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顾恺之，是能够留下画迹的我国最早的著名画家，是开创一代新画风的大师。
魏晋时代，画坛人才辈出，如卫协、曹不兴、张墨、荀勖等，都是杰出的画家。但是，尽管画史记载着他们的业绩，却没有留下任何画迹。顾恺之是卫协的弟子，20多岁时，他的作品就以独特的风格蜚声朝野。在众多古籍中，都记述了他为瓦棺寺画像的故事：
东晋兴宁年间（364年左右），江宁（南京）瓦棺寺初建，僧众发起募捐，捐款者最多不超过十万钱，但顾恺之却大笔一挥：一百万！他很穷，众人不信他能兑现。顾选中寺内一殿，闭门一个多月，他在壁上画了一幅维摩诘像，只是没有点睛。他关照寺僧说：“我点好眼睛后，你们打开殿门，第一天来看的人，每人交钱十万，第二天每人五万，第三天随缘乐助。”僧众打开殿门，壁画光彩照人，满殿生辉，参观者争先恐后，拥挤不堪，当天就收钱百万以上。
一幅维摩诘像，缘何引发如此轰动效应？因为他的画与众不同。据载，瓦棺寺壁画维摩诘形象是“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这里涉及一个佛教典故，维摩诘，是毘耶离城的大乘居士，是佛典中“现身说法，辩才无碍”的智者。《维摩诘经》道：释迦牟尼到毘耶离城说法，居士中只有维摩诘称病不到，佛派遣舍利佛和文殊师利前去问疾，文殊问：“居士这个毛病因何而起？”维摩诘答道：“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灭。”这个故事点出佛教普度众生的宗旨。
顾恺之按照佛经原义所塑造的维摩诘形象就显得真实可信，故善男信女“见像如同见佛”。由于维摩诘不是一般体虚病弱，他将“点睛”之笔放到最后，透过这个“灵魂的窗口”，让他充溢着博大、深邃、睿智、祥和的光芒，从“形似”升华到“神似”，实现了中国画历史性的跨越。正如后来苏东坡所说，“传神之难在目”，“觉来落笔不经意，神妙独到秋毫颠”。
顾恺之的原画早已泯灭，后人看到的是唐代画家李公麟的摹本，画中维摩诘是“清羸示病、隐几忘言”的长者。现在麦积山口窟出现的《维摩诘经变》，躺在卧榻上的维摩诘流露出的神情，“完全与顾恺之在瓦棺寺所绘的维摩诘形象一脉相承”（《中国绘画史》）。这个形象，在后人诗词中也常被提及，如李商隐的“维摩一室虽多病，亦要天花作道场”；苏东坡《人娇》词中的“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可见，顾恺之的瓦棺寺维摩诘壁画，对后世画坛和文坛影响深远，堪称千古佳话。
顾恺之的人物画，妙在传神。他为裴楷画像时，借助微小的细节，在面颊上加了三根毛，从而使形象神态逼真，栩栩如生。他将谢鲲画在岩石中间，用背景衬托人物豁达而坚韧的性格。他给人画肖像，常常数年不点睛，别人问他，他说：“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意思是说人体其他部位画得美一点或丑一点，都无关紧要，要传达对象的精神面貌，关键全在（这个）眼睛上头。
刻画人物神态，是绘画的难点。唐代才女薛媛说：“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写道：“三分春色描来易，一段伤心画出难。”王安石则说得更明白：“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这也就难怪顾恺之人物画的“点睛”有时要一拖几年了，这正反映出这位国画大师捕捉人物精神的细致、严谨。
顾恺之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只有《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虽然也是后人摹本，但比较接近顾恺之原画风格，成了稀世珍宝。
《女史箴图》是根据张华的《女史箴》绘制的画卷，一题一图。张华是西晋政治家、文学家，他写的《鹪鹩赋》，感叹、鹄鹭（天鹅）等名鸟都因“美羽丰肌”而“无罪皆毙”；“苍鹰鸷而绁”，“鹦鹉慧而入笼”。只有微不足道的“鹪鹩”（又名巧妇鸟）能够安然无恙地活下去，这是因为它的羽毛无用，它的肉上不了桌面，“所求甚少，与物无患”。他分析鸟类命运，用来反映当时荣辱不定、诛黜无常的政治现状。他的传世之作《博物志》取材丰富，但其中也有诸如张骞乘船寻觅水的源头，却糊里糊涂地飘进银河、闯进牛郎织女家中的篇章，好像特地为后世“戏说”者所写，因为有些“戏说”，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
《女史箴》是张华对皇后贾南风的婉言规劝。箴是古代以劝谏告诫为主的文体。当时的皇帝晋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有地方闹灾荒饿死人，他惊奇地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何不食肉糜）？”如果在今天他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可是当时他却仍坐在皇帝的龙椅上，接受群臣朝拜，山呼万岁。于是大权很自然地落入皇后手中。皇后贾南风专横凶残、骄奢淫逸，在她的操纵下，外戚擅权，宗室操戈，把好端端的晋王朝搅得天昏地暗。史载，作为一代重臣的张华，“因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讽。”
《女史箴》以历代宫廷妇女的道德规范劝诫贾后恪守妇道，辅佐惠帝。箴言包括：樊姫三年不吃禽兽肉以劝谏楚庄王狩猎；齐桓公夫人因齐桓公好淫乐而不听郑卫之音；冯昭仪以身挡熊，保护汉元帝；班婕妤为正名位，不与汉成帝同辇等。全文只有三百三十六字，文中指出的“专宠生慢，致盈必损”、“亲贤远佞”、“杜绝文过饰非”等并非毫无可取之处。
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抓住了箴文的精髓。“玄熊攀槛”，描绘当熊而立，以身遮护汉元帝的冯昭仪临危不惧，与汉元帝惊慌失措、左右贵人四散逃跑而形成强烈对比。“班姫辞辇”，描绘的是班婕妤不与汉成帝同车的故事，从人物面部表情凸显班氏的温顺和成帝的尴尬。“修容饰性”，着力表现“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其实心灵美胜过容貌美，对今人仍起警示作用。
画卷中众多人物神态各异，人们仿佛看到她们的喜怒哀乐，听见她们的絮絮私语。“班姫辞辇”中的轿夫落脚沉重，看来很吃力，和班婕妤轻盈的步履截然不同。“修容饰性”中的对镜修容，是一女子为坐在镜前的男子梳头理发，男子只是显示背部，但从铜镜里可以看出他神情端肃。“同衾以疑”描绘一对帐幔中的男女，女子倚栏而坐，男子则坐在榻上，与女子背向说话，绝妙地刻画出“貌合神离”的心态。这一切使人感受到讲究神韵的顾恺之具有惊人的写实能力。神韵并不虚无缥缈，但需要精密的构思和扎实的功底。《女史箴图》整个画卷的人物形象，都能在动态中保持均衡，突出和谐之美，故宋代大书画家米芾赞誉它“高古端丽，笔彩生动，气韵绝伦”。
但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这幅古代名画的残断照片。据载，原画共十二段，可能部分因损破被截去，现只剩下图画九段、箴言一百一十四字。它曾被很多人认定是原本真迹，后经考证，仍是唐人比较接近真迹的摹本。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被一个英国大尉劫携国外，现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名画蒙尘，留下遗憾！
魏晋时代，画坛人才辈出，如卫协、曹不兴、张墨、荀勖等，都是杰出的画家。但是，尽管画史记载着他们的业绩，却没有留下任何画迹。顾恺之是卫协的弟子，20多岁时，他的作品就以独特的风格蜚声朝野。在众多古籍中，都记述了他为瓦棺寺画像的故事：
东晋兴宁年间（364年左右），江宁（南京）瓦棺寺初建，僧众发起募捐，捐款者最多不超过十万钱，但顾恺之却大笔一挥：一百万！他很穷，众人不信他能兑现。顾选中寺内一殿，闭门一个多月，他在壁上画了一幅维摩诘像，只是没有点睛。他关照寺僧说：“我点好眼睛后，你们打开殿门，第一天来看的人，每人交钱十万，第二天每人五万，第三天随缘乐助。”僧众打开殿门，壁画光彩照人，满殿生辉，参观者争先恐后，拥挤不堪，当天就收钱百万以上。
一幅维摩诘像，缘何引发如此轰动效应？因为他的画与众不同。据载，瓦棺寺壁画维摩诘形象是“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这里涉及一个佛教典故，维摩诘，是毘耶离城的大乘居士，是佛典中“现身说法，辩才无碍”的智者。《维摩诘经》道：释迦牟尼到毘耶离城说法，居士中只有维摩诘称病不到，佛派遣舍利佛和文殊师利前去问疾，文殊问：“居士这个毛病因何而起？”维摩诘答道：“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灭。”这个故事点出佛教普度众生的宗旨。
顾恺之按照佛经原义所塑造的维摩诘形象就显得真实可信，故善男信女“见像如同见佛”。由于维摩诘不是一般体虚病弱，他将“点睛”之笔放到最后，透过这个“灵魂的窗口”，让他充溢着博大、深邃、睿智、祥和的光芒，从“形似”升华到“神似”，实现了中国画历史性的跨越。正如后来苏东坡所说，“传神之难在目”，“觉来落笔不经意，神妙独到秋毫颠”。
顾恺之的原画早已泯灭，后人看到的是唐代画家李公麟的摹本，画中维摩诘是“清羸示病、隐几忘言”的长者。现在麦积山口窟出现的《维摩诘经变》，躺在卧榻上的维摩诘流露出的神情，“完全与顾恺之在瓦棺寺所绘的维摩诘形象一脉相承”（《中国绘画史》）。这个形象，在后人诗词中也常被提及，如李商隐的“维摩一室虽多病，亦要天花作道场”；苏东坡《人娇》词中的“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可见，顾恺之的瓦棺寺维摩诘壁画，对后世画坛和文坛影响深远，堪称千古佳话。
顾恺之的人物画，妙在传神。他为裴楷画像时，借助微小的细节，在面颊上加了三根毛，从而使形象神态逼真，栩栩如生。他将谢鲲画在岩石中间，用背景衬托人物豁达而坚韧的性格。他给人画肖像，常常数年不点睛，别人问他，他说：“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意思是说人体其他部位画得美一点或丑一点，都无关紧要，要传达对象的精神面貌，关键全在（这个）眼睛上头。
刻画人物神态，是绘画的难点。唐代才女薛媛说：“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写道：“三分春色描来易，一段伤心画出难。”王安石则说得更明白：“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这也就难怪顾恺之人物画的“点睛”有时要一拖几年了，这正反映出这位国画大师捕捉人物精神的细致、严谨。
顾恺之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只有《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虽然也是后人摹本，但比较接近顾恺之原画风格，成了稀世珍宝。
《女史箴图》是根据张华的《女史箴》绘制的画卷，一题一图。张华是西晋政治家、文学家，他写的《鹪鹩赋》，感叹、鹄鹭（天鹅）等名鸟都因“美羽丰肌”而“无罪皆毙”；“苍鹰鸷而绁”，“鹦鹉慧而入笼”。只有微不足道的“鹪鹩”（又名巧妇鸟）能够安然无恙地活下去，这是因为它的羽毛无用，它的肉上不了桌面，“所求甚少，与物无患”。他分析鸟类命运，用来反映当时荣辱不定、诛黜无常的政治现状。他的传世之作《博物志》取材丰富，但其中也有诸如张骞乘船寻觅水的源头，却糊里糊涂地飘进银河、闯进牛郎织女家中的篇章，好像特地为后世“戏说”者所写，因为有些“戏说”，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
《女史箴》是张华对皇后贾南风的婉言规劝。箴是古代以劝谏告诫为主的文体。当时的皇帝晋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有地方闹灾荒饿死人，他惊奇地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何不食肉糜）？”如果在今天他会被送进精神病院，可是当时他却仍坐在皇帝的龙椅上，接受群臣朝拜，山呼万岁。于是大权很自然地落入皇后手中。皇后贾南风专横凶残、骄奢淫逸，在她的操纵下，外戚擅权，宗室操戈，把好端端的晋王朝搅得天昏地暗。史载，作为一代重臣的张华，“因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讽。”
《女史箴》以历代宫廷妇女的道德规范劝诫贾后恪守妇道，辅佐惠帝。箴言包括：樊姫三年不吃禽兽肉以劝谏楚庄王狩猎；齐桓公夫人因齐桓公好淫乐而不听郑卫之音；冯昭仪以身挡熊，保护汉元帝；班婕妤为正名位，不与汉成帝同辇等。全文只有三百三十六字，文中指出的“专宠生慢，致盈必损”、“亲贤远佞”、“杜绝文过饰非”等并非毫无可取之处。
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抓住了箴文的精髓。“玄熊攀槛”，描绘当熊而立，以身遮护汉元帝的冯昭仪临危不惧，与汉元帝惊慌失措、左右贵人四散逃跑而形成强烈对比。“班姫辞辇”，描绘的是班婕妤不与汉成帝同车的故事，从人物面部表情凸显班氏的温顺和成帝的尴尬。“修容饰性”，着力表现“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其实心灵美胜过容貌美，对今人仍起警示作用。
画卷中众多人物神态各异，人们仿佛看到她们的喜怒哀乐，听见她们的絮絮私语。“班姫辞辇”中的轿夫落脚沉重，看来很吃力，和班婕妤轻盈的步履截然不同。“修容饰性”中的对镜修容，是一女子为坐在镜前的男子梳头理发，男子只是显示背部，但从铜镜里可以看出他神情端肃。“同衾以疑”描绘一对帐幔中的男女，女子倚栏而坐，男子则坐在榻上，与女子背向说话，绝妙地刻画出“貌合神离”的心态。这一切使人感受到讲究神韵的顾恺之具有惊人的写实能力。神韵并不虚无缥缈，但需要精密的构思和扎实的功底。《女史箴图》整个画卷的人物形象，都能在动态中保持均衡，突出和谐之美，故宋代大书画家米芾赞誉它“高古端丽，笔彩生动，气韵绝伦”。
但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这幅古代名画的残断照片。据载，原画共十二段，可能部分因损破被截去，现只剩下图画九段、箴言一百一十四字。它曾被很多人认定是原本真迹，后经考证，仍是唐人比较接近真迹的摹本。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被一个英国大尉劫携国外，现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名画蒙尘，留下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