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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狂人奇才——明朝文学艺术家徐渭

  一

  当我提起笔向他走近的时候,心情是那么地悲愤,步伐是那么地沉重。蓦然回首,在悲云惨雾笼罩下,贫病交迫中的他,正在艰难地走向生命的终点。这种悲惨的镜头,会令读者心酸,更令作者痛心。我实在不忍心写他的平生,但是,我又不能不写,因为他是继陆游之后的古越大贤,晚明时期中国的一代奇才。何况,他是地地道道的绍兴人,一生中的大部分岁月都是蜗居小城、苦熬春秋。诞生和生活在这座人杰地灵的名城,对他来说,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徐渭,家乡父老更亲切称呼他后来改的名——徐文长。在当地,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故事流传世代。在绍兴人的心目中,他是真正的古越传人,永生永世的绍兴人民代表。他在绘画、诗文、书法、戏曲乃至军事等多方面的高度造诣及优秀作品,使名城绍兴和它的市民引为荣光和骄傲;然而他在家乡遭受的无情折磨和悲惨境遇,却又实在使古越后人感到难堪和不平。历史文化名城绍兴竟然如此残忍地摧残过一位才华横溢的大师——其实,何止一位,但徐渭是被鞭挞得遍体鳞伤的一位!

  自古以来,生不逢时、经历坎坷的文人我们已见得太多了,而与潦倒终身、命途多舛的徐渭相比,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或者是陆游还是王冕,却又都堪称福星高照了。徐渭曾九次自杀,七年下狱,及至晚年,更是到了潦倒不堪、贫病交加、忍饥月下独徘徊的境地。元章梅花能换米,余今换米亦梅花,家徒四壁、身无分文的徐渭,只能靠卖书画度日了。

  难以想象——一位衣衫褴褛的书画大家,是如何地手执着三尺白纸,迎着凛冽的寒风,步履蹒跚地沿街叫卖自己的画作。画纸上那一枚枚淡墨葡萄,在血色黄昏的映衬下,变成了一颗颗饱含着悲哀的晶莹泪珠。徐渭一声声对自己身世的低吟,沉重地滚动在古城的土地上,沉痛地叩打着每个百姓的心扉: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题墨葡萄诗》)

  不堪回首——一位山穷水尽的旷世才子,最后竟落到把数千卷心爱的藏书变卖一空、冬天无被、以稻草遮体的地步。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备尝七十三年人间辛酸痛苦的徐渭凄楚地离开了人间。

  一代奇才成了被遗弃的孤儿,怀着天大的怨艾,愤愤地走了。一颗价值连城、光彩夺目的明珠,惨遭闲抛闲掷,最终被掩埋在尘土之中。然而,是金子总会闪光,明珠的光芒也终将有朝一日夺罅而出、重现光辉,历史的反复和循环不总是任凭权势支配的。

  在徐渭去世前后,浙江一带的书香人家,相继挂起了一幅幅署名田水月的字画。此人的作品骨力苍劲、画风狂放、水墨淋漓、意境深远,透着一股磊落不平之气。田水月的字画得到官宦和百姓的普遍喜爱,但人们并不在意他的来历和身份。谁也不会想到他挟带来的一股清新而独特的画风,将会给千年中国画坛带来什么冲击;更无人会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画家的出现,与中国书画艺术将要发生的深刻变化联系起来。而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绘画艺术,却引起了当时的一位著名散文家、公安派领袖、性灵说鼻祖袁宏道的注意,不过他始终未能弄清这位田水月究竟是何方神圣。

  徐渭去世四年之后,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到绍兴访问好友、哲学家陶望龄。一天晚上,他坐在陶家书楼,漫不经心地浏览他的藏书,无意中发现一卷名为《阙编》的诗集,纸粗质劣、字迹模糊。袁宏道在灯下翻阅了没几首,竟大为惊叹,急问作者是今人还是古人。袁宏道在其著名散文《徐文长传》中记叙了当时的情景:

  一天傍晚,坐在陶望龄家的楼上,随意抽取书架上的书阅读。拿到一函名为《阙编》的诗集,纸质低劣,装订粗糙,印刷质量很差,字迹模糊不清。稍稍靠近灯下阅读,读了没几首,不觉吃惊地跳起,连声急呼陶望龄,问他《阙编》是谁作的?是今人还是古人?陶望龄说:这是我的同乡前辈徐天池先生写的。先生名渭,字文长,嘉靖、隆庆年间人,五六年前刚去世。如今书画卷轴题额上署名田水月暞的,就是他。我这才醒悟历年来对一些书画作者疑惑不定,其实都是这位文长先生。再说,在现今诗歌创作陷于低迷的时候,得到这样一本稀奇的诗集,正如做了噩梦得以惊醒。两个人激动得跳起来,在灯下一边阅读一边惊叹,一边惊叹一边阅读,把陶家睡着的人都惊醒了。

  袁宏道直到此时才知道,原来自己一直苦苦寻找的田水月就是徐渭!正统的画坛没有给这位穷画家留下一席之地,但他却已被民间供为艺术之神。他又想起年轻时看到北杂剧中有一部《四声猿》,一直以为是元人作品,原来竟也出自徐渭之笔。此后,袁宏道逢人便称道徐渭,谓其诗文一扫近代芜秽之习,有明一人,应列明代第一。徐渭的才华和成就终于在身后得到了公正的评定。

  从未与徐渭谋过面的袁宏道,在了解了他的不幸身世及其超人的才略品行后,怀着由衷钦佩和深刻同情的心情,决定为其刊印文集并为之立传。

  在知音袁宏道之后,徐渭被不计其数的艺术家、文学家所追随,被尊为青藤画派的始祖。从青藤画法上脱胎出来了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以及史叔考、陈洪绶、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也都师法于他。徐渭在绘画和书法方面的杰出成就,使他受到身后诸多画坛巨匠的顶礼膜拜。石涛,这位中国山水画集大成者,以青藤笔墨人间宝的话表白了内心对徐渭的赞赏。

  性格孤傲的两代艺术大师郑板桥和齐白石,无不心甘情愿地拜倒在这位青藤道士的脚下。用郑板桥的话来说:文长(徐文长)、且园(高且园)才横而笔豪,而燮(即郑燮,郑板桥自己)亦有倔强不驯之气,所以不谋而合。为表示对徐渭的虔敬,郑板桥还刻过一枚自用印章,文曰: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的话说得更令人感动:青藤、雪个(朱耷)、大涤子(石涛)之画,能纵横涂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三百年前,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他还以一首诗倾吐肺腑:

  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吴昌硕)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轮转来。

  徐渭以他个人的顽强生命和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大手笔,在荆棘丛生的古原上开拓了艺术新路。他开创的青藤画派,拉开了中国泼墨写意山水画的时代序幕。为开辟这条新路,徐渭洒了一生血,点点滴滴都化成了人生道路边闪亮的路标,引导着后人前进。他以纵横不可一世的大写意画法,使明代后期的画坛为之一振。

  这条大写意画的画线延伸了四百年,这股大写意画的画风演绎了四百年。在中国书画艺术史上,明朝是一个标志性的重要阶段,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徐渭就是明朝大写意画派的开山大师。继承青藤画法的八大山人,把徐渭创造的大写意画风推向又一高峰。再经石涛、扬州八怪的发展变化,大写意的艺流一脉相承,从晚明、清代以至近现代,几乎占领了整个画坛。

  由于画名太高,以致人们往往疏忽了徐渭在诗文、书法、戏曲等艺术领域的才艺。从来没见过徐文长的袁宏道,由于对他的诗文推崇备至,甚至为他写了一篇《徐文长传》,后来被收录于《古文观止》。在传记的结语中,袁宏道记下了他和做到了御史的徐渭之友梅客生的一段书信对话:

  梅客生曾写信对我说:我的老朋友文长,病比人奇特,人比诗奇特。我说:文长无论为人做事或是写诗作文,没有哪一方面是不奇特的。什么都奇特不凡,不就成为他再三遭遇挫折的原因吗?可悲啊!

  在戏剧方面的杰出成就,使徐渭成为一位天才的戏剧大师。他的剧作以《四声猿》为代表,透过喜剧、闹剧的气氛,怒斥封建制度,鼓吹进步思想,并且以独树一帜的艺术风姿而大放异彩。徐渭的作品,犹如一股清新的春风,吹向陈陈相因、委靡不振的中国剧坛,著名的曲律家王骥德、戏曲家汤显祖,都推崇备至并予以高度评价。

  五指并用、四面出击,徐渭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同时攀登上绘画、诗文、书法、戏曲艺术的高峰,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因此,对徐渭来说,冠之以天才的称谓,已经显得分量过轻了,古越和中华后人想出奇才之称加冕于他,也许还算贴切一点。

  二

  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徐渭晚年在《青藤书屋图》中的自我题像,已经成为怆然了四百年的一声怅叹、愤懑了数代人的一声泣诉。在徐渭的一生中,从诞生百日老父去世,到73岁时凄然病逝,经历了太多的苦难,集中了人间的不幸。他的时代,他的身世,颇有点像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的自述那样: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文天祥死得英勇、壮烈,徐渭当然不能与之相比,但是又不能不看到,文天祥毕竟当上了末代宰相,尽管是在气数已尽、日落西山的可怜王朝,但总给了他一个显露英雄本色和施展个人才能的机会,而徐渭则是英雄失路、托足无门,时代把他通往仕途、大显身手的大门统统封闭了。

  徐渭早年研究过王学,探求过佛学。20岁成诸子后,连应八次乡试不中,终身与功名无缘。壮年时为浙江总督胡宗宪作幕友,在参加抗倭斗争中,出奇计、破倭寇,并立了功;又参加过反奸相严嵩的斗争。胡宗宪入狱被杀后,徐渭惧祸以致精神失常,自杀不死而误杀妻子被判入狱。幸有绍兴状元张元忭看重徐渭文才,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疏通在京做官的绍籍人士,使论罪当死的徐渭得以在万历改元之际,下狱七年后大赦出狱,此时徐渭已逾知天命之年。

  豪气凌霄、才情过人的徐渭居然还能死里逃生,实属他的大幸,应当说,更是家乡绍兴的大幸、中华文明的大幸。但是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徐渭仰望长天、喟然叹息,在《榴实图》画中题诗一首,寄情于物,倾诉了一腔悲愤:

  山深熟石榴,向日便开口;深山少人收,颗颗明珠走。

  徐渭这颗灿烂的时代明珠,不得不悄然离开凄风苦雨的家乡。但他并不是逃逸,他不指望人间有桃花源,也不打算蛰伏于避风港。为了增长才干和实现理想,他踏上了北上的旅程,寻访辽、晋名山大川、幽谷古刹。一个江南文人,第一次目睹和领略了广漠恢弘的北国景象,不禁大开眼界。天高云淡、野旷林茂、山奔海啸、风鸣沙舞,给了他一股粗犷豪放的灵气,激扬着他的文学灵感,滋补着他的艺术细胞。然后,怀着丰收的希望,徐渭又悄然地回到了难舍难忘的绍兴。

  如果徐渭是在蟾宫折桂后荣归故里,那么半个小城都会向他微笑致敬;若是状元及第,也许整座城池都会掌声雷动。然而,此刻踽踽穿行于街巷走向落寞寓所的徐渭,却是一个落魄的游子、无为的布衣。小城的脸变形了,向他投去的是鄙夷的目光。尽管这是一座文化悠久的古城,但终究逃脱不了中国一般城市的世俗共性,这里同样存在着官本位的观念误区。该诅咒的官本位!几千年来一直误导着一个古老民族,有时甚至成为导致国运衰微的渊源,这岂非民族的悲哀?

  人情冷漠,世态炎凉,对于历经重重磨难的徐渭来说,已是小菜一碟,不放心上了。但是他不在意并不等于他不注意,恰恰相反,他以特别敏锐的一双慧眼,自觉和不自觉地观察、搜索和剖析着他深恶痛绝的罪恶世界。他几欲离开这个世界而不能,只好做一匹被套上缰绳的骏马,毫无自由,任凭一些弄权的奴才、蠢材和庸才抽打、驾驭,在他们粗声的吆喝下,奔走在黑暗的原野上。徐渭岂能甘心做这样的奴隶和走狗?但人生经验告诉他,纵然他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难以从如来佛的手掌中逃逸。徐渭毕竟是个奇才,他想起了前朝的一位奇僧,也是一位疯僧,江南无人不晓的济公和尚。

  济公的法名叫道济,原是杭州灵隐寺的一位弟子,被长老点醒了灵性,从而悟彻了本来出身,但恐被人看破,就佯作癫狂,在疯疯癫癫中大显神通、救世济民。然而他的疯癫绝非胡来,都蕴涵深刻的佛理,而且作为一个和尚嗜酒如命,也自有一番缘故,每当喝得酩酊大醉之际,正是他显示灵性之时。追随先师济公,以喜怒无常、装疯卖傻来应付、嘲弄和对抗这病入膏肓的社会,也许是一条出路。当年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渊明,选择了一条归居田园、远避尘嚣的逃遁之路;如今徐渭的选择却是坦然面对,当然是极大的进步,但同时也是十倍地艰难。

  因此不难理解,在徐渭的人生苦旅中,虽然有过真正的但却是短暂的精神失常,而更多的却是对人间嬉笑怒骂的佯狂。他被称为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一位奇人奇事的狂生。他的狂气,是他倔强不驯、刚直不阿的狂放性格的强烈表现,是他疾恶如仇、目无权贵的反抗精神的集中反映。而正是这种狂气,使他的才气火上加油、热情迸发,才造就了他在书法、绘画、诗文、戏曲等多方面的卓著成就。袁宏道曾感慨万端地评论徐渭: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

  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这是徐渭的自我评价,而人们还是将他在画作上的成就放在首位。徐渭的画恣肆狂放、水墨淋漓,令人感到意气风发、情趣盎然。其中大写意泼墨画花卉,是他的标新立异的首创之举,也是对传统画法的重大突破。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是明清大写意画派的开山大师。在徐渭的《牡丹焦石图》、《石榴》、《雪蕉图》、《墨牡丹》、《月竹》等许多作品中,笔酣墨饱、尽致淋漓、大刀阔斧、纵横驰骋。最难得的是,不论在怒放的鲜花还是在欲滴的翠叶中,无处不奔泻着他的生命之流,燃烧着他的精神之火,恰如他的《题画梅》中所说:

  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招来自有神。不信试看千万株,东风吹着便是春。

  怪不得郑板桥见了他的作品,爱不释手,甚至竟以五十金易天池石榴一枝了。

  诗、书、画三者合一,是徐渭艺术功力与成就的凝聚和集中表现。徐渭的书法,跌宕纵横,力透纸背,融汇于绘画中,笔中用墨,墨中用笔,墨以笔为筋骨,笔以墨为精英,千变万化,意深境远。书画之中再加上豪放不羁的诗文,使徐渭的作品成了千载一时、价值连城的中华瑰宝。他在一幅《螃蟹》画中题诗曰:

  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薰卓脐。

  以横行一时的螃蟹表示对权贵和奸佞的蔑视和憎恨,不仅抒发了人们心头之恨,而且也让人忍俊不禁。记得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公布之后,以螃蟹为题材的画作接连面世,而百姓家家抢买三雄一雌的螃蟹佐餐,痛饮相庆,市面上昂贵的螃蟹一度脱销。我想,这一聪明而幽默绝顶的专利权,还应归于徐渭吧。

  有趣的是,除了才气、狂气造就了一代奇人之外,还有一种酒气,也是徐渭成功的奥秘之一。徐渭仿佛是带着一身酒香、一身醉态落胎人间的,他曾题画自喻:

  不负青天睡这场,松花落尽尚黄粱。梦中有客刳肠看,笑我肠中只酒香。

  醉中作画、品画,酒酣画成,醉后题诗,是奇才徐渭创作的奇怪特点和习惯。他在《与言君饮酒》中说:

  今日与君饮一斗,卧龙山下人屠狗。

  雨歇苍鹰唤晚晴,浅草黄芽寒兔走。酒深耳热白日斜,笔饱心雄不停手。

  对于徐渭来说,酒醉之中,醉眼蒙眬,不仅神思飞逸、浮想联翩,而且超越世俗窥见了画中的奥秘和真谛。他在《为郑先生题画四首值大醉》(之三)中曰:

  春雨潇潇醉酒尊,何人命咏牧图浑。溪寒月落牛自渡,老牧醉眠何处村?

  老牧醉眠何处村?瞻前思后,悲愤平生,徐渭唯有把酒怅问青天:人间如此不公,这究竟是为什么?同时他也只能借酒力的麻醉,远避尘寰的喧嚣,使自己得到片刻的安宁。他曾题诗说:取酒聊自慰,兼以驱愁悲。展画向素壁,玩之以忘饥。在酒醉中放浪佯狂,以求须臾的自由解放,借酒固然可以遣悲;借醉也不妨痛快淋漓地痛骂一番皇帝老子,岂不快哉。这是徐渭的大智大勇,毋庸讳言,这实际上也是他大悲大哀的一种表现。

  在一个制度腐败、政治专制和思想落后的封建社会,曾经出现过为数不少有胆有识的文学艺术家,其中不乏敢怒敢言的狂人,徐渭就是其中影响深远、青史留名的一个。如果说比徐渭小三百三十年的荷兰印象派大师凡·高是为情发疯、为爱痴狂,那么徐渭的疯和狂则是出于恨、出于怒,对社会的仇恨和愤怒。徐渭生时寂寞、活得凄惨,但是死后却成为后人顶礼膜拜的大家。徐渭应当含笑九泉了。

  徐渭死后三百二十年,先知先觉的绍兴作家鲁迅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借一个狂人之口,一语道破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庐山真面目: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暞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暞!鲁迅笔下的狂人,其觉醒程度当然胜于徐渭。不能苛求生活在晚明时代的狂生,彼时彼地,以其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清醒认识,徐渭足以称得上进步思想的先驱了。

  三

  说来奇怪,绍兴出了那么多贤人名士,尽管他们的名字都在我的记忆中,但却只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如此密不可分地与我对儿时的留恋和怀念连在一起,他就是徐渭,即徐文长。

  作为古城,绍兴最使我留恋的是家门前的小河;而作为家乡,绍兴留给我的怀念则是夏夜河边的纳凉。袁宏道在《初至绍兴》中,谈及他对绍兴的印象时说:

  船方尖履小,士比鲫鱼多。聚集山如市,交光水似罗。

  一条条涓涓小河,把古老的小城编织成一张巨大的蛛网,无数座千姿百态的石桥和在桥孔下穿梭往来的乌篷船,使这张蛛网成了布满古城的血液循环系统。尽管血液流动得缓慢,但古城却有赖于此而活动着、呼吸着,显示着它的生命力。在这座小城中,大多数人家都面临或背靠一条浑浊的河流,有的甚至腹背皆水。在河网罗织中的居民,饮用、洗刷、往来、买卖,都离不开邻近的水。这种略显原始但却是那么旖旎的画面至少保存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相伴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与大多数人家一样,我家门口也是一条狭窄的青石板路,偎依在路边的是缓缓流动的一条小河。一水之隔、咫尺之遥的对面,则是沿河建造的一排黑魆魆的参差不齐的低层民舍,这类民舍一般都是小户人家的住宅。夏夜,孩子们随着大人从家里搬出竹制的大小椅子,有时还有竹榻,全家老小坐在河边,舒适地享受着水月和熏风提供的自然沐浴,随意地欣赏着繁星和流萤合演的烛光晚会,一面纳凉一面闲聊,孩子们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一放任自由、追逐嬉戏的机会。这种充满乡土气味的夜生活虽已一去不复返了,但却镌刻在我的脑海,定格在我的心田,过去数十年了,依然记忆犹新。

  然而却有一个节目,能够把在四处奔跑游戏的孩子们都吸引过来。这是一个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保留节目,就是在月色下和晚风中,听大人讲一则又一则、一遍又一遍的徐文长的故事,大人们好像讲不完,孩子们也总听不厌。才智过人、学识渊博的徐文长,留下了许多即席作画、题联、赋诗乃至写招牌的趣事和美谈。在家乡人的心目中,徐文长就是江南的阿凡提和绍兴的济公活佛。徐文长和他们一样是智慧的化身,正义的典范,尽管他是个真实的人,没有传说中的阿凡提和济公那么大的本事。

  有关徐文长才智过人的故事很多,其中一则说的是,一天有人慕名从扬州到绍兴找徐文长,请他作一幅悬挂于某大家正厅的大堂画,而且等着急用。大堂画画面难以充实,构思很难,无法在旦夕之间完成,为画家所忌。而徐文长却欣然允诺,当即不慌不忙,轻描淡写,寥寥数笔,仅以一杯茶的工夫,竟已成画。扬州客一看,原来徐文长画的是童子放风筝,左下角的孩子在目不转睛地望着蓝天,手中的鹞线紧系着右上角的风筝。一线调动了整个画面,上下两角的画图又如此协调,真是别出心裁、独具匠心。

  为民请命、专打抱不平,这是平民百姓津津乐道的徐文长故事的精彩片段。中国有句民谚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无独有偶的一句绍兴民谚则是来自徐文长所言的山阴勿管,会稽勿收。当年绍兴以官河为界,分为山阴、会稽两县,官河上有一座叫利济桥的小桥。某夏,利济桥上发现一具无名尸体,两县知府都以非本县治下为由而不予理会,任凭尸体腐臭而不闻不问,百姓无不气愤却又无可奈何。爱管闲事的徐文长得悉后,在桥畔张贴了一幅出卖官河的大字广告,全城为之哗然。两县县长闻讯赶到现场,同对徐文长的大胆举动问罪。然而徐文长毫无惧色,理直气壮地当众侃侃而谈:利济桥上暴尸多日,至今山阴勿管,会稽勿收暞,既然此桥不属官府,桥下官河也不应归属两县。今日徐某代为卖河,为的是替死者筹措丧葬费用,此乃公益,何罪之有?言毕博得了旁听群众的一片掌声。两个县官自知理亏,遂见风使舵,以称赞徐文长的义举而下了台阶,并立即派人收殓尸体。

  又一次,徐文长听说一位年仅16岁的农村寡妇请求改嫁,县官不准。

  他深表同情,立即为她写了一个呈子,递交县官。呈子上写着:十五嫁,十六寡。公鳏,叔大。花少叶,叶缺花。嫁乎?不嫁?县官见呈子言简意赅,合情合理,感到再不准就变得理屈词穷,不得不批下嫁,嫁,嫁三个字。

  最令人拍手叫绝的是徐文长与权臣官宦的舌战和智斗。有位在轿前挂着天下无书不读御赐金牌的窦太师,在绍兴耀武扬威、招摇过市。一天他在官道上遇到徐文长挡道,要与他比试对课。见是一位口出大言的穷儒,就欣然接受挑战。窦太师第一课的上联是:南街三学士;徐文长巧对:东郭两军门。以绍兴城内地名东郭对南街,两个武将府宅对三个文官寓所,十分工整。窦太师又以绍兴南朝古迹大善塔为题,出了一个连环课:大善塔,塔顶尖,尖如笔,笔写五湖四海;徐文长随即以绍兴另一南朝古迹小江桥作下联:小江桥,桥洞圆,圆似镜,镜照山会两县。因为小江桥在山阴、会稽两县的分界河上,桥洞两面正对两县。接着徐文长反问窦太师读过时宪书(《万年历》)没有,并将历书递给窦太师,流利地背诵起来,然后又开始倒背,无一错漏。从此窦太师再不敢在绍兴炫耀他那块金牌了。

  为给一个百姓讨回公道,徐文长与奸相严嵩的走卒赵文华以对课的方式展开唇枪舌剑。赵文华号称浙东才子,不是等闲之辈,加上权势显赫,徐文长如稍有差错,则是性命难保。他们之间的对课,对徐文长来说,不啻是拿着棍棒去和手枪决斗。然而徐文长充满必胜的信心,对赵文华的出题沉着应对。赵文华出的第一课上联是:四壁山峰,淡淡浓浓图画;徐文长的下联为:满天星斗,点点滴滴文章。赵文华第二课上联是:竹影扫阶尘不动;徐文长对的是:月色穿池水无痕。赵文华上联警告徐文长不必多管闲事:水清沙明,请渔翁不必费心;徐文长下联则回敬赵文华,本人要管到底:山盛林茂,叫樵子正堪落手。赵文华上联讥笑徐文长的姿态:马踏木桥蹄擂鼓;徐文长下联嘲讽赵文华的形象:鸡啄铜盆嘴敲锣。最终,赵文华只好认输认错。

  说也好笑,有个粗通文墨的武将久闻徐文长才名,却不服气,从外地赶到绍兴专访徐文长,竟想班门弄斧。他以徐文长挂于中堂的一幅《凤彩牡丹》画为题出课,企图嘲弄一番:古画一幅,凤不高飞花不香。哈,守个穷秀才;徐文长见来者不善,立即不客气地回敬了下联:残棋半局,炮无烟火车无轮。着,闷煞戆将军。

  毕竟少小离家,年代久远,徐文长的故事已记得不很真切了。多亏浙江和其他地方的出版社整理出版了好几个版本徐文长的故事,又唤起了我儿时的记忆,而且温故知新,更多了一层对徐文长的敬仰之情。

  四

  就像王羲之留下了流觞曲水的兰亭、陆游留下了幽梦醉题的沈园一样,徐渭也为家乡父老留下了几间东倒西歪屋的青藤书屋。

  一般外来客到绍兴旅游,兰亭是必到之处,沈园是顺路造访,而对于小家子气的青藤书屋,则难免遗忘脑后。不谙古事旧史的旅人,只是为了寻山玩水,他们的选择倒也无可非议;遗憾的是当地主人为来客导游时,也往往注重兰亭、沈园,鲜有专门推荐青藤书屋的,而年轻的出租车司机,竟然不知何处是青藤。

  兰亭和沈园诚然曾分别催生了旷世墨宝《兰亭集序》和千古绝唱《钗头凤》,殊不知小小的青藤书屋,竟孕育了晚明一代奇人和中国绘画史上独步一时的青藤画派。更何况兰亭对于王羲之,不过是萍水相逢,沈园对于陆游,也只是邂逅相遇;而青藤书屋对于徐渭,却是朝夕相处至少二十年,是他诞生和青少年时代读书之所。徐渭对它感情至深,连他的别号青藤和天池也源于此,就可想而知了。更有一绝,青藤书屋一度还曾是明末大画家陈洪绶(老莲)的寓所。

  青藤书屋确有不足之处,就是庭园太小,书屋连同庭园在内不足二轩,不像兰亭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美,亦无沈园的碧池石桥、垂柳古亭之秀。然而有心人却十分欣赏小园的幽雅环境,其不仅具有明代文人园林之特色,而且书屋三间、天池一方以及漱藤阿、自在岩诸景均是明代所遗。在这里居住过的两位大画家徐渭和陈洪绶留在书屋的几处手书,也足以使行家欣赏留恋半天。郭沫若在生前访问绍兴时,就专门步入位于弄中之弄的青藤书屋,怀着崇敬之情瞻仰了徐渭这位古代奇才,并以庭园虽小,清幽不俗八个字,评价了书屋的别有风韵。

  我曾数次访谒青藤书屋,十分喜爱这座清幽不俗的盆景式的小庭园:白墙黑瓦的古朴书屋,屋旁是种有虬松般青藤的小天井,屋前是有一丛翠竹和一座假山的小园。初次进入青藤书屋的大门,一眼就看到开有圆形门洞的白墙和墙外微微摇曳的细竹,我甚至误以为进入了曹雪芹笔下的那座潇湘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那是大观园中最富有诗情画意的一处建筑,专门为林黛玉安排的。我甚至想象,当年徐渭在十年寒窗之际,攻读到夜阑人静时,也许会到小园中散步,其时,竹梢风动,月影移墙,是否也预示了他今后的不幸呢?

  每当身临青藤书屋,总使我不由自主地感到古越文化的深厚和中华历史的悠长。小小天地,汇聚和保存了徐渭和陈洪绶的许多宝贵真迹:小园中假山后墙上嵌有徐渭手书自在岩砖刻一方。小天井中有一方号称天池的小池,其中立方形石柱,上刻徐渭手书砥柱中流四字。书屋室内被隔成前后两室,前室壁上悬有徐渭手书一尘不到和陈洪绶题写的青藤书屋匾额各一块,东壁嵌有天池山人自题像赞碑刻石,石上刻有徐渭50岁小像;后室陈列着徐渭、陈洪绶书画珍品,如《驴背吟诗图》、《黄甲图》、《墨葡萄图》等。屋后另一小天井,壁上嵌有龙山半壁砖刻。

  这是一个保护得相当完好的青藤(老莲)纪念馆。自徐渭去世后,为表示对他的敬重和纪念,山阴进士金兰首先发起保护书屋的倡议和活动。书屋历经几代人易手,都加以修葺和妥善维护,直到最终由越人陈元波购置。陈家后人礼敬徐渭,一直将书屋原貌保存下来,并于1955年送交国家管理。陈家后代之一陈维夏是我高中同学,其时她家住在青藤书屋的后院,书屋是去她家的必经之路,别无捷径。我一直为此感到大惑不解,不知其中奥秘,直到多年后从史料中查得原委,才恍然大悟。时下报端常有披露古代文物被毁事件,一些无耻之徒甚至盗卖国宝出境,利令智昏,风气败坏至此,令人痛心和忧心。相形之下,陈氏家族的品行,在那些侏儒小人、一尺之魔面前,尤显得堂堂正正、道高一丈。

  小天井中的一株青藤,原为徐渭手植,枝干蟠曲,大如虬松,覆盖天池。徐渭曾有诗云:

  吾年十岁植青藤,吾今稀年花甲藤。写图寿藤寿吾寿,他年吾古不朽藤。

  明、清以来,许多名士络绎不绝地到青藤书屋凭吊、怀念徐渭,明朝爱国文学家王思任、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等,都十分推崇徐渭的诗文并在此留下了深刻的同情。他们为徐渭之死而深感惆怅,并且忧心忡忡地向社会大声疾呼,青藤道士既辞世,雅道而今谁与担(王思任《过青藤宅》)。

  使他们感到庆幸的是,徐渭虽然走了,他手植的青藤依然活着,而且他们深以为徐渭是不朽的,青藤也是永存的:

  文长曾自号青藤,青藤今在城隅处。离奇轮因岁月长,犹见当年读书处。

  (明·黄宗羲《青藤行》)

  山人高卧稽山侧,青青之藤尝自植。左孥右攫蟠龙蛇,翠黛霜皮老颜色。

  (清·刘大中《天池山人青藤歌》)

  山人一去几霜星,门巷依然鬼有灵。池水已消当日墨,藤枝犹似昔年青。

  (清·周晋铼《青藤书屋》)

  然而令诸多先贤不曾料到也难以想象的是,完好地保存了四百余年的青藤,竟然被连根挖掘。不朽藤从此灭迹,青藤书屋留下了永远的缺陷、难忘的遗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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