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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贵在自学成才——元末画家、诗人王冕

　　一

　　家乡文风甚盛，儿时就受到熏陶，加上有一个在上海书店工作的长兄，我凭借近水楼台源源不断地买来了当时在小地方不易购得的中国古典文学，有缘在较小年纪，就能大啃香喷喷的陈年大排骨，且啃得津津有味。首啃《水浒》，次啃《西游记》，再啃就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的故事情节远不如前两本有趣热闹，好在文章通俗易懂，不似《三国演义》那样非云即曰，有点涩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本书的作者吴敬梓善抓人心，如第一回楔子写得有头有尾，仿佛在茶馆听书，娓娓动听，是一篇绝妙的短篇传记小说。正是从这开篇的楔子中，我才得以与王冕这位家乡画家邂逅。

　　看来吴敬梓对王冕不仅十分敬仰，而且偏爱有加。诚然，在封建社会，王冕当数一位洁身自好的高人，而自学成才的不凡经历和超逸躬耕的隐世生涯，更衬托了他难能可贵的人格品行。不过，在吴敬梓笔下，王冕还是多多少少地被涂抹了几分闪光的金色，似乎成了深山修炼的高僧大师，或者是不受尘事羁绊的闲云野鹤。其实王冕是个凡人，凡人难免有七情六欲，活在人寰尘世，岂能不食人间烟火？身为鸿儒，王冕年青时也曾想为国为民做一番大事业。要做事就得先做官，做了官才有权有钱做事，道理明明白白，他能不追求功名吗？只是官场肮脏黑暗，社会不正之风猖獗，空有一肚子墨水、满腹经纶的王冕，却也只能落个屡试不仕的结果。

　　王冕（1287～1359年）是元代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他字元章，有很多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九里先生、江南古客、江南野人、山阴野人、浮萍轩子、竹冠草人、梅叟、煮石道者、闲散大夫、老龙、老村、梅翁，又别号梅花屋主。王冕是会稽诸暨（今浙江诸暨）人，其祖辈原居于关西王景（函谷关以西），十世祖王德元在宋朝做清远军节度使。王德元有两子，一叫王琪，曾任阆州观察使；一叫王琳，做过统制官。从王琳开始迁居诸暨，传到第七代王冕父亲时，王家已沦为一贫如洗的农民。

　　不用说，王冕没有中国极大多数文人墨客的福分，既非官宦世家出身，又无书香门第背景，他是个生长于穷乡僻壤的普通农家子弟。七八岁时，父亲叫他去放牛，他把牛放在草地上，自己就溜到私塾去听村童读书，一听就能记住。傍晚回来时，发现牛丢了，被他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可是他并不因此而罢，他母亲让他寄住在寺庙里，入夜他就坐在面目狰狞的泥塑神像膝上，借长明灯读书认字，书声琅琅一直读到天亮。

　　对王冕成长和成功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和灵感的，是其家乡诸暨的山水环境。诸暨是人所共知的越国美女西施故里，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水木清华、山川映发的越中山水的一部分。在景秀人丽的诸暨，有浣纱溪水幽咽，有汤江岩峰奇绝，有东白山石多姿，更有令人叹为观止的五泄瀑布壮观。王冕从小就放牧在这诗画一般的山水之间，面对碧波绿草和翠柳粉荷，虽能意会，不好言述，日久，不禁动起了学画的念头。

　　俗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自古至今，画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总有一种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神秘之感。一个没有什么见识的小牧童，凭着几年放牛的经历，竟异想天开地想登上艺术宫殿，不仅时人听了会感到不可思议，就是现在，人们大概也不敢点头称是。好在王冕身处偏僻的乡村，纯朴的村民对天大的事都不会大惊小怪，何况牧童学画这等区区小事。画得好，大家赞不绝口，予以鼓励；画不好，谁也不会评头品足，多加议论。总说人言可畏，但人言同时也可亲，舆论的友善，环境的宽松，比任何金钱、物质的嘉奖和支持都更为重要。而王冕的有心，更成了他进取的原动力。

　　于是王冕买来了画具颜料，白天在湖边放牧，闲来无事，细细观察红荷绿叶的千娇百媚，慢慢学着画下来，晚上依然去佛寺长明灯下读书自学。聪慧过人的王冕，无师自通，学画长进很快，荷花愈画愈像，画到三个月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着一张纸，好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王冕便将荷花画拿去卖，卖的钱拿回家孝敬母亲。因为荷花画得好，许多人争着要买，他的家境便因此渐渐好转，他的名声也渐渐远播。

　　安阳学者韩性听说王冕的故事，遂将其收作学生。在韩性和另一位老师王艮指导下，王冕继续深造，终成通儒。

　　二

　　从一个牧童起步，边牧边画，边耕边读，竟然成为驰名元明两朝、步入诗画双坛的名家，被载入中国的文学史和艺术史，王冕的经历和成就，的确富有传奇色彩。

　　王冕擅长画花，他是从画花自学成才的，通过笔下怒放的百花来讽喻世事时局，述说个人志趣。而在各色花卉中，王冕最爱梅花，画得最多的是梅花，名气最大、求者踵至的也是梅花，他题画的一卷梅花诗也备受盛赞。梅花清幽绝俗、丹心报春，是历代名家歌咏不尽的诗题。王冕的前辈乡贤陆游是爱国、爱乡也爱梅的诗人，屡屡以梅自喻，写下了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的赞梅诗；而他的另一同代乡人杨维桢又以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之诗句颂梅。隐士爱梅、咏梅、画梅，正是把高洁的梅当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花知己，也难怪苏东坡热情歌颂梅花的丰神和风骨，林和靖更把梅花视作爱妻。

　　画梅高手王冕最爱和最擅画的是墨梅。画墨梅始于北宋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华光法师（释仲仁），据说他看到月光把梅花映照在窗纸上，从梅影中得到启示，创造出用浓淡相间的水墨晕染方法画梅花。南宋另一画梅高手杨补之创造出两种画梅方法：一种是以墨笔圈出梅的花瓣，即所谓圈花法；另一种是用墨涂于绢上，烘托出梅花的白葩。

　　王冕继承了传统画法并有所创新，在圈花法上，他将杨补之的一笔三顿挫改为一笔两顿挫，即乾隆所说的钩圈略异杨家法。他画出的梅花如铁线圈成，虽不着颜色，却能生动地表现出千朵万蕊含笑盈枝的姿态。而他首创的以胭脂作没骨体，用朱色画红梅，鲜艳夺目，令人耳目一新。在绘枝干方法上，王冕注重质感的表现，用笔流畅、顿挫适宜、潇洒遒劲。他画新枝时，一笔拉几尺长，引枝断而复连、停而不滞，一气呵成，梢头露出笔的尖锋，显得灵气飞动、生机勃勃；他画老干时，笔锋顿挫，能将老干的苍劲表现得淋漓尽致。清朝何瑗王曾作《题王元章墨梅》诗赞曰：

　　山农笔力劲如铁，中有窈窕姿倾城。清标信有烟霞骨，补之而后存典型。

　　自北宋以来，历代画家画梅的作品不可胜数，但大多数只能描绘梅花的形貌，鲜有能入木三分地表现出梅花那种傲骨峥嵘、清雅高逸的内在精神的。王冕之所以能够在画梅上取得如此高超的成就，不仅依赖于他纯熟的技法，也有赖于他对高尚人格的追求。清人朱方霭在《画梅题记》中把王冕的作品与其人品联系在一起，赞道：

　　画梅须高人，非人梅则俗；会稽煮石农，妙笔绘寒玉。

　　文人画追求笔墨趣味，崇尚水墨写意，从中抒发个人情感，显示自己的孤傲正直性格。这种意识在王冕的题画诗中表现得更突出，他笔下的梅花正是他个人精神世界和情感激流的体现。在王冕的画和诗中，有反映人民疾苦的描述，有表达拒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意志，有流露爱国主义的热忱，有抒发自己的不凡抱负和隐居乐趣。王冕画梅重在画神，画梅须具梅骨气，人与梅花一样清，在梅中也只画疏旷平远的野梅而不绘金碧庄严的官梅。盖因野梅生长在山野清绝的地方，枝干挺拔劲直，尽自然之本性，也叫村梅；而官梅是由人工造作的，枝干盘曲媚俗，失却天真，或称宫梅。明人孙长真题诗《画梅辨难》说：

　　梅花取直不取曲，此理世人多未推。诗人独得梅清性，不画官梅画野梅。

　　在王冕留下了传世梅画中，有多幅墨梅画图。其中一幅著名的《墨梅图》，画的是一枝梅花，横斜在画幅的中间，数尺长的枝干挺秀劲拔，显得清高拔俗，十数朵含苞欲放的梅花清新秀丽。枝干与花蕊的布局，主次分明，穿插有致，疏密得当，层次清晰；花用淡墨点染，花瓣和花蕊用浓墨勾点，虽不设色，却能把梅花含笑盈枝的姿态生动地刻画出来。此画不仅表现了梅花的天然神韵，而且寄寓了画家高标孤洁的思想品格，尤其是画上的自题诗，更是点睛之笔：

　　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后人以神韵秀逸四字概括和评价王冕的墨梅风格，这种风格是他大胆创新和发展的画技所形成的。王冕画梅的成功首先是他的构图，构图有疏、密、不疏不密三种，首开密如繁花密蕊构图法的就是王冕。王冕画梅在对花朵与末梢枝干的处理上，摒弃释仲仁与扬补之的遗法，自成新意，形成枝繁花盛的特色，是对画梅艺术的一大贡献。清人朱方霭说：宋人画梅，大都疏枝浅蕊，至元煮石山农始易以繁花，千丛万簇，倍觉风神绰约，珠胎隐现，为此花别开生面。（《画梅题记》）

　　在王冕的画梅代表作《南枝春早》中，十分明显地体现了古人主张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构图观念。这种构图就是以密取胜，在枝干交错中，繁花簇簇点缀其间，疏密有序，密而不乱，繁而有韵。茂密处虽花枝满目却丝毫不显塞滞，疏朗处气息通畅又能够给人以水天无尽的遐思，更衬托出梅花的清雅高逸。在花瓣的画法上，王冕除采用一笔两顿挫的圈花法外，又开创破蕊法画出花蕊，使花瓣能够分出上下高低、阴阳向背，与自然法理相吻合。

　　王冕的画对明清画坛影响深远，那个时期摹仿他的笔法风靡一时。明朝画家刘世儒、陈宪章、王谦、盛行之等都是王冕的衣钵继承人，当时学他的画的还有周昊、孙从吉、王人佐、袁子初、林宏显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刘世儒，少时于故乡的石壁上看到王冕的梅花，特别喜欢，废寝忘食地学。学成之后，就背着画箱，踏遍名山幽谷，寻访梅花之奇，后来成了画梅高手。王冕为水墨画打下了稳固基础，引导了青藤（徐渭）、白阳（陈淳）等一代画家从摹古的清规戒律中跳出来，并通过发展与丰富，逐渐开辟了大写意与没骨花卉繁荣并峙的局面。

　　青藤画派始祖徐渭在旁人眼里，可谓睥睨一世、傲气凌人，却唯有对王冕的画推崇备至，还下大工夫学其墨梅，最后不得不服气地叹道：吾圈花少让元章笔，发干元章不若吾。扬州八怪中罗聘、金农、李方膺、汪士慎等人也都深受王冕的影响，如罗聘曾学他的圈白头花，金农、汪士慎则学他的千花万蕊，李方膺也学过他的水墨淋漓。清乾隆年间浙江山阴（今绍兴）画家童二树，以画梅称世，据说他在洛阳画的梅花悬之能引蜂蝶。他的画梅也是学王冕的笔法，还留有这么一则传说：二树生时，其母李太夫人梦一髯翁，驱一牛，负梅花而至，越日乃生。其髯翁即煮石山农王冕也，其画盖有所授也。（《碧溪诗》）

　　尽管王冕的遗作很少，使后人无法欣赏他各种绝奇的精彩作品，但他对水墨画的创新和成就，不断获得后世文人画家们的好评和赞美。明朝画梅高手姚淛诗曰：王家元章传墨法，雪月风烟种种奇。明初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刘基诗曰：会稽老王拙且痴，能画梅花称绝奇。明朝吴兴沈尧龙更是诗赞王冕为墨王：君身前是林处士，人间空复数墨王。

　　多才多艺的王冕除画梅技艺外，竹艺也颇负盛名。他还有一手特艺是治印，以花乳石作印材为其创始。据说他曾以花乳石自刻多枚印章，此举为后来的文人墨客所仿效，他们也都采石自刻印章，蔚然成风，使冷落的印学史也变得蓬勃兴盛起来。

　　三

　　元朝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化和经济都较落后的蒙古游牧民族，以其剽悍的铁骑，在中华大地横冲直撞，风卷残云般地摧毁了赵宋王朝。一个昏君和几个佞臣竟然能断送一个王朝！一本屈辱的宋史留下了血泪交织的教训，既是历史的悲剧，也足见体制的腐朽。从此，一群弯弓射大雕的武夫统治了万千笔墨著文章的儒生。

　　王冕是不幸的，不仅在于他诞生于贫苦的农家，更在于他诞生于野蛮的岁月。在他生活的年代，中国已处于风雨飘摇、社会动荡的混乱时期，大彻大悟的王冕虽然做了隐士，然而心灵深处却充满了痛苦和不安。贫寒的出身，漂泊的生涯，使王冕对社会教科书较一般文人懂得多，也体会得更深。其实王冕之隐，只能理解为放弃对仕途的追求，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然而他并没有与社会屏蔽、与人民隔离。因此，隐士落到了王冕的身上，才升华到了新的高度，不仅为游山玩水的谢安所莫及，为梅妻鹤子的林逋叹不如，甚至连归去来兮的陶渊明也难与之相伯仲。

　　异族带来的落后文化，窒息了唐诗、宋词的长江大河之源，使整个元朝无法产生出顶尖的诗人，也无法创作出杰出的诗词作品。在寥若晨星的元朝诗人中，王冕是最明亮的时代文星之一。王冕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己就是个质朴的农民，一生鄙视权贵、不进官场、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如同一条游在水里的鱼，他一生都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和农民大众在一起。因此他了解人民的苦难，明白现实的黑暗，他的诗文蕴涵了深刻的爱民、讽时、颂节、述志的悲愤而沉重的情感和内容。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对王冕评价说：冕本狂生，天才纵逸，其体排宕纵横，不可拘以常格。明朝开国元勋刘基在寓居杭州期间闻会稽王元章善为诗，士大夫之工诗者多称道之，恨不能识也。及至被羁管于会稽（今绍兴）后，他才始得尽观元章所为诗。他对王冕的诗有正确的评价：盖直而不绞，质而不俚，豪而不诞，奇而不怪，博而不滥，有忠君爱民之情，去恶拔邪之志，恳恳悃悃见于词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竹斋诗集·原序》）他还对王冕能为民喉舌、大胆申诉人民的苦难表示同情与敬佩；同时对为诗旨在自适的吟风弄月派予以指责。另一明朝开国功臣、文学家、史学家宋濂也对王冕的诗给予好评。

　　嘉庆四年，山阴诸暨文人郭毓得到新刻的王冕《竹斋诗集》后，欣喜若狂，当时虽是秋暑方盛，他在灯下一口气读完，连蚊虫的叮咬以及汗流浃背都无所感觉。读后他说：吾乡杨铁崖、王山农二公，诗文甲于元代。诸暨人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为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独领元文坛风骚四十余年，历来评价很高。郭毓将杨维桢和王冕二人评为诗文甲于元，并不为过。即使在现代文学史中，也认为元朝诗歌到王冕已达到高峰。

　　王冕的诗大都收入《竹斋诗集》中，诗的内容有《江南民》那样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有《喜雨歌赠姚炼师》那样揭露元朝统治阶级暴政的，有《冀州道上》那样反映民族矛盾的，有《孤松叹》那样表现自己钦崎磊落、孤傲正直的胸襟的。王冕的名诗《猛虎行》，对官府的残酷凶狠以及平民的悲惨凄苦，做了无情的揭露和强烈的对比，至今读来仍会令人不由得从心底深处钦佩他的感情和胆略：

　　去年江北多飞蟊，今年江南多猛虎。白日咆哮作队行，人家不敢开门户。长林大谷风飕飕，四邻食尽耕田牛。残膏剩骨委丘壑，髑髅哨雨无人收。老乌衔肠上枯树，仰天乌鸟为谁诉！逋逃茫茫不见归，归来又苦无家住。老翁老妇相对哭，布被多年不成幅。天明起火无粒粟，那更打门苛政酷。折髋败肘无全民，我欲具陈难具陈。纵使移家向廛市，破獍楔揄喧成群。

　　还有一种智勇俱备的气魄，表现于王冕对蒙古王朝的讥讽和抨击，例如他的《冀州道中》一诗，通过一位征戍老人的叹息，怒斥了元朝皇帝摧残悠久汉族文化的罪行：

　　切问老何族？云是奕世儒。自从大朝来，所习亮匪初。民人籍征戍，悉为弓矢徒。纵有好儿孙，无异犬与猪。

　　至今成老翁，不识一字书。

　　由于阶级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朝代的更迭已是势在必行，王冕也早就预测到天下将乱。古人总将人生世事的变化与天象星位相关联，于是吴敬梓也绘声绘影地记述了一段王冕夜观星象的故事：

　　此时正是初夏，天时乍热，秦老在打麦场上放下一张桌子，两人小饮。须臾，东方月上，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那些眠鸡宿鹭，阒然无声。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忽然起一阵怪风，王冕同秦老吓得将衣袖蒙了脸。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颗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

　　不管吴敬梓说的是实是虚，而王冕在《漫兴》两诗中对经济凋敝、文化衰废的元末社会，发出深沉的悲叹，却是他真实的情感流露：

　　一说妖氛起，生民欲断魂。村墟空壁落，市井变营屯。尽道无生计，谁为奉王尊？吾居更萧条，事业不须论。

　　处处言离乱，纷纷觅隐居。山林增气象，城郭转空虚。侠客思骑虎，溪翁只钓鱼。诸生已星散，那得论诗书！

　　王冕在《墨梅图》上那首著名的自题诗中，以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之句表明了其崇高品格和气节。在这首小诗中，还可以感到王冕流露出一丝自豪之气。在诗中他以吾家洗砚池头树开头，因为王姓是王冕的骄傲，东晋书圣王羲之不是也姓王，岂非就是我家的一员！书法家王羲之有描池学书，池水尽墨一说，而画家王冕也有洗砚的池塘与之匹配。王冕曾数谒兰亭，写下了不止一首好诗，其中一首题为《申屠子迪游兰亭，次韵答之》，诗云：

　　茂林修竹苍烟外，断碣荒亭古道傍。俯仰乾坤慨今昔，笑谈风月引壶觞。幽兰垂佩茎茎紫，佳菊团金朵朵黄。

　　谁信无钱陶处士，脱巾潇洒卧浔阳？

　　隐士不屑与高官权臣同流合污，然而却决不放弃与自己哪怕有一丝一毫关联的名士沾亲带故。

　　四

　　唐宋元明清，历数各朝风流人物，能以才称得上奇人而且又隐入高士之列的名士寥若晨星，王冕算得上一个。

　　青年时代的王冕，风华正茂，雄心勃勃，有过宏大的抱负，也曾一度热衷于功名。在他早期的诗中往往自比诸葛亮，如草堂欲作梅花梦，忽忆南阳有卧龙，近来草庐无卧龙，世上英雄君莫问等。但在屡试进士不第之后，他又忧虑地看到天下即将大乱，于是对仕途逐渐变得心灰意懒，兴趣索然。之后他焚毁文章，永绝仕途，到杭州作了第一次旅游，泛舟西湖，凭吊古迹，饱览了春日杭州的风光。他曾逛金陵、走潇湘、游洞庭，自称我昔曾穿谢公屐，散策曾寻谢公迹。他又登庐山、渡长江、到太行，自言我为爱竹足不闲，十年走遍江南山。

　　39岁那年，王冕开始了一次数千里的壮游。他从杭州乘运河船北上，过嘉兴、松江、镇江，到南京小住，又回到镇江，渡江到扬州，经徐州、兖州、济州直到大都（北京），并曾往来于居庸关、古北口之间，观察边塞诸险要，又出长城直至开平。一天他在大都南城登高望远，顿觉心旷神怡，但想起美好河山却在元朝的统治下，又不由得义愤填膺，吟下《南城怀古》（之一）痛斥引狼入室出卖民族利益的奸臣：

　　日上高楼望大荒，西山东海气茫茫。契丹踪迹埋荒草，女直烟花隔短墙。礼乐可知新制度，山河谁问旧封疆？书生慷慨何多恨，恨杀当年石敬瑭。

　　由于王冕的诗画风格特异，不同凡响，于是他声名鹊起。在大都期间，士大夫都争走馆下，向他求画梅花竹石，一时缣素山积，而他泼墨挥毫，千花万蕊，顷刻而就。据载，他不愿为元朝的达官贵人作画，曾画一幅梅花悬挂在墙壁上，并题诗云：冰花个个圆如玉，羌笛吹它不下来。其间王冕有过受荐做官的机会，但他当然不可能去蹈灭顶的宦海，何况这时已在元末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不愿作画也罢，王冕还经常讥讽元朝统治者，险些入狱。至正八年（1348年），他偷偷地逃回南方。

　　一路见闻，给王冕的文学、艺术生命灌注了新的营养和活力。中国古代的大文学家或艺术家，不论是杜甫、柳宗元、陆游还是徐渭，无不是在无奈地背井离乡的远行中，大开眼界，顿拓胸怀，写下了更上层楼的精品佳作。千里壮游，也使王冕进一步看破了人情势利，深切体会到自己孤傲正直的胸怀与残酷无情的现实是如此地格格不入。他在《南归》一诗中写道：

　　去岁离南去，今年自北归。过淮浑酒贱，出水白鱼肥。磊落同谁语，孤高与世违。最怜谯国子，潦倒说兵机。

　　回到家乡后，王冕就隐姓埋名，隐居于山明水秀的诸暨枫桥镇北九里山的水南村，自号老龙，把草堂取名耕读轩。隐士也不是那么好做的，称得上隐士者，至少得满足两条标准：一是名士，二必遁迹。世居深山的老农不能自诩隐士，而经常抛头露面出席庆典、宴会、首发式、座谈会的名流，也没有资格在名片上冠以隐士称号。做了隐士，自然要避开人事是非的纠缠和世事风雨的冲击，洒洒脱脱地，似在人间，却又不在人间。不过这只是理想王国，在现实生活中，隐得最深的隐士，也逃不脱无所不在的乌纱帽大人的管辖和干扰。历史上曾归隐不仕的谢安被朝廷强请下山，诸葛亮则是被刘皇叔礼请下山，可见这种管辖和干扰是很难抗拒的。隐士看似活得轻松潇洒，实际上却是艰难委屈，似离人间，其实不离人间。

　　做隐士还得有个前提，即应有丰实的家资，家徒四壁的隐士，成天为柴米油盐所困扰，又怎能与社会脱钩，也就无所谓遁迹了。因此，谢安那种富家隐士，隐得很舒适，而且美名传天下；林逋的隐士算是做到家了，不知道他的家底有多厚，据说仅靠种梅卖梅谋生，梅子是有季节性的，其他无梅季节何以谋生；而陶渊明要靠躬耕维持生计，尽管自谓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雅兴，但经济难免窘迫。王冕的隐居生活大概不会比陶渊明强多少，幸亏他有一手没骨花卉画的绝活，作画易米，是陶渊明所不具有的本事。曾学王冕画梅的明代大师徐渭，深知身居僻壤、以画换米的生活必然是艰苦的，关切地猜测王冕的一幅梅花究竟能换多少斗米：想见元章愁米日，不知几斗换冰枝。

　　九里山下的小小山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三家村，这里溪水如带，山峦叠翠，山光水色相映，处处鸟语花香。朴实的生活与清幽的山水孕育了王冕热爱生活、热爱劳动人民的性格，赋予他的诗画创作以浓厚的生活气息。诚如他在《满目青山轩》一诗中所述：

　　满目青山似画图，道人于此即安居。不知世上功名好，但觉门前车马疏。风月四时同笑傲，乾坤千古一蘧庐。我生亦有林泉癖，欲老衡茅愧不如。

　　在这个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山村中，王冕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当然他的生活并不是诗情画意的，在这里他种豆三亩，粟倍之，梅千树，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芝园后集》卷十）。白天种粟锄豆，灌园养鱼，晚上读书作画，过着清苦幽独但在他看来却是怡然自得的生活：

　　山中煮石乍归来，满树琼花顷刻开；仿佛暗香生卷里，夜寒明月与徘徊。

　　王冕隐居以后，世事变更，已无多大的骚扰了，本以为从此可以安心地做天外客了。然而，安心中还有不安心的时候，做隐士实在太难了，这次作难来自起兵抗元的一代枭雄朱元璋。朱元璋平定婺州，攻取越州，屯兵九里山，闻王冕大名前往拜访，拟授以谘议参军，但未就。元惠宗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以兵请王冕为官，而又遭王冕以出家相拒。

　　《儒林外史》不吝笔墨，着重渲染了一段明太祖朱元璋慕名求访和封官王冕，而王冕则不亢不卑、婉拒封爵的故事。

　　但是诗画再佳、才艺再高，王冕也无法将自己的才能施展于治国平天下，年青时有过做一番事业的抱负，早已成了断线的风筝，在蓝天白云中消逝了。纵然做了隐士高人变得淡泊人生，纵然成了名士文人得以慰藉生平，但是自己毕竟是一个布衣、一介乡民，既无光宗耀祖之荣，又无封妻荫子之幸。因此，一旦触景生情，刺痛了那一根敏感的神经，也会发出天公何不平、人生何不幸的悲叹。王冕在一次寻访兰亭、缅怀王家高祖王羲之时，目睹古迹荒芜，不禁想到自身的凄凉，满怀悲愤写下了《过兰亭有感》，在诗的结尾留下了难言的心头之怅：

　　故人不见天地老，千古溪山为谁好？空亭回首独凄凉，山月无痕修竹少。

　　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古稀名流王冕病故了，病故在他晚年隐居的偏僻山村，据传他的墓在兰亭。他的同宗先祖王羲之如此喜爱兰亭，却无缘在此栖魂，王冕受到家乡的厚爱，乡人们为他选择了一席理想的风水宝地供其安眠，希望他面对佳山丽水，永远地写下去、画下去。但是不知道有无后人寻访过他的宿地，可能早就荡然无存了。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试想一个农人，建造得起坚固宏大的坟墓吗？一抔黄土，几丛茅草，又能保存多久？

　　可敬可颂的王冕，从贫穷中进入世界，又在贫寒处告别世界。他的一生，是悄无声息地来，又默不作声地走。

　　王冕，作为一位隐士，隐得真切、隐得真诚、隐得真心。唯其真隐士，才使他在后人的心中活得更久、隐得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