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韬虽然在洋人办的书馆做事，但始终未忘却炎黄子孙的历史责任，他渴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并多次上书江苏巡抚徐君青和上海道吴晓帆，主张与英法修好，仿效西方，实行改革。但由于“言过切直”，王韬反被视为“狂生”、“叛逆”。对此，他自叹“虽有心救时，然进身乏术”，常常“痛哭流涕扼腕叹息”。在旧势力眼里，来自底层的声音，不仅人微言轻，简直是自作多情。
太平军占领江浙后，王韬回老家小住，结识了太平军逢天义刘肇钧，他是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王韬用“黄畹”化名上书太平天国当局，这个条陈转到忠王李秀成手中，但时隔不久，清军在洋人帮助下攻破李秀成王家寺大营，王韬条陈落入清军之手。这个条陈被层层上报，清统治者吓出一身冷汗。1862年4月，一道通缉令急如星火地从北京传来，同治皇帝谕旨：“……帷逆党黄畹为贼策划，欲与洋人通好……着曾国藩等迅速查拿，毋任漏网。”一时沸沸扬扬，在清朝官场，居然称他为“长毛状元”，是太平天国中的“重要人物”。
其实王韬只是上了个条陈。在太平军前期，颇有一番蓬勃景象。读书人投奔太平军、游说献策、上条陈提建议的，不知其数。我国最早留学美国归来的容闳，就曾经游说“天国”，并得到洪秀全的接见，而容闳后却成为曾国藩、李鸿章洋务运动中的重要助手。为什么王韬一纸条陈，却弄得清廷如此紧张？原因是，这个条陈的分量太重。
据众多野史所载，王韬条陈洋洋两万余言，向太平军献出袭取上海之策，他提议“请媾和外国，借其势以图中原”。《清稗类钞》道：“泽之数千言，皆足致官军于死命……忠王亡于此人（王韬），交臂失之，不可谓非清廷之福也。”《南园丛稿》记载：“同治元年三月，清人攻克七堡，得其书，阅之大惊，苏抚薛焕疏闻于朝，江南北大为戒备，至四月，李鸿章督师来上海，依为根据，遂平苏常，由忠王不用王韬之计也。”又是“大为戒备”，又是火速调兵遣将，足以说明王韬条陈戳中了清廷的“软肋”。所以，时人称他为“霸才”。所谓“霸才”，即称雄之才，辅佐主子成为“霸主”的“智囊”，如春秋战国时齐国的管仲、秦国的商鞅。事隔几年，清廷的黄遵宪、吴瀚涛随使美洲经过日本，与王韬相聚，吴瀚涛赋诗一首赠王韬：
铜琶高唱大江东，不许闲愁恼乃公。
四海霸才能有几？今宵欢乐又偕同。
然而这时的“霸才”却遭清廷通缉，避居上海英领事馆长达一百三十五天，连母死都不能回乡。最后在英国人帮助下，不得不出逃香港。
1862年10月4日，上海外滩码头，一个相貌平常、经过改装的青年，急匆匆地登上英国怡和洋行“鲁纳号”邮船，开始了长达二十三年的流亡生涯。他就是被通缉的“黄畹”——王韬。
王韬到达香港后，在英华书院任职，以后又担任英人罗郎也创办的《近事编录》主编。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是一位研究汉学的西方学者，他欢迎王韬的到来，始终以国士之礼优待。为了使欧美人士了解中国文化，理雅各正致力于《中国经典》的翻译编纂，他得到王韬的帮助，如虎添翼。本来就有着扎实经学功底的王韬，每译一经前都要广辑博集，收历代名家之说，并结合自己研究心得，作为译经参考。他先后助译了《书经》、《竹书纪年》、《诗经》、《春秋左氏传》、《易经》和《礼记》等。理雅各赞誉王韬是他所见到的“最博通中国典籍的中国学者”，他一再表示“感激而承认苏州学者王韬之贡献”。
1867年，理雅各邀请王韬去他家乡苏格兰续译《中国经典》，这成了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在理雅各家乡苏格兰北境的克拉克曼郡亨达利镇的杜拉村，王韬一住两年多，一边译书，一边浏览。他每到一处，必登岸考察当地民俗风情，将所见所闻记载在他的《漫游随录》一书中。在杜拉村居住期间，理雅各及其三女玛丽常陪同王韬游览邻近的杜拉山、坎伯古堡、替里扣特里镇、阿罗威、斯德零故宫和爱丁堡，参观爱丁堡大学，游览阿伯丁、亨得利、格拉斯哥、丹迪等地。王韬登上杜拉山，在山顶看到的奇异景象令他情不自禁地抒发下了“家乡不见空生哀”的感叹：
济胜渐无腰脚健，探幽陡觉心胸开。
泉声若共石斗激，岚影时与云徘徊。
眼前已觉九霄近，足底忽送千峰来。
天悦羁人出奇境，家乡不见空生哀。
这首《独登杜拉山绝顶》诗，咏异域他乡的山光秀色，抒写诗人遥想家乡的深沉感受，颇具特色，是清诗中少有的描写外国山水风光的作品。
王韬还访问了法国、俄国，两游伦敦，三访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离英后，他又访问了日本。很多新鲜事物使他惊异交集，如火车、自来水、煤气、马路上的洒水车、电报……他多次旁听英下议院开会，对“君民共主”的政体十分赞赏。而当他看到埃及的衰落时感慨万端，认为是由“闭关锁国”和“不知变通”所致，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中国经典》的出版，在西方引起轰动。至今虽已一百多年，但理氏译本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理雅各声名大振，获法兰西学院儒莲奖金、爱丁堡大学法学荣誉博士学位，并特邀为牛津大学首位汉学讲座荣誉教授。王韬也因此名噪一时，为英国社会所瞩目，各大学、教会和民间团体竞相邀请他讲学，成为英国最高学府讲坛上的嘉宾。
在牛津大学讲台上，王韬呼吁英国停止对华不平等行为，提出相互尊重、和睦共处。他对中西文化的异同做了具体比较，结论是“本质同而异”，他说：“东方西方心同理同，历史嬗递，发展演变，最终浮现出一个大同世界。”他是第一个走上牛津讲台的中国人，演讲的内容英人闻所未闻。据说，当时满堂听众的鼓掌蹈足声“墙壁为震”。此后，爱丁堡大学、苏格兰大学等高校和团体，纷纷邀请他讲学，各报舆论欢迎这位“东方学者”，他的手书、诗词被视为珍品，他的相片和题诗被悬挂于伦敦画室。
在英格兰海耳商会的座谈中，王韬大声疾呼鸦片害人。他说：“丝茶贸易，有利于英国和中国；鸦片则不同，除了英国获巨利外，对中国有百弊而无一利，其害不可胜言。这难道是正常的公正贸易吗？这就是自称为仁义文明之国的大不列颠王国的‘正义之举’吗？”
太平军占领江浙后，王韬回老家小住，结识了太平军逢天义刘肇钧，他是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王韬用“黄畹”化名上书太平天国当局，这个条陈转到忠王李秀成手中，但时隔不久，清军在洋人帮助下攻破李秀成王家寺大营，王韬条陈落入清军之手。这个条陈被层层上报，清统治者吓出一身冷汗。1862年4月，一道通缉令急如星火地从北京传来，同治皇帝谕旨：“……帷逆党黄畹为贼策划，欲与洋人通好……着曾国藩等迅速查拿，毋任漏网。”一时沸沸扬扬，在清朝官场，居然称他为“长毛状元”，是太平天国中的“重要人物”。
其实王韬只是上了个条陈。在太平军前期，颇有一番蓬勃景象。读书人投奔太平军、游说献策、上条陈提建议的，不知其数。我国最早留学美国归来的容闳，就曾经游说“天国”，并得到洪秀全的接见，而容闳后却成为曾国藩、李鸿章洋务运动中的重要助手。为什么王韬一纸条陈，却弄得清廷如此紧张？原因是，这个条陈的分量太重。
据众多野史所载，王韬条陈洋洋两万余言，向太平军献出袭取上海之策，他提议“请媾和外国，借其势以图中原”。《清稗类钞》道：“泽之数千言，皆足致官军于死命……忠王亡于此人（王韬），交臂失之，不可谓非清廷之福也。”《南园丛稿》记载：“同治元年三月，清人攻克七堡，得其书，阅之大惊，苏抚薛焕疏闻于朝，江南北大为戒备，至四月，李鸿章督师来上海，依为根据，遂平苏常，由忠王不用王韬之计也。”又是“大为戒备”，又是火速调兵遣将，足以说明王韬条陈戳中了清廷的“软肋”。所以，时人称他为“霸才”。所谓“霸才”，即称雄之才，辅佐主子成为“霸主”的“智囊”，如春秋战国时齐国的管仲、秦国的商鞅。事隔几年，清廷的黄遵宪、吴瀚涛随使美洲经过日本，与王韬相聚，吴瀚涛赋诗一首赠王韬：
铜琶高唱大江东，不许闲愁恼乃公。
四海霸才能有几？今宵欢乐又偕同。
然而这时的“霸才”却遭清廷通缉，避居上海英领事馆长达一百三十五天，连母死都不能回乡。最后在英国人帮助下，不得不出逃香港。
1862年10月4日，上海外滩码头，一个相貌平常、经过改装的青年，急匆匆地登上英国怡和洋行“鲁纳号”邮船，开始了长达二十三年的流亡生涯。他就是被通缉的“黄畹”——王韬。
王韬到达香港后，在英华书院任职，以后又担任英人罗郎也创办的《近事编录》主编。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是一位研究汉学的西方学者，他欢迎王韬的到来，始终以国士之礼优待。为了使欧美人士了解中国文化，理雅各正致力于《中国经典》的翻译编纂，他得到王韬的帮助，如虎添翼。本来就有着扎实经学功底的王韬，每译一经前都要广辑博集，收历代名家之说，并结合自己研究心得，作为译经参考。他先后助译了《书经》、《竹书纪年》、《诗经》、《春秋左氏传》、《易经》和《礼记》等。理雅各赞誉王韬是他所见到的“最博通中国典籍的中国学者”，他一再表示“感激而承认苏州学者王韬之贡献”。
1867年，理雅各邀请王韬去他家乡苏格兰续译《中国经典》，这成了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在理雅各家乡苏格兰北境的克拉克曼郡亨达利镇的杜拉村，王韬一住两年多，一边译书，一边浏览。他每到一处，必登岸考察当地民俗风情，将所见所闻记载在他的《漫游随录》一书中。在杜拉村居住期间，理雅各及其三女玛丽常陪同王韬游览邻近的杜拉山、坎伯古堡、替里扣特里镇、阿罗威、斯德零故宫和爱丁堡，参观爱丁堡大学，游览阿伯丁、亨得利、格拉斯哥、丹迪等地。王韬登上杜拉山，在山顶看到的奇异景象令他情不自禁地抒发下了“家乡不见空生哀”的感叹：
济胜渐无腰脚健，探幽陡觉心胸开。
泉声若共石斗激，岚影时与云徘徊。
眼前已觉九霄近，足底忽送千峰来。
天悦羁人出奇境，家乡不见空生哀。
这首《独登杜拉山绝顶》诗，咏异域他乡的山光秀色，抒写诗人遥想家乡的深沉感受，颇具特色，是清诗中少有的描写外国山水风光的作品。
王韬还访问了法国、俄国，两游伦敦，三访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离英后，他又访问了日本。很多新鲜事物使他惊异交集，如火车、自来水、煤气、马路上的洒水车、电报……他多次旁听英下议院开会，对“君民共主”的政体十分赞赏。而当他看到埃及的衰落时感慨万端，认为是由“闭关锁国”和“不知变通”所致，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中国经典》的出版，在西方引起轰动。至今虽已一百多年，但理氏译本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理雅各声名大振，获法兰西学院儒莲奖金、爱丁堡大学法学荣誉博士学位，并特邀为牛津大学首位汉学讲座荣誉教授。王韬也因此名噪一时，为英国社会所瞩目，各大学、教会和民间团体竞相邀请他讲学，成为英国最高学府讲坛上的嘉宾。
在牛津大学讲台上，王韬呼吁英国停止对华不平等行为，提出相互尊重、和睦共处。他对中西文化的异同做了具体比较，结论是“本质同而异”，他说：“东方西方心同理同，历史嬗递，发展演变，最终浮现出一个大同世界。”他是第一个走上牛津讲台的中国人，演讲的内容英人闻所未闻。据说，当时满堂听众的鼓掌蹈足声“墙壁为震”。此后，爱丁堡大学、苏格兰大学等高校和团体，纷纷邀请他讲学，各报舆论欢迎这位“东方学者”，他的手书、诗词被视为珍品，他的相片和题诗被悬挂于伦敦画室。
在英格兰海耳商会的座谈中，王韬大声疾呼鸦片害人。他说：“丝茶贸易，有利于英国和中国；鸦片则不同，除了英国获巨利外，对中国有百弊而无一利，其害不可胜言。这难道是正常的公正贸易吗？这就是自称为仁义文明之国的大不列颠王国的‘正义之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