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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明代文学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

　　一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水浒传》第二十三回中悄然登场的一条好汉，夜过景阳冈，赤手空拳打死斑斓大虎，为民除一大害，其大名武松顿时威震四方，并得以与其兄武大郎久别重逢。但不久兄长被西门庆、潘金莲毒死，不由得使武松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立志报仇，在查清事实后，举刀连杀淫妇奸夫。武松也因此犯法，被脊杖四十，刺配两千里外，由此开始了与梁山事业共始终、同生死的精彩人生。

　　在后人的心目中，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就这件杀人案来说，也做得光明磊落，一人做事一人当，事后即刻主动投案，听候审理发落。不过读过这段悲惨故事的人，也大有为颇有些颜色的潘金莲叫屈者。当武松初访兄家，第一眼看那妇人时，但见：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心中大概也暗自对他兄长的艳福非浅感到惊讶吧。与此同时，潘金莲在楼上看了武松这表人物，不免与她老公武大郎作比较，自心里寻思道：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他又生的这般长大。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当小叔和嫂子尴尬地坐在一起时，一边是小叔坐怀不乱，流水无情；一边是嫂子春心荡漾，落花有意。武松并无勾引潘金莲之心，但他的出现，却让这个足不出户的守规女人，近距离地嗅到了充满男子激素的阳刚气味，犹如服下一剂春药，催融了覆盖在她情怀表面的一层薄冰。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女子，被迫嫁给一个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被清河县人叫做三寸丁谷树皮的短矮男人武大郎（别相信五尺的数字，那是唬人的，因为古代一尺只相当于现代23厘米，由此计算，武大郎身高仅1米多点），且他与富贵二字全不沾边，只靠叫卖炊饼的微薄收入来养活老婆。这么一场封建婚姻的悲剧，能不叫潘金莲悔恨终生吗？

　　一场两个人的婚姻悲剧演绎为另一场三个人同归于尽的社会惨剧，罪魁祸首自然是杀人命案的主谋西门庆。而也有人认为，作为第一个被害者武大郎并非完全无辜，他理当为自己缺乏自知之明而导致的后果负有一份责任，甚至诱发这一场悲剧的导火索武松，也不能全部摆脱干系。人们同情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的潘金莲不是全无道理，她是夹在两个男人甚至三个男人之间的真正受害者。

　　这一段曲折复杂、让人感叹欷歔的男女私情，是以婚外情为题的作品中写得最成功的。或许看中故事情节的生动精彩，这段武松杀嫂的故事后来就被一位名叫兰陵笑笑生的文人移花接木，挪来用作另一部长篇小说《金瓶梅》中的引子。引子在引出故事的正文之后，《金瓶梅》就与《水浒传》切断了联系，开始我行我素，叙述另一个精彩绝伦的人生故事。

　　《水浒传》中成了刀下之鬼、瞬间即逝的西门庆，在《金瓶梅》中却成为贯穿全篇的混世魔王。而施耐庵曾花了不少笔墨功夫的武松，在《金瓶梅》中只成为一个序幕人物，在完成了为西门庆与潘金莲粉墨登场铺垫的任务后，就傻乎乎地被忽悠了，被西门庆略施小计调去孟州充军了。此后武松就没什么戏了，仅在最后为完成杀潘金莲的使命，而又登了一次台。《金瓶梅》与《水浒传》的不同，不仅在于主宾换位，而且进行了正邪倒置，英雄为丑角跑龙套，正气给邪恶搭舞台。

　　在《金瓶梅》一书中，主角西门庆原是个破落财主、生药铺老板。他善于夤缘钻营、巴结权贵，在县里包揽讼事、交通官吏，知县知府都和他往来。起初因不好勤业，家产日亏，经结拜兄弟、帮闲人物应伯爵的点化，令其豁然开朗，从此做起了骗色骗财、人财两得的邪道生意。他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聚敛财富、荒淫好色、无恶不作。沟壑易填，但填不满他贪得无厌的欲望；猛兽易伏，却挡不住他伤天害理的恶行。由于用钱开路、左右逢源，西门庆由一介平民平步青云，作了锦衣卫理刑副千户，后又升为正千户，且高攀上当朝宰相蔡京并拜其为义父，还进京见了皇帝。可以拉中央权贵的大旗作虎皮，使西门庆更可以有恃无恐地贪赃枉法、为所欲为。

　　在前妻陈氏死后，西门庆继娶吴千户的女儿吴月娘，接着娶了从良妓女李娇儿，又娶富孀孟玉楼，最后娶花太监的儿媳李瓶儿，其间他还收用前妻的婢女孙雪娥，谋娶潘金莲。一妻五妾尚嫌不够，西门庆还奸占了婢女庞春梅、宋蕙莲、玉箫等，店伙妻王六儿、贲四嫂、奶娘如意儿、干儿子王三官母林太太、小仆人张小松、王经以及色妓李桂姐、李桂卿、郑爰月等。作恶成性的西门庆，毒死武大，充配武松；气死盟弟花子虚，逼打医生蒋竹山；逼死婢女宋蕙莲，打死其父宋木匠；受贿放走杀人犯苗青……

　　33岁那年，西门庆因过度淫欲而暴病身亡。他死后，全家妾婢如鸟雀散，吴月娘转卖春梅，接着卖掉潘金莲、撵走女婿陈经济。陈经济正要取银买潘金莲，突然武松回来，杀死了潘金莲和王婆。后来陈经济逼死妻子西门大姐与春梅姘居，那时春梅已做了周守备的夫人。周守备的侍卫看破奸情，杀死陈经济，春梅又与周守备老家人的儿子姘居，也纵欲而亡。孟玉楼、李娇儿都改嫁走了，孙雪娥跟人逃走，李瓶儿早已病亡，她的生儿官哥不久也死了。吴月娘生了遗腹子孝哥，送到永福寺做和尚，为父超度，自己收家奴玳安为子，继承遗产。

　　小说作者凭借手中一枝生花妙笔，淋漓尽致地描述了西门庆及其一妻五妾的日常生活。在西门庆的身上更是不吝笔墨，巧妙而高明地层层剥离他身上所剩无几的封建教义伪装，让其肌肤上渗透着血和肮脏的每个毛细血孔都暴露无遗。《金瓶梅》详尽地叙述了西门庆一生的罪恶行径，集中地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后，朝廷权贵与地方豪绅官商相勾结，压榨人民、聚敛钱财的种种黑幕，深入地描绘了一个上自朝廷内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地方官僚、恶霸乃至市井间的地痞、流氓、帮闲所构成的鬼蜮世界。

　　《金瓶梅》的矛头所指，甚至并不限于一个病态的社会，而且更影射明代的最高统治者。明中期以来，君荒臣纵，纲纪日坏，皇帝广事罗致妇女，以为后宫淫乐，其中又以花花天子正德皇帝最为臭名昭著。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十六年中，紫禁城变成了他公开而合法的妓院，宫里特设了一座豹房，里边幽禁着即使他不舍昼夜也几辈子玩不完的各类女子。豹房里玩得还嫌不够刺激，皇帝就冠冕堂皇地西巡太原、北巡宣府、南巡南京，驻跸各地，醉翁之意，不言自明。

　　一次皇帝视察到了山西大同梅龙镇，当晚乔装打扮到一家小客店投宿，恰好店里只有美女李凤姐一人在料理生意，给了他一个难逢的采花机遇。皇帝开始对凤姐打情骂俏、百般挑逗，最后忍不住了，流星赶月般地追逐美女，并如同老鹰抓小鸡一般，如愿以偿地获取了猎物。皇帝要玩一个乡下女子还不是易如反掌，但他自有独特的流氓经，为提高其性趣而来一段性前戏。风流韵事传出来后，竟有媚上的文化人将这段侮辱强奸民女的故事，编成了一出风花雪月的情爱戏曲，还取了一个罗曼蒂克的剧名——《游龙戏凤》，真乃盗名欺世的昧心之举。

　　《金瓶梅》就如一个折射出封建社会众生相的万花筒，无情地揭示了社会恶势力以及种种社会病态和怪现象，深刻地暴露出官场丑幕以及最高统治阶层荒淫的无耻品行。广泛的社会内涵、尖锐的政治批判和宝贵的文学价值，使这部奇书完全超出了诲淫小说的范畴和水平，因此当它一问世，便立刻震动了当时的文坛和社会。

　　晚明时影响很大的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最早拍案称道，他在《觞政》中把《水浒传》和《金瓶梅》并列为逸典，并认为《金瓶梅》超过了《六经》、《论语》和《孟子》。继之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将《金瓶梅》连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合称四大奇书。以评点《金瓶梅》而留下了一笔珍贵文艺理论遗产的人，是清初著名小说批评家张竹坡。1695年，26岁的张竹坡以其超人的文学才华评点《金瓶梅》，写下了十余万余字的评论，对《金瓶梅》下了第一奇书非淫书的评语。这一石破天惊的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金瓶梅》为淫书的观点，成为后人研究《金瓶梅》的重要依据，确立了《金瓶梅》为我国四大奇书之首的地位。

　　二

　　要读懂《金瓶梅》不容易，而要读透《金瓶梅》就更难。由于小说中有大量露骨的性描写，使它对市井之民构成了吸引，极易被学识肤浅的文化人摈弃于诲淫小说的垃圾箱。因此即使古代那么多有识之士对《金瓶梅》作了充分的肯定，但迄今仍然有那么些似懂非懂的学人对《金瓶梅》说三道四，甚至号称或自诩中国文学评论的权威人士也有令人匪夷所思的贬金之语。是啊！只有对传统文化有相当认知的人，才能够真正认识《金瓶梅》一书的核心价值和历史意义。

　　《金瓶梅》一书不仅与我国的四大古典小说相提并论，而且在外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已被译成英、俄、日、德等15种语言文字的外文版本出版，美、法、俄、日等大百科全书均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新。

　　早在20世纪初期，胡适、鲁迅、郑振铎、孙楷第、吴晗等前辈学者，从文学、小说史、明史、写实成就诸方面，分别对《金瓶梅》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并都肯定它是一部世情小说、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把《金瓶梅》列为明之人情小说之首，把《红楼梦》列为清之人情小说之冠，不无深意。鲁迅明确提出：诸世情书暞中，《金瓶梅》最有名。郑振铎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册谈《金瓶梅》中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吴晗也说：《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

　　酷爱中国古典文学的毛泽东，曾在多次谈话中从政治历史的角度评说《金瓶梅》。他指出：《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东周列国志》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则不然，在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写得很细致。他还几次向高层领导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

　　《金瓶梅》是一部描写市井人物的小说，也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小说，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意义是里程碑式的。而作为一部具有近代意味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金瓶梅》突破了中国长篇小说的传统模式，成为长篇人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它的问世引起了中国小说观念与创作方法的重大变革，引导着近代小说的萌生，同时它为中国古代小说演进做出的贡献又是历史性的。

　　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大名著相比较，《金瓶梅》表现了多方面的独特艺术成就。它是第一部描述家庭生活和世态人情的长篇小说，创作题材从先前的历史故事、英雄人物、神仙妖魔，一变而为家庭琐事、女人小事乃至床笫性事；通过普通人物的人生际遇来表现社会变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明确的时代性。它的创作主旨从立意歌颂理想变为着重暴露黑暗，由呼唤英雄到表现小丑；书中看不到浪漫主义色彩，而只有满篇的世情薄、人情恶，实现了中国古代小说审美观念的大转变，开了讽喻小说之先河。

　　《金瓶梅》的另一艺术成就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芸芸众生的人物形象，在总计一百回的小说中，出现的大大小小人物八百五十多个，仅西门庆家的男女奴婢就有四十多人，而且人物从单色调变为多色调、从平面化转向立体化。全书围绕西门庆一家的盛衰史而开展，作者一改三大名著中以叙事为重心、由一个个故事联结而成的线性发展结构形式，转向以描写人物为主、多方面多层次地刻画人物性格的网状交织结构模式。对一些人物在凸显美的同时鞭挞其丑，将美丑这对矛盾组合并举，以前所未有的笔法表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流动性。在语言艺术上，《金瓶梅》摈弃说书体语言，而采用鲜活朴实的市井口语，进一步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真实生动。

　　从《水浒传》老式大院中走出来的西门庆，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然而当他走进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开张的《金瓶梅》这家商铺时，就与时俱进地转变为一个地痞、恶霸、官僚、淫棍，同时又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西门庆毕生希望完成的只有两件事，其一是贪得无厌地占有美色；其二是不择手段地牟取钱财。

　　凭借父亲留下来的一家小小生药铺，自然无法满足西门庆敛财的欲望和达到纵欲的目的。然而，西门庆这个极其精明、极端无耻、极度诡谲的商人，施展了一般商人难以想象也无法仿效的手段，以不长时间的经营，迅速成为经济实力急剧膨胀的泼天富贵。西门庆一夜暴富的发家史以掠色掠财开篇，通过几次娶妾的婚姻谋取了大笔嫁资，不费吹灰之力完成了资本的积累。他从李娇儿那里攫取其当妓女所私蓄的上千两银子，又骗取了孟玉楼、李瓶儿两位小妾的巨额财产，甚至连女婿陈经济转移到他那里保存的家产也被其占为己有，从而一跃成为富翁。

　　西门庆发财致富最主要的生意经，实际上并非孜孜于商业经营，而是他游刃有余地运作了一套无道无德的商业经。他不懂得礼义廉耻的伦理道德文化，更不明白勤俭诚信的商业行为规范，在他的心目中，钱权联袂是天经地义的事，与官府勾结谋取经商特权是他获取暴利的主要手段；垄断生意，唆使地痞、流氓、无赖打击同行也是他经商的成功经验；至于打通关节、买通钞关钱主事、大笔逃税漏税等违法行为，对他来说更是家常便饭。

　　说西门庆完全不懂经商之道也不尽然，他不仅懂得以钱生钱的道理，而且善于扩大再生产。他靠贩盐赚的钱买货投入他的缎子铺，获利后继续进货，本利越滚越大，到临死时，缎子铺已从一千两银子的本钱猛增到五万两。他能大胆地抓住机遇，套购外地客人的滞销货，以待日后盈利。搞多种经营也是他的一大本事，在经营中药店、缎子铺的同时，他又放高利贷、开当铺，同时在江湖上走标船（贩送货物的船只），把设店经营和长途贩运结合起来，因此经商规模令其他商人望尘莫及。

　　在《金瓶梅》一书中出现了众多西门庆的妻妾情妇，她们在作者笔下争芳斗妍、面貌各异，钩心斗角、性格不同。西门庆的三个妾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则是作者着重描摹刻画的人物，《金瓶梅》的书名正是从书中此头三号女主角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的。其中潘金莲与李瓶儿是西门庆众多妾中分量最重的两个人，当然也是《金瓶梅》中笔墨最多的两个人。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潘金莲，既美貌妖娆，静若幽兰，浑身充满了诡异的魅力；又嬉笑怒骂，动如狡兔，满怀原始的激情。可见她不仅艳压群芳，而且也最擅风月。从《水浒传》演绎到《金瓶梅》，她由小说中的配角华丽转身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出现在《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在经历、性格、生活等多方面得到重要充实，成为一个聪明伶俐、美丽风流、缠绵缱绻的高雅婵媛，但又是一个心狠手辣、搬弄是非、淫欲无度的市井泼妇。几百年来，她一直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不过历来也有不少人为她打抱不平，认为她是为了追求自由反抗旧伦理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先知先觉者。

　　在潘金莲之后心甘情愿地当了西门庆五妾的李瓶儿，是兰陵笑笑生不惜笔墨塑造的另一个丰满而生动的艺术形象，更体现出原创的独特性与超凡的艺术功力。李瓶儿的美貌并不亚于潘金莲，她也与潘金莲一样，旺盛的性欲在前两任丈夫花子虚、蒋竹山身上均未能得到满足，因此对此二人都表现了泼辣、强悍乃至狠毒的性格。但一旦身体和精神欲望都在西门庆这得到满足，李瓶儿就越来越显现出古典淑女的本性，变得小鸟依人般温和娴雅。在潘金莲施展的阳谋阴谋打击下，李瓶儿的精神和身体都走向崩溃，但西门庆对她献出的超越性享乐与世俗功利的真情挚爱，或许就是她作为贤妻良母的成功。

　　在小说后半部成为中心人物的庞春梅，本来只是潘金莲的一个贴身丫头，但天生一副傲骨，又因得宠于西门庆，并且潘金莲为成全自己的好事而离开她不得，与她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因此她不时任性的脾气使潘金莲要让她三分，西门庆也得依顺于她，至于孙雪娥这样的主子根本不在她眼里。高傲、艳情、负义、贪欲、残忍的春梅，陷入我行我素的无度淫欲，带着肚子中的私生子登上周府正室。终因欲火难耐，不守本分，天理不容，竟在29岁的青春年华时淫死于19岁姘夫小周义身上。

　　高明的作者以白描的手法，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连串各有个性特征的妇女形象，她们或狠毒、或高傲、或柔顺、或怯懦，读之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其中金、瓶、梅三位主角，无一不是活耻死亦耻的人间淫乱者，又都是以毒攻毒的社会报复者。但从根本上说，她们都遭受封建社会制度及礼教的迫害和蹂躏，不仅是身体上的摧残，还有精神上的奴役。死神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她们，她们的人生之路无一不是通往凄惨悲凉的终极，而且都在如花般的岁月终结生命。

　　写于明末的小说《金瓶梅》，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一面镜子，但何尝不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杰作呢。小说写的事仿佛历历在目，小说写的人似乎死而复生，当我们今天重读《金瓶梅》，倘若不知书名，也许会误以为在看一部现代小说。无可奈何花落去，风雨送走了西门庆、潘金莲之流的背影；似曾相识燕归来，飞雪又迎来了他们的幽灵。兰陵笑笑生的椽笔穿透了四百年，一直写到今天，难道他的慧眼真能看得那么远，看到今天的社会了吗？

　　三

　　冯梦龙认为的中国四大奇书中，竟有两大奇书被官方列为禁书，其一是以诲盗之罪被禁的《水浒传》，其二自然是以诲淫之罪被禁的《金瓶梅》。随后由这两本巨著演绎而来、脱颖而出的一朵奇葩《红楼梦》，也因诲淫罪被拉进禁书之列。时过境迁，如今《水浒传》、《红楼梦》早已与《三国演义》、《西游记》并列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其中《红楼梦》更被请上神坛，尊为宝典，但《金瓶梅》不仅被排挤于古典名著的门外，而且至今依然背负着淫书的嫌疑，犹抱琵琶半遮面，未能落落大方地直面市场和读者。可怜的《金瓶梅》，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认定为中国文学中的另类，一直无法见容于古今体制，然而它却不屈不挠顽强而快乐地存活着。

　　其实褒《红楼梦》贬《金瓶梅》的做法很不明智，至于扬《红楼梦》禁《金瓶梅》的举动则更愚蠢，因为《红楼梦》乃是脱胎于《金瓶梅》之作，当然《金瓶梅》则又传承于《水浒传》。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中这三部奇书的内在联系，历来的学者早有共识。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创始人的俞平伯，在《读暣红楼梦暤随笔》中明确指出：《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三巨著实为一脉相连的，而《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关系尤为密切，它给本书以直接的影响。近代文学家、翻译家苏曼殊在《小说丛话》中也说过：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毛泽东对此问题更是语出惊人，1961年12月在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上他断言：《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

　　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在巍峨的中国人情小说书山中，《金瓶梅》和《红楼梦》无疑是两座高不可攀的峻峰，而在两部巨著中，《金瓶梅》堪称开山之作，《红楼梦》继承和发展了其文学成就，成为人情小说的顶峰之作。早在19世纪，脂砚斋评点《石头记》庚辰本第十三回，就加以眉评说，曹雪芹深得《金瓶》之奥。这句话言简意赅，揭示了《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因为这两部书之间确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最突出的表现有两点：其一是题材的选择；其二是所叙述人物及语言。

　　《金瓶梅》以西门庆家庭的兴衰展现了一个时代，《红楼梦》则通过贾府一门的枯荣揭示了一个封建末世。如果说有所不同，则是《金瓶梅》以社会基层的市井家庭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而《红楼梦》捕捉的是上层社会的贵族家庭生活。同以现实社会和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两篇长篇小说，从不同的侧面完成了对社会某一断层的深入剖解，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人性世态及种种无法调和的矛盾，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大趋势。

　　《红楼梦》与《金瓶梅》所描写的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真实人物，不是被神化、丑化、理想化或妖魔化了的人。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实的人物。总之自《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鲁迅这段评论《红楼梦》的话，也同样适用于《金瓶梅》，而且两部小说所叙述的人物中，又都有一批有血有肉的妇女形象，作者正是通过对她们日常饮食起居、言语谈笑等琐碎细节的细微描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大背景、大矛盾和大趋势。

　　虽然《金瓶梅》中塑造的艺术典型，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略逊于《红楼梦》，但又不能不看到，《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又明显地具有从《金瓶梅》继承和发展的痕迹。如王熙凤与潘金莲、尤二姐与李瓶儿、鲍二家的与宋惠莲、五儿与如意儿、清客与帮闲、王夫人与吴月娘等，都使人有从《金瓶梅》投胎于《红楼梦》而重生之感。《金瓶梅》对李瓶儿丧事的描写，用了几大回的文字；《红楼梦》写秦可卿归天，也花费不少笔墨。俞平伯指出：叙秦氏死后买棺一节，几乎全袭用《金瓶梅》李瓶儿之死文。连《红楼梦》的色、空观念以及堪称《红楼梦》副主题歌的《好了歌解》，也基本上从《金瓶梅》沿袭而来。

　　大量运用方言土语，也是两部作品的共同特点。相形之下，《金瓶梅》对若干民众中流行的粗言秽语，几乎采用了拿来主义，有不少地方给人以堆砌累赘的感觉；而《红楼梦》则注意审慎地选择提炼，更体现了语言的艺术美。但也毋庸忌言，《金瓶梅》中许多语言在《红楼梦》中都可以寻觅到。如《金瓶梅》中：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破着一命剐，便把皇帝打，自古道：千里长棚也没有不散的席等语言，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红楼梦》中：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席，倒真像是儿女自幼学得的母语，长大后也改不了。

　　两部灵犀相通、思想相连的伟大著作，却给常人留下了不同的解读，祸根全在《金瓶梅》对性事的描述上。对此，二十多年从未间断地阅读思考《金瓶梅》的金学名家王汝梅指出：表面看《金瓶梅》充斥全书的都是性，但深入分析，却能读出16世纪人们对人生短暂欢愉背后长久痛苦、悲哀的困惑。不幸的是，井蛙不可语于海者，夏虫不可语于冰者，那些以情色肉欲为原始资本进行炒作赚钱的文化商人毫不为学者们对《金瓶梅》深入透彻的评析所动，于是被绑架的《金瓶梅》又难免一劫——何止一劫，而是九劫十劫，还说不清将来会有多少次劫难。

　　四

　　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可谓奇中奇，堪称天下第一奇。《金瓶梅》之奇有四：一是首创天下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世情小说；二是敢冒大不韪，笔锋直指社会恶势力、官场丑幕以及最高统治阶层；三是独挑禁区帘，将家庭琐事、女人小事、床笫性事一股脑儿统统晒到光天化日之下；四是不署作者名，给后人留下了一堆扑朔迷离的历史谜团。

　　如此一部大作居然没留名姓，是何原因，有何隐衷；作者何人，何方人士，缘何写作？1932年，北平图书馆从山西介休收购到一部明刻本《金瓶梅词话》，版本刊行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刻本，刻本前还附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序的第一句话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显然，《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兰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该序最后一句话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但笑笑生只是虚假的笔名，作者究为何人？且慢，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

　　由此可知，笑笑生留下的唯一线索是明嘉靖年间一巨公、大名士。在长达近八十年的岁月中，众多学者循着这一条仅有的线索，争先恐后地走上独木桥，期望第一个走进柳暗花明又一村，拿到解开哥德巴赫猜想的金钥匙。学者们不辞辛劳地进行了大量的调研考证，迄今已提出七十个之多的（候选）作者名单。近三十年来，红学方兴未艾，金学愈来愈热，而在《金瓶梅》学术研讨中一个长盛不衰的课题，就是对小说作者真相的探讨。其中已有四种流传广泛、论证翔实的学说，广为人所接受，被称为《金瓶梅》作者的四大说，即王世贞说、屠隆说、李开先说和徐渭说。

　　在数十种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说法中，嘉靖间大名士王世贞说流传时间最久，早在明刻本《山林经济籍》和《万历野获编》中就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另有传说，王世贞曾将每页涂上砒霜的《金瓶梅》，送给严嵩之子严世蕃，并因此使他中毒身亡，因而报了杀父之仇。但经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学生吴晗考证，严世蕃并非死于中毒，在他于1934年发表的《金瓶梅的著者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论文中，证明《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大约是万历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2年）。以后更由于郑振铎、鲁迅、王采石等大家的极力否定，使王世贞说发生根本动摇。1979年朱星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许建平大力声援，使此说卷土重来。

　　屠隆说最早由著名金学家黄霖提出，屠隆是宁波市仓水街屠园巷人。黄霖围绕此说发表了八篇文章，提出七点论据，认为屠隆从宁波至京师，一生游历四方，深知商业内幕和市井风情，又从京官沦为乞丐度日，对人生和人心有透彻了解，因而才能写出这样一部小说。万历年间的《金瓶梅》版本由欣欣子作序，兰陵笑笑生著，作序者欣欣子是在明贤里写下这篇序言的。而明贤里就是宁波城中的鉴桥头乾溪里，经查家谱，欣欣子就是屠隆的族孙屠本畯。屠家最先是从常州迁徙至现在的宁波，常州当时又被称为兰陵，屠隆号笑笑先生，所以兰陵笑笑生就是屠隆。此说得到魏子云、刘孔付等学者的支持和发展。但随后徐朔方、刘辉等人撰文质疑，使屠隆说的理论弱点和内在矛盾充分地暴露出来。

　　李开先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脚注是吴晓铃所加，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已删除。此后吴晓铃赴美国讲学时明确提出了《金瓶梅》作者即李开先，并公开发表文章，他的学说得到了卜键等人的发展。但诚如多数研究者所指出的，李开先生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卒于隆庆二年（1568年），比绝大多数学者公认的《金瓶梅》作者生活年代早了约二十年；尽管他也曾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但一生大体顺遂，其心境与《金瓶梅》弥漫全书的怨愤和悲凉情调相距甚远。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难以从李开先角度解读《金瓶梅》。

　　1999年，潘承玉在其出版的专著《金瓶梅新证》中，提出《金瓶梅》的作者乃绍兴名士徐渭，为揭开《金瓶梅》作者之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证据。潘承玉从绍兴老儒说入手，追踪明代士人评价《金瓶梅》的蛛丝马迹，寻找《金瓶梅》抄本最初源头，追溯到徐渭手稿的唯一收藏者、管理者陶望龄。明末著名文学家袁宏道是较早获得《金瓶梅》抄本的人，而且首先将其见诸于文字记载，此抄本极有可能就是他在陶望龄那里看到的徐渭创作《金瓶梅》小说原稿。

　　根据潘承玉对小说文本的深入考究，最终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他提出《金瓶梅》的作者除了是位小说家，必定还是一位娴熟的戏曲作家、画家和善于写作官场应用文的幕客，同时具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各方言区（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及著书藏名入迷的爱好。横跨晚明三朝，集著名画家、小说家、戏曲作家、书法家于一体的徐渭，全部符合上述要素，完全有能力驾驭大部著作《金瓶梅》的写作。潘承玉发现《金瓶梅》和现有的徐渭存世作品，从情节各要素到语言各要素，两者都存在大量细微不觉、又无处不在的相同点和相似点，显示出几乎完全一致的知识视野、思想情趣和写作习惯，迄今无法找到第二个人物的文字，具有和《金瓶梅》如此的相关性。

　　通过对小说文本与明朝史实的研究，潘承玉又提出足以颠覆金学界传统论断的新观点：《金瓶梅》中所描写的地理原型并非山东清河县，而是浙江绍兴市，从而使绍兴文人徐渭是作者的可能性更加增大。徐渭一生命运多舛，悲愤自泄，成为其写作动机之一。为追怀良师益友、被严世蕃杀害的忠臣沈炼并为其鸣冤，是徐渭作《金瓶梅》的另一重要创作动机。徐渭的坎坷经历在其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阴影，特别表现在看待女性的问题上。这种病态促使徐渭从审丑的角度创作小说，妇女在他的笔下都成了迎奸卖俏的市井淫妇，官不为官，僧不为僧，开创了中国审丑小说的先河。

　　十多年间，潘承玉的徐渭说得到了胡令毅、邢慧玲等中美学者的丰富与发展，也越来越在金学塔尖绽放出耀眼光芒。几乎把毕生心血都献给金学研究的前辈专家吴敢教授，旗帜鲜明地评价潘承玉的徐渭说，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甚至包括主张屠隆说的黄霖教授和主张王世贞说的许建平教授，在认真审视了徐渭说的论证体系后，也都在有关论著中对潘承玉的研究给予肯定。尽管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研究仍然是各家众说纷纭，但是正如学者严云受所说，无论你是否接受潘承玉的观点，你都不能不被他提出的大量文本材料和相关资料所吸引，因而觉得颇受启迪。

　　无独有偶，另一位绍兴学者盛鸿郎经过八年潜心研究，于2005年9月以三十七万字的《萧鸣凤与金瓶梅》一书，破解了《金瓶梅》的诸多谜团。书中说：《金瓶梅》非山东人所作，而是绍兴人所为，作者应为山阴人萧鸣凤，徐渭等参与修改。《金瓶梅》是一部直指正德、嘉靖王朝的政治小说，小说主角西门庆是指居于西华门内豹房里、自封为大庆法王的正德帝；继承西门家业的玳安则是指来自安陆国的代王嘉靖帝。盛鸿郎考证认为，萧鸣凤是徐渭的表姐夫，他在编写徐渭年谱的过程中发现，从徐渭对萧鸣凤的三十五种别称和涉及有关问题的一百五十余篇诗文中，透露出了萧鸣凤门生徐阶为掩盖萧作《金瓶梅》的罪行；同时也记录了徐阶在徐渭政治风波中怕朝廷顺藤摸瓜从而泄露萧写书之事，策划将《金瓶梅》书稿转移到湖北麻城刘家的曲折经历。

　　哥德巴赫猜想尚无答案，《金瓶梅》的作者及地理原型争论迭起，所有依然是一头雾水。学术上的争论还在慢条斯理地进行，但西门庆的子孙后代却等不及了，他们不愿等书生空谈了，率先兴师动众、风雨大作地掀起了一场匪夷所思的西门庆故里争夺战，卷入其中的有山东省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省黄山市。其实西门庆不过是古典名著中虚构的一个艺术形象，子虚乌有，并无存在于某个地方实际生活的史实；而且他的故里究竟在山东、安徽还是浙江，都犹在调研考证之中。更何况这么一个背负千古骂名的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值得后人为他树碑立传吗？但事实是，在西门庆纵欲无度而丧命四百年后，居然受到一些政府官员的热追高捧，不仅被彻底平反，而且要追认他为文化产业英雄，其无知和荒诞不由得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