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故事多

第十六章 鲜血能唤醒国人吗——近代女民主革命家、诗人秋瑾

　　一

　　在1919年5月《新青年》月刊第6卷5号上，鲁迅的又一篇传世之作《药》问世了。在《药》这篇短篇小说中，鲁迅以他独有的敏锐嗅觉和犀利的文笔，记述了发生在黎明前小城街头的一个血淋淋的场面：

　　……

　　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镶边。——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地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

　　这给谁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太阳也出来了；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后面也照见丁字街头破匾上古曱亭曱这四个黯淡的金字。

　　……

　　一面是反清革命志士夏瑜英勇就义，血洒刑场；而另一面却是迷信、愚昧和麻木的华老栓买下了蘸着夏瑜鲜血的馒头，为他的儿子治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怀着敬佩、愤怒和悲愁交织的复杂心情，鲁迅写下了区区六千字的小说《药》，成为最早在暝色中点燃的一线希望。

　　小说是虚构的，故事是真实的，鲁迅谨以此文祭奠为革命而被砍头的第一个女烈士、鉴湖女侠秋瑾的英灵。在《药》发表十二年前，1907年7月15日凌晨，来自杭州的大批清军和绍兴的所有军警，倾巢而出，麇集于绍兴城中心轩亭口附近。手执火把、全副武装的军警，把轩亭口刑场围得水泄不通，从知府衙门到轩亭口的一路上，也都是荷枪实弹的清兵。阴风森森，杀气腾腾，行人断踪，鸦雀惊噪，刹那间，古城绍兴变成了一座鬼城。在军警簇拥中，几个清兵用铁索牵着两手反绑、双脚带镣的秋瑾，来到刑场中央。秋瑾身穿白汗衫，外罩玄色纱衫裤，毫无惧色，昂首挺立，双眼如一对血球，举目环顾，视死如归。监斩官汪瑞年问道：女犯秋瑾，开斩之前，有何话要说？秋瑾横眉冷对，怒目而视，厉声回答：你们可以砍我的头，不能夺我的志！说罢，英勇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也就是鲁迅小说中所说的古曱亭曱。

　　女侠壮烈成仁，义薄云天，血洒古城，魂惊中华。二十年后，绍兴辛亥志士孙德卿，建议为纪念秋瑾，取其绝命词断句，在烈士殉难处轩亭口建风雨亭。与相关人士几经商洽，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在轩亭口建秋瑾烈士纪念碑，而在可俯瞰当年拘押秋瑾的典史署的卧龙山西南峰，构筑风雨亭。

　　风雨亭建成于1930年，八攒尖顶，与卧龙山主峰上的越国古迹望海亭分庭抗礼、遥相呼应。说来也巧，从卧薪尝胆、报仇雪耻的越王勾践，到反清救国、杀身成仁的女侠秋瑾，恰好在盘旋起伏的卧龙脊上，写下了上下二千四百年古城绍兴的光荣历史和不屈个性，这可能非建亭倡议人的初衷。风雨亭匾额为田恒所书。两边石柱的挽联，则是孙中山所撰。孙中山熟知秋瑾，对她的一生予以高度评价，并于1916年8月21日到绍兴兰亭时，接见了当时居于绍兴漓渚的秋瑾侄子秋壬林。

　　1933年11月，高7米、底层边长3米的秋瑾烈士纪念碑在轩亭口建成，上镌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书秋瑾烈士纪念碑七个鎏金大字，下刻蔡元培所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所书秋先烈纪念碑记，记述建碑经过，其中说道：

　　吾乡先烈，自徐先生锡麟、陶先生成章后，以秋先生瑾为最著。民国之初，徐先生祠于西郭，陶先生祠于东湖，各有瞻仰之所。惟秋先生迄无表章，隆礼阙然。于是邑人王君世裕等，概念兴起，议建祠筑亭，永照功烈。

　　众意咸谓轩亭口，为先生正命之地，宜制纪念碑。而轩亭口人烟稠密，往来肩摩，睹纪念碑之矗立，当足以感动群情，廉颂立儒，盖必有后人继起建设，而先烈之勇往牺牲始不虚。

　　七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绍兴人对树在轩亭口这块陈旧的灰色纪念碑似乎已熟视无睹了，任凭它天天倾听杂沓的生活脚步，任凭它日日观看靓丽的时代车辆。诚然熟视无睹并不意味着本地人淡忘历史，而远道而来的游人则不乏驻足凝视、沉思缅想者：

　　彩色的玻璃窗，叫卖声，车轮，

　　淹没了当年革命党人一次小小的呐喊，——生活总在前进。

　　然而在秋风秋雨的时辰，

　　在肃穆的碑文和星空之间，我读着剑的悲壮和纯真……

　　（李小雨《轩亭口》）

　　轩亭口是大张着的虎口一个侠女的铁骨铮铮地梗在它的咽喉看看去罢——那一口虎牙不知可拔尽了没有（缪国庆《绍兴行之五》）

　　二

　　19世纪末，清廷腐败，国权沦丧，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特别是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更极大地激起了大江南北一批志士仁人反清救国的志向和决心。坐落在江南一隅的小城绍兴，素以报仇雪耻之乡著称，它的可爱儿女，古越的年青一代，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当然不会沉默，更不会畏缩、躲避。

　　首先揭竿而起的是清朝翰林蔡元培，他于1904年冬在上海与乡人陶成章发起成立了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并任会长，次年又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上海分部主盟人。正是这位后来被毛泽东称颂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伟人蔡元培，高举光复和同盟两面大纛，凝聚了家乡各路反清力量，汇集了本乡绍兴一批革命中坚分子。这批年青而有才能的精英，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冲锋陷阵，前赴后继，在中国辛亥革命史上，大书大笔地谱写了一曲成仁取义、彪炳千古的篇章，也为古城绍兴的光荣历史续写了一部雪耻救国、可歌可泣的史诗。

　　遗憾的是，对这些当年绍兴的辛亥志士，今天除了中老年一代还留有似曾相识的模糊记忆外，年青人多已相见不相识了。中老年一代，有赖于师长的教诲和环境的熏陶；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恶浪，排山倒海般地摧毁了大片育人、树人的沃野，继之以商品经济的大潮，虽无恶意却也猝不及防地又一次淹没绿原。热衷于倒卖房地产、炒股和经商的忙人，怎么可能有暇重温辛亥旧史？被众多粉丝追踪得无处藏身的歌星、影星和电视明星们，哪有地方去从容地读一两本民国演义！

　　笼统地说忽视历史也不尽然，眼下以历史为题材的电视剧几乎泛滥成灾。一个给中华民族造下多少罪孽的慈禧，居然成了今天红得发紫的电视明星，东巡复西行，多少次再现当年风光。两位皇帝康熙和乾隆，据称是清代引以为荣的明君，今天被影视艺术家们一再戏说、一再称道。殊不知一个驱着马车走回头路的车夫，即使再优秀，也不应该成为受到关注的焦点人物。

　　内疚和惭愧，不平和愤懑，我感到难以使心情变得平静和舒畅。作为大越后人，我力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提起手中这支不值钱的笔，郑重地抄录下这些绍兴辛亥志士的英名，交给我的朋友传阅，交给我的子女保存：

　　徐锡麟，1907年被砍头剜心，时年35岁；陈伯平，1907年牺牲，时年23岁；

　　秋瑾（女），1907年被砍头，时年31岁；

　　竺绍康，1910年积劳成疾病故，时年33岁；陶成章，1912年被暗杀，时年35岁；

　　范爱农，1912年溺水而亡，死因不明，时年30岁；黄金发，1915年被枪决，时年33岁；

　　谢飞麟，1923年被杀害，时年57岁；

　　孙德卿，1932年病逝，时年67岁；

　　张伯歧，1936年郁愤病逝，时年56岁；

　　鲁迅，1936年积劳成疾病逝，时年56岁；蔡元培，1940年病逝，时年73岁；

　　王子余，1944年愤世拒医病逝，时年71岁；许寿裳，1948年被暗杀，时年66岁；

　　严锐志（女），1948年病逝，时年58岁；沈复生，1951年病逝，时年68岁。

　　小小绍兴，弹丸之地，竟有如此众多的光复会（多数又兼同盟会）骨干分子。当然，他们的活动范围，并不囿于绍兴，上海、安徽、浙江、台湾、福建、江西以及日本、南洋，都有他们的身影和足迹。他们的活动之广、力量之强、影响之大，连当时的大清朝廷都瞠目结舌、不敢置信。难怪孙中山如此重视这方土地，如此青睐徐锡麟、陶成章、秋瑾等几位领袖。

　　在诸多志士中，有五位出类拔萃的杰出领袖：蔡元培、徐锡麟、陶成章、秋瑾和鲁迅。我久欲编写一部电视连续剧，记叙和讴歌这五位辛亥志士的英雄生平与崇高形象。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对这五个人的鼎鼎大名不会感到陌生，但是他们中的极大多数是不会把这五个名字与一位名叫绍兴的乡下母亲连在一起的。如果了解到这一点，不仅会使中国历史感到不可思议，连世界历史也会暗暗吃惊。

　　一旦这部我朝思暮想的电视剧得以启动，我想最好以鲁迅的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为剧名吧。不过我很清楚，对康、乾、慈禧的戏，要拉投资、赞助，一定会有很多商人趋之若鹜，而以反清志士为题材的戏招标，恐怕只能得到一声Sorry（对不起）的回应。从道义上说，秋瑾等人的血没有白流，但回到现实，从九十年前愚昧无知的华老栓到今天商海弄潮的大老板，真正能理解他们的又有多少人？

　　五位志士中，秋瑾是唯一的女性。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侠，自幼就追慕中国历史上的女英雄，学武、练拳、骑马和击剑，从不间断，使她练就一身好功夫。在她少女时代的诗作中，曾坦陈自己的志向：

　　肉食朝臣尽素餐，精忠报国赖红颜；壮哉奇女谈军事，鼎足当年花木兰。

　　秋瑾以其短暂的一生，为反清反帝反封建抛头颅、洒热血，唤起民众，宣传革命，终于成为一位比传说中的花木兰更坚强和杰出的女中豪杰。

　　秋瑾于1875年出生于福建闽县，后来回到家乡山阴（今浙江绍兴）。她字璿卿，小名玉姑，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鉴湖女侠是秋瑾向家乡的母亲湖鉴湖索要的称号，而这一光荣豪迈的称号，也只有秋瑾才配称。稽山镜水孕育了鉴湖女侠，而女侠的浩然正气又振兴和光大了古越甚至中华民族精神。

　　1893年，秋瑾随父到了湖南，19岁时奉父母命嫁给湘乡子弟王廷钧，1903年随王廷钧寓居北京。从少女时代就目睹清廷腐败、列强侵华的种种劣行，在北京又目击被八国联军劫后的惨状，使她义愤填膺。1904年4月，秋瑾变卖首饰，毅然抛儿弃女，只身赴日留学。这时的秋瑾，已经下定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种情感充分流露于她在1905年春写下的《鹧鸪天》一词中：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在日本东京，秋瑾入青山实践女校读书，并积极投身到民主革命洪流中。她发起组建旨在反抗朝廷，恢复中华的实行共爱会和十人会等秘密反清团体，参与创办《白话报》，鼓吹革命斗争，提倡男女平等。1904年底，秋瑾回国筹措学费，经陶成章引见，在上海结识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又在绍兴会见了徐锡麟，并由徐介绍加入光复会。

　　翌年春，秋瑾复赴日本，入青山实践女校师范科。经黄兴介绍，她见到了孙中山，参加了成立刚半月的同盟会，成为第一批会员中的唯一女会员，并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同盟会浙江主盟人。她还重组了最早的妇女团体——共爱会，并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敢死队，自任队长。当时留日学生经常举行各种爱国集会，秋瑾常登台演说，慷慨激昂、淋漓悲壮，听众多为之泪下。

　　1906年12月，秋瑾回国参加革命实践斗争，并先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学和《中国女报》，又在绍兴明道女学堂、吴兴浔溪女校执教，启迪民智，号召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积极联络革命志士和各地会党，从事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此时的秋瑾，已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场扭转乾坤、气壮山河的反清斗争的最前线，而且成了这场革命斗争中冲锋陷阵的勇士。

　　1907年2月，光复会的实际领导人徐锡麟因到安徽策划武装起义，把浙江革命中心策划地——绍兴的大通学堂交给秋瑾主持。自此秋瑾从一名反清斗争的勇士，变成了一方主将。她毫不犹豫地听命时代的遴选和革命的安排，她何尝不知道，自己既可能亲手开创新纪元，但也可能随时走向生命的终点。

　　三

　　创办于1905年8月的大通学堂，位于绍兴城内卧龙山北，是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策划武装起义的摇篮、光复会的大本营。学堂创办人是光复会领袖徐锡麟、陶成章，他们以办师范学校的形式为掩护，以及以为清廷培养办团练的人才为由，利用体操专修科的名义，秘密训练浙江各地革命党人。

　　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之职后，在此主持浙江的武装起义。她不辞辛劳，披星戴月，奔走于绍兴、金华、处州等地，联络会党。1907年5月，她邀集各会党首领到大通学堂订盟，改约束，颁号令，以一首七绝诗为标志。诗云：

　　黄河源溯浙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华胄是天骄。

　　她草拟了光复军军制，编制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八军记号。在这次聚会上，秋瑾和各地会党首领还商定了浙江起义的行动计划。

　　然而，秋瑾及其革命党战友们，心中只是自己反清救国的一腔热血，眼里只是为数不多的热心精英，偏偏没有想到民族的肌体已变得如此麻木，几乎失去了活力和弹性。他们也看不见尽管腐朽的清廷已成为一只垂死的毒蜘蛛，但它以近三百年时间编织的蛛网仍然布满中国大地。因此他们得到的是不断传来的噩耗：1907年5月下旬，金华、武义的光复军相继失事，革命党人连续被捕遭杀；徐锡麟于7月6日仓促在安庆起义失败，次日凌晨慷慨就义，以身殉志。巨大而致命的危险已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迅速地笼罩在秋瑾和大通学堂的上空，秋瑾及其革命事业已面临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

　　7月10日，秋瑾获知徐锡麟安庆遇难的消息，悲愤之情不啻万箭穿心。她任滚滚热泪在脸颊流淌，轻吟自己在日本时写的吊吴樾烈士的旧作：

　　死殉同胞剩血痕，我今痛哭为招魂，前赴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

　　吟罢又伏案疾书，给浔溪女校的女友徐自华寄去了《致徐小淑绝命词》，表达了为国献身的决心和对未来的坚信，其中写道：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净土。

　　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秋瑾已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坚定决心，对于她的同志、战友王金发等人劝其暂离绍兴躲避的忠告，她都一一婉言谢绝。她说：如果我只身走掉，太对不起革命事业、对不起大家。因此我决定留在这里和敌人拼一下。

　　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眼看死神的降临，何况，秋瑾面临的不仅是死神，而且是魔鬼，是《聊斋志异》中所写的画皮嗜血的恶鬼。临死前的日程安排，是以小时、以分甚至以秒来计算的，而安排这些大事、小事、公事和私事，必须忍住心头巨大的悲痛以镇定自如、若无其事的态度，方能有条不紊。

　　7月12日（农历六月初三）是秋氏高祖立亭公德配林太夫人讳忌，秋家举行祭奠。早晨秋瑾去大通学堂，约定午前回家，但直到傍晚仍无人影。等秋瑾匆匆赶回时，已是暮色苍茫，大哥秋誉章还在天井桂花树下摆好一桌酒菜等她。待秋瑾洗澡后月照天庭时，兄妹坐定对酌，这时秋誉章已发现一向谈笑风生的秋瑾，变得一反往常、默默无语。开饮不久，王金发入门，与秋瑾低语一阵后旋即离去，秋瑾继续与大哥喝闷酒。这时，秋誉章询问妹妹发生了什么事，秋瑾恳切地请家人赶快出走躲避，言讫回房。秋誉章哪里知道，这是他与妹妹喝的一次诀别酒。

　　第二天，7月13日下午，来自杭州的新军汇合绍兴府、山阴县军警，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一面指挥抗击，一面组织突围，并且销毁了全部文件。在清兵重围的危急时刻，自知不免的秋瑾镇定地在自己男装照片上题下一首绝笔诗：

　　俨然在装此何人，侠骨前生悔穿身；过世形骸原是幻，未来景界都疑真。相逢恨晚情应集，仰屋嗟时气益振；他日见余旧时友，为言今已归浮尘。

　　最后秋瑾带着十余人与清兵展开殊死搏斗，她自己举左轮手枪，亲手击毙三名清兵后，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绍兴府连夜密审，知府贵福动用了连《大清会典》也禁止的酷刑，但秋瑾临危不惧、坚贞不屈、招而不供，只字未吐革命党内秘密，反而指斥贵福为同党。在敌人要她写供状时，秋瑾凝思片刻，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一壮烈的绝命词。

　　秋瑾临刑前写下的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一名句，据考非她本人所作，而是取清人陶澹人《秋暮遣怀》诗中之句：

　　篱前黄菊未开花，寂寞清樽冷怀抱；秋雨秋风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

　　女侠秋瑾，从参加革命之日起，就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但是，反清事业惨遭摧残，使她深感痛惜；革命同志相继殉难，使她悲愤难已；而广大民众的愚昧、麻木和无知，更使她感到哀愁和怨怼。临刑前，眼望当时庭门外的凄风愁雨，仿佛为夭折的浙江起义哭泣，为先走一步的英魂举哀，为她的远行送别。尽管她视死如归，却难以抑制内心如捣，于是信笔写下了这句千古永存的绝命词。秋瑾此时此刻苍凉悲愤的内心，显示了她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高贵的爱国情怀，这种品质和情怀，早已见诸于她的旧作《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中：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英烈牺牲之后归宿何处，成了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更是秋瑾挚友徐自华耿耿于怀的一宗心事。徐自华曾和秋瑾在浙江浔溪女学共执教鞭，相近的身世和相同的志趣，使她们定下了文字之契，结成生死之交。

　　在寻觅墓葬地时，徐自华忽然想起她与秋瑾共同结下的埋骨湖山之约：1907年3月某日，秋瑾偕徐自华同游杭州，在凭吊岳飞墓时，她俯首低吟了一首抗清英雄张煌言明志述愿的名诗《甲辰八月辞故里二首》（之一）：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吟罢，秋瑾神色凝重地在墓前徘徊瞻顾，若有所思。徐自华开玩笑似地问她：死后将你埋葬于此作陪如何？秋瑾郑重其事地回答：倘能如愿，可真是有福分了。

　　秋瑾英勇就义后，吴芝瑛与徐自华两位生前好友，冒着怜匪治罪的风险雇人于深夜盗棺，并按秋瑾遗愿，在风光如画的西湖西泠桥畔，为其遗体卜地筑墓。墓碑为鉴湖女侠秋瑾之墓，吴芝瑛书；墓表由徐自华撰，其中写道：

　　石门徐自华，哀其狱之冤，痛其遇之酷，悼其年之不永，憾其志之不终，为约桐城吴女士芝瑛，卜地西泠桥边，葬焉。用表其墓，以告后世，俾知莫须有事，固非徒南宋为然；而当想其烈，或将俯仰徘徊，至流涕不忍去，例与岳王坟同不朽云。

　　但是此举如何能见容于清廷，因此在辛亥革命胜利前四年时间中，使秋瑾尸骨辗转迁葬达六次之多，实在令人痛心。直到胜利后，秋瑾尸骨才又被接回美丽的杭州重新归葬西泠桥畔，并在墓地临湖处建了秋社和风雨亭。秋瑾之墓与她自幼最敬佩的民族英雄岳飞之墓仅咫尺之遥，女侠自己也不曾料到，在九泉之下，竟能与岳元帅父子把酒高歌、纵谈国事。

　　1912年，孙中山亲临秋瑾墓主持祭奠，亲笔写下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并书挽联：

　　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诗人柳亚子在凭吊秋瑾墓后，满含敬意地写下了一篇题为《过秋墓作》之诗：

　　大好中原坐付人，钱镠赵构只称臣。西湖云气今休问，立马吴山少此君！

　　文化大革命中秋瑾墓曾被毁，但1981年在西泠桥畔第三次重建了女侠墓。重建的秋瑾墓，上面是手持宝剑、凝目眺望的汉白玉女侠雕像；正面大理石上刻有孙中山书巾帼英雄，上款鉴湖女侠千古，下款孙文；背面嵌徐自华撰、吴芝瑛书墓表原石。墓前一副对联，道出了后人的一片敬仰之情：

　　巾帼拜英雄，求仁得仁又何怨；亭台悲风雨，虽死不死终自由。

　　此后，徐锡麟、浙军攻克金陵烈士墓——七星坟、陶成章墓、杨哲商墓、沈由智墓等一批辛亥革命名人墓葬，也逐一被迁到凤凰岭南天竺原演福寺旧址，重修墓葬。

　　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不管朝代怎样更迭，人们真诚地希望和祈求：此后不要再惊扰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了。

　　四

　　秋瑾从一个闺阁淑女成长为一位巾帼英雄，有赖于她的家乡绍兴。20世纪初的绍兴，其实是一座破旧、凋敝的农村小城，像一滴圆圆的水珠，映出了一个偌大、古老而又衰微的中国的影子。又是鲁迅，秋瑾的同志和同乡，于1921年5月发表了他的一篇新力作《故乡》，他是这样开头的：

　　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瑟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象，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

　　然而热烈的爱国者鲁迅，对故乡的未来，对故乡人民的未来，仍然寄予了深切的希望。他在《故乡》的结尾中说：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周恩来说鲁迅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而秋瑾也正是与她的同志鲁迅一起，走没有人走过的路的先锋，她是被郭沫若称颂的中华民族觉醒初期的一位先驱人物、一位先觉者。秋瑾选择了故乡绍兴作为她征程的起点，但还是绍兴，又成了她征程的终点。她是伟大的先行者，又是光荣的失败者。

　　绍兴人民感谢和怀念英雄女儿秋瑾，在她生前曾满怀希望开辟新路的家乡，为她保留了踏上革命征途的起点和结束革命生涯的终点，两处鉴湖女侠生长和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一处是坐落在绍兴城南的秋瑾故居；另一处是绍兴城内卧龙山北面的大通学堂。

　　秋瑾故居的五进屋宇，坐北朝南，背靠林木苍翠的绍兴名山之一——塔山，面滨碧波荡漾的鉴湖。少女秋瑾，曾在此登山练艺，闻鸡起舞，练就一身武术；又在此诵读杜甫、辛弃疾的爱国诗词，激起汹涌心潮。1906年归国后，这里又成了她与徐锡麟、陶成章等战友共商反清斗争大计的秘点。故居内依然完好地存放着的烈士遗物，悬挂于墙的女侠英姿飒爽的男装照片以及包括孙中山、宋庆龄、周恩来、吴玉章、郭沫若、周建人在内的名人墨迹，都是秋瑾给家乡后人留下的无价精神财富。故居大门上由辛亥革命老人何香凝所题笔力遒劲的秋瑾故居匾额，堂屋上方由主人自题字迹挺拔的和畅堂堂匾，以及挂在餐室墙上由挚友吴芝瑛赠送秋瑾的对联英雄尚毅力，志士多苦心都已成为宝贵的遗墨了。

　　作为辛亥革命时期一曲悲歌的重要历史见证，百岁高龄的大通学堂平静而安闲地站立在人流熙攘的绍兴胜利西路边。它有幸结识赴汤蹈火的革命志士，也亲眼目睹龙腾虎跃的学员操练；它更是刀光剑影的壮烈一幕的仅存目击者，可敬的女校长秋瑾就是在它的眼底被虎狼般的清兵逮捕的。如今，这一幢共三进五开间五十余间房屋的大通学堂，留下了秋瑾当年的办公室、会议室、大礼堂，以及后来开辟的辛亥革命在浙江陈列室和纪念创办人之一、首任校长徐锡麟的徐社。

　　绍兴的山水孕育了巾帼英雄秋瑾，而秋瑾壮丽的一生又为绍兴乃至中国的近代史谱写了灿烂的尾声。此外，作为一位优秀的女诗人，秋瑾又以其闪烁着革命光芒的诗词，在故乡和祖国的近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激动人心的余韵。

　　后人尽知秋瑾是一位刚强豪放的女中豪杰，却往往忽视了她的文采和才华。其实这也是情理之中，秋瑾在辛亥革命中主演的悲壮一幕，如同灿烂的焰火照亮夜空，使她身上其他闪光的火花相形失色而被忽略了。

　　诗言志，秋瑾的诗大部分是配合斗争、宣传革命的。诗中倾诉对敌人的仇恨，反映对祖国的热爱。诗风奔放、炽烈、明快、激昂，诗如其人。只有秋瑾这样的英雄，才能挥毫写下这样的诗篇，正如只有岳飞才能写出《满江红》，只有文天祥才能吟下《正气歌》一样。

　　在秋瑾的前期诗词中，有很多常人想象不到的吟风弄月、愁肠百结的内容。现代人评论，她是借吟花咏月来寄托刚正不阿、孤标傲世的情怀，抒写离愁别恨、形影相吊的苦闷。不过我以为英雄本是凡人，在其成长期间更是一片凡心，满腔爱国情怀的秋瑾，理当是一位充满血肉情感的淑女，她写下一些蕴涵小资情调的作品，完全不足为奇，不必非向革命的高度靠拢不可。大自然赐给人们风花雪月，为什么就不能吟风弄月？而人生一世本来就纠缠着没完没了的喜怒哀乐，为什么就不能在诗中遣愁？风和月，愁和爱，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永恒主题，由此主题出发，引出了多少不朽之作和伟大诗人。

　　然而曾几何时，风和月，愁和爱，却被人为地圈进了小资产阶级的领域，定义为资产阶级的专利。这个定论，现在的年青人听了，兴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身为当事人的我辈，都曾心悦诚服地接受和奉行过这一指导原则。我自己就学了一番林黛玉，焚烧了年青时创作的全部爱情诗稿。有所差异的是，林黛玉是哭哭啼啼、无可奈何地去焚诗的，而我那时的烧稿行动，却是在投身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痛痛快快地焚、自觉自愿地毁的。

　　举两首秋瑾的词作为例，足以看到这位女英雄的动人文采：

　　起严霜，悲画角，寒气冷侵重幕。炉火艳，酒杯干，金貂笑倚栏。云漠漠，风瑟瑟，飘尽玉阶琼屑。疏蕊放，暗香来，窗前开早梅。

　　（《更漏子》）

　　最无聊赖，是重裘叠幕，严寒时候。观腊吹葭都过了，佳节良时辜负。梅绽红葩，雪飞白絮，景物还依旧。年年今日，围炉同把樽酒。

　　而今两地分飞，几重云隔？往事愁回首，最是相思拦不住，又见岁华驰骤。别绪千丝，离情万缕，寸纸应难剖。何时归省？窗前相将携手。

　　（《念奴娇·寄闺理妹》）

　　秋瑾，一代巾帼英雄，一代鉴湖才女。秋瑾远走了，离开家乡父老已经过了百年，庆幸的是，她给后人留下了一笔无价的遗产。留下不走的，是理应属于她的亭、碑、故居和学堂，以及在西子湖畔英雄的雕像和墓碑。留下不走的，更有为数不少的她那昂扬豪放、激越悲壮、丰富多彩的诗词。物质遗产诚可贵，文化财富价更高，秋瑾诗词不仅闪烁着中国女性智慧和女性文学的光辉，而且在中国近代史史册的尾页上，点下了一个震撼时代、激荡人心的惊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