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徒黄光裕

第五节 民主是最没有效率的

　　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两届胡润排行榜内地首富，黄光裕无疑是一个强势的集权者。国美的股权他不曾分给任何一个高管，管理大权也总是攥于自己手心。对于处于快速发展的初创期的企业来说，一个企业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着高度集权和控制，对于企业不是坏事，而是幸事。

　　在国美，黄光裕要求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问为什么？问了也要完全按吩咐去做。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假如说你有本事把这个企业给改变了，那你自己去创办一个企业算了。或者说你一定要按照你的意图行事，11万人做事，11万个小意图，买卖又要怎么做？黄光裕说：企业越大，越要集团军作战。老总一声令下，下面的人便排山倒海似的冲上去，做到这一点，才能指挥千军万马。这一点，恐怕他也和郭台铭深有同感：民主暞是最没有效率的事情。

　　有关集权与民主的论述，可以从古希腊的斯巴达与雅典的城邦管理中得到很多的启示。斯巴达与雅典在今天看来像两个创业故事，另一个强调集中与控制，另一个强调民主与自由。这两个企业由于各自的系统走向成功，然后又走向失败。

　　斯巴达以军事立国，不断对外征战，把被征服者们变成奴隶。在斯巴达，国家严格控制着公民的教育和私生活。斯巴达人虽然享有统治者的殊荣，但他们本人属于国家所有，是国家的工具。他们必须抛弃一切的私人利益、感情、志趣和享乐，学会为国牺牲。在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最终挫败了雅典联军，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但是，这种胜利并不长久，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体系的腐朽与衰败。

　　斯巴达的军事力量是以牺牲公民的个人幸福、欢乐与自由为代价的。为了保证公民士兵般的生活方式不受到其他享乐生活方式的感染，斯巴达曾经禁止公民与异邦接触。在成为霸主之后，这种接触不可避免，于是直接导致公民精神的涣散。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同时以公民之间的平等为基础，一旦财产的观念渗透人心，这种制度就无法再延续。斯巴达逐渐产生的土地集中破坏了这种平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斯巴达的政治制度逐渐毁坏，最后并入罗马的版图。

　　而雅典精神则和斯巴达精神迥然不同。雅典的军事性比斯巴达弱很多，它的商业十分发达。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民主达到了顶峰。他削减了贵族会议和执政官的权力。为了保证一般公民都能担任国家公职，伯里克利制定了公职津贴制，公民通过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的选举来担任国家公职。自由与平等激发了雅典人生活的热情。雅典公民的社会观念是自由、乐观、世俗主义，为人的肉体和思维感到骄傲，重视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如果说个人要服从什么的话，他只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

　　然而，雅典的民主制也有着致命缺陷，由于过于民主导致奢侈、文弱、清谈之风的蔓延。由于公民的广泛直接参政做过了头，降低了国家的管理水平。每件事情都要经过讨论，议而不决的事情越来越多。平民群众权力的无限膨胀，使国家失去了有效的平衡机制，国家也失去了方向。同时，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得优秀的公民大量死亡，以及随着战争而发生的大瘟疫，毁灭了雅典的财富，也侵蚀了公民的道德，败坏了社会风尚。雅典的民主精神逐渐委靡了。

　　斯巴达与雅典这两种制度各有优、缺点。斯巴达的优点在于纪律与集中，雅典的优点在于自由与民主。纪律的训练能够培养一流的战士，而自由与民主却可以焕发巨大的内在动力，培养优秀的公民。但是，过于讲求纪律，使得人性被长久地压制，一旦这种人的内在需求与花花世界接触，这种纪律就会涣散。而过于自由与民主则可能导致奢侈、涣散与盲目决策，雅典在平民政治导演下的错误军事决策不在少数。

　　虽然世上没有永恒的事物，但是我们从中也许可以窥见一些规律。一方面，自由与民主能够充分发挥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够广开言路。另一方面，也不能脱离集中讲民主，以避免因出现议而不决，而导致分散主义、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既要纪律又要民主，既要严格管理又要欢乐精神。

　　实际上，纪律与民主，法制与人治没有绝对好坏之分，它们在每个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会因每个组织的不同情形而出现差异。在小的部落或团体中，人治比法制更有效率，实施的成本更小，因此人治就成了这些小的部落或团体的一种管理方式。小的刚起步的企业主要是人治，甚至就是老板的一人之治，而中等的发展中的企业，主要是通过授权与控制的人治来进行管理，而已经做大做强的企业主要是通过制度与流程来进行管理，这是完全符合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