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治学的结晶。他在这部书的《自纪》中写道：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
从这段话中，我领略到两层意思：其一，这是顾炎武三十多年来读书心得的札记，以此整理成书；其二，书中不重复古人讲过的东西。这就决定了《日知录》是一部内容广博、见解独到的巨著。
《日知录》包括经义、政治、风俗、礼制、科举、艺文、杂论名义、考证旧事、论兵及少数民族、天象、术数、地理、杂考，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谓包罗万象。顾炎武在世时，于康熙九年刊行初刻本八卷；康熙十五年增改为二十余卷；在顾炎武逝世十三年以后，他的学生潘来才刊刻《日知录》全本，共三十二卷，这就是流传下来的“今本”。
作为顾炎武的代表作，《日知录》激烈批判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造成的恶果，鲜明体现了他“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他说，刘（聪）石（勒）乱华，是由晋末士大夫的清谈所致，但今日清谈，比前代更甚，昔日清谈是谈老庄，今日清谈是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结果是“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汉书》曰：“战克之将，国亡爪牙。”顾炎武用“爪牙”来比喻勇将、义士。
顾炎武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宋明理学，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己任，提倡“究六经之旨，急当事之务”的实学。他特别厌恶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和那些假道学先生的寡廉鲜耻，提出“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的宗旨，把严谨治学同培养道德情操结合起来，目的是“经世济民”。他辛辣地嘲讽宋明理学家“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而这是任何时代文坛垄断性群体共有的毛病——浮躁！其“专利权”并不属于理学一家。顾炎武抨击那些道学先生“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最后一些人堕落成“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无耻之徒。他认为清谈可以亡国，“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语言尖锐泼辣，难道是作者言过其实、失之偏颇吗？其实不然，一部《儒林外史》对明朝后期“士”群刻画，已是淋漓尽致。如果饱览宋明亡国史，读到儒家形形色色的众生相，包括秦桧、万俟卨的卖国求和、残害忠良；再看明代“阉党”魏忠贤手下的“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以及委身拜魏忠贤为“干爹”以换取升官的兵部尚书崔呈秀、礼部尚书田吉、锦衣卫都督田尔耕等，无不是十年寒窗金榜题名的幸运儿，士大夫中的顶尖人物，但从他们所作所为的卑劣无耻，就体会到顾炎武评论得淋漓痛快！“博学于文”（不要当冒牌货），“行己有耻”（不要文人无行），也为后世读书人提供了一面自省自律的镜子。顾炎武一生躬行实践自己的主张，集道德文章于一身，他受到后人的崇敬，足称古今文人的楷模。
在《日知录》中，顾炎武批判君主专制政体，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说：“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意思是说，君为民而立，是一种高级职位，皇帝和大臣都是一样，并不应显示超越寻常的尊贵。他突破君尊臣卑、君贵民贱的传统，在17世纪的中国，这是“大逆不道”的言论，明朝那些昏君庸主地下有知，准会勃然大怒。这也是乾隆不欣赏顾炎武的原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在君主专制社会中批判君主专制，当然是“过锐”而“难行”，这已经是“网开一面”的评价了。
顾炎武对“国”和“天下”的诠释也很有趣。历代皇帝都是“朕即天下”，自称是“受命于天”的“天子”，但顾炎武却把“国”和“天下”区分开来。他说，“国”是指一姓一氏的“私天下”；而“天下”则是天下人的“公天下”，所以“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明显地流露出对君主政权合理性的怀疑，并提出了渗透着民主意识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光辉论断。
此外，他汇集历代都城史实而编写的《历代宅京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都城历史资料的专著。他的单篇论著，经后人汇编为《亭林文集》，反映了他对专制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治学主张，如《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
在这些论文中，根据“鉴古以训今”的原则论述了政体、赋税、盐铁、军事、科举、民俗等多方面的实际课题，围绕“厚民生，强国势”这个中心，提出颇多创见。例如，他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认为八股文败坏人才超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他说：“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胥吏。”全国当时有五十多万生员，生员户的赋役和科举考试的费用全摊到百姓头上。因此他呼吁：“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有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他主张“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这种不拘一格的人才观，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是可取的。
顾炎武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繁富。有些已经散佚不见，留下的还有近五十种之多。其主要作品有《日知录》、《音学五年》、《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亭林文集》、《亭林诗集》等，对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学、艺文、古事、史诗、天文、舆地等，均有精湛的研究，开创了许多学术门径。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
从这段话中，我领略到两层意思：其一，这是顾炎武三十多年来读书心得的札记，以此整理成书；其二，书中不重复古人讲过的东西。这就决定了《日知录》是一部内容广博、见解独到的巨著。
《日知录》包括经义、政治、风俗、礼制、科举、艺文、杂论名义、考证旧事、论兵及少数民族、天象、术数、地理、杂考，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谓包罗万象。顾炎武在世时，于康熙九年刊行初刻本八卷；康熙十五年增改为二十余卷；在顾炎武逝世十三年以后，他的学生潘来才刊刻《日知录》全本，共三十二卷，这就是流传下来的“今本”。
作为顾炎武的代表作，《日知录》激烈批判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造成的恶果，鲜明体现了他“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他说，刘（聪）石（勒）乱华，是由晋末士大夫的清谈所致，但今日清谈，比前代更甚，昔日清谈是谈老庄，今日清谈是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结果是“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汉书》曰：“战克之将，国亡爪牙。”顾炎武用“爪牙”来比喻勇将、义士。
顾炎武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宋明理学，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己任，提倡“究六经之旨，急当事之务”的实学。他特别厌恶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和那些假道学先生的寡廉鲜耻，提出“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的宗旨，把严谨治学同培养道德情操结合起来，目的是“经世济民”。他辛辣地嘲讽宋明理学家“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而这是任何时代文坛垄断性群体共有的毛病——浮躁！其“专利权”并不属于理学一家。顾炎武抨击那些道学先生“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最后一些人堕落成“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无耻之徒。他认为清谈可以亡国，“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语言尖锐泼辣，难道是作者言过其实、失之偏颇吗？其实不然，一部《儒林外史》对明朝后期“士”群刻画，已是淋漓尽致。如果饱览宋明亡国史，读到儒家形形色色的众生相，包括秦桧、万俟卨的卖国求和、残害忠良；再看明代“阉党”魏忠贤手下的“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以及委身拜魏忠贤为“干爹”以换取升官的兵部尚书崔呈秀、礼部尚书田吉、锦衣卫都督田尔耕等，无不是十年寒窗金榜题名的幸运儿，士大夫中的顶尖人物，但从他们所作所为的卑劣无耻，就体会到顾炎武评论得淋漓痛快！“博学于文”（不要当冒牌货），“行己有耻”（不要文人无行），也为后世读书人提供了一面自省自律的镜子。顾炎武一生躬行实践自己的主张，集道德文章于一身，他受到后人的崇敬，足称古今文人的楷模。
在《日知录》中，顾炎武批判君主专制政体，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说：“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意思是说，君为民而立，是一种高级职位，皇帝和大臣都是一样，并不应显示超越寻常的尊贵。他突破君尊臣卑、君贵民贱的传统，在17世纪的中国，这是“大逆不道”的言论，明朝那些昏君庸主地下有知，准会勃然大怒。这也是乾隆不欣赏顾炎武的原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在君主专制社会中批判君主专制，当然是“过锐”而“难行”，这已经是“网开一面”的评价了。
顾炎武对“国”和“天下”的诠释也很有趣。历代皇帝都是“朕即天下”，自称是“受命于天”的“天子”，但顾炎武却把“国”和“天下”区分开来。他说，“国”是指一姓一氏的“私天下”；而“天下”则是天下人的“公天下”，所以“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明显地流露出对君主政权合理性的怀疑，并提出了渗透着民主意识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光辉论断。
此外，他汇集历代都城史实而编写的《历代宅京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都城历史资料的专著。他的单篇论著，经后人汇编为《亭林文集》，反映了他对专制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治学主张，如《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
在这些论文中，根据“鉴古以训今”的原则论述了政体、赋税、盐铁、军事、科举、民俗等多方面的实际课题，围绕“厚民生，强国势”这个中心，提出颇多创见。例如，他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认为八股文败坏人才超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他说：“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胥吏。”全国当时有五十多万生员，生员户的赋役和科举考试的费用全摊到百姓头上。因此他呼吁：“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有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他主张“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这种不拘一格的人才观，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是可取的。
顾炎武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繁富。有些已经散佚不见，留下的还有近五十种之多。其主要作品有《日知录》、《音学五年》、《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亭林文集》、《亭林诗集》等，对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学、艺文、古事、史诗、天文、舆地等，均有精湛的研究，开创了许多学术门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