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在西北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他发动一连串的进攻，宋军每战必败。1040年，西夏军队进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军大败，主将被擒，延州知州范雍被贬。在这危急关头，朝廷任命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
对于打仗范仲淹是门外汉，但宋朝传统是文官统兵。原因在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任后周殿前都点检时发动陈桥兵变，一夜之间黄袍加身。为防止部下仿效他，于是就演出了不费一兵一卒而“杯酒释兵权”的一幕。从此每逢战争，就由皇帝临时委派文官任统帅，前线作战的将领也临时抽调，将帅对所统率的部队一无所知，战争结束后统帅就交出军权，将领则调往别处。“军无常帅，将不知兵”，“帅”和“将”都成了皇帝棋盘上的棋子。由此造成的致命弱点是将军带领的军队，始终是一群乌合之众，谈不上什么战斗力，特别是让文官统兵就是勉为其难。
范仲淹就像一枚棋子，被仁宗赵祯投向西北战场。这时，延州北面三十六堡寨全被西夏荡平，城内防守力量薄弱。范仲淹自请兼任延州知州，他整顿军队，淘汰老弱，强化训练，修复城寨，同时招还流民垦荒，鼓励商贾活跃物流，将延州建成战备充实的军事要塞。他上书朝廷道，宋军“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他反对轻率冒进，主张进行持久的防御战，但他的建议未被朝廷采纳。
康定二年（1041年），韩琦拟五路进军平定西夏，此举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但镇守延州的范仲淹坚持认为不可。经略判官尹洙叹道：“您在这方面就不及韩公了！凡是用兵，应将胜败置于度外，像您这么谨小慎微，怎么行呢？”范答道：“大军一动，万命所悬，你能将人的性命置之度外吗？”结果六盘山下好水川一役，宋军战死一万多人，韩琦狼狈逃回。阵亡将士家属数千人拦住马头，哭声震天，哀号招魂，齐声喊道：“愿你们孤魂随韩公返家！”范仲淹叹道：“在这个时候，就很难将胜败置之度外了！”
战后朝廷追究战败责任，撤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的职务；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以后又知庆州（今甘肃庆阳）。其实好水川之战是仁宗亲自批准的。当时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范仲淹主张持久防御，时而深入敌境展开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将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皇帝决定。仁宗幻想一举成功，决定采用韩琦的政策，结果遭到惨败。
但仁宗并没有接受教训，次年闰九月，又发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县西北）之役，宋军全军覆没，大将葛怀敏战死。经过两次惨痛的失败，朝廷才采纳范仲淹“以防守为主，攻守结合”的战略方针，派遣韩、范两人屯驻经州（今甘肃经川），共守边境。此时韩琦对范仲淹心悦诚服，两人同心协力，戍守西陲，朝廷倚为“长城”，时人称为“韩范”。
范仲淹先后镇守延州、耀州、庆州、泾州，他在外围筑寨，加固边城，作为屏障；在军中选将练兵，招募善于骑射的当地百姓充实军队，继招回流民兴垦营田，做好持久作战的准备。他在职权范围内竭力改革宋军体制上的弊端，例如，西夏军来犯，按宋营旧规，总是等级最低的小军官冲在前头，范仲淹说：“将不择人，以官为序，为取败之道。”他命令负责练兵的将领带兵作战，根据来敌众寡轮番迎敌。由于官和兵彼此熟悉，将领能珍惜士兵生命，兵卒关心将领安危，从而把将士死亡率降低到最低。
他推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略。庆州西北的马铺寨地处敌兵腹地，他要在这里安放“钉子”以牵制对手，遂派遣其子率部秘密行军占领马铺寨，自己引兵随行。诸将均不知去向何方，但后续部队一到，就立即取出器械、材料，日夜突击抢修，十天筑成寨堡，取名“大顺城”。等对方弄清事实后，聚集三万骑兵前来争夺，他命精兵出击，敌骑佯败，他下令勿追，事后证实果然设有伏兵。从此，庆环一路（甘肃庆阳、环县）敌兵势头大减。
他选将不拘一格。敌军攻塞门寨时，生俘宋将高怀德，后又放回，朝廷判处发配远方。但范仲淹上疏说：“唐朝名相张说荐用犯罪之人充当将帅，曾曰‘活人于死者，必舍生而报恩；荣人于辱者，必尽节以雪耻’。高怀德苦战力屈，出于不得已，如果朝廷放过他，那些陷蕃宋将必将会体识朝廷大度，心向宋室，憣然来归。”果然，此后高怀德成了他麾下的勇将。
小将狄青从边四年，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八次，负伤后仍身先士卒顽强杀敌。经略判官尹洙向范举荐，求才若渴的范仲淹一见便以为奇才，特地送他《春秋左氏传》和《汉书》，并殷切地勉励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狄青由此折节读书，研究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范仲淹更多方关怀，委以重任。宋军在好水川、定川寨两战惨败后，战局急转直下，西夏铁骑直抵渭州城下，宋廷急调狄青前去迎敌。狄青一到前线，乘对方不备，短兵相接，一举大败西夏兵，挽回了战争颓势。后来狄青屡建战功，成为一代名将，官拜枢密使。
在宋夏交界的邠州（今陕西彬县）和庆州散居着骁勇强悍的羌族部落，是宋夏双方都竭力争取的力量。范仲淹多次巡视羌族各部落，在兵荒马乱中为羌民建成承平、永平等十二处寨堡，帮助恢复生产，并约法三章，共同对付西夏。羌人称范为“龙图阁老子”，很多羌寨建生祠供奉他的画像。从此羌部陆续归附宋朝，西夏日趋孤立。后来当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羌酋数百，哭之如父，斋三日乃去”。和少数民族关系如此水乳交融，这在北宋政治家中几乎凤毛麟角。
范仲淹守边三年，与士卒同甘苦，宋朝防御力量加强。而征战连年的西夏，死伤颇众，加上连续大旱，无力进行持续的战争。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双方终于达成和议，元昊削去帝号，改为“西夏主”，对宋称臣；宋每年“赐”予银两、绢帛和茶。
对范仲淹西北守边的评价，历来学者说法不一。在一般人心目中，所谓“名将”就应该像卫青、霍去病那样，运筹帷幄，克敌制胜，横扫千军，直捣“王庭”。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先天不足的宋王朝，开国伊始就宛若羸瘦病夫，面对外患强敌而无可奈何，金瓯一向残缺，国力始终虚弱，和异族交锋总是败北。这个抱残守缺的王朝，在穷弱的西夏国发动的凌厉攻势下，屡战屡败，连换统帅，仍一筹莫展。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范仲淹，采取“以守为主”方针，选拔将领，训练军队，修城拓寨，结合恢复生产和商贸，从被动挨打转变为双方对峙，既履行了武将守土安民的职责，又发挥了文臣稳定民生的功能，在当时条件下，都已属创新之举，以至西北民间流传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所以，向以持独特见解著称的明代学者李贽，在他编写的《藏书》中，将范仲淹列入“武臣传·大将”，和李靖、郭元振、李光弼、岳飞等并驾齐驱，这也并非没有道理。
如今，在陕西延安仍留有范仲淹守延州时瞭望敌情以及与诸将策划御敌的摘星楼以及当年为解决军民饮水而开凿的“范公井”。当伫立宝塔山头极目远眺，对面山巅的摘星楼高耸入云，依稀可见。巍巍峰冈陡壁，莽莽黄土高原，使人想起当年的金戈铁马、疆场鏖战，使人想起范仲淹在这里写下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描绘出雄浑的边塞风光、苍凉的高原深秋，抒发了志士的壮烈情怀。词人咏叹却敌未遂的抑郁，表达坚持守边的勇气和决心，以深厚的生活体验，铸就了特有的视野和气魄，不失为古代优秀的军旅作品，开宋朝豪放词之先河。
对于打仗范仲淹是门外汉，但宋朝传统是文官统兵。原因在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任后周殿前都点检时发动陈桥兵变，一夜之间黄袍加身。为防止部下仿效他，于是就演出了不费一兵一卒而“杯酒释兵权”的一幕。从此每逢战争，就由皇帝临时委派文官任统帅，前线作战的将领也临时抽调，将帅对所统率的部队一无所知，战争结束后统帅就交出军权，将领则调往别处。“军无常帅，将不知兵”，“帅”和“将”都成了皇帝棋盘上的棋子。由此造成的致命弱点是将军带领的军队，始终是一群乌合之众，谈不上什么战斗力，特别是让文官统兵就是勉为其难。
范仲淹就像一枚棋子，被仁宗赵祯投向西北战场。这时，延州北面三十六堡寨全被西夏荡平，城内防守力量薄弱。范仲淹自请兼任延州知州，他整顿军队，淘汰老弱，强化训练，修复城寨，同时招还流民垦荒，鼓励商贾活跃物流，将延州建成战备充实的军事要塞。他上书朝廷道，宋军“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他反对轻率冒进，主张进行持久的防御战，但他的建议未被朝廷采纳。
康定二年（1041年），韩琦拟五路进军平定西夏，此举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但镇守延州的范仲淹坚持认为不可。经略判官尹洙叹道：“您在这方面就不及韩公了！凡是用兵，应将胜败置于度外，像您这么谨小慎微，怎么行呢？”范答道：“大军一动，万命所悬，你能将人的性命置之度外吗？”结果六盘山下好水川一役，宋军战死一万多人，韩琦狼狈逃回。阵亡将士家属数千人拦住马头，哭声震天，哀号招魂，齐声喊道：“愿你们孤魂随韩公返家！”范仲淹叹道：“在这个时候，就很难将胜败置之度外了！”
战后朝廷追究战败责任，撤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的职务；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以后又知庆州（今甘肃庆阳）。其实好水川之战是仁宗亲自批准的。当时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范仲淹主张持久防御，时而深入敌境展开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将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皇帝决定。仁宗幻想一举成功，决定采用韩琦的政策，结果遭到惨败。
但仁宗并没有接受教训，次年闰九月，又发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县西北）之役，宋军全军覆没，大将葛怀敏战死。经过两次惨痛的失败，朝廷才采纳范仲淹“以防守为主，攻守结合”的战略方针，派遣韩、范两人屯驻经州（今甘肃经川），共守边境。此时韩琦对范仲淹心悦诚服，两人同心协力，戍守西陲，朝廷倚为“长城”，时人称为“韩范”。
范仲淹先后镇守延州、耀州、庆州、泾州，他在外围筑寨，加固边城，作为屏障；在军中选将练兵，招募善于骑射的当地百姓充实军队，继招回流民兴垦营田，做好持久作战的准备。他在职权范围内竭力改革宋军体制上的弊端，例如，西夏军来犯，按宋营旧规，总是等级最低的小军官冲在前头，范仲淹说：“将不择人，以官为序，为取败之道。”他命令负责练兵的将领带兵作战，根据来敌众寡轮番迎敌。由于官和兵彼此熟悉，将领能珍惜士兵生命，兵卒关心将领安危，从而把将士死亡率降低到最低。
他推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略。庆州西北的马铺寨地处敌兵腹地，他要在这里安放“钉子”以牵制对手，遂派遣其子率部秘密行军占领马铺寨，自己引兵随行。诸将均不知去向何方，但后续部队一到，就立即取出器械、材料，日夜突击抢修，十天筑成寨堡，取名“大顺城”。等对方弄清事实后，聚集三万骑兵前来争夺，他命精兵出击，敌骑佯败，他下令勿追，事后证实果然设有伏兵。从此，庆环一路（甘肃庆阳、环县）敌兵势头大减。
他选将不拘一格。敌军攻塞门寨时，生俘宋将高怀德，后又放回，朝廷判处发配远方。但范仲淹上疏说：“唐朝名相张说荐用犯罪之人充当将帅，曾曰‘活人于死者，必舍生而报恩；荣人于辱者，必尽节以雪耻’。高怀德苦战力屈，出于不得已，如果朝廷放过他，那些陷蕃宋将必将会体识朝廷大度，心向宋室，憣然来归。”果然，此后高怀德成了他麾下的勇将。
小将狄青从边四年，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八次，负伤后仍身先士卒顽强杀敌。经略判官尹洙向范举荐，求才若渴的范仲淹一见便以为奇才，特地送他《春秋左氏传》和《汉书》，并殷切地勉励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狄青由此折节读书，研究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范仲淹更多方关怀，委以重任。宋军在好水川、定川寨两战惨败后，战局急转直下，西夏铁骑直抵渭州城下，宋廷急调狄青前去迎敌。狄青一到前线，乘对方不备，短兵相接，一举大败西夏兵，挽回了战争颓势。后来狄青屡建战功，成为一代名将，官拜枢密使。
在宋夏交界的邠州（今陕西彬县）和庆州散居着骁勇强悍的羌族部落，是宋夏双方都竭力争取的力量。范仲淹多次巡视羌族各部落，在兵荒马乱中为羌民建成承平、永平等十二处寨堡，帮助恢复生产，并约法三章，共同对付西夏。羌人称范为“龙图阁老子”，很多羌寨建生祠供奉他的画像。从此羌部陆续归附宋朝，西夏日趋孤立。后来当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羌酋数百，哭之如父，斋三日乃去”。和少数民族关系如此水乳交融，这在北宋政治家中几乎凤毛麟角。
范仲淹守边三年，与士卒同甘苦，宋朝防御力量加强。而征战连年的西夏，死伤颇众，加上连续大旱，无力进行持续的战争。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双方终于达成和议，元昊削去帝号，改为“西夏主”，对宋称臣；宋每年“赐”予银两、绢帛和茶。
对范仲淹西北守边的评价，历来学者说法不一。在一般人心目中，所谓“名将”就应该像卫青、霍去病那样，运筹帷幄，克敌制胜，横扫千军，直捣“王庭”。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先天不足的宋王朝，开国伊始就宛若羸瘦病夫，面对外患强敌而无可奈何，金瓯一向残缺，国力始终虚弱，和异族交锋总是败北。这个抱残守缺的王朝，在穷弱的西夏国发动的凌厉攻势下，屡战屡败，连换统帅，仍一筹莫展。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范仲淹，采取“以守为主”方针，选拔将领，训练军队，修城拓寨，结合恢复生产和商贸，从被动挨打转变为双方对峙，既履行了武将守土安民的职责，又发挥了文臣稳定民生的功能，在当时条件下，都已属创新之举，以至西北民间流传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所以，向以持独特见解著称的明代学者李贽，在他编写的《藏书》中，将范仲淹列入“武臣传·大将”，和李靖、郭元振、李光弼、岳飞等并驾齐驱，这也并非没有道理。
如今，在陕西延安仍留有范仲淹守延州时瞭望敌情以及与诸将策划御敌的摘星楼以及当年为解决军民饮水而开凿的“范公井”。当伫立宝塔山头极目远眺，对面山巅的摘星楼高耸入云，依稀可见。巍巍峰冈陡壁，莽莽黄土高原，使人想起当年的金戈铁马、疆场鏖战，使人想起范仲淹在这里写下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描绘出雄浑的边塞风光、苍凉的高原深秋，抒发了志士的壮烈情怀。词人咏叹却敌未遂的抑郁，表达坚持守边的勇气和决心，以深厚的生活体验，铸就了特有的视野和气魄，不失为古代优秀的军旅作品，开宋朝豪放词之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