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王韬的欧洲之行，使其从中西文化交流中，拓开思路，充实新知。他于1870年到达香港后，决定从办报入手，宣扬“变法自强”。
这时，英国人办的中文报纸《华字日报》刚创刊，王韬及其友人黄平甫积极为该报撰稿，王韬编译的《普法战纪》在《华字日报》连载，酣畅笔墨，神采飞扬。上海《申报》评价他的文章说：“飞毫濡墨，挥洒淋漓，据案伸笺，风流蕴藉。”1873年，他们投资筹办中华印务局，次年创办了《循环日报》，由王韬任主编。这是中国创办的第一份传播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的报纸、一张办报时间长且影响深远的报纸。
和当时一般外文报纸不同，《循环日报》每天都刊载一篇政论文章，绝大多数出自王韬手笔。从1874年到1884年这十年中，王韬撰写的对海内外影响较大的政论有《变法》（上、中、下）、《变法自强》（上、中、下）、《洋务》（上、中、下）、《重民》（上、中、下）、《尚简》以及《治中》等数百篇政论文章，多数后来被收集在《弢园文录外编》中。这些政论系统地宣传他的“变法”主张，具体提出变法图强的纲领。
王韬的政论凸显一个“变”字。他用进化论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外历史演变，他说“中国正处于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国势愈来愈糟，要想转弱为强，别无他法，“一变而已矣”。他提出“富强即治国之本”，富强之道，必须“先富而后强”，为此，应该广贸易，开煤矿，办铁路，兴织纴，造轮船，主张“民间自产公司”，兴办工矿交通事业。他的这一套“变”的方案，是其考察西方的结晶。他谈论的都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鸣锣清道。
但是王韬不主张“速变”，而是提倡“渐变”。鉴于社会封闭、民智未开、长期停滞等国情，多数中国人难以承受“突变”。变法太速，宛如“寒暑骤更，冰炭立异”，可能招致社会动荡；只有“渐变”才能真正取得效果。
他在政论中指出，当时世界上的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三者孰优孰劣？王韬认为，君民共主，可以实现“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是三种政体中最好的一种，也就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
对于政治改革，王韬提出首先要“重民”，就是“开言路，启民智，得民心”，“以民为重”。具体要求是：让民众自由择业，使“工农商学各探其业”，民有所难，政府救恤，民有所求，尽力帮助，允许人民发展工商业，自办公司，让民众得利。他建议各省省会都要办报，扬善贬恶感化人心，了解世情。在他的政论中，他不厌其烦地介绍西方的议院制，认为这是“民众言政议政”的机构。
他尖锐批评捐纳为官的弊政，从而使朝廷变成买官卖官的“市场”，其危害大则祸国殃民，小则空糜廪禄，故提出“裁撤冗员，清理仕途”，撤裁旧官僚而延用新人。他揭露律例繁多，刑狱琐碎，官吏由此舞文弄弊，黑幕重重；他赞美中国古代法律“尚简”，介绍西方国家法律简明，政治清明，提出“改革律例，简化繁文”。他主张改革科举制度，用“科甲”和“保举”并行的办法取士。“科甲”考试分经学、吏学、掌故之学、词章之学、舆论、格致、天称、律例、辩论时事、直言极谏十科，士子可根据所长自由选习一门。“保举”是乡里推荐，专家评选。他建议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校，让学生掌握各科知识。
在军事方面，他提出改革武科武学，开展新式练兵，废弃落后的武器装备，全部使用西式装备。为此，他撰写了《火器略说》和《操肋要览》，前者介绍了西方最新枪炮制造；后者详细叙述了西方新式炮船的各种式样和制作方法，希望中国能从“仿制”到“精致”到“驾乎其上”，超过西洋。
他对清廷在外交上所持的依仗与外国签订成约就可相安无事的态度，提出能否守约取决于签约双方力量之均衡。他建议：要简派公使，组成办事效率高的使团；要多设领事，维护海外侨民应享有的权利；及时调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是我国最早提出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改革者。
上述种种，虽然只是“书生议政”，但王韬通过媒体舆论，勾勒出一幅励精图治、变法自强的壮阔图景，在一百二十多年前，在那拖长辫、裹小脚的时代，他的精辟论述就像阵阵惊雷，划破了“万马齐喑”的漆黑夜空。不少文章一发表，就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作为我国最早的报人，王韬开创了新闻史家所称的“政论时代”，以至在他以后的许多新闻界有识之士都把言论看做是报纸的“脊梁”。
面对列强欲壑难填、民族灾难日益加深的状况，王韬用尖锐的笔锋刺向殖民者。1874年，日本悍然出兵台湾，占领琉球，改名为日本冲绳县。就这一事件，王韬先后发表了《琉球朝贡考》、《驳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证》等多篇时论。针对英国侵占缅甸、法国入据越南、沙俄蚕食我东北和新疆领土，他都有专论予以揭露批驳。王韬的政论，思想新颖，说理严缜，观点明确，评述及时，笔锋犀利。如美国以澳门为基地贩卖华工，他为此撰文指责说，他们“至岁以中国十数万生灵掷于洪涛巨浸之中，殒于瘴雨蛮烟之地，此其戕我民命，辱我国体”，呼吁清朝当局“首宜索还澳门一隅”。
感情激荡，语言泼辣，他在写作上冲破旧时文的章法和笔触，形成全新的战斗文风，对国内文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既迥异于刻板的政策图解，又不同于一般枯涩论文的报刊政论文体，以其鲜明、活泼、敏锐的个性，深受读者欢迎，并在新闻界进步报人中代代相承。说到王韬的“政论体”，总会使人想到后来的梁启超、章太炎、邵飘萍、张季鸾、恽逸群、邓拓、赵超构等一连串报界前辈的名字。
王韬的新颖文风，和他迫切推动变革的豪情相辅相成，他写道：“文章所贵在乎记事述情，直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他的文章直抒胸臆，发自肺腑，不吐不快，故读来倍感真挚、亲切，从而形成报刊文字一大特色。四
王韬蛰居香港近二十年，其中曾数度回乡探省，直到1884年，得到李鸿章的默许，年近花甲的王韬终于回到故土，定居上海。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和二十三年前比较，国势更加凋颓，百姓灾难更加深重。他吸取当年文字祸的教训，不涉政治，冀期平安度过晚年，终此残生，所以每日载酒看花、放浪形骸，出没于灯红酒绿的青楼歌台，人称“风雅宗主”。诗人黄遵宪以惋惜的笔触写下了《怀王紫诠》：
走遍寰球西复东，蓴鲈归隐川吴淞。
可怜一副伤时泪，洒尽吞花卧酒中。
这正反映了王韬退隐上海时内心的痛苦和矛盾。
国势每况愈下，在中法战争中，清廷一味妥协，结果法国“不胜而胜”，中国则“不败而败”。王韬日夜不安，“每及时事，往往愤懑郁勃，必倾吐而后快，甚至叹息泣下”。作为一个中国人，时事不让他继续“风雅”下去，他不顾环境的险恶，重新拿起笔来，在《申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变法维新。《申报》和《新闻报》几位主编常向他请教办报经验，他虽然没有担任这两家报社的实职，但始终影响着这两张报纸的办报思想。作为报界前辈，他受到人们的尊敬。
1887年，王韬应邀担任格致书院掌院，这是我国第一所教授西方自然科学的新型学院。王韬一到任就抓了两件事，一是增设学童班，从娃娃抓起，学习西方语言和自然科学知识；二是改变办院宗旨，把原来单纯学习西方科技改变为在学科技的同时更要关心国事时政；在教学方法上，提倡自由讨论，改变“满堂灌”。学院风气大为活跃，在校园里评论时政，蔚然成风。
在王韬办学思想推动下，格致书院“讲求西学，揣摩时局”，成了吸引四方之士、传播西学、支持维新变法的阵地，迎来了“格致黄金时代”。格致的莘莘学子在历史大变革中，向社会灌输新知，启蒙民智，大造舆论，实现了从改良主义者向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过渡。而这位坎坷大半生、晚年仍壮心不已的老人说：“为国家培植人才，教育后世，夫岂有涯哉！”
更引人注目的是王韬和孙中山的见面，孙中山是由同乡、广东实业家郑观应的介绍认识王韬的。这是1892年2月的一天，在上海的一所私寓里，年近七十的王韬会见了青年孙中山，身穿长袍马褂的王韬，同气宇轩昂、一身紧领制服的孙中山促膝长谈。孙中山向王韬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并请王韬帮助他转一封重要书信，交给当时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这就是著名的《上李鸿章书》。王韬和孙中山一见如故，他决定帮助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同年秋天，孙中山和李鸿章在天津会面，孙中山向他提出“人尽其才，地经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变革主张。
王韬返沪后的十三年中，一直疾病缠身。1897年秋，这位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中国报业的开拓者，在寓所城西草堂溘然辞世，年70岁。
王韬死后第二年，“戊戌变法”开始，王韬多年播下的星星火种，燃起了荧荧火苗，但只有一百零三天，“变法”就遭到清廷的血腥镇压。修修补补的改良之路，在中国断然行不通！任何名医良方，都挽救不了“病入膏肓”的封建王朝，王韬呕心沥血的苦心设计，不过是“乌托邦”而已。
王韬生前有句名言：“不作人间第二流，奔腾万里驾轻舟”，这句话为后世无数仁人志士所传诵。它可以作为王韬一生的写照：他协助英人理雅各编译了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一流经典，至今西方国家仍奉为圭臬；他在香港主办了一流的《循环日报》，开创了“政论时代”和“政论体”，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流报人”；他向国人传播西方文化，为维新派勾勒变法图景，都取得显著业绩；他办了当时国内一流的新式学校格致书院……
王韬一生学贯中西，留下著作五十多种。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弢园文录外编》和《弢园尺牍》，前者是集《循环日报》政论精华汇编而成的政论文集，后者是王韬通信集，体现他对各个领域的改革思想。这两部著作反映了他的生活轨迹、思想演变过程，也汇集了近代早期改良主义理论的精髓。
在王韬已出版的著作中，还有《蘅华馆诗录》、《瀛壖杂志》、《海陬活游录》和文言短篇小说集《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等。其中，《淞隐漫录》是他“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用“聊斋体”编写的短篇故事，从1884年开始在《申报》的《画报》上连载，每月三期，到1887年底才刊登结束。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评价说：
迨长洲王韬《遁窟谰言》（同治元年成）《淞隐漫录》（光绪初成）《淞滨琐话》（光绪十三年序）……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
是的，王韬生活在“花月之光迷十里，笙歌之声沸四时”的上海滩，他反映了与蒲松龄迥然不同的社会生活现实。由于他仿照《聊斋》模式，故连载时又名为《绘图后聊斋志异》，作为当时的通俗小说，曾经广泛流传，风靡一时。
吴淞江水悠悠流淌，甫里塘波潺潺荡漾，河道纵横，拱桥石林，小镇宁静，古意盎然。为了缅怀这位站在当时历史潮头的一代名贤，如今甪直镇已建造起王韬纪念馆。在这里，我们听到一个小故事，据说王韬年近五十时，仍膝下无子，友人劝他纳妾生子，以延后嗣，他却慨然答道：“人为什么非得儿孙传代？我假如能把写的文章留给后世，使五百年后，姓名还挂在读者嘴上，则胜过一碗祭供的酒饭多之矣！”
诚哉斯言！从其琳琅满目的著作，人们欣慰地看到，他的愿望实现了。
§§从地狱走出来的乐师——现代民间音乐家阿炳
这时，英国人办的中文报纸《华字日报》刚创刊，王韬及其友人黄平甫积极为该报撰稿，王韬编译的《普法战纪》在《华字日报》连载，酣畅笔墨，神采飞扬。上海《申报》评价他的文章说：“飞毫濡墨，挥洒淋漓，据案伸笺，风流蕴藉。”1873年，他们投资筹办中华印务局，次年创办了《循环日报》，由王韬任主编。这是中国创办的第一份传播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的报纸、一张办报时间长且影响深远的报纸。
和当时一般外文报纸不同，《循环日报》每天都刊载一篇政论文章，绝大多数出自王韬手笔。从1874年到1884年这十年中，王韬撰写的对海内外影响较大的政论有《变法》（上、中、下）、《变法自强》（上、中、下）、《洋务》（上、中、下）、《重民》（上、中、下）、《尚简》以及《治中》等数百篇政论文章，多数后来被收集在《弢园文录外编》中。这些政论系统地宣传他的“变法”主张，具体提出变法图强的纲领。
王韬的政论凸显一个“变”字。他用进化论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外历史演变，他说“中国正处于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国势愈来愈糟，要想转弱为强，别无他法，“一变而已矣”。他提出“富强即治国之本”，富强之道，必须“先富而后强”，为此，应该广贸易，开煤矿，办铁路，兴织纴，造轮船，主张“民间自产公司”，兴办工矿交通事业。他的这一套“变”的方案，是其考察西方的结晶。他谈论的都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鸣锣清道。
但是王韬不主张“速变”，而是提倡“渐变”。鉴于社会封闭、民智未开、长期停滞等国情，多数中国人难以承受“突变”。变法太速，宛如“寒暑骤更，冰炭立异”，可能招致社会动荡；只有“渐变”才能真正取得效果。
他在政论中指出，当时世界上的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三者孰优孰劣？王韬认为，君民共主，可以实现“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是三种政体中最好的一种，也就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
对于政治改革，王韬提出首先要“重民”，就是“开言路，启民智，得民心”，“以民为重”。具体要求是：让民众自由择业，使“工农商学各探其业”，民有所难，政府救恤，民有所求，尽力帮助，允许人民发展工商业，自办公司，让民众得利。他建议各省省会都要办报，扬善贬恶感化人心，了解世情。在他的政论中，他不厌其烦地介绍西方的议院制，认为这是“民众言政议政”的机构。
他尖锐批评捐纳为官的弊政，从而使朝廷变成买官卖官的“市场”，其危害大则祸国殃民，小则空糜廪禄，故提出“裁撤冗员，清理仕途”，撤裁旧官僚而延用新人。他揭露律例繁多，刑狱琐碎，官吏由此舞文弄弊，黑幕重重；他赞美中国古代法律“尚简”，介绍西方国家法律简明，政治清明，提出“改革律例，简化繁文”。他主张改革科举制度，用“科甲”和“保举”并行的办法取士。“科甲”考试分经学、吏学、掌故之学、词章之学、舆论、格致、天称、律例、辩论时事、直言极谏十科，士子可根据所长自由选习一门。“保举”是乡里推荐，专家评选。他建议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校，让学生掌握各科知识。
在军事方面，他提出改革武科武学，开展新式练兵，废弃落后的武器装备，全部使用西式装备。为此，他撰写了《火器略说》和《操肋要览》，前者介绍了西方最新枪炮制造；后者详细叙述了西方新式炮船的各种式样和制作方法，希望中国能从“仿制”到“精致”到“驾乎其上”，超过西洋。
他对清廷在外交上所持的依仗与外国签订成约就可相安无事的态度，提出能否守约取决于签约双方力量之均衡。他建议：要简派公使，组成办事效率高的使团；要多设领事，维护海外侨民应享有的权利；及时调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是我国最早提出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改革者。
上述种种，虽然只是“书生议政”，但王韬通过媒体舆论，勾勒出一幅励精图治、变法自强的壮阔图景，在一百二十多年前，在那拖长辫、裹小脚的时代，他的精辟论述就像阵阵惊雷，划破了“万马齐喑”的漆黑夜空。不少文章一发表，就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作为我国最早的报人，王韬开创了新闻史家所称的“政论时代”，以至在他以后的许多新闻界有识之士都把言论看做是报纸的“脊梁”。
面对列强欲壑难填、民族灾难日益加深的状况，王韬用尖锐的笔锋刺向殖民者。1874年，日本悍然出兵台湾，占领琉球，改名为日本冲绳县。就这一事件，王韬先后发表了《琉球朝贡考》、《驳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证》等多篇时论。针对英国侵占缅甸、法国入据越南、沙俄蚕食我东北和新疆领土，他都有专论予以揭露批驳。王韬的政论，思想新颖，说理严缜，观点明确，评述及时，笔锋犀利。如美国以澳门为基地贩卖华工，他为此撰文指责说，他们“至岁以中国十数万生灵掷于洪涛巨浸之中，殒于瘴雨蛮烟之地，此其戕我民命，辱我国体”，呼吁清朝当局“首宜索还澳门一隅”。
感情激荡，语言泼辣，他在写作上冲破旧时文的章法和笔触，形成全新的战斗文风，对国内文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既迥异于刻板的政策图解，又不同于一般枯涩论文的报刊政论文体，以其鲜明、活泼、敏锐的个性，深受读者欢迎，并在新闻界进步报人中代代相承。说到王韬的“政论体”，总会使人想到后来的梁启超、章太炎、邵飘萍、张季鸾、恽逸群、邓拓、赵超构等一连串报界前辈的名字。
王韬的新颖文风，和他迫切推动变革的豪情相辅相成，他写道：“文章所贵在乎记事述情，直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他的文章直抒胸臆，发自肺腑，不吐不快，故读来倍感真挚、亲切，从而形成报刊文字一大特色。四
王韬蛰居香港近二十年，其中曾数度回乡探省，直到1884年，得到李鸿章的默许，年近花甲的王韬终于回到故土，定居上海。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和二十三年前比较，国势更加凋颓，百姓灾难更加深重。他吸取当年文字祸的教训，不涉政治，冀期平安度过晚年，终此残生，所以每日载酒看花、放浪形骸，出没于灯红酒绿的青楼歌台，人称“风雅宗主”。诗人黄遵宪以惋惜的笔触写下了《怀王紫诠》：
走遍寰球西复东，蓴鲈归隐川吴淞。
可怜一副伤时泪，洒尽吞花卧酒中。
这正反映了王韬退隐上海时内心的痛苦和矛盾。
国势每况愈下，在中法战争中，清廷一味妥协，结果法国“不胜而胜”，中国则“不败而败”。王韬日夜不安，“每及时事，往往愤懑郁勃，必倾吐而后快，甚至叹息泣下”。作为一个中国人，时事不让他继续“风雅”下去，他不顾环境的险恶，重新拿起笔来，在《申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变法维新。《申报》和《新闻报》几位主编常向他请教办报经验，他虽然没有担任这两家报社的实职，但始终影响着这两张报纸的办报思想。作为报界前辈，他受到人们的尊敬。
1887年，王韬应邀担任格致书院掌院，这是我国第一所教授西方自然科学的新型学院。王韬一到任就抓了两件事，一是增设学童班，从娃娃抓起，学习西方语言和自然科学知识；二是改变办院宗旨，把原来单纯学习西方科技改变为在学科技的同时更要关心国事时政；在教学方法上，提倡自由讨论，改变“满堂灌”。学院风气大为活跃，在校园里评论时政，蔚然成风。
在王韬办学思想推动下，格致书院“讲求西学，揣摩时局”，成了吸引四方之士、传播西学、支持维新变法的阵地，迎来了“格致黄金时代”。格致的莘莘学子在历史大变革中，向社会灌输新知，启蒙民智，大造舆论，实现了从改良主义者向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过渡。而这位坎坷大半生、晚年仍壮心不已的老人说：“为国家培植人才，教育后世，夫岂有涯哉！”
更引人注目的是王韬和孙中山的见面，孙中山是由同乡、广东实业家郑观应的介绍认识王韬的。这是1892年2月的一天，在上海的一所私寓里，年近七十的王韬会见了青年孙中山，身穿长袍马褂的王韬，同气宇轩昂、一身紧领制服的孙中山促膝长谈。孙中山向王韬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并请王韬帮助他转一封重要书信，交给当时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这就是著名的《上李鸿章书》。王韬和孙中山一见如故，他决定帮助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同年秋天，孙中山和李鸿章在天津会面，孙中山向他提出“人尽其才，地经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变革主张。
王韬返沪后的十三年中，一直疾病缠身。1897年秋，这位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中国报业的开拓者，在寓所城西草堂溘然辞世，年70岁。
王韬死后第二年，“戊戌变法”开始，王韬多年播下的星星火种，燃起了荧荧火苗，但只有一百零三天，“变法”就遭到清廷的血腥镇压。修修补补的改良之路，在中国断然行不通！任何名医良方，都挽救不了“病入膏肓”的封建王朝，王韬呕心沥血的苦心设计，不过是“乌托邦”而已。
王韬生前有句名言：“不作人间第二流，奔腾万里驾轻舟”，这句话为后世无数仁人志士所传诵。它可以作为王韬一生的写照：他协助英人理雅各编译了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一流经典，至今西方国家仍奉为圭臬；他在香港主办了一流的《循环日报》，开创了“政论时代”和“政论体”，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流报人”；他向国人传播西方文化，为维新派勾勒变法图景，都取得显著业绩；他办了当时国内一流的新式学校格致书院……
王韬一生学贯中西，留下著作五十多种。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弢园文录外编》和《弢园尺牍》，前者是集《循环日报》政论精华汇编而成的政论文集，后者是王韬通信集，体现他对各个领域的改革思想。这两部著作反映了他的生活轨迹、思想演变过程，也汇集了近代早期改良主义理论的精髓。
在王韬已出版的著作中，还有《蘅华馆诗录》、《瀛壖杂志》、《海陬活游录》和文言短篇小说集《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等。其中，《淞隐漫录》是他“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用“聊斋体”编写的短篇故事，从1884年开始在《申报》的《画报》上连载，每月三期，到1887年底才刊登结束。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评价说：
迨长洲王韬《遁窟谰言》（同治元年成）《淞隐漫录》（光绪初成）《淞滨琐话》（光绪十三年序）……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
是的，王韬生活在“花月之光迷十里，笙歌之声沸四时”的上海滩，他反映了与蒲松龄迥然不同的社会生活现实。由于他仿照《聊斋》模式，故连载时又名为《绘图后聊斋志异》，作为当时的通俗小说，曾经广泛流传，风靡一时。
吴淞江水悠悠流淌，甫里塘波潺潺荡漾，河道纵横，拱桥石林，小镇宁静，古意盎然。为了缅怀这位站在当时历史潮头的一代名贤，如今甪直镇已建造起王韬纪念馆。在这里，我们听到一个小故事，据说王韬年近五十时，仍膝下无子，友人劝他纳妾生子，以延后嗣，他却慨然答道：“人为什么非得儿孙传代？我假如能把写的文章留给后世，使五百年后，姓名还挂在读者嘴上，则胜过一碗祭供的酒饭多之矣！”
诚哉斯言！从其琳琅满目的著作，人们欣慰地看到，他的愿望实现了。
§§从地狱走出来的乐师——现代民间音乐家阿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