巍然崛起，现代化的屏障将古代的平山堂与江南诸山阻隔两边；加之空气日渐污染，从前可与平山堂清晰地眉来眼去的群峰，今天也已变得朦朦胧胧，犹抱琵琶半遮面了。“远山来与此堂平”之旧景不再，这是现代化的遗憾。不过，柳暗花明之中，却又出现了“远客来向此堂谒”的新景——从五湖四海来扬州的游人，谁也不会忘记登临蜀冈，远眺群山；步入平山堂，缅怀文章太守；走进谷林堂，感受师生之谊；来到欧阳文忠公祠，瞻仰“远看白胡子，近看黑胡子”的欧公石刻像。

　　看来，现代化不会抛弃欧公，现代人更需要欧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