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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殉国旧明臣——明末名士王思任、刘宗周、祁彪佳、张岱

　　一

　　泪流满面的历史老人，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了历经十六代的朱明王朝的尽头，忧心忡忡地翻开了令人憋气、沮丧的一页。

　　崇祯皇帝自缢煤山的无情事实，本来已经宣告了由朱家戏班演了近三百年的凤阳大鼓就此收场，但没想到节外生枝、戏外有戏，一个仓皇逃命出来的朱家后代朱由崧还不死心，在一群官吏的簇拥下，驻足南京，建立了流亡的南明政权，自己称号弘光皇帝。如果这个弘光是个明君，南明小朝廷也许还有一线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的希望，可偏偏他又是一个臭不可闻的昏君，坐在金銮殿中，满足于文武百官向他叩头朝拜的崇奉场面、陶醉于响彻庭院的三呼万岁声，昏昏然全不知自己不过是一个苟延残喘的亡国之君。

　　像弘光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我们见得太多了，然而这种皇帝居然还能当得下去，有的竟还稳坐十余年乃至数十年的龙椅，如此咄咄怪事，不能不归因于中国的封建制度。南唐后主李煜的苟活结局，宋朝徽、钦二帝的靖康之耻，明朝崇祯皇帝的可悲下场，无不使黎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历史上留下了沉痛的教训。但是这天大的代价，对于业已死去的皇帝来说，连亡羊补牢的机会都没有了，而历史的教训，也不一定被后来的帝王所吸取，于是悲剧还在周而复始地重演。

　　南明朝廷中，本来不乏忠心报国而且也不差文武之才的精英，然而弘光这个混账皇帝，重用佞臣，宠幸小人，视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为左膀右臂，任凭他们肆意擅权，排挤了一批爱国将臣。于是，刘宗周愤而告归，祁彪佳遭诬告而回乡，兵部尚书、大学士史可法也被迫离开京都，坐镇扬州。自此，本来就危如累卵的南明王朝，更变得雪上加霜、病入膏肓。其时，死守扬州的史可法手下仅有四千兵卒，面对兵临城下的十万清军，明知寡不敌众，颓势难挽，然而却凭其凛然正气，鼓舞军民，死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城破之后，以45岁的盛年慷慨就义。

　　史可法和扬州军民一曲血洒古城的悲歌，震惊中华，集居于报仇雪耻之乡的绍兴爱国臣民，在悲声遥祭扬州英灵之余，誓与清军作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战。然而，在滚滚铁流般的清军面前，这小小几股零星的抵抗力量岂不是以卵击石，怎能创造历史的神话？以刘宗周、王思任、祁彪佳为代表的一批明末和南明旧臣以及其他古越名士，在自发的抗清斗争先后告败之后，或绝食或投水。在丧失了一切抵抗能力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以父母赋予自己的血肉之躯，向南下的强大清军，作最后一次惨烈的撞击，但愿这撞击的瞬间迸发出的猛烈火花，映亮凄迷的夜空、映入子孙的心扉。

　　文学家祁彪佳先是绝食，后又在水池中端坐殉身；名噪一时的理学家刘宗周绝食身亡，含笑而归；文学家王思任也在病中绝食之后，坦然地告别了家乡父老。三位古越名贤又都是明末和南明重臣，他们相继以身殉国，诚然没有史可法那样慷慨壮烈，但也如一颗颗划破夜空的流星，留下了一条条灿烂的心迹。

　　与此同时，在绍兴城东渡东桥下，发生了明末旧臣投水殉节的悲壮一幕。渡东桥是桥都绍兴的一座名桥，桥下是南镇、平水、上灶诸山之溪汇合而成的一条河流，涡涎澎湃，湍悍难渡，舟每每覆溺，或以死。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建成了这座跨水数百丈的大桥。当清军势如破竹地以短短三个月接连攻破扬州、南京、杭州后，一批绍兴明臣深感无可奈何花落去，对弘光的南明政权所怀的最后一道侥幸堤岸，已在滔滔洪水冲击下全线崩溃。是降清，还是抗清？不仅成为生涯的选择，而且成了生命的抉择。

　　对于古越后人来说，回答是如此地坚定、明白：降清失节，宁死不为；抗清无能，殉身明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于是，户部尚书倪元璐、状元余煌等古越名士，誓不降清，投水殉节于渡东桥下。此外，兵部主事叶苏偕妻子同溺死；大学士高弘图逃至野寺，绝食死；通政使吴从鲁不剃发死。三位布衣王毓蓍、潘集、周卜年，一投柳桥河死，一奔东渡桥袖石自沉死，一赴东海死，越人感其节而私谥他们三人为正义先生、成义先生和全义先生。后人曾在桥旁建先贤祠，祀明末倪元璐、施邦曜、周凤翔、祁彪佳、刘宗周、余煌、潘集等越中抗清殉节名士，作为历史见证的渡东桥，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名桥。

　　可惜的是，这群生长于报仇雪耻之乡的古越传人，这群连敌人都为之震慑和深感敬佩的志士仁人，没有一个人留下我们这代人已耳熟能详的豪言壮语、口号标语，只是不动声色地给亲人和友人留下了几句朴实无华的述志之言。这是他们在生离家乡、死别亲友之际，怀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真挚感情吐露的肺腑之言。

　　请看王思任的信：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请念祁彪佳的诗：含笑入九泉，浩气留天地。

　　请听潘集的绝命词：昔年东渡，今日渡东。水与月白，吾骨不黑。时隔三百五十多年，当回想他们当年的悲壮之举，再重温他们留下的述志之言，没有点滴的做作，也没有丝毫的虚伪，仍使我们后人不禁为之动容，同时又感到深深的愧怍。

　　另一部分古越名士，尽管他们不是明臣或不能算明臣，但是也以不同的方式保持了他们各自的民族气节。著名画家陈洪绶被清军所俘，刀搁头上而不动笔，断然拒绝与清朝廷合作，后来索性投云门寺落发为僧。再一位时属绍兴府管辖之下的余姚人、在绍兴求读与活动过的著名思想家和哲学家黄宗羲，曾在浙东集义兵抗清，以后埋名隐居，讲学著述。这些画家、文人，通过他们的作品和诗文，颂扬抗敌英雄和爱国义士，怀旧景而抒悲情，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充满爱国情调、英雄豪气的优秀乡土教材。

　　更有一位生活于明清鼎革之际的著名散文家张岱（1597～1679年），在明亡后隐迹绍兴剡溪，无所归止，披发入山，为野人。

　　为了明志，他不惜抛弃纨绔子弟极爱繁华的生活，在垂暮之年，以羸弱之身，处于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自为墓志铭》）的艰难凄凉境地时，仍专心致力写作。

　　张岱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别号蝶庵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身仕宦家庭，早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一生落拓不羁、淡泊功名、游山逛水、放浪形骸，爱好和涉猎十分广泛，颇具审美情趣。他深谙园林布置之法，又谙弹琴制曲，茶道功夫相当深厚，对收藏的鉴赏水平也很高，并且精通戏曲，编导评论都要求至善至美。

　　前人说：吾越有明一代，才人称徐文长、张陶庵，徐以奇警胜，先生以雄浑胜。张岱是继徐渭之后的又一奇才，被公认是明朝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拿着笔刷子，像技艺高超的八级漆匠师傅，将自己繁华靡丽的所见、过眼皆空的所感、遥思往事的所梦，快如疾风般地刷在明朝文坛的大墙上，使寂寞的明清之交产生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夜航船》等绝代文学名著。张岱的散文小品，以最精彩绝妙的色泽图案，为那个兵荒马乱、地老天荒的惨烈年代留下了山的模样、水的流向、人的足迹、梦的记忆。

　　不知道红学家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了一个张岱，才有了百年之后他的投胎产物贾宝玉。有了在一部《陶庵梦忆》中记载的梦，才有了一个世纪后在《红楼梦》中描述的更大的梦。

　　二

　　不久前，我在与先后来华进行投资考察的两位日本企业家闲谈中日文化交流史时，偶尔提及绍兴的两大明朝理学家王守仁和刘宗周，就我所知，这两位哲人曾在历史上对日本政治和哲学思想的突破与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已是三四百年前的故事了，而且两位日本朋友又都是企业家，不大可能听说过这两大明朝学者的名字。我也无意卖弄自己的历史知识，只是想借此话题强调一下名城绍兴与日本源远流长的关系，意在促成他们对家乡的投资。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两位友人对阳明先生（世称王守仁为阳明先生）和念台先生（刘宗周号念台）的熟悉和了解之深，使我不由得甘拜下风。我很奇怪，两位企业家，其中一位是搞贸易的，另一位则是技术专家，都不懂中文，那么是何时从何处学到这些历史知识的？由此联想到我久已闻名的日本教育，可谓名不虚传。

　　刘宗周是继王阳明之后的大理学家，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明万历六年（1578年）。初名宪章，字启东（起东），号念台，因讲学蕺山，世称蕺山先生。刘宗周出身贫寒，父亲殁于出生之前，自幼寄养于外公家，艰难就读。但他的仕途与不少在他之前的古越贤人相比，不能说是坎坷，却可说是不凡。古来忠孝难双全，刘宗周却是完人。他在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中进士后，因返家丁忧在绍兴居住长达七年，始赴补，以孝子闻名朝野；而他又忠君忠国、直言不讳，直至以身殉国，不论从什么角度说，都堪称忠良。

　　世人政学难兼顾，刘宗周又是双优：他于天启元年（1621年）任礼部主事，以后起起落落，历任顺天府尹、京尹、工部侍郎、吏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在政多年，清正廉明、刚直不阿，是昏乱腐朽的晚明朝廷中难得的一位清官、忠臣。崇祯十四年（1641年），因上书谏陈革除弊政，为遭陷害的忠良辩护，他被革职为民，返回家乡后设书院讲学，又成为宋明理学史上蕺山学派的创始人。人生死生难两洁，刘宗周则是从生到死，自始至终，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蕺山再传弟子邵廷采在《请建蕺山书院公启》中，简要地评述了刘宗周的一生：

　　伏见郡城蕺山刘先生者，性成忠孝，学述孔曾。立朝则犯颜直谏，临难则仗节死义，真清真介，乃狷乃狂。洎乎晚年，诣力精邃，揭慎独之旨，养未发之中，刷理不爽秋毫，论事必根诚意。固晦庵之嫡嗣，亦新建之功臣。

　　在末代王朝做清官实在太难太险了，刘宗周恰逢这样的厄运。在天启皇帝上台那年，他任职礼部主事，看到宦官魏忠贤擅权专横，不禁激起满腔怒火，于是积极参与了东林党的活动。他上疏指斥魏忠贤，力持清议，言辞激昂，最终被处以停俸降职的处分；后来又被魏忠贤责以矫情厌世，削职归籍。从崇祯登基那年刘宗周又被起用，到崇祯十四年将他革职为民，其间三上三下、大起大落，他可真是尝够了宦海浮沉的辛酸滋味。

　　但是，要想为国家做点贡献、为百姓办点事，没有皇帝的信任和支持又怎么行？虽说大军压境，国难当头，但没有皇帝的准许，要想报国也无门可走。刘宗周空怀救国之心、济世之才，几度上疏崇祯皇帝，或谏革新、或献良策、或斥奸臣、或保无辜，然而没有一次获得皇上好感，而且因此反被罢官为民。刘宗周并不灰心，一旦复官，就又死谏，有一次在紫禁城午门，叩头泣谏，俯伏待极，自晨迄暮。连皇上也有点感动了，帝以为迂，然叹其忠。今天看来，刘宗周的行为未免过于迂腐，然而细细思忖，也不尽然。即使到了现代社会，这种迂腐行为还是屡见不鲜，上至彭德怀以万言书的谏诤，下如秋菊打官司般不死心地上告，如果没有这种迂腐精神，正气的扶植又会打多少折扣？

　　刘宗周最后一次得罪崇祯皇帝被革职为民之后，回到了家乡绍兴。过了两年，京城被李自成起义军攻陷，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刘宗周再一次被起用。朝见新的皇上时，他自称草莽孤臣，疏陈时政，又一番侃侃而谈，言语之中，少不了弹劾权臣马士英、高杰、刘泽清等人，于是招致他们的忌恨，险遭暗杀。奸相马士英千方百计要除去刘宗周，拔掉这颗眼中钉，就向皇帝极力保荐阮大铖统领军队，迫使刘宗周辞职。刘宗周再次上疏忠告皇帝，指出阮大铖掌管兵权之日，也就是南明政权灭亡之时，然而他面对一个昏君说话，甚至还不如对牛弹琴有效。在无可奈何的形势下，刘宗周不得不告归故里，临行之前，还披肝沥胆地最后一次向皇上疏陈了五条事关国家兴亡的重大建议。

　　无欲常教心似水，有言自觉气如霜。刘宗周自题的这副对联，是他一生为人的座右铭，也成了他一生为人的总结和写照。做人做到这种高度，庶几乎圣人耶？

　　杭州失守的消息传到绍兴，正要吃饭的刘宗周顿时失声恸哭，从此就移居城外，拒绝进食。在一次祭奠祖墓的归途中，舟经西洋港，刘宗周趁人不备跃入水中，由于水浅而获救。他在二十三天绝食过程中，开始还饮茶，到十天之后则滴水不进，但仍一如平常地与家人和其他人说话问答，最后以一首《绝命辞》，表明了其誓与国家和民族共存亡的爱国民族气节：

　　留此旬日生，少存匡济志。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与从容，何难亦何易。

　　残生多活几天，心中仅存匡时济世的念头；决心在今天杀身成仁，以了结平生之愿；慷慨就义从容赴死，说易也易，说难也难啊。听了这段感人肺腑、荡气回肠的留言，令人震撼、令人深思。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刘宗周的绝命之言，是不能用哀和善来诠释的，其内涵应当是节和忠。

　　早在崇祯年间被革职的时候，刘宗周就在家乡设书院办学。他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的心学之说，提出以诚意为宗旨、以慎独为修养的学说，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学生，成为继王阳明在稽山书院和阳明书院讲学以后，在古城绍兴形成的又一次群贤毕至的理学家盛会。刘宗周及其高足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几代弟子所组成的著名的蕺山学派，肇端于明末清初，在相当长的时间和十分广阔的范围内，对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产生过较大影响。

　　作为这一学派发源地的蕺山书院，位于绍兴名山蕺山之巅。清朝时书院一度被占，康熙年间收回后重建成一所府属的蕺山书院，此后书院维持二百年不衰。其间来自本地和各地的著名学者蒋士铨、全祖望、徐廷槐、宗稷辰、李慈铭等，均在此任过山长或主讲。光绪年间改为山阴县学堂后，辛亥精英徐锡麟曾执教于此，多位现代绍兴名人，如历史学家范文澜、数学家陈建功、作家许钦文等先后在此就读。书院现已不复存在，其中的一部分成为一座小学校舍。

　　一所历时二百余年繁盛不衰的著名书院，在即将交接到我们父辈手中的时候，却令人惋惜地天殇了。就在这所历史名院长河落日之际，清杭州知府林启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兴办了一所求是学院。这所学院日益红火，渐入佳境，最后发展成为后来被称誉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作为一个越人，我以独有的敏感注意到四位绍兴人蒋梦麟、竺可桢、马寅初、钱三强曾先后担任过浙江大学校长，为这所学校的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和重大贡献，特别是竺可桢，他的业绩已成为学校飞跃的一个里程碑。

　　与浙江大学差不多同时创办的北京大学，也有四位对该校发展起过历史性作用的校长，他们是何燮侯、蔡元培、蒋梦麟和马寅初，也都是绍兴人；另外还有一位任教过北大的重要人物鲁迅。1997年和1998年，两所著名大学先后隆重庆祝了它们的百年华诞，特别是北京大学的校庆，风光到了极点。历经二千五百年沧桑的长寿老人绍兴，在电视中看到两所名校万众欢腾地庆祝百年校庆的热烈场面时，不知有何感想和反思？你曾经拥有过的辉煌，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失落的？你的优秀儿女为什么不能为你创造新的荣光？

　　使我稍稍感到欣慰的一点是，从前有人在蕺山书院故址写下的一副楹联，还醒目地留存于斯，说明家乡父老还没有忘记昔日的光荣，也清醒地记得今天的追求：

　　兹山即刘子讲学坛，望诸君立雪坐风，追踪往哲；此地是越王采蕺处，愿吾侪卧薪尝胆，励志前修。

　　三

　　弘光的流亡政权是出奇地短命，不要说苟安，甚至连长长残喘一口气都来不及，就一命呜呼了。上天没有给福王朱由崧重演南宋历史剧的机会，不过这并不是天意，而是人为，朱由崧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在占领中国大半河山的强大清军面前，弘光政权本来已经成了虎口下的绵羊，而这个浑浑噩噩的皇帝竟如此宠幸一些佞臣，以致搞乱了朝政、搞垮了自己。

　　耐人寻味的是，出现于三百多年前祸国殃民的四个权臣，奸相马士英及其死党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阮大铖、镇将刘泽清和勋臣刘孔昭，断送的不过是一个小朝廷；然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登台的怙恶不悛的四人帮，却几乎把五千年的中国逼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古人云：人生如梦，历史是戏，看了几千年的戏，竟是愈看愈糊涂，搞不清其中的奥秘。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大举南下，随着扬州失落，南京陷于灭顶之灾。一看大事不妙，奸相马士英匆匆逃命，来到浙江。时任礼部尚书的绍兴文学家王思任，得悉这个千夫所指的罪臣竟来到古越的地盘，气愤至极，立即写信对他严词痛斥，其中说道：

　　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吾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职请先赴胥涛，乞素东白乃以拒阁下。

　　这一篇激扬慷慨、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并被广为传诵的文章，被誉为可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欧阳修《上高司谏书》鼎足而三的书信体讽刺文。尤其是吾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一句已成千古名言，掷地作金石声，精辟而深刻地总结了近二千五百年的古越历史和精神，被后人经常引用，鲁迅和周恩来就曾分别引用过这句话。闻其言可知其人，说出如此铮铮箴言的王思任，当然是一位堂堂正正的爱国忠臣。

　　王思任出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字季重，号遂东，又号谑庵。他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进士及第后，走上了仕途之路，历任刑、工两部主事和九江佥事，在南明鲁王政权中，任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王思任的官宦生涯是在已经处于无奈、无为的末日王朝中度过的，面对昏君阉党，他没有刘宗周那种不断上疏陈言的迂腐劲，而是将自己忧国忧民的感情更多地寄托在他的诗文中。

　　在步入仕途之路的同时，王思任也踏上了文学之旅，其诗歌、书法，堪与两位明朝文学家兼书画家董其昌、陈继儒相伯仲。王思任写的游记颇有名气，往往于诙谐之中寓讽世之意，这与他生性诙谐和喜好旅游不无关系。如他描述山水园林的游记《游唤》和《游历记》，语言明快、文笔流畅、刻琢精细、描绘形象。张岱评论王思任散文特点说：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摹，尽情刻画。而在王思任的诗文中，爱国情感更溢于字里行间。生长在古越，王思任对越中贤人研究很多、了解也很深，对名士古迹时时造访、每每惆怅；古迹荒凉，先贤无继，谁题云林，谁担雅道……都曾勾起他的无限心事：

　　碧水丹山野鸟啼，松篁夹路绿荫齐。孤亭寂寂围春草，古寺深深带远溪。玉版饱尝堪却肉，竹床闲卧不闻鸡。永和胜事皆尘迹，谁向云林一再提。

　　（明·王思任《兰亭》）

　　青藤道士既辞世，雅道而今谁与担？锦水一湾池一曲，遗居惆怅大乘庵。

　　（明·王思任《过青藤宅》）

　　亲眼目睹大明王朝的陨落，亲身感受朱家皇室的腐败，使王思任想起了越王勾践，大夫文种、范蠡，特别是爱国女子西施。这群卓绝的古越名人都已远逝了，已经离开了两千多年，留下的只有他们卧薪尝胆的不朽气节和报仇雪耻的不屈精神。

　　顺治三年（1646年），绍兴城被攻破了。王思任心中最后一点虚假的自慰，也完全失去了，这位古稀老人的心中，充满了无比的痛苦。此时，有人对他劝降，他以紧闭家门，大书不降二字，做了坚定的回答，拒不与清廷合作。后来他屏迹凤林山，不入城、不剃发，于这一年以73岁的羸弱之体在病中绝食而亡，以自己的高贵民族气节和刚烈行为，为报仇雪耻之乡增添了又一轮耀眼的光环。

　　四

　　在多位绍兴籍的先贤中，祁彪佳的家庭条件和环境应数上上乘了。同为明臣，祁彪佳是王守仁和刘宗周的晚辈，生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字虎子、幼文、宏吉，号世培。他出身于仕宦家庭，书香人家，父亲祁承（1563～1628年）官至江西布政使右参政，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也是优秀的鉴赏家和目录学家，绍兴梅墅澹生堂藏书楼及所收藏的大量图书，是祁承留给祁彪佳最宝贵的遗产。

　　祁承留下的另一遗产是他对后代的教育和培养，他的遗言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使祁家后人历经三四百年的战乱灾祸，沧海桑田，居然奇迹般地保存了一个完整的澹生堂藏书楼，以及九千多种、十万多卷藏书，尤其是不少罕见的手抄本。然而几个世纪累积的文化遗产虽被付之一炬，但藏书楼建筑还能幸免于难，也算是祁家的又一奇迹了。

　　祁彪佳自幼聪颖过人，6岁能背诵古帝王名，7岁进官署读书。小时候被人抱上树，要他以猢狲上树作为字对，他对以飞虎在天，对这个孩童的灵性和抱负，人皆称奇。刚过弱冠之年，祁彪佳就中了天启年间的进士，并授福建兴化府推官，后历任福建道御史、左都御史等职。崇祯八年（1635年）后，一度回梅墅老家隐居，在当地寓山依山修筑寓园作别墅，寄情山水之乐，讲述性理之学，故又以寓山居士为号。

　　为官享清正之誉，闲居以赈济为责，使祁彪佳在所任之处和自己的家乡留下了很好的名声。历史上大凡昏君当朝，必有清官出山，这也许是一种辩证的平衡，如果满朝都是奸邪，结党营私、横征暴敛，早就搞得天怒人怨，皇帝的龙椅还坐得稳吗？祁彪佳在隐居前，先后服侍了明末的两代昏君，特别是末代皇帝崇祯，因为崇祯年间他已官居显职。伴君如伴虎，而伴昏君如伴饿虎，历史上的清官鲜见善有善报者，祁彪佳博览史书，并非没有耳闻。然而他天性正直，关心民间疾苦，几度上疏要皇上体察民情，慎动土木，为民除害，安抚人心。他在自己主管的地方则身体力行，努力为人民办实事。不知是上疏中比较注意方式方法，没有得罪皇帝，或者是言论行为均未触及权臣利益，反正祁彪佳这个清官还算当得顺当，没惹下什么祸患。

　　崇祯十五年（1642年），隐居家乡的祁彪佳东山再起，出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当时明王朝已岌岌可危，清军步步南下，社会兵荒马乱，但他毫不畏惧，身着戎装，冒雪北上赴任。到京城后，他连上三疏，希望说服皇帝重整朝纲、力挽颓势，却毫无结果，只好失望而归。两年以后，明朝不出所料地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为维持明王室，祁彪佳与爱国将领史可法一起拥戴南明福王，于人心浮动、局势危难之中，出任大理寺丞，旋擢右佥都御史。其时他胸怀复国宏图，巡抚江南，激励将士，昼见将吏、夜阅公文，保持高昂的战斗精神。如果这位福王真有福气，以祁彪佳和史可法为文武辅佐，说不定南明还可凭借长江天堑，挡住清军，保住半壁江山。不幸的是福王是个更浑的昏君，致使祁彪佳为马士英、阮大铖阉党余孽诬告，被迫辞职回乡，而史可法也被排挤出京。

　　这是祁彪佳第三次辞官归里，而他的先辈贤哲陆游则是五次罢官回家，两位赤诚的爱国者，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却处于差不多的无奈处境，怀着一样的忧愤心情。南宋先贤陆游是以一首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绝命诗，悲凉地离开人世的；而南明后辈祁彪佳，也已决心以自己的生命，与南明王朝同生死，随时准备在稽山镜水间奏响悲壮的哀乐。

　　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入南京，执福王。继而潞王监国杭州，祁彪佳再度出任苏淞总督。六月杭州失守，潞王降清之后，祁彪佳重返故里。清兵渡江兵临绍兴，清吏多罗贝勒慕祁彪佳声望，以书币诚聘并准备渡江迎谒，祁彪佳断然拒绝，并决意殉节明志。他先绝食三日以示爱国，然后在愤激涕泣中，字不欹斜，文无点窜，写下了绝命诗和别庙书。诗云：

　　图功为其难，洁身为其易。吾为其易者，聊存洁身志。含笑入九泉，浩然留天地。

　　书曰：已治棺寄蕺山戒珠寺，可取以殓我。留言毕，祁彪佳从容地步至寓园梅花阁放生碣下，端坐水池中身亡。翌日发现时，犹整巾带立于水中，时年44岁。

　　鉴湖之畔，寓山之麓，又留下了一个不朽的英名。八百多年前，南宋爱国诗翁陆游曾长年卜居于与寓山相去甚近的三山，常常低徊于鉴湖之滨，高吟着愤世之作，大量传世的爱国诗词就是在此产生的。这许多至今读罢仍令人热泪潸然的不朽诗文，使葱茏、黛绿的三山平添了几分沉重的气氛和苍凉的感觉。瞩望三山，缅怀诗翁，祁彪佳对稽山镜水充满了挚爱之情，从他留下的为数不算太多的诗词中，也足以体味到他对家乡山水的一片恋情：

　　贺监湖光才半曲，缥缈三山，倒影分为六。昨夜林峦都照玉，画桥流水渔舟宿。睛日映来看不足，嚼碎梅花，瑶阙狂呼独。我有一峰相对矗，疑从海上银涛浴。

　　（《蝶恋花·三山霁雪》）

　　晓起当春晚，溪湾净如拭。薄日破层云，轻岚吐苍石。三山渐逗青，一海欲分碧。望目为屡迁，徘徊恣所适。

　　（《春日晓起，登远阁，望山色初霁……》）

　　作为政治家的祁彪佳，又是一位戏曲理论家。他爱好戏剧，常几天乃至十几天不间断地看戏，并搜集过大量戏曲作品。他撰有苏武牧羊的传奇《全节记》，但已佚，唯戏曲批评著作《远山堂曲品》和《远山堂剧品》犹存。其中《远山堂曲品》收杂剧剧目242种，是明朝著录名人杂剧之唯一专书；《远山堂剧品》收传奇剧目467种，后发现其中有明清同类著述中未见著录之戏曲曲目295种，十分可贵。祁彪佳的其他著作有《救荒全书》、《寓山注》、《越中园亭记》、《祁忠敏公日记》等。

　　谁能料到，就是这样一位对妻女家庭有着强烈情爱和对越中吾乡有着深沉眷恋的文学家，一位拥有大量珍藏图书的藏书楼和极林壑之胜的寓山别业的幸运儿，为了捍卫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珍贵的人身自由，义无反顾地做出了殉身明志的悲壮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祁彪佳之妻——越中名媛商景兰。她是位了不起的女子，是明吏部尚书商周祚的三女。祁商作配，乡里有金童玉女之目，他们育有二子三女，有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商景兰很有才华，家务之闲，常常吟诗赋词，风格清新蕴藉，时人认为才情超过祁彪佳。如她在一首题为《中秋泛月》的七绝诗中，出色地描摹了鉴湖的秋夜：

　　秋光何事月朦胧，玉露澄澄散碧空。野外香飘丹桂影，芙蓉分出满江红。

　　祁彪佳投水殉国时，年42岁的商景兰悲愤填膺，奋笔疾书，写下了颂扬夫君、倾诉衷情的《悼亡》，诗曰：

　　公自垂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

　　商景兰理解丈夫、热爱丈夫。由于遗下的子女需要抚养，她不能伴随她敬佩的丈夫走上千古之路，坚强而艰难地活了下来，也使她的一生带上了悲壮的色彩。祁彪佳的殉节给她带来的心灵深处创伤是无法弥补的，她以一个东方女性、名门闺秀独特的方式，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化作栽培和灌溉子女成才的阳光、土壤和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她继承夫志，教育子女，培养和造就了一门诗人，并以此祭奠英魂、纪念丈夫。

　　在商景兰的努力培养和教育下，她的两个儿子理孙和班孙，三个女儿德琼、德渊和德莲，以及两个儿媳张德蕙和朱德蓉，个个善诗，加上一位晚年住于她家的流浪女诗人黄嫒介，无形中形成了一个闺秀集团、名媛世家，为越女赢得了新的光荣和赞誉。其媳朱德蓉之诗《虞姬》云：

　　歌罢伤心泪几行，江山旋逐楚声亡。贞心甘向秋霜剑，不欲舍情学汉装。

　　像商景兰一样，她的闺秀集团成员的诗作，全都表现了凛然正气、决不屈服于清廷的民族气节。巾帼不让须眉，她们使时人和后人深为敬佩，当然也使她们的夫君、父亲、公公足以笑慰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