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时朝野一切酝酿变法的活动都经过翁同龢密奏光绪，他是“帝党”中坚，又是光绪的“首席智囊”，因此深受光绪的信任。传说慈禧偏袒北派，光绪则倾向于南派，当时人们开始称“李党”、“翁党”，以后又称为“后党”、“帝党”。
一个书生气十足的老夫子，被卷进尔虞我诈的官场斗争，结果必然凶多吉少。但甲午战战争惨败，《马关条约》签订，割台湾、旅顺、青岛、威海，举国愤慨，迫使朝廷中维新变法的步子加快。翁同龢破格求贤，冀匡时变，给维新人物以“游说公卿”推行变法的机会。他曾以帝师身份走访康有为，讨论变法。1895年7月，他支持强学会在北京成立，这个维新派的重要政治团体，聚集了当时社会各界精英，它以“挽救时局”为宗旨，演说、译书、办报，大张旗鼓地宣传变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一月，清廷总理衙门亲王大臣廷召康有为问话，翁同龢将双方对话经过奏报光绪，密荐康有为“才堪大用”。
朝野维新派逐渐形成气候，当廷臣纷纷上书请求变法维新时，翁同龢拟了《明定国是诏》，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正式颁布，宣布变法维新。所谓“明定国是”表示了变法决心，认为“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
这道诏书是温和的，只是提出“努力向上，奋发自雄，佩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当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迂谬空疏之弊”。诏书仅仅发问：“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诏书措辞委婉，只是说要遵循“圣贤义理之学”，仍不肯丢失“冬烘”之气；道理也说得不错，哪能用木棍去对付“坚甲利兵”呢？诏书避开了敏感的政体问题，但它却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帷幕。就是这样一道小心翼翼、委曲求全的诏书，也刺痛了慈禧等人的末梢神经，于是他们磨刀霍霍，决定动手了！
后世的史学家往往重视变法中的康梁和“戊戌六君子”，以及推行变法的一百零三天京华风云，却忽略了翁同龢。如果没有他的调节、周旋和倡导，就不会有戊戌变法。翁同龢，一代文宗，德高望重，在当时的维新派人士中，没有一个人能起到他所能起的作用。慈禧显然看得很清楚，她首先要除掉翁同龢。就在实行变法后的第四天，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一道朱谕突然将翁同龢开缺回籍。朱谕说：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适当，以致众论不服，屡次有人参奏。况且常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形于辞色，显露专揽大权，狂妄悖逆情况，决不能胜任枢机要职。本来还应彻查究竟，给予严肃惩办。姑念他在毓庆宫行走多年，不忍实加严责。即命翁同龢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翁同龢被罢，是戊戌变法中的重大谜团之一，朝野众说纷纭。但不管什么原因，翁同龢在变法中无可置疑和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早将他推至腹背受敌、举步维艰的境地，他的被罢，不过是朝夕之间的表露形式。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翁同龢被罢正预示了“戊戌变法”的最终命运。
翁同龢被罢官回籍，推行“新政”的步伐并未停止，其中一系列激烈的新政举措继续出台，对此慈禧均未表示反对，她在施展“欲擒故纵”的“传统”伎俩。慈禧对外国列强无可奈何，但她的那一套用来对付光绪和维新派，还是绰绰有余的。
天真而善良的人们，欣然看到一潭死水终于开始流淌，他们期待和盼望新政能带来生机。被开缺回籍六九高龄的翁同龢，于七月十七冒炎热酷暑，渡鄱阳湖，到他侄子江西藩司署理巡抚翁鲁桂署中暂住。这里电信方便，一旦复台，立即由翁鲁桂派人护送进京。但到了七月三十日，翁同龢的日记只删存“发京电”三字，然后黯然回乡。因为京中将有剧变，暴风雨即将来临！
风云突变，京华上空布满阴霾，霎时间狂风暴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八月初六（9月21日），慈禧突然出面训政，第三度掌握政权，光绪被幽禁于西苑瀛台，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御史杨深秀，以及光绪左右办理新政的四位军机章京（即被称为“四京卿”的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被斩（史称“戊戌六君子”），翁同龢的主要助手、曾任户部左侍郎的张荫桓被革职流戍新疆，并于1900年被杀。
政变原因据说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策动他带兵入京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袁世凯这个内奸立即回天津向荣禄告密，于是荣禄秘密进京，迅雷不及掩耳地拥护慈禧复出训政，这就是中外史家所称的“戊戌政变”。就这样，史称“窃国大盗”的袁世凯为虎作伥，彻底扑灭了漫漫长夜中的虚弱星火，而自己也因此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批政治投机客之一。
十月，已经被逼无路可走的翁同龢，如雪上加霜，又奉朱谕：
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的意图。以至甲午中日战役，信口雌黄，任意怂恿。办理各种事务，出现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年春天又力陈变法，滥保不适当的人，罪责不可逃避。事后追思，深为痛恨，前令开缺回籍，实在不足以抵罪，着令翁同龢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据说，在戊戌政变后，刚毅弹劾翁同龢曾向光绪帝保举康有为，慈禧遂再下“朱谕”。
尽管幸免了杀头灭族，然而作为变法主将之一的翁同龢，实际上同样成了戊戌变法的祭品。
一个书生气十足的老夫子，被卷进尔虞我诈的官场斗争，结果必然凶多吉少。但甲午战战争惨败，《马关条约》签订，割台湾、旅顺、青岛、威海，举国愤慨，迫使朝廷中维新变法的步子加快。翁同龢破格求贤，冀匡时变，给维新人物以“游说公卿”推行变法的机会。他曾以帝师身份走访康有为，讨论变法。1895年7月，他支持强学会在北京成立，这个维新派的重要政治团体，聚集了当时社会各界精英，它以“挽救时局”为宗旨，演说、译书、办报，大张旗鼓地宣传变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一月，清廷总理衙门亲王大臣廷召康有为问话，翁同龢将双方对话经过奏报光绪，密荐康有为“才堪大用”。
朝野维新派逐渐形成气候，当廷臣纷纷上书请求变法维新时，翁同龢拟了《明定国是诏》，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正式颁布，宣布变法维新。所谓“明定国是”表示了变法决心，认为“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
这道诏书是温和的，只是提出“努力向上，奋发自雄，佩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当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迂谬空疏之弊”。诏书仅仅发问：“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诏书措辞委婉，只是说要遵循“圣贤义理之学”，仍不肯丢失“冬烘”之气；道理也说得不错，哪能用木棍去对付“坚甲利兵”呢？诏书避开了敏感的政体问题，但它却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帷幕。就是这样一道小心翼翼、委曲求全的诏书，也刺痛了慈禧等人的末梢神经，于是他们磨刀霍霍，决定动手了！
后世的史学家往往重视变法中的康梁和“戊戌六君子”，以及推行变法的一百零三天京华风云，却忽略了翁同龢。如果没有他的调节、周旋和倡导，就不会有戊戌变法。翁同龢，一代文宗，德高望重，在当时的维新派人士中，没有一个人能起到他所能起的作用。慈禧显然看得很清楚，她首先要除掉翁同龢。就在实行变法后的第四天，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一道朱谕突然将翁同龢开缺回籍。朱谕说：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适当，以致众论不服，屡次有人参奏。况且常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形于辞色，显露专揽大权，狂妄悖逆情况，决不能胜任枢机要职。本来还应彻查究竟，给予严肃惩办。姑念他在毓庆宫行走多年，不忍实加严责。即命翁同龢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翁同龢被罢，是戊戌变法中的重大谜团之一，朝野众说纷纭。但不管什么原因，翁同龢在变法中无可置疑和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早将他推至腹背受敌、举步维艰的境地，他的被罢，不过是朝夕之间的表露形式。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翁同龢被罢正预示了“戊戌变法”的最终命运。
翁同龢被罢官回籍，推行“新政”的步伐并未停止，其中一系列激烈的新政举措继续出台，对此慈禧均未表示反对，她在施展“欲擒故纵”的“传统”伎俩。慈禧对外国列强无可奈何，但她的那一套用来对付光绪和维新派，还是绰绰有余的。
天真而善良的人们，欣然看到一潭死水终于开始流淌，他们期待和盼望新政能带来生机。被开缺回籍六九高龄的翁同龢，于七月十七冒炎热酷暑，渡鄱阳湖，到他侄子江西藩司署理巡抚翁鲁桂署中暂住。这里电信方便，一旦复台，立即由翁鲁桂派人护送进京。但到了七月三十日，翁同龢的日记只删存“发京电”三字，然后黯然回乡。因为京中将有剧变，暴风雨即将来临！
风云突变，京华上空布满阴霾，霎时间狂风暴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八月初六（9月21日），慈禧突然出面训政，第三度掌握政权，光绪被幽禁于西苑瀛台，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御史杨深秀，以及光绪左右办理新政的四位军机章京（即被称为“四京卿”的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被斩（史称“戊戌六君子”），翁同龢的主要助手、曾任户部左侍郎的张荫桓被革职流戍新疆，并于1900年被杀。
政变原因据说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策动他带兵入京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袁世凯这个内奸立即回天津向荣禄告密，于是荣禄秘密进京，迅雷不及掩耳地拥护慈禧复出训政，这就是中外史家所称的“戊戌政变”。就这样，史称“窃国大盗”的袁世凯为虎作伥，彻底扑灭了漫漫长夜中的虚弱星火，而自己也因此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批政治投机客之一。
十月，已经被逼无路可走的翁同龢，如雪上加霜，又奉朱谕：
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的意图。以至甲午中日战役，信口雌黄，任意怂恿。办理各种事务，出现种种乖谬，以致不可收拾。今年春天又力陈变法，滥保不适当的人，罪责不可逃避。事后追思，深为痛恨，前令开缺回籍，实在不足以抵罪，着令翁同龢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据说，在戊戌政变后，刚毅弹劾翁同龢曾向光绪帝保举康有为，慈禧遂再下“朱谕”。
尽管幸免了杀头灭族，然而作为变法主将之一的翁同龢，实际上同样成了戊戌变法的祭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