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曾多次瞻仰“徐霞客故居”。徐霞客的故居在距离无锡市北郊不到二十华里的江阴马镇（现名霞客镇）南旸岐村。这是一座远离村庄的明式建筑，灰色围墙，黑色屋面，三面环水，门前是河庄白荡，水面宽垠，平静如镜，荡通七十二浜，水中游鱼历历可见。进院宅门外有一座古老的小石桥，名胜水桥。相传徐霞客当年外出旅行，常在这里登船。
现为“徐霞客纪念堂”的主体建筑是晴山堂，堂内四壁镶嵌着石刻七十七块，其中有倪瓒、宋濂、文徵明、祝允明、董其昌、米万钟、高攀龙和黄道周等八十五位名人的九十四篇诗文，碑文记载了徐氏家族的渊源和变迁，名曰“晴山堂石刻”。霞客堂内，朱窗雕墙，典雅幽静，堂左堂右画廊相连。沿着一条鹅卵石小径来到花木扶疏的后院，就看到徐霞客墓。这里长眠着一位跋涉一生的游子旅人，墓碑是在清初刻制，上书“明高士霞客徐公之墓”。
每当来到这千古奇人的故园，我总是有这样的疑问：以徐霞客的坚韧个性和渊博学识，在以读书做官为读书人唯一出路的明代，他为什么不应试入仕，而要浪迹天涯？为此，我细读“晴山堂石刻”，仔细拜读吕锡生教授主编的《徐霞客家传》，接着又拜访江阴祝塘镇，此时在徐氏祖居镇编写镇史的学者正撰写“梧塍徐氏”一章，就是徐霞客家世。于是个中原委在我脑海中逐渐明朗起来，原来在徐霞客拒不出仕的背后蕴伏着徐氏家族在科举制度下的一幕幕悲剧。
徐氏家族对举业仕途的追求，可说是百折不挠、锲而不舍。从徐颐、徐元献、徐经到徐洽、徐衍芳，五世都有文名。然而，他们或英年早逝，或科场遭诬，或奔波流离客死异乡，或累试不第抱抑而终，用青春和生命换来的只是绝望和遗憾。它证实八股取士本身具有赌博性质和偶然性，以及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戏弄和戕害。到了徐氏第十六代，即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徐有勉是徐衍芳的第三个儿子，父祖科场受挫的教训，使徐有勉绝意仕途。他从事纺纱织布业的经营，闲暇时间在家种树养花，侍弄盆景，或者带三五家僮，乘一叶扁舟来往于无锡、苏杭之间，活得十分潇洒。只要有人劝他参加科举考试，他总是一言不答，掉头而去。
徐霞客字弘祖，是徐有勉的次子。徐有勉摒弃追名逐利的淡泊生活，对徐霞客无疑是有影响的。徐霞客出生在他祖父读书的“湖庄书屋”，徐氏是“书香门第”，藏书颇丰，这使他有条件博览群书，特别是他情有独钟的历史、地理、方志、游记之类的著作。据说他也曾下过科场，但只是应付了事，像他父亲一样，并不把功名当回事，并很快地从《四书》、《五经》和科举时文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立志漫游祖国名山大川。
帮助徐霞客摆脱名缰利锁、彻底绝意仕途的，是他的母亲王氏。徐霞客的母亲是一位卓越的妇女。她出生于江阴王姓大族，当她嫁给徐有勉时，徐氏家道已经中落。王氏是当地著名的织布能手，据说她机织的棉布“轻弱如蝉翼”，在苏杭一带能卖出与丝绸相同的价钱。她家有织机二十余张，是个织布小工场。她还在门前垦辟了大片园地种植扁豆和其他蔬菜，夏天就在豆棚架下纺纱织布。这种新兴的生产方式曾经使当时尚未受战火蹂躏的江南部分农家富裕起来，所以徐有勉夫妇的生活远比其他两个兄弟优裕，也资助了徐霞客长达几十年的旅行游历。
徐霞客19岁丧父，服孝三年期满，打算远游，但顾虑到母亲年已花甲，妻娇子幼，不便开口。但母亲反而勉励他说：“身为男子，志在四方，羁留家园，一如篱内小鸡，车辕小马！”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言辞，实在使须眉自愧不如。她亲手为徐霞客整理行装，送儿起程。
徐霞客是个孝子，因老母年事已高，始终遵循“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古训，有时春夏秋三季出游，冬季回家陪伴老母。但这位母亲要儿子陪她去游句容茅山、游宜兴荆溪二十一洞。她兴致勃勃地走在儿子前面，并笑着问道：“你看，我还能走路，饭量也不错，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四百多年前中国还没有旅游业，旅游被人们看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浪荡”行为。但这位贤德能干的母亲，像徐氏先辈督促子孙攻举业、入仕途一样，鼓励爱子艰难跋涉、漫游山川，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见识！即使在几个世纪以后的今天，重读这位王孺人的“小传”和“墓志铭”，仍不免为这位伟大母亲旷古未闻的“奇行”而“拍案惊奇”。
“匡夫教子”是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它在徐母身上得到了完善的展现。徐霞客对母亲的深厚感情，恐怕也不是单用一个“孝”字就能概括的，她是儿子生活中的导师、事业上的知音。在徐霞客纪念堂的众多石刻中，有一块《秋圃晨机图》，画面上的徐母在豆棚瓜架下织布，这幅图是徐霞客请当时画家张苓石所作，由名家张大复作《记》，李维桢作《引》，夏树芳作《赋》，还有多种不同文体的名流题赞。1624年他母亲八十寿辰时，他特请著名文学家陈眉公撰写《寿序》。1625年，徐母病重，徐霞客衣不解带，伺候汤药，母亲吃不下饭，他也不吃，最后母亲只好勉强下咽几口。徐母病逝后，徐霞客凄然说：“母亲健在，我的身体属于母亲，今后我的身体只好交付给山水了。”
徐霞客有如此高的成就，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有一位识大体、有远见的好母亲。在徐霞客纪念馆，当人们瞻仰这位伟大先人的奇行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连名字也未留下的伟大母亲。从这些母慈子孝的感人事迹中，去细细品味和咀嚼融合于骨肉之情中而又超越骨肉深情之外的更加深刻、厚重的内核，从而使人领悟到，在远离朝堂的江南所出现的迥异于封建模式的家庭关系。
徐母死后，徐霞客拜辞父母坟墓，从此漫游天涯，不计程，亦不计年，旅泊岩栖，“持数尺铁作磴道，无险不披；能霜露下宿，能忍数日饥”，在敦煌鸣沙山以及昆仑、星宿海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徐霞客病逝于1641年，他死后不久，清兵入关南下，他的家乡遭遇烧杀蹂躏，长子徐巍遇难，手稿全部散失。后经其庶子李寄多年辗转奔波，从各地友人中访求残存手稿，加以整理成书。李寄别号昆仑山樵，也是一位“奇人”，他孤身隐迹，生活困苦，但坚决不入仕途，留有著作多种，包括史著、诗词和舆图，他的一生是另外一部“传奇”。
《徐霞客游记》的出版，是在徐霞客逝世一百三十五年后，即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初版木刻本共十二册，四十多万字；这部著作今已重新出版，有六十多万字，篇幅较旧版增加了2/3.既然是劫后残存的手稿，就很难说是徐霞客旅行日记的“全部”，但就是这部分手稿已充分反映了它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领域内举世公认的成就。
这本旅行实录凝聚着徐霞客毕生的心血和艰辛。他攀险峰、钻洞穴，穿飞瀑急流，遇巨蛇猛兽，遭瘴毒暴病，冒酷暑严寒，遭匪劫贼偷，经常处于缺食少衣的窘境，数回几乎丧生于悬崖绝壁，多次逢遇暴雨飓风袭击……然而，他不计生死，不计功利，凭着足迹所至而记载了第一手资料，丰富了人类文化科学宝库。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对祖国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的无比深情，是我们民族精神文明百花苑中的一朵“奇葩”。
如今，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中国旅游事业方兴未艾，但像徐霞客那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求取“实学”而进行的“文化之旅”或“探求之旅”，似乎为数不多。这些年来，徒步或自行车周游全国或“考察”长城、黄河、长江的“壮举”也屡见不鲜，徐霞客精神在发扬、徐霞客的事业后继有人，颇令人欣慰。但也有些“霞客传人”每到一地，第一站就是联系报社、电台、电视台，接受采访，之后通过新闻媒介求得首长签名或合影，然后带着这些资料再到另一处“表演”一番。这些“沽名钓誉”的“徐霞客”和真徐霞客比较，似乎差距就太大了。
旅游也需要多一点实实在在的文化底蕴，少一点浮躁和噱头。
§§与皇帝一同失败的帝师——清末政治家翁同龢
现为“徐霞客纪念堂”的主体建筑是晴山堂，堂内四壁镶嵌着石刻七十七块，其中有倪瓒、宋濂、文徵明、祝允明、董其昌、米万钟、高攀龙和黄道周等八十五位名人的九十四篇诗文，碑文记载了徐氏家族的渊源和变迁，名曰“晴山堂石刻”。霞客堂内，朱窗雕墙，典雅幽静，堂左堂右画廊相连。沿着一条鹅卵石小径来到花木扶疏的后院，就看到徐霞客墓。这里长眠着一位跋涉一生的游子旅人，墓碑是在清初刻制，上书“明高士霞客徐公之墓”。
每当来到这千古奇人的故园，我总是有这样的疑问：以徐霞客的坚韧个性和渊博学识，在以读书做官为读书人唯一出路的明代，他为什么不应试入仕，而要浪迹天涯？为此，我细读“晴山堂石刻”，仔细拜读吕锡生教授主编的《徐霞客家传》，接着又拜访江阴祝塘镇，此时在徐氏祖居镇编写镇史的学者正撰写“梧塍徐氏”一章，就是徐霞客家世。于是个中原委在我脑海中逐渐明朗起来，原来在徐霞客拒不出仕的背后蕴伏着徐氏家族在科举制度下的一幕幕悲剧。
徐氏家族对举业仕途的追求，可说是百折不挠、锲而不舍。从徐颐、徐元献、徐经到徐洽、徐衍芳，五世都有文名。然而，他们或英年早逝，或科场遭诬，或奔波流离客死异乡，或累试不第抱抑而终，用青春和生命换来的只是绝望和遗憾。它证实八股取士本身具有赌博性质和偶然性，以及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戏弄和戕害。到了徐氏第十六代，即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徐有勉是徐衍芳的第三个儿子，父祖科场受挫的教训，使徐有勉绝意仕途。他从事纺纱织布业的经营，闲暇时间在家种树养花，侍弄盆景，或者带三五家僮，乘一叶扁舟来往于无锡、苏杭之间，活得十分潇洒。只要有人劝他参加科举考试，他总是一言不答，掉头而去。
徐霞客字弘祖，是徐有勉的次子。徐有勉摒弃追名逐利的淡泊生活，对徐霞客无疑是有影响的。徐霞客出生在他祖父读书的“湖庄书屋”，徐氏是“书香门第”，藏书颇丰，这使他有条件博览群书，特别是他情有独钟的历史、地理、方志、游记之类的著作。据说他也曾下过科场，但只是应付了事，像他父亲一样，并不把功名当回事，并很快地从《四书》、《五经》和科举时文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立志漫游祖国名山大川。
帮助徐霞客摆脱名缰利锁、彻底绝意仕途的，是他的母亲王氏。徐霞客的母亲是一位卓越的妇女。她出生于江阴王姓大族，当她嫁给徐有勉时，徐氏家道已经中落。王氏是当地著名的织布能手，据说她机织的棉布“轻弱如蝉翼”，在苏杭一带能卖出与丝绸相同的价钱。她家有织机二十余张，是个织布小工场。她还在门前垦辟了大片园地种植扁豆和其他蔬菜，夏天就在豆棚架下纺纱织布。这种新兴的生产方式曾经使当时尚未受战火蹂躏的江南部分农家富裕起来，所以徐有勉夫妇的生活远比其他两个兄弟优裕，也资助了徐霞客长达几十年的旅行游历。
徐霞客19岁丧父，服孝三年期满，打算远游，但顾虑到母亲年已花甲，妻娇子幼，不便开口。但母亲反而勉励他说：“身为男子，志在四方，羁留家园，一如篱内小鸡，车辕小马！”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言辞，实在使须眉自愧不如。她亲手为徐霞客整理行装，送儿起程。
徐霞客是个孝子，因老母年事已高，始终遵循“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古训，有时春夏秋三季出游，冬季回家陪伴老母。但这位母亲要儿子陪她去游句容茅山、游宜兴荆溪二十一洞。她兴致勃勃地走在儿子前面，并笑着问道：“你看，我还能走路，饭量也不错，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四百多年前中国还没有旅游业，旅游被人们看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浪荡”行为。但这位贤德能干的母亲，像徐氏先辈督促子孙攻举业、入仕途一样，鼓励爱子艰难跋涉、漫游山川，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见识！即使在几个世纪以后的今天，重读这位王孺人的“小传”和“墓志铭”，仍不免为这位伟大母亲旷古未闻的“奇行”而“拍案惊奇”。
“匡夫教子”是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它在徐母身上得到了完善的展现。徐霞客对母亲的深厚感情，恐怕也不是单用一个“孝”字就能概括的，她是儿子生活中的导师、事业上的知音。在徐霞客纪念堂的众多石刻中，有一块《秋圃晨机图》，画面上的徐母在豆棚瓜架下织布，这幅图是徐霞客请当时画家张苓石所作，由名家张大复作《记》，李维桢作《引》，夏树芳作《赋》，还有多种不同文体的名流题赞。1624年他母亲八十寿辰时，他特请著名文学家陈眉公撰写《寿序》。1625年，徐母病重，徐霞客衣不解带，伺候汤药，母亲吃不下饭，他也不吃，最后母亲只好勉强下咽几口。徐母病逝后，徐霞客凄然说：“母亲健在，我的身体属于母亲，今后我的身体只好交付给山水了。”
徐霞客有如此高的成就，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有一位识大体、有远见的好母亲。在徐霞客纪念馆，当人们瞻仰这位伟大先人的奇行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连名字也未留下的伟大母亲。从这些母慈子孝的感人事迹中，去细细品味和咀嚼融合于骨肉之情中而又超越骨肉深情之外的更加深刻、厚重的内核，从而使人领悟到，在远离朝堂的江南所出现的迥异于封建模式的家庭关系。
徐母死后，徐霞客拜辞父母坟墓，从此漫游天涯，不计程，亦不计年，旅泊岩栖，“持数尺铁作磴道，无险不披；能霜露下宿，能忍数日饥”，在敦煌鸣沙山以及昆仑、星宿海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徐霞客病逝于1641年，他死后不久，清兵入关南下，他的家乡遭遇烧杀蹂躏，长子徐巍遇难，手稿全部散失。后经其庶子李寄多年辗转奔波，从各地友人中访求残存手稿，加以整理成书。李寄别号昆仑山樵，也是一位“奇人”，他孤身隐迹，生活困苦，但坚决不入仕途，留有著作多种，包括史著、诗词和舆图，他的一生是另外一部“传奇”。
《徐霞客游记》的出版，是在徐霞客逝世一百三十五年后，即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初版木刻本共十二册，四十多万字；这部著作今已重新出版，有六十多万字，篇幅较旧版增加了2/3.既然是劫后残存的手稿，就很难说是徐霞客旅行日记的“全部”，但就是这部分手稿已充分反映了它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领域内举世公认的成就。
这本旅行实录凝聚着徐霞客毕生的心血和艰辛。他攀险峰、钻洞穴，穿飞瀑急流，遇巨蛇猛兽，遭瘴毒暴病，冒酷暑严寒，遭匪劫贼偷，经常处于缺食少衣的窘境，数回几乎丧生于悬崖绝壁，多次逢遇暴雨飓风袭击……然而，他不计生死，不计功利，凭着足迹所至而记载了第一手资料，丰富了人类文化科学宝库。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对祖国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的无比深情，是我们民族精神文明百花苑中的一朵“奇葩”。
如今，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中国旅游事业方兴未艾，但像徐霞客那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求取“实学”而进行的“文化之旅”或“探求之旅”，似乎为数不多。这些年来，徒步或自行车周游全国或“考察”长城、黄河、长江的“壮举”也屡见不鲜，徐霞客精神在发扬、徐霞客的事业后继有人，颇令人欣慰。但也有些“霞客传人”每到一地，第一站就是联系报社、电台、电视台，接受采访，之后通过新闻媒介求得首长签名或合影，然后带着这些资料再到另一处“表演”一番。这些“沽名钓誉”的“徐霞客”和真徐霞客比较，似乎差距就太大了。
旅游也需要多一点实实在在的文化底蕴，少一点浮躁和噱头。
§§与皇帝一同失败的帝师——清末政治家翁同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