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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古今人间之宝——近代学术巨子、国学大师王国维

  一

  当中国的近代史将关上大门的时候,许多革命志士和文人都义无反顾地跨越了门槛,走进了现代史的大门。孙中山昂首阔步地进去了,章炳麟目不旁顾地进去了,蔡元培勇往直前地进去了,鲁迅斗志昂扬地进去了,柳亚子也毫不犹豫地进去了……

  但是却有三位蜚声海内外的近代才子没能跨过门槛,或者虽然身体过去了,可是心却没有随之过去,在历史的交接处印下了憾迹。时隔百年,每每谈及此事,仍令我辈喟然叹息。三个人中,两个是近代文学和艺术界才艺双绝的风流才子,他们是李叔同和苏曼殊;另一个则是杰出学者、真正大师级的红学家王国维。

  动乱的年代,无边的黑夜,葬送了不知多少困惑、苦闷、悲观、绝望的知识分子。1918年,离五四运动——中国现代史肇端的时期仅有一年,但是两位近代中国的风流才子却再也挺不住了,苏曼殊是彻底地走了,而李叔同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卓越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也是身犹在、魂却离,把身体交给了青灯黄佛。诚然他后来对佛学思想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仍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1927年6月2日,那一天是阴历五月初三,离端午节仅差两天,王国维孑身来到颐和园。他在昆明湖畔徘徊良久,最后默望着粼粼水波,悄无声息地一跃而下,再也没有爬上岸来。他做出了比李叔同更惊人的自我毁灭举动,轻率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湖面上微微漾起的一圈圈涟漪,成为他生命之旅的一个个惊奇的叹号。

  王国维为后人留下了一系列的知识财富,他在哲学、文学和史学上的杰出成就,甚至使现代大儒郭沫若都为之折服,郭沫若说:在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与王国维。王国维通过对《红楼梦》美学价值的研究,写下了一部大作——《红楼梦评论》,并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断语:只有歌德的《浮士德》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才是宇宙之大著述。他所写的《人间词话》是转移一代词学批评风气的代表性理论著作。

  然而这位以叔本华、尼采为楷模的中国近代优秀哲学家,却未能正确地探索和领悟自己的人生哲学。在动荡的社会大变革年代,他把自己紧锁于书斋中,如同鲁迅所说的那样稳坐高斋读古书,一如既往地在追求学术真理的同时,也继续沉沦于大清遗民的残梦。

  1904年重阳节那天,在苏州任教的王国维一时兴起,来到了近在咫尺但他却始终未能拨冗前往的苏州名园留园游览。突然发现人间竟有如此美景,他不禁流连其间,乐而忘返,还为此写下了一首《九日游留园》:

  朝朝吴市踏红尘,日日萧斋兀欠伸。到眼名园初属我,出城山色便迎人。奇峰颇欲作人立,乔木居然阅世新。忍放良辰等闲过,不辞归路雨沾巾。

  虽然在留园玩赏之际感到(不)忍放良辰等闲过,可是一回到萧斋,却又立即恢复到忍放良辰的寂寞心境。从小就直接感受到家庭冷漠、人生悲凉的王国维,造成了如他自述的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的痼疾,在他名声地位接踵而来的时候,却依然沉湎于悲凉的过去。既不懂得多去几个留园看看,更谈不上去接触和了解一下外面的精彩世界,使他最终选择了忍放良辰、忍放人生。

  三位才子的不幸结局令人意想不到,也难以理解,而这种结局又都是他们自愿选择的,因为他们在传统文化的污泥中实在沉溺得太久了!历史的转折不仅总以一批人类精英的鲜血和生命作代价,而且也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抛弃许多霉臭的垃圾,其中难免夹杂一些涂覆着污泥的金子。

  在三位才子的身世之谜中,王国维是最受关切、最费猜测的一位。人生50岁,正当学术鼎盛之际,竟然如此轻率地骑龙而去,不辞而别,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王国维死后,废帝溥仪赐其谥号为忠悫,但他因自杀行为而为其时共产党中的激进派所唾弃,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

  王国维自溺之谜,扑朔迷离,众说纷纭。人们在他的衣袋中寻出一封他留给三子贞明的遗书,就成了即使不是唯一但也是最直接的分析依据了。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内容说: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必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四句话中,三个关键字:死是结果,变是背景,辱是原因。对于这个辱字,学者们有不同的诠释,其中有:殉清说、逼债说、惊惧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等。

  逼债说为一部分人所接受,其依据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有此一说:王国维与罗振玉是儿女亲家,罗振玉是集语言文字学家、甲骨文学家、文物收藏家等于一身的大家,也是一位国学大师,罗、王两家联姻当属门当户对。但因王国维早年曾受罗振玉接济,罗振玉常以此不断向他苛索,甚至以将王氏女儿退婚作要挟,令王国维走投无路而自杀。

  这种说法有点似是而非,至少不是主因。殉清说的最早提出者是吴宓,吴宓就是王国维遗书中陈、吴二先生的吴先生,陈先生是陈寅恪。吴宓在王国维自沉当日的《雨僧日记》中这样写道: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相比之下,殉清说似乎较有道理,与王国维的遗嘱挂得上钩。

  说到变的背景,其时正当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上,直(直隶)鲁(山东)危急,北京城内一片恐慌。接着又有消息传来,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杀。湘潭人叶德辉是前清御史、著名藏书家及出版家。他的政治立场保守,毛泽东说有人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指的就是他。方志学家王葆心是湖北罗田人,对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等诸领域均有研究,晚年于方志一门致力尤勤,遗著达一百八十余种。

  同年5月1日的《顺天时报》以醒目的版位刊载了被党军枪决之叶德辉的通讯,证实了叶德辉在1927年4月11日被农民协会处决的传闻确凿无误。这条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京城爆炸,引起前清遗老遗少们的极大震恐。同时又传来了德高望重的学者王葆心的死讯,说他仅仅因为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一语,即被揪出,遭受极端侮辱,终致死亡,又使一些有恋清情结的老遗民在心灵上遭到二度轰炸。后来证实此传闻纯系空穴来风,当时王老先生安然无恙,他是在1944年抱病考察中疲劳过度,归家后病故的。

  一系列足以搅乱人心的小道消息,不能不使清华大学教授王国维在心理上产生极大恐慌。这位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保皇分子,对当前时局以及军阀、国民党、共产党等革命派情况并不了解,耳闻的多是沾满血腥的消息,自忖自己为清廷遗臣,北伐军到京岂能逃过一劫?更可气的是,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了一篇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王国维大名赫然列于纸上。对前途深感悲观的王国维,觉得与其束手就擒,受辱于人,莫不如效仿屈子,怀沙自沉,殉节报国,以示对前朝及其末代皇帝溥仪的耿耿忠心。于是他挑选了一个阴晦惨淡的日子,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然而,王国维的挚友、现代极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却说: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周作人取此说),不关满清之灭亡(1953年12月1日《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是殉文化说的重要倡言者,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云: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他将王国维之死归结为与传统文化共存共尽的深层根源。

  王国维之沉,在昆明湖激起的浪花也许并不壮观,而且也早已平息,但留下的波纹至今依稀可见,并仍然在微漾、在扩展。

  二

  梁启超对王国维的赞语是: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陈寅恪对王国维的称誉是:(他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

  鲁迅对王国维的评价是: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郭沫若对王国维的赞扬是: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清末一个科举失败、仕进无门的穷秀才王国维,后来成为近现代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他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晚号观堂的他又与罗雪堂(振玉)、董彦堂、郭鼎堂并称为甲骨学四堂。

  王国维(1877~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盐官镇人。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浙江省北部的海宁,现在是浙北第一经济强县(市),从这里走出了现代最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之一徐志摩,著名爱国主义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著名武侠小说家、新文学家金庸。有意思的是,这三位现代文坛大家竟都是亲戚。

  海宁又是著名的观潮胜地,独特的地理条件,使人们得以在此观看到最壮观的海潮——钱塘潮,一饱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之眼福。海宁观潮最佳处就在王国维老家盐官镇,此镇因古代曾设有盐官(司盐之官)而得名。在盐官镇观赏钱塘秋潮,有三个最佳位置:镇东南的一段海塘为第一佳点,这里的潮势以齐列一线为特色,有海宁宝塔一线潮之誉;第二佳点是镇东8公里的八堡,能观赏到潮头相撞的奇景;镇西12公里的老盐仓是第三佳点,可以欣赏到返(回)头潮。王国维10岁那年,全家从双仁巷旧宅迁到了西门内周家兜新屋,新屋的窗口对着杭州湾,他在楼上住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潮起潮落。

  家境贫寒的王国维,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离不开一位师友的提携和支持,他就是后来成为他的亲家,但又被人指为向他苛索而致其死的罗振玉。王国维幼年曾为中秀才而孜孜苦读,但与许多先贤的遭遇一样,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22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当任书籍校对,在公务之余就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罗振玉对他的才华非常赏识,资助他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他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其时他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

  王国维于1922年受聘为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在其五十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王国维却永远消失了。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是在文学、史学、哲学、美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领域均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他从事文、史、哲学研究数十载,是近代中国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他精通英文、德文、日文,在研究宋元戏曲史方面独树一帜,成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他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著作丰硕,留下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古史新证》、《曲录》、《殷周制度论》、《流沙坠简》等62种作品,还有逾二百种批校的古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在王国维的大量优秀著述中,《人间词话》是他独辟蹊径的精华之作,也是他独享殊荣的个人品牌。但是《人间词话》已不仅仅是属于王国维一个人的财富,而从它问世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毫无疑义地归属于时代了,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精品、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俞平伯在1926年2月4日重印《人间词话》序中,对这本书的核心范畴及其丰富意蕴做了高度评价,其中说道:

  自来诗话虽多,能兼此二妙(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者寥寥;此《人间词话》之真价也。

  虽只薄薄的三十页,而此中所蓄几全是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读者宜深加玩味,不以少而忽之。

  《人间词话》不同和超越于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处,在于作者站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基石上,将西方哲学以及美学思想信手拈来,融入心胸。它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登临送目,一览众山小;逐一圈点、评价中国词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他纵横驰骋,十万里河山,奔来眼底;上下求索,数千年往事,汇到脑际;开近代中国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及方法评析中国古典文学之先河。

  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的《人间词话》,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从问世以来就受到学者的重视。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其他词话作品,《人间词话》提出了境界说。该观点是全书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作者关于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三种境界说,更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名句。对于这三种境界,王国维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这三句描写相思佳句,出自三位宋朝大词家之手:晏殊《蝶恋花》、柳永《蝶恋花》和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王国维巧妙地运用了各句中蕴涵的哲理意趣,把诗句由爱情领域演绎到治学领域,提炼出一种全新的、深刻的内涵,进而升华为悬思—苦索—顿悟的治学三重境界。

  境界说是对艺术创作或学术研究的历程而言,指出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诗人也好,学问家也好,必须要注意后天的修养,以备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从而进行长期艰苦的探索。具体而言,第一步,要有执着的追求,志存高远,广泛涉猎,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这是能取得成功的基础。第二步,要苦思冥想,孜孜以求,忘我奋斗,为了事业一切在所不惜。第三步,在多次周折、多年磨练之后逐渐成熟,达到明察秋毫、豁然领悟,水到渠成,最终在事业上做出创造性的独特贡献。

  王国维自己就是境界说的成功实践者,做学问成大事业者的典范。他的成就根植于其文理双修、中西合璧的学术根底上。1900年他去日本时曾在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几何,回国讲学期间一度热衷于西方哲学,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家进行过深入研究,《红楼梦评论》是他运用西方理论阐释古典名著的开创之作,《人间词话》也是转移一代词学批评风气的代表性理论著作。

  《人间词话》吸收了康德和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叔本华,这位德国的悲观主义哲学家有一句名言:老年时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意识到,已把全部青春的力量都献给了永不衰老的事业。1908年初,刚过而立之年的王国维开始《人间词话》的创作,并于当年末到1909年初刊发于《国粹学报》。单就这一杰作而言,王国维已经可以毫无愧色地对叔本华说,我已把全部青春的力量都献给了永不衰老的事业。

  三

  王国维一生中的重要活动,几乎都与罗振玉这三个字紧密相关。王国维在学问思维上绝对是罕见的旷世才子,但在行事处世上却经常像个迷惘的稚嫩孩子,老实得像香肠一样。他的职业生涯、思想情感乃至对生命结局的选择,都受到罗振玉的指引、帮助、影响和牵连,就像一个孤立无援地伫立于地面的风向标,当面对较大的风力,风杯轮便会随风转动一样。

  王国维一直感激罗振玉对他的知遇之恩,而事实上罗振玉也确实是在芸芸众生中发现这匹千里马的伯乐。1898年正月在《时务报》馆的一个小房间里,罗振玉偶然见到一个年轻人,一问才知道是该报书记兼校对王国维。在与他攀谈时,忽然看到他为同舍生撰题在扇面上的一首咏史绝句,诗曰: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罗振玉十分惊异,认为此君有过人之才。从此罗振玉对他尽力关顾,王国维也心知肚明,对罗振玉的关爱默记于心。王国维曾写过一首诗,其中说道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材殊。诗中以匠石隐喻罗振玉,也对不同于凡材的自己略感自豪。

  罗振玉两次资助王国维去日本,使王国维得以接触西学,做到中西交融,为他以后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从1911~1916年,王国维在日本度过了四个年头,这期间他从早年对西方哲学的沉溺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学、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对于他的学术生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在这四年,罗振玉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甲骨、文物和众多的文字资料。他耽于精读传统的经史典籍,并且在创作上也有《秦汉郡考》、《中国戏曲史》等丰富收获,这些都使他得以在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大显身手。

  王国维从孜孜于西方哲学的研究转向专治国学,其中也有罗振玉相劝之功。辛亥革命爆发后,自视为大清子民的罗振玉无法接受现实,不愿意看到清王朝就此覆灭。他痛清室之沦亡,对西洋学说尤为嫉恨,奉劝王国维专治国学,以保存旧文化为己任,切勿一心二用。王国维在感动之余,毅然放弃文学而转向经史考据之学,甚至焚毁以前他自己所印的《静安文集》。从此,王国维不仅在学术研究方向上,而且在思想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开始了两人的合作研究。

  作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国学大师,两人的学术交往带来了他们在殷商甲骨文字、敦煌写经、汉晋简牍以及古器物学领域内开拓性的贡献,导致了罗王之学的形成。1923年3月,标志着罗王之学形成的《观堂集林》问世,这本书的前言为罗振玉所写。前言叙述了观堂治学演变的来龙去脉以及两人的学术交往历程,并高度评价了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观堂集林》的成书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出版得到学术界的公认,罗王之学也由此成为显学而使一代代学人为之倾倒。

  罗振玉以四两之力拨动了王国维潜在的千斤之功,而正是凭借这千斤之功,使王国维提起了东海龙宫内的千钧棒,才有了后来惊天动地的创作和创新。没有罗振玉这个旗手披荆斩棘的先行,也就没有作为主帅的王国维在国学领域中的辉煌战果。

  归国之后的王国维,从入京到任晚清学部官员,也都是借罗振玉之力完成的。他与罗振玉在合作中亲密无间,在政治立场上也完全一致。两人都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大清永远是大清,民国永远是民国。他们是属于大清的,而不属于民国。

  在大师罗振玉的花岗石脑袋里,甚至认为学术也只属于大清,不属于民国,真正做学问的人在民国这样的乱世一定是一事无成的。而他的知音王国维,对已灭亡的清廷也有类似的执著。士为知己者死。既然身为清廷旧臣,身受清廷之恩,那就只能守住气节这一底线,休问朝代如何嬗替,不管世事怎样变化,自己的信条永远不变,对大清王朝效忠到底。

  1917年6月14日,北洋军阀张勋率五千辫子兵进入北京,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消息一出,罗振玉与王国维都击掌叫好,两人传递内情,加以评论,发自肺腑地喊出了溥仪万岁、张勋可敬的声音。曾几何时,仅维持十二天的丁巳复辟宣告破产,水底捞月,让两位大师空欢喜一场。即使如此,却仍使他们看到溥仪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对未来充满希望。

  1923年,王国维被推荐为逊清小朝廷官员,当年4月16日,他因知名度高,被溥仪的谕旨升为南书房行走;6月4日,王国维入宫觐见溥仪;7月14日,溥仪给他以恩赏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的恩遇。次年1月7日,溥仪又颁旨,赏赐王国维以最高待遇,准许在紫禁城内骑马。与此同时,罗振玉通过各种关系也接到了溥仪的诏,入值南书房。能成为这位早被废黜的木偶皇帝之宠臣,王国维、罗振玉两人感激涕零。

  1925年2月,清华大学新创办的国学研究院诚邀王国维出任院长,请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代为转达,不料王国维认为这是洋学校,竟婉辞以谢。直到胡适找到溥仪,溥仪出面下诏,王国维才尽君臣之礼,奉谕旨到清华任教,讲授《尚书》、《古史新证》等课,并于4月移居清华园西院,但垂于脑后的清朝辫子却一直没有剪去。无独有偶,清华园内除王国维外,还有一条醒目地拖在后脑勺的辫子,那就是梁启超。

  然而发生在民国时期的逼宫事件,却如一盆冷水把两个保皇分子的心浇得冰冷。1924年11月5日,直系军阀冯玉祥在北京政变中控制了政权,提出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随即派部将在紫禁城门口放了两门大炮,逼迫溥仪等人出宫。当时就在宫中不离溥仪左右的王国维,听到外面军队的驱逐令后,悲愤慷慨,泪如雨下。罗振玉于第二天凌晨才见到溥仪,君、臣二人真想抱头痛哭。当溥仪一行乖乖地滚出紫禁城后,王国维随驾前后,并引以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被家人力阻而未果。

  溥仪离开北京后,在天津张园太太平平地做起了寓公。然而王国维和罗振玉这两个一生愚忠的大学者,身在北京,却依然时刻关注着他,随时准备效臣子之力。王国维沉湖七年后,1934年,伪满洲国建国两周年时,溥仪登基称帝,并请罗振玉出山担任监察院院长。但罗振玉仕途并不顺畅,1937年3月,他把院务交给日本人,自己回旅顺做学问去了,从而结束了曾让他兴奋一时的为溥仪立功的生涯,也留下了本不该有的被诟骂之声。

  世事难料,本应患难与共、生死相邻的两位刎颈之交,却在一夕间反目成仇。事情起因于1926年9月26日,王国维27岁的长子王潜明病故。由于王潜明的继母与其妻也即罗振玉的女儿关系不和,罗振玉遂把女儿带回天津娘家。此事本已伤害了王国维的自尊心,当他将儿子死后的一笔抚恤金连同其他费用三千元,作为儿媳生活费寄去罗家时,又被罗振玉退了回来。

  书生间的唇枪笔战就此开始,一场没有裁判的笔墨官司,终于使得三十年志同道合的友谊戛然而止。1927年2月15日,溥仪在天津张园过生日,罗振玉与王国维都到了,但两人视若陌路,在宴会上一句话都没有讲。兄弟阋墙,吵架吵到这个份上,新闻就炒作开了。于是他们的对立面,近代诗人、亲日派大汉奸郑孝胥不失时机地捏造谣言,逼债说也就不胫而走,并成为溥仪书中的素材。风雨满城,自然让罗振玉的日子过得有口难辩。

  王国维逝世当天,罗振玉的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向他报了噩耗。看完电报后,罗振玉泪如滂沱,差点哭晕,急欲亲身赶往北京吊丧,但被他的家人阻止了。罗振玉在派其子于6月4日赴京吊丧的同时,命其四子仿王国维笔迹写下了一份遗折,然后上奏溥仪。溥仪看罢大受感动,立即发出一道上谕,为王国维谥忠悫,王国维就成为封建王朝最后一个谥号的获得者。

  此后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的日本花园内设忠悫公灵位,邀请众多中日名流、学者公祭,自己亲撰《祭王忠悫公文》,赞颂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公祭完毕,罗振玉立即带着溥仪的谕旨赶往京城,又从清室驻北京办事处领得两千元赏银,全数交给了王国维的家人。他自己另送上一份在亲友中间数额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完成一个迟到的道歉,都是为了求得一个故友的谅解。

  四

  王国维爱用人间一词,他将自己的文学批评力作定名为《人间词话》,又将自己创作的一百一十余阕词编辑成书,题名为《人间词》(亦名《苕华词》)。在他的一百一十余阕词作中,人间更是应接不暇地出现在读者眼前:

  人间何苦又悲秋,正是伤春罢。不辨坠欢新恨,是人间滋味。

  (《好事近》)

  人间曙。疏林平楚。历历来时路。

  (《点绛唇》)

  依尽人间,一梦钧天只惘然。

  (《减字木兰花》)

  人间总是堪疑处,惟有兹疑不可疑。不缘此夜金闺梦,那信人间尚少年。

  (《鹧鸪天》)

  西客落月荡花枝。又是人间酒醒梦回时。

  (《虞美人》)

  朝朝含笑复含颦,人间相媚争如许。

  (《踏莎行》)

  天公倍放月婵娟,人间解与春游冶。

  (《元夕》)

  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两字。人间岁岁似今宵,便胜却、貂蝉无数。

  (《鹊桥仙》)

  昨夜西窗残梦里,一霎幽欢,不似人间世。

  (《苏幕遮》)

  思量只有,人间年年征路。

  (《祝英台近》)

  算人只合,人间哀乐,者般零碎。

  (《水龙吟·杨花用章质夫苏子瞻唱和韵》)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蝶恋花》)

  王国维写了那么多人间,出于何种心情?是李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凄凉吟唱,还是纳兰性德料也觉、人间无味的真情独白,或是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志向直抒?王国维的词作语言与意蕴相配,诗情与灵智并举。他的这阕《蝶恋花》中对久别重逢、年华故去的感叹,似乎更接近于纳兰性德在《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中对生离死别、天人相隔的哀思: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别时容易见时难,别后相见却伤感。词人在这首词中述说别后重逢的悲情。上阕怜花伤春,重逢的两个离人在花底沉默,默默追念着青春和过去的美好时光。下阕追忆旧时欢娱,感慨光阴易逝,青春不再,看到树上花儿谢,镜中朱颜改,不禁发出了岁月蹉跎催人老的无奈感慨。

  离别苦,阅尽天涯离别苦;归来也苦,虽然久别的苦楚暂时消失了,然而相逢时最是人间留不住的苦楚又出现在眼前。这首词可能是写词人归家与妻子莫氏重聚的情景。1896年底,弱冠之年的王国维遵从父命,与商人之女莫氏结婚。王国维长期奔走在外,与妻子聚少离多。而体弱多病的莫氏进王家后,侍奉公婆,养育了三个儿子,使他少了不少后顾之忧。这一次回到家乡海宁,与妻子久别重逢,相见时仔细端详,只见她面色更显憔悴,不禁万分感伤。

  1907年7月,在北京的王国维收到了妻子莫氏病危的消息,匆忙赶回老家。幸运的是,他终于与妻子见了最后一面,回家十天后,莫氏病故,年仅34岁。人生莫测,中年丧妻,三子尚幼待育,王国维在一曲《阮郎归》中流露了内心的忧郁和悲观:

  美人消息隔重关,川途弯复弯。沉沉空翠厌征鞍,马前山复山。浓泼黛,缓拖鬟,当年看复看。只余眉样在人间,相逢艰复艰。

  离别悲,美人消息隔重关,川途弯复弯;归来更悲,只余眉样在人间,相逢艰复艰。诚如现代著名编辑、学者陈邦炎在《论静安词》中说:他笔下的人间悲剧,不是一时、一地的,不是单一、孤立的,而是延绵相续、重重叠叠的。在静安眼中,人生的苦海,从时、空两方面看都是无边无际、没有尽头的。

  王国维平生所作词数量不算很多,然而却颇自负,大言道: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

  虽然口气大了一点,但作者用一生的诗词创作实践,努力践行自己深厚的艺术思想。其词其诗无论在题材还是风格上都颇具特色,成为近代史上一位独树一帜的诗人。

  当年安史之乱,大诗人杜甫避乱蜀中,写下一首《八月十五夜月》,表达了因战乱被迫漂泊异乡、在中秋之夜空有归心却无处还乡的苍凉心情。王国维以与先辈杜甫同一题目即《八月十五夜月》,写过一首七绝,诗曰:

  一餐灵药便长生,眼见山河几变更。留得当年好颜色,嫦娥底事太无情?

  此诗作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秋,时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面临国破家亡,慈禧太后挟带被软禁的光绪皇帝,仓皇逃奔西安,正派人忙于联军议和。蛰居家乡的诗人,以烦乱愤慨的心情写下此诗,通过批评因贪恋长生而奔月的嫦娥,委婉地表达了对慈禧的不满情绪,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关心。

  辛亥革命后旅居日本京都的王国维,日常生活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读书写字四个字。他在京都一住就四年多,后来他总结道: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到京都后,王国维做的第一件也是他觉得最得意的一件大事,就是作七言古诗——《颐和园词》,借咏颐和园抒发对清室末路之悲叹。诗中社稷有灵邦有主,今朝地下告文祖,寡妇孤儿要易欺,讴歌狱讼终何是,定陵松柏鬰青青,应为兴亡一拊膺诸句,反映了他认为清朝宗稷犹存、故君无恙、复辟可望的心态。罗振玉读之大为激赏,亲自抄写付石印,很快传至国内,沈曾植、缪荃孙等遗老和寓公争相索阅,影响倒也不小。

  日本人铃木虎雄读《颐和园词》后大加赞许,往其寓所拜访,留言道:日前垂示《颐和园词》一篇,拜诵不一再次,风骨俊爽,彩华绚烂……而王国维在给铃木虎雄的信中也是沾沾自喜,自称虽然不一定比得上白居易,但至少和吴梅村应当不相上下。不过这首诗人相当自负的仿长庆体的长篇排律,倒并不为今人十分看重,而另一首他信手写下的小诗《观红叶一首》,却更被人们传诵:

  漫山填谷涨红霞,点缀残秋意太奢。若问蓬莱好风景,为言枫叶胜樱花。

  日本以樱花之美而著称于世,春临京都,城郊漫山遍野的樱花灿烂绽放,王国维也带着一家人赏樱,但居京都几年中却没有为樱花写过一句诗。而当11月中下旬的京都红叶的最佳季节,漫山填谷涨红霞的美景,却深深地震慑了一个他乡异客的心。身在蓬莱(日本)思故土,不重樱花重枫叶,诗人的心情不言自明。这首七绝在立意、写景、抒情诸方面,都达到了对诗学研究极深的王国维所祈求的艺术高度。

  人间的作家早已远逝,但他留下的《人间词话》,至今依然是文学家、学问家的文化大餐;他留下的人间诗词,也依然被后人喜爱着、阅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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