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满绿杨城

佛香东飘

　　——唐朝戒律大师鉴真

　　一

　　幻梦和奇迹，往往是富饶经济和开明政治的伴随物。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黄金时代的唐朝，正是这样一个多梦的历史季节、创新的神奇年代。鉴真“东瀛传道”的惊人壮举，本身就是一种神奇；而在鉴真东行的一百多年前，僧人玄奘“西天取经”的惊险历程，也是这个时代抒写的梦幻。

　　太宗贞观年间，年轻的僧人玄奘只身去天竺(印度)取经，前后17年，来往数万里，终于取得梵文佛经657部，回到唐朝国都长安，对中国佛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单枪匹马勇走数万里的玄奘，在满载而归之后，被后人铺陈和渲染为《西游记》的神话故事。鉴真东渡扶桑，尽管不像玄奘西行那样，是第一次壮举，但是他乘风破浪、百折不回，终以双目失明的残疾之身，为日本送去了丰富的佛学和先进的唐文化，成为又一部流传于今的传奇，也演绎成当代日本文学名作《天平之甍》。

　　鉴真东渡，是古代一部精彩绝伦、惊心动魄的连续剧，上演于玄宗天宝元年(742年)金秋十月，落幕于天宝十二年（754年）早春二月。

　　东渡行动源自日本“遣唐使”的到来。泱泱李唐大国的繁荣昌盛，震撼了正处于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时期的东瀛国。从贞观五年(631年)到开成三年(838年)，先后有十三次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遣唐使”和三次“迎入唐使”或“送客唐使”，从一衣带水的彼岸来到大唐王朝。这些“遣唐使”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或各地寺庙学习各种专门知识。他们学成回国以后，对传播先进的中国文化、推动日本社会进步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那是一个徒弟虔诚地朝圣拜师的时代，为了学习引领世界潮流的华夏文明，众多日本学子拥挤在简陋窄小的木船中，冒着随时可能被风浪吞噬的危险，一往无前地漂向心仪已久的圣城长安。这些日本改革的先行者一定没有告诉后人，当初他们在大唐国土各地研修时，是如何受到唐朝廷的礼遇以及如何得到儒、佛师长们的悉心指教。倘若他们地下有灵，得知他们的后人是如何以怨报德，屡次侵华，那么当其后人在中国犯下滔天大罪时，他们一定会颤巍巍地从坟墓中站立起来，严词训斥那些不肖子孙。

　　说起来令人感慨，令人惭愧。千年以后，风向逆转，从甲午战争的巨创和戊戌政变的悲剧中猛醒过来的大清热血青年，将当年向猫学艺转而又咬猫的“日本虎”，锁定为学习和效法的目标。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大批中国学生义无反顾地走出国门，“好像唐僧取经一样，怀着圣洁而严肃的心情，静悄悄地离开故乡”（吴玉章语），奔赴日本去感受时代的文明、采撷救世的良药。然而在认虎为师的时代“虎”却翻脸不认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司空见惯的蔑视、侮辱和敌意，是中国儒生们难以承受的，鲁迅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拍案而起，毅然弃医回国，从此拿起了那支“金不换”毛笔，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战斗了一生。晚辈文学家郁达夫在《归航》中说：

　　船的前后铁索响的时候，铜锣报知将开船的时候，我的十年中积下来对日本的愤恨与悲哀，不由地化作了数行冰冷的清泪，把海湾一带的风景，染成了模糊像梦里的江山。

　　让我们暂时忘掉那不忍卒读的一页，再回到我们民族昂首挺胸的大唐盛业。日本圣武天皇天平五年（733年）八月，日本第九次遣唐使抵达苏州附近海岸，唐朝廷派接待使陪引使团循大运河经扬州至汴州，然后陆行到达洛阳。在这批遣唐使中，有两位带有入唐邀聘高僧到日本担任传戒师、建立授戒制度使命的僧人：日本兴福寺僧荣睿和大安寺僧普照。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他们请到了一位既习禅法又明律学的天台宗道睿律师，但却受阻未能成行，只好继续在长安攻习律部的同时，另行物色高僧赴日传戒。不久，荣睿、普照从大安国寺的一位名叫道航的僧人那里，得知当代律学权威鉴真和尚在扬州大明寺讲授律学，门下人才济济，便在愿去日本的道航带领下，于天宝元年（742年）从长安来到扬州。

　　十月的扬州正值秋高气爽，桂香菊黄。几名远道而来的僧人，从古城的西南方，缓步走向江淮名刹大明寺。建于南朝宋代大明年间的大明寺，位于松林茂密的蜀冈中峰。笃信佛教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在其60寿辰时，下诏在大明寺内建30座佛塔，称“栖灵塔”，大明寺一度也被称为“栖灵寺”。

　　素负盛名的扬州古刹大明寺和寺内的栖灵塔，历来是僧人朝拜和骚客走访之地，唐朝诗人李白、高适等均到此游历并赋诗。宝历二年（826年），免苏州郡事的白居易与罢和州刺史的刘禹锡同被召回洛阳，途经扬州时邂逅，遂携手在城中同游达半月之久，并在登临栖灵塔时彼此唱和：

　　半月悠悠在广陵，何楼何塔不同登。

　　共怜筋力犹堪在，上到栖灵第九层。

　　（白居易《与梦得同登栖灵塔》）

　　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干。

　　忽闻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

　　（刘禹锡《同乐天登栖灵寺塔》）

　　大明寺内的平远楼前，又是观赏扬州市花——琼花的胜地。“维扬一枝花，四海无同类”，琼花早在宋朝就已遐迩闻名。欧阳修在扬州为官时，曾建“无双亭”，并吟诗——《答许发运见寄》咏怀：

　　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

　　曾向无双亭下醉，自知不负广陵春。

　　随后秦观到“无双亭”，也吟《次韵蔡子骏》一首颂琼花：

　　无双亭上传觞处，最惜人归月上时。

　　相见异乡心欲绝，可怜花与月应知。

　　在蜀冈中峰的松涛拥戴下和栖灵塔上的风铃声欢迎中，远来的僧人们进入寺院。通过鉴真弟子道航的引荐，荣睿和普照终于谒见了他们久已慕名的鉴真和尚。

　　于是一部连续剧就这样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拉开了帷幕。这部戏一演就延续了12年，直到扬州大明寺清脆悠扬的晨钟暮鼓，把一位年届66岁且已双目失明的戒律大师鉴真及随从他的一批弟子、工匠，送渡大海，到达日本传法布道。鉴真带去的唐朝文化精华，为缔造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桥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盛唐时期主持大明寺的高僧鉴真，俗姓淳于，唐武后垂拱四年(688年)出生于江阳县(今扬州)，自幼常随父进入佛寺祈愿，在佛教信仰的影响和熏陶下，培养了浓郁的宗教情感。14岁时，他随父到著名大云寺，见佛像后顿时萌生出离俗之念，便在该寺出家，研习佛经。18岁时他师从来自长安的佛教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岸，受菩萨戒，同时学习绘画和建筑艺术，并跟随道岸修建广陵龙兴寺和开元寺。

　　刚20岁弱冠之年的鉴真，又千里迢迢地到洛阳与长安求法，在长安实际寺为他主持授具足戒的是荆州南泉寺高僧弘景，也是当时享名全国的律宗法师。鉴真从师弘景禅师学习五明医学药典，并能出入皇宫的太医署，在那里求教医学上的疑难。道岸对鉴真不断指点教诲，在道岸监造小雁塔的过程中，鉴真从中学到了佛教建筑的设计、施工和装饰等方面的实际知识。之后鉴真又对自己所居实际寺内净土院的精湛建筑结构及洛阳龙门石窟的雕刻艺术，进行了认真观摩和研究，深得要领。

　　在长安、洛阳滞留期间，鉴真历访丛林，遍参高僧，潜心佛典的研究，苦读了玄奘翻译的佛教小乘经典。他还拜曾经游学印度等国30多年的名僧义净为师，并常进国子监听讲。这是鉴真人生中的潜心学习阶段，其间他专心地研究了梵文经典，著述了《佛性论》、《顺义说》。开元二年（714年），当年仅27岁的鉴真离开繁华的京都时，已成为精通律义、学有所长、知识渊博的名僧。

　　一位涉世不深、基础浅薄的少年，在投身于佛学深奥的殿堂后，身处孤山独庙，面对青灯黄卷，发愤攻读，顽强进取，不仅获得了对佛经义理的透彻领悟，而且练就了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品质。鉴真在漫长的修炼过程中，改造了自身，改变了环境，最终奔向律宗大师的峰位。

　　回扬州后的鉴真，在主持大明寺的30年中，奔走于江淮一带，教律授戒、兴建佛寺、医病济贫，在民众中极具威望。与此同时，他对各家学说互为参照，以南山宗为主，广为吸收，成为南山宗的嫡传，又成为三宗的集大成者。其时的鉴真已是继道岸与道岸弟子义威之后，全国众望所归的授戒宗主和名满天下的律学权威。他桃李满天下，弟子都是各地著名僧寺的律师，在佛教界享有极大的声誉。

　　荣睿和普照在大明寺谒见了鉴真和尚，鉴真的声望与学识使他们倾倒，他们恭敬地对大师顶礼膜拜。鉴真给日本留学僧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鉴真身后站着30多位僧人。当年鉴真55岁，骨骼壮实，身材魁梧，额门开阔，五官端正，天灵清秀，颚骨恢张，显出坚强意志。普照一见这位淮南江左净持戒律，被称为鉴真独秀的大名高僧，觉得很像一位日本武将。

　　(日本·井上靖《天平之甍》)

　　拜谒时，鉴真详细询问了日本的国情和佛教弘布情况。当时的日本，正经历着一场社会动乱，许多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归身于寺院，通过“私度”和“自度”取得僧籍，以享受免课免役的特权。这种状况严重威胁着天皇朝廷的经济基础，朝廷希望从佛教内部控制佛教，即完善受戒制度，抑制僧徒数量与寺院经济势力。这就需要精通戒律、德高望重的高僧，而鉴真当然是最为理想的人选。

　　荣睿、普照二人对高僧的提问做了详尽的回答，并提出：自佛法东流日本，仅止于弘法，尚无施戒的人，佛教的弘扬陷入困境，为了使日本国佛教兴盛，恳请大和尚东游弘法。一席话使鉴真怦然心动，联想到唐朝时有发生的抑佛事件，他深有“心曲千万端，悲来却难说”的感触。荣睿、普照真诚恳切的相邀，促使他决心离开故土，东渡扶桑，于是出现了井上靖在《天平之甍》描写的庄重一幕：

　　鉴真听完荣睿的话，马上开口答话。从他那魁梧的体格，发出来的声音却意外的又细又低。他语气非常真诚，有触动人心的力量。

　　“据说从前南岳思禅法师迁化以后，托身为倭国王子，一生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听说日本长屋皇子，崇敬佛法，曾制袈裟一千袭，布施大德众僧，袈裟上绣着四句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以寄佛子，共结来缘。’可见日本是佛法兴隆的有缘之国。现在日本来邀请我们，在座各位，看看有人愿意去日本传布戒法么？”

　　没有人回答。过了一会，一位名叫祥彦的僧人，出来说道：“我闻人言，去日本要渡过浩淼沧海，百人中无一得渡。《涅槃经》说：‘人生难得，中国难生’……”不等祥彦说完，鉴真又开口说道：“另外有谁愿去的么？”

　　依然无人回答，于是鉴真第三次开口道：“为了佛法，纵使海天远隔、沧海浩淼，不应恋惜生命。你们既然不去，那么，我去吧！”

　　满座默然，沉静得像一泓池水，似乎一切都在此时决定下来了。来客中只有荣睿开场讲了几句，余人都无插言机会。普照觉得自己陷身在奇妙难言的陶醉中。三十余位僧人都深深低下头来，表示愿意随鉴真同行赴日。鉴真一一呼名，被叫到的人一个一个把头抬起来，十七个头抬起来了，鉴真便停止呼名。须臾之间，决定了鉴真同十七名弟子同去日本。

　　就这样，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最重要的盛事之一，在扬州一个并非黄道吉日的秋天早上做出了决定。

　　此后，中日两国僧人便分头准备渡海所需的船只、用具、佛具、食品等。而在淼淼大海的彼岸，人们在翘首盼待着大唐戒律大师的到来。

　　三

　　“万事开头难”和“好事多磨”，鉴真东渡中所遇到的种种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困难，正应验了这两句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俗语。这种“磨”、“难”，并非个人所能预测及仅有决心和意志就能够战胜的；然而要成就一番事业，如果没有坚定的决心和坚强的意志，又怎能逾越重重的“磨”、“难”高山。

　　自天宝元年（742年）冬至次年春，启程的准备工作大致就绪。然而我佛如来并没有给其高足鉴真的壮举和善行帮忙，临行前在佛门内部的一起内讧，使鉴真的第一次东渡行动夭折于襁褓之中。事端源起僧人道航的建议，他认为被邀随同鉴真东渡的高丽僧如海，缺少佛门素养，应予取消资格。本来这位佛门弟子显得有点器量狭隘，谁知那位高丽僧竟更是一个寺院无赖，他恼羞成怒，前往官府诬告道航等私通海盗并使之潜入扬州，从而给有关僧人带来一场无缘无故的皮肉之苦。看来勾心斗角、诬陷好人的行为绝非现代人的发明，而且也非仅限于官场，连古代的佛门中也未能幸免，足见其流毒之深。

　　此案最后以当朝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的一纸证明而化解，如海被杖责遣送返俗。但官府仍判定“海贼大动，不须过海去”，所造好的船只没收入官，物品发还。一场虚惊可以过去，一次机会却失去了。不过鉴真并不气馁，他鼓励中日僧人重整旗鼓，整装待发。

　　荣睿、普照在出狱后，再度拜见鉴真和尚，倾吐心愿，希望他仍能率众弟子东渡，鉴真慨然答允尽一切努力完成计划。天宝二年（743年）十二月，鉴真率领一行人自扬州举帆启程，循大运河入长江，举帆东下。但行至明州余姚郡（今浙江余姚）狼沟浦，遭到恶风巨浪的袭击，船被击破，众人被迫登岸，从而宣告了第二次东渡的失败。

　　东渡扶桑，沧海渺茫，即使今天乘坐玛丽皇后二号远洋客轮，也难免感到头晕目眩，触目惊心，不要说千余年前简易的木船了。唐朝诗人林宽曾有《送人归日本》一诗，描述了当时航程之艰险：

　　沧海西畔望，一望一心摧。

　　地即同正朔，天教阻往来。

　　波翻夜作电，鲸到昼为雷。

　　门外人葠径，别时花几开？

　　第三次航行是在一个月之后。僧人们就地修复航船后，第三次挺进大海，但出港不久，又逢逆风狂澜，竟致船触礁而击碎。幸亏靠近一个荒岛，大家弃舟登岸，于饥渴之中，得到渔民的救助，并被巡海官兵带回大陆，安置于明州(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又一次东渡惨告结束。

　　落难阿育王寺，本来是鉴真的一件憾事，却成了当地的一大福音：高僧不请自来，邻近州郡无不闻风而动，恭请鉴真讲律授戒。“明星效应”古已有之，鉴真是当时的“大明星”。不过也要看何种行业的明星，其时写诗的李白虽屡游浙东，却并未受到什么礼遇，只不过是自费苦旅罢了。正如今天有些被电视台抬捧出来的歌星和影后在各地受到粉丝的盛情接待，而对一些诗人或物理学家大众却不知晓。

　　鉴真和尚先赴越州（今浙江绍兴）龙兴寺，随后依次应邀到杭州、宣州、湖州讲律授戒。其时，越州的僧侣得悉这位誉满江淮、年近花甲的高僧，将冒风浪之险远去生疏的异邦，误以为是出于荣睿和普照两名日僧的劝诱。因此保护高僧之呼声四起，越州山阴县尉甚至一度将荣睿捕拿入狱。

　　为了完成东渡的夙愿，鉴真派遣大弟子法进等前往长乐郡（治所在今福建福州）买船和采办粮食用品，同时又亲率祥彦、思托、荣睿、普照等30余人，一路巡礼佛迹，取道南下福州，进行第四次东渡。出于对鉴真的关切和担心，以灵佑为首的弟子会同扬州各大寺院的三纲（上座、寺主、维那）联名申告州县，寻迹到黄岩至永嘉（今浙江温州）途中的祥林寺，将鉴真和尚一行截住，强令“护送”回扬州，并下令加强守护，不准前往他国。虽然是出于一片爱心，但却打破了僧人们第四次东渡的梦，令鉴真极为痛心。

　　第五次东行是天宝七年（748年），此时的鉴真已逾花甲。荣睿和普照从福建来到扬州拜谒鉴真，尽管七年来都受尽了风涛凶险和人间酸楚，但在交谈互表夙愿中，双方都初衷不改、决心未变。鉴真老而弥坚，即令弟子做海行准备：造船，储粮，备置佛经、佛具、佛像……，由于这三年中他外表安静如常，官府已放松了监视，因而各种准备在不动声色中完成了。

　　天宝七年六月廿七日，鉴真率2位日本僧人、12名弟子、35名工匠以及18名水手，从扬州祟福寺出发，在扬州新河上船启程，登舟沿运河南下，很快就到了浙江越州的三塔山，在那里停泊了一个月以后，又在舟山群岛停泊一月以等候顺风。当再次启程到东海时，遇到了东北风，风涛起落，又把他们吹向西南方向。在海上的来回折腾，耗费了不少积存物资，普照只能每日给同行的人发少许生米以充饥。之后舟中淡水也已用尽，生米又如何下咽！如此艰苦漂行了半个多月，未到日本，却漂到了海南岛的延德郡，遗憾地结束了第五次东渡。

　　第五次东渡失败后，从海南岛跋涉千山万水，辗转两广诸州再返回扬州，竟然经过了两年多的漫长历程。就在这数百个日日夜夜、上万里行程之中，鉴真受到各地官民和僧俗热情欢迎、丰厚供养，其程度远超过他当年的浙东之行。但鉴真从未忘记，他不是在国内巡游，他的目的是前往日本传戒弘法。

　　一路上的钟鼓齐鸣和顶礼膜拜，并没有使鉴真的愁眉有所舒展，相反，一连串的不幸与打击接踵而至，使这位因立志东渡而饱经折磨的老僧，受到更加严峻的考验。在离开崖州从始安郡（今广西桂林）乘船循桂江东行，经苍悟郡到达高要郡的途中，最先慕名诚邀鉴真东渡并因此受尽磨难的日本学问僧荣睿在辗转到鼎湖山（今广东肇庆市端州区）时已积劳成疾，奄然圆寂于龙山寺（今白云寺）。近十年的同舟共济、患难与共，鉴真不仅与他感情融洽，而且对他极为器重。如今，一位日本僧友为求法而迁化于中国，鉴真能不惆怅哀痛吗？

　　1963年时值荣睿逝世一千二百年之际，端州人民以著名的端州砚石凿碑，在肇庆鼎湖山半山桥旁的平台上立碑纪念。碑阳刻有“日本留学僧荣睿大师纪念碑”，碑阴刻有《荣睿大师赞》，均出自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之手。1980年又加建了外形仿照唐朝扬州大明寺的纪念碑亭。荣睿碑亭作为一段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见证，凝结着中日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

　　从广州乘船到韶州，另一位日本学问僧普照为接洽去日本的便船而告辞，留下了鉴真孑身一人。两位邀请鉴真的日本僧人，当年初衷未变，如今素志未酬，然而却已一位死别、一位生离，不由得令鉴真老泪纵横、感慨万千。他紧握普照的手，泫然悲泣道：“为了传戒弘法，我下决心东渡，一天不到日本，一天不改意愿！”

　　更大的不幸降到这位屡遭挫折的花甲老僧身上。天宝九年（750年），鉴真在长期经受暑热、身心不佳和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的情况下，又双目发炎、视力衰退。途经韶州，一位自称医术高明的外国医生为他治疗，结果竟使他失去了光明。从此鉴真只能生活在无尽的长夜中，然而他的心中却始终点燃着一盏佛灯，压住千顷风涛，照亮万里沧漠，使他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向未来的路程。

　　无情的佛主不知出于什么意图，接二连三地把灾难投向鉴真。过了大庾岭，溯赣江北行至吉州（今江西吉安）时，鉴真的大弟子祥彦病势已十分沉重。一夜他忽问思托：“大和尚是否在睡觉？”思托答：“正在睡觉。”祥彦说：“我将要与他永别。”思托赶紧叫起鉴真，鉴真命僧人烧香，并将祥彦倚靠在曲几上，面向西方念阿弥陀佛。祥彦念了一声佛，寂然而逝。满腔悲痛的鉴真不停地呼唤祥彦，这位一贯支持与追随他东渡的大弟子的圆寂，使他宛如失去一条臂膀。自发愿东渡以来，已近十年，壮志未酬，而邀请他、支持他、追随他的人却相继死散，怎不叫这位垂暮而又失明的老僧悲不自胜？

　　经过种种打击后，鉴真心情沉重地经浔阳郡（今江西九江）登庐山，再乘船由长江东下至丹阳郡的江宁县（今江苏南京），遍历金陵著名丛林，东下过江回到扬州。“江都道俗，奔填道路，江中迎舟，舳舻连接”，入城住龙兴寺，并在龙兴、崇福、大明、延光等寺讲律授戒，从无停断。

　　回到扬州的龙兴寺后，鉴真重又振作起来：

　　……鉴真好像并没有经过长期的流浪，跟多少年前一样，立刻在龙兴寺中昂起了他意志坚定的脸，讲律授戒。只有一点同从前不同了：眼窝深深陷落，双目已黯然无光了。

　　(日本·井上靖《天平之甍》)

　　天宝十二年（753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河等一行来到扬州参见鉴真，拟请他搭乘遣唐使归国航船进行第六次东渡。鉴真当即许诺，愿意赴日了却心愿，并于十月二十九日夜趁人不备时，由徒弟护送密出龙兴寺，至江头登船。当时沙弥24人闻讯后，赶至船上为大师送行，请求他预结来生之缘。鉴真当场为他们摩顶授戒，依依惜别。

　　这批遣唐使归国前，唐玄宗曾在朝廷宫殿里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宴会，并于天宝十二年十月赐御诗——《送日本诗》：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

　　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

　　涨海宽秋月，归帆驶（駃）夕飙。

　　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这次随遣唐使渡海回国的还有一位著名人物晁衡(朝衡或胡衡)。晁衡是日本人，原名阿部仲麻吕，唐玄宗开元五年随日本遣唐使来长安留学，毕业后受玄宗赏识而仕于唐朝，官至左补阙、秘书监，与李白、王维、赵骅等交情颇深。然而晁衡乘坐的航船却于中道遇险漂流，当时曾讹传他的死讯，为此李白十分悲痛，作《哭晁卿衡》悼之：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其实晁衡之船漂流至安南，两年后复返长安，任镇南都护。大历五年(770年)，这位年届73岁的日本友人，在中国服务50余年后逝世于他所热爱的国家。

　　第六次东渡十分顺利，鉴真一行所乘的第二舟于十一月十五日从沙洲(今张家港)的黄泗浦启航，仅用35天时间，于日本天平胜宝五年（753年）抵达日本九州南部的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踏上日本国土，鉴真终于实现了东渡的夙愿，此时的他已是66岁高龄的失明老人。

　　鉴真一行抵日本后，受到日本僧俗、朝野的热忱迎慰。太上皇圣武和天皇孝谦女帝专门为之颁诏，并敕授鉴真“传灯大法师”名位。鉴真名不虚传，深孚众望，他带去天台宗经典和密宗佛像，在日本讲授戒律，并与随从僧人、工匠等一起，按唐寺院法式，建造了著名的唐招提寺。中国先进的建筑术、雕塑术、汉文学、药物学、印刷术等文化和科学技术，都因鉴真东渡而传播于日本，鉴真也因此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

　　当年鉴真及其弟子在日本建造的佛寺，今天多已不存在，但幸运的是，唐招提寺金堂以及其他二十多个建筑物却被保留了下来。而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唐代佛殿保存至今的仅有两处，即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正殿与佛光寺正殿。它们比唐招提寺建造的时间，分别晚28年与98年。

　　天平宝字七年(763年，唐广德元年)五月初六，东渡扶桑第十年，鉴真76岁。弟子忍基一夜忽梦见讲堂栋梁摧折，惊惧而醒。他知道，这是大和尚将要迁化的征兆，于是与诸弟子们为他模影写真，依据大和尚端坐模样，做干漆塑像，这就是日本人民当作国宝保护、已留存千余年的鉴真坐像。不久，鉴真面西迁化，端坐如入禅定。临终时，对佛教至死不渝的鉴真嘱咐弟子继续修缮唐招提寺，抚摸着如宝的头顶说：“垂至二十年，此招提寺方蒙时荫。”

　　鉴真逝世后，日本官员、文人、僧尼写下了大量诗文，深切悼念大师，讴歌他的不朽业绩。弟子思托沉痛地写下一首五律——《五言伤大和尚传灯逝》，赞颂鉴真乘船东渡，弘扬佛法；讲经授戒，恢复流风；斯人虽逝，遗范犹存；虽死犹生，佛法永存：

　　上德乘杯渡，金人道已东。

　　戒香馀散馥，慧炬复流风。

　　月隐归灵鹫，珠逃入梵宫。

　　神飞生死表，遗教法门中。

　　与鉴真同一朝代的唐朝命官高鹤林，在出使日本国时欲访鉴真，悉知斯人已殁，伤感不已，于是作五言诗——《因使日本，愿谒鉴真和尚，既灭度，不觐尊颜，嗟而述怀》，高度评价了鉴真东渡日本、传授佛法的历史意义，赞颂了鉴真离开尘世的从容自若、永垂不朽：

　　“上方”传佛灯，名僧号鉴真。怀藏通邻国，真如转付民。

　　早嫌居五浊，寂灭离嚣尘。禅院从今古，青松绕塔新。

　　斯法留千载，名记万年春。

　　唐大历十二年（777年），日本第十四次遣唐使访华时，副使向扬州僧俗传达了鉴真寂化的消息。扬州各寺僧众十分悲痛，均穿丧服向东（日本）举哀；又在龙兴寺设大斋会，表示悼念。

　　1963年3月，在鉴真圆寂一千二百周年之际，郭沫若作一七绝——《鉴真和尚圆寂一千二百周年纪念》，亲笔书赠扬州大明寺：

　　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

　　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古黄泗浦，鉴真起航的圣地，也在这一年建起一座石质经幢，成为一处中日文化交流的纪念地。1994年，张家港市人民政府又建立东渡寺，开设了鉴真纪念馆，让历史娓娓动听地向来此访问的中日两国人民讲述鉴真东渡的故事，让一代代后人对昨天发生的事进行静思默想。

　　四

　　由唐朝高僧鉴真和尚亲手兴建、位于奈良市的日本唐招提寺，是一组具有中国盛唐建筑风格的建筑物，成为日本佛教律宗的总寺院。

　　唐招提寺于天平宝字三年（759年）开始建造，大约于770年竣工。寺院大门上红色横额“唐招提寺”，是日本孝谦女皇仿王羲之、王献之的字体所书。寺内，松林苍翠，庭院幽静，殿宇重重，有天平时代的讲堂、戒坛，奈良时代（710～789年）后期的金堂，镰仓时代（1185～1333年）的鼓楼、礼堂及天平以后的佛像、法器和经卷等。

　　建于1688年的御影堂内，供奉着高２尺７寸的干漆夹造鉴真坐像，坐东面西、双手拱合、结跏跌坐、团目含笑、两唇紧敛，表现鉴真圆寂时的姿态，已被定为日本国宝，每年只开放3天供人瞻仰。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为御影堂绘制的68幅屏障壁画，有《云影》、《涛声》、《黄山晓云》、《扬州薰风》、《桂林月宵》和《瑞光》等。

　　御影堂前东面有鉴真墓，院中植有来自中国的松树以及桂花、牡丹、芍药、“孙文莲”、“唐招提寺莲”、“唐招提寺青莲”、“舞妃莲”、“日中友谊莲”和扬州的琼花等名花异卉。

　　日本江户时代被尊为“俳圣”的著名诗人松尾芭蕉（1644～1694年），在一次到奈良唐招提寺拜谒盲圣鉴真像时，为坐像的神态所感动，以一首《谒鉴真像》表示对鉴真大师深深的敬爱：

　　翠叶放清芬，滴露色更新。

　　我欲多采撷，为师拭泪痕。

　　1963年鉴真圆寂一千二百周年之际，中日双方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并决定在大明寺建造鉴真纪念堂。1974年纪念堂竣工，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

　　建造于扬州蜀冈之上、大明寺内的鉴真纪念堂，其整体是一个方正的院落，由正堂和碑亭组成，两旁用超手游廊连接。进入门厅，便见碑亭正中须弥座上横立汉白玉碑，正面镌刻着曾多年寓居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家郭沫若所手书的“唐大和尚鉴真纪念碑”，背面刻着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撰写的长篇碑文。纪念堂正堂则是完全仿照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的形制设计建造的，略作微缩。较平稳厚重的单檐庑殿顶、高高的台茎、腰鼓柱、方棂窗，这都使人追想起鉴真远渡的那个遥远年代。屋顶正脊两端是一对按比例放大的鸱尾，分别来源于中日两国。鸱尾称“甍”，故事发生于日本天平时代（也称“奈良时代”），这便是井上靖小说书名的缘由。

　　鉴真纪念堂是由我国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的，他是戊戌维新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之子，幼年在日本横滨、神户度过，后留美学习建筑史学。为设计纪念堂，梁思成于1961年曾专门来扬州。考察大明寺的那天，他竟不肯回宾馆，要在寺院东侧的平远楼歇宿，从上海来的古建筑与园林学专家陈从周也留下陪伴他。两人彻夜未眠，共同推敲，第二天就完成纪念碑的草图。横式纪念碑坐落在阳纹莲花须弥座上，碑身下沿装饰了卷叶草的浅刻图案。卷叶草为唐代所特有，因而用以代表盛唐气派，这是陈从周的构想，为梁思成所赞同。

　　1980年4月，日本国宝——由鉴真弟子在大师临终前塑造的干漆坐像，由奈良唐招提寺森本长老一行僧众护送回国探亲，先后在扬州、北京两城市巡展。在扬州展出期间，就供奉于鉴真纪念堂内。而现在纪念堂内供奉的鉴真坐像，是扬州漆器工艺的能工巧匠依照日本国宝鉴真干漆纻像制作的。

　　扬州人民以热切的心情，渴望一睹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宗师神态。正是“烟花三月”，游人如织，参谒大师坐像的人，在蜀冈下排成数里长队，犹如盛大节日。现代文学家茅盾、词学家夏承焘、佛学大师赵朴初等，也以同样欣喜的心情，热烈欢呼鉴真归来：

　　奋入狂涛不顾身，终携明月耀天平。千秋德范存遗像，万里香花结胜因。

　　今古事，去来心，海潮往复两邦情。故乡无数新新叶，待与离人拭泪痕。

　　（赵朴初《鹧鸪天·迎鉴真大师像回国》）

　　轻舟浮渡，六次成功临彼土。愿力无边，招手冯夷看海天。

　　高坛讲律，盏盏禅灯明暗室。杖锡千家，环海都开友谊花。

　　（夏承焘《减字木兰花·鉴真法师塑像回国纪念》）

　　1981年，日本友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家石川忠久访问扬州。在长明灯即扬州大明寺鉴真纪念堂前的石灯笼下，追溯绵延一千三百载的日中友谊，追忆“天平时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盛事，心境久久不能平静，挥笔写了一首题为《访鉴真和尚故乡》的七绝：

　　欲寻名刹到芜城，和上遗风自有情。

　　友谊一千三百载，长明灯下忆天平。

　　隔着浩淼的东海，这位对中日友谊做出不朽贡献的佛门大师，就可以在他献身的异国与生他、养他的故乡，同时被人们永远尊敬与崇奉。

　　鉴真——一颗普度众生的佛心，一盏光照天下的佛灯，一部传播文明的佛经，一位修炼意志、忘我地弘扬佛法的典范。

　　鉴真——永远激励后人一往无前地去实践一项宏伟事业，永远感召后人义无反顾地献身于一个伟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