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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倡并参与国会请愿运动
杨度批评清政府为放任专制政府，只知对内偷钱、对外送礼；痛斥大多数官员颛顼无能，只为谋取升官发财，而不是为了增进国利民福。他之所以不赞成革命党人排满革命，一方面是担心革命会引起国家分裂；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在革命党武力推翻政府之前，听任政府继续腐败与国家利益相悖，因此主张对政府进行改造，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形式的由内阁负责任的民主国家。
在杨度看来，不需要使用武力，单是舆论就可以推到政府，把放任的政府改造为负责任的政府。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系统阐述政治思想之时，通过与民主立宪党人排满革命的策略相比较，杨度认为挟舆论之力用和平请愿的办法就可以达到目的。民主立宪党必须有大而必胜的兵力才能推翻政府，而君主立宪党以舆论为主要武力，“必能推倒放任政府而开设国会”，如果万一舆论不能奏效，人民中有一部分以兵力从事之时，将会更加唤起全国反对政府的激昂舆论，“兵力之武力虽败，舆论之武力终胜，仍以舆论为告捷之具。”
确定舆论鼓吹的斗争方式之后，杨度又提出以开国会为号召，在社会上广泛造成开国会舆论的具体办法。杨度认为如果合力倡导请开国会，则国会问题必然会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简单但又重要的问题，可以团结最大多数的力量向政府施加压力。杨度解释了以开国会为舆论号召的原因：
其所以必以国会号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会上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亦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我辈主张国会之理由，但有一语曰，国民举代表人以议国事，则政府必负责任而已。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实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
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反对者的攻击，又可把主张君主立宪的各派势力团结在召开国会的大旗之下；正如革命党内部虽政治主张差别甚大，但却能团结在排满革命的大旗之下同样。个中奥妙在于，“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教益增也。”
梁启超非常赞同杨度提出的这种以国会为号召在社会上广造舆论的办法，“至专提倡开国会，以简单直捷之主义，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以收一针见血之效，诚为良策。” 虽然两人联合组党的计划没有成功，分别创立了政党组织，但梁启超依然采用了杨度建议的以争取开国会广造舆论的斗争策略。自此之后，杨度倡导的国会请愿活动，逐步成为此后宪政运动的核心目标，并且清政府正是在速开国会的请愿声中，一步步地走向了灭亡。
杨度确定以开国会来鼓吹舆论的策略之后，旋即进入具体实施阶段。1907年10月杨度返国后，留在日本的宪政讲习会会员，按照杨度拟定的计划，于是年秋上书请愿，要求清廷开设民选议院，此次上书是清末立宪运动中请愿开国会的第一次。宪政讲习会在这次上书请开国会之后，许多重要会员都先后回国运动请愿召开国会事，而且作为灵魂人物的杨度也不再返回日本，宪政讲习会此后主要是在国内发展力量。自杨度首倡国会请愿之后，以“速开国会”为号召的国会请愿运动就成了清末最后几年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活动，而且几乎所有关于请开国会的陈情和呼吁都在延续着杨度所阐发的国会论述思路。
1907 年 12 月初，杨度联络湘绅谭延闿、廖名缙、罗杰等人，成立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并且以湖南全省士民的名义发起上书请愿，恳请政府开设民选议院以实行预备立宪。请愿书为杨度所拟，并经王闿运改定。这份请愿书结合关于实行立宪条件的上谕，从各个方面阐发了开设民选议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杨度在请愿书中指出，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屈服于专制政体之下，不知国家为何物，政治为何事，远远逊色于东西各国实行民选议院的国家，“今惟有利用代议制度，使人民与国家发生关系，以培养其国家观念而唤起政治思想，俾上下一心，君臣一德，然后宪政之基础确立，富强之功效可期。”如果只空言立宪，“其危险之情形，实有为臣民所不忍言者。”朝廷趁人民程度尚未发达之际，开设民选议院来发达人民的国家思想，训练其政治能力，上可以巩固君权，下可以增进人民程度，还可以促进立宪政体的及早确立。
杨度接着在请愿书中指出民情能否通达是治乱兴衰的关键，只有开设民选议院才能通达民情消弭祸乱，东西各国均为例证：
自法兰西革命以还，人文日起，世局一新，欧洲人士寝馈民权之说，讴歌自由之风，而当时之君相又欲保其固有之主权而厉行专制，君民冲突之事，遂以次递起于欧美两大陆之中。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潮流所至，河山失险，亚东诸国亦自此多事矣。然各国历史有一共同之公例，非他，即民选议院。开设早者，其祸端常小而时期亦短，如普、意、日本诸国是也；民选议院开设迟者，其祸乱常大而时期亦长，如法兰西、俄罗斯诸国是也。
中国当前局势岌岌可危，原因就在于没有民选议院通达上下之情：
今日中国民气之嚣已入极端，法兰西之革命、俄罗斯之暗杀已兆其端，土崩瓦解，岌岌可危，虽无瓜分之忧，亦有陆沉之痛。然推原祸本，则实以民情不达之故。
补救之道，应以俄法为前车之鉴，师法普日往事，争取早日开设民选议院：
夫二十世纪之中国，虽梅特涅、俾斯麦、大久保联袂立朝，亦不能独违公例，以维持独裁政体之残喘。顾所争者迟早耳，然早则其利如此，迟则其害如彼，一彼一此，固不待烦言而自解矣。
剖析了民选议院开设早晚的不同利害之后，又指出如果拖延不开民选议院，则“三数年后，燎原莫救”。请愿书在最后强调开设民选议院为当前救国的唯一方法，“夫今日一线之生机，中国图存之妙用，惟在宪政。而欲促宪政之成立，惟有早开议院之一法，舍此而外，别无他途。”
这份请愿书的基本思想几乎全为此后的请愿书所沿用，尤其是杨度强调开设民选议院为唯一救国方法的论断，成为国会请愿运动日益激进化的主要理论武器。有学者据此评述杨度的宪政观是以“制度决定论”思想作为立论基础，“杨度被认为是当时中国人中对宪政制度认识的最为深刻透彻的权威学者。而他对立宪政治的认识就是如此简单。”这种评价并不十分准确，因为杨度对世界各立宪国发展的历史有清楚地了解，他也知道中国短时间内不可能达到发达的宪政，“吾民乃欲一日而得之，其无乃操豚蹄以祝篝车也。”他所提出的金铁主义说是一套系统完整的政治理论，用开国会的办法改造政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自己并没有把开国会作为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灵丹妙药，但之所以还如此突出地宣扬开国会为唯一救国的方法，这是他的斗争策略。因为夹在清政府和革命党这两种政治势力之间，为了避免危险的暴力革命，又能达到改造清政府的目的，根据当时情况所能提出的相对最为可行的政治策略。
杨度对开国会的倡议及其发动领导的请愿运动获得了积极的响应，国内大多数报刊都以开国会相号召，到1908年初，已是“国会国会之声，日日响彻于耳膜许多立宪团体纷纷发起各省士民签名请愿召开国会，开始络绎不绝地上书政府请开国会，宪政公会、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研究会还酝酿成立专门以速开国会为宗旨的国会期成会。
鼓动起开国会的舆论之后，杨度也开始以四品京堂候补任职宪政编查馆，但成为京官的杨度仍是以争取早开国会为职志，利用京官的便利身份广为运动，“竭力以国会利益陈说于诸公之间”，尤其是极力耸动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各军机大臣因为杨度倡导的国会请愿已经蔚然成风，鉴于此事关系太大，于 1908年6月8日，专门在颐和园外务部公所召开特别会议，“开列疑难问题数十条质问杨京卿”，杨度当场回答了政府诸公的疑问，逐层演说达四、五小时之久，辨析国民程度问题尤为爽朗。杨度向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表示，“某此来以开国会为目的，如办不成，不特无以对朝廷，且何以对诸公之知遇？”并当场宣言，“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以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门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1908年5月，杨度还曾专门到天津鼓动开国会的舆论，并在天津法政学堂演讲，宣扬开国会的舆论。杨度在演讲中指出立宪和专制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形式上的法政，而是在于有无通达民意的国会，“立宪国之政府原系行人民之意思，故为人民之政府，专制国之政府独立专制，实为政府之政府；立宪国之政府权限分明，专制国之政府权限混淆。”而有没有国会造成了立宪和专制政府的这些区别。杨度批驳以人民程度不足来缓期数年立宪的借口，是大谬大误之说。接着强调预备立宪的入手之方在于人民得以预闻政事，“预备立宪首要在预备人民预闻政事。不预备人民预闻政事，则绝不为预备立宪。”由于立宪制度利于君、利于国、利于人民，唯独不利于官吏个人，因而遭到反对，“况现在之官吏，优者不过十之二、三，劣者实居十之七、八，一立宪必致官吏各个人所司之事项与个人之意思相冲突，由是政府不得不思所钳压之。”面对这些阻力，杨度指出人民抵抗的唯一手段，就是上书要求开设国会，而且这种办法出于平和，非属暴动，不用担心有毫末危险。在演讲最后，杨度呼吁连续要求开设国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吾是以要求开设国会，希望我全国之热心志士连渡举行，一次无效继以二次，二次无效继以三次、四次乃至数千百次，不达开设国会之目的不止。国会开矣，则政府为国家发布命令之机关，有议会为代表人民舆论之机关，而立宪制度成矣。
杨度倡导的连续请愿办法，很快得到广泛的响应，使清政府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
杨度速开国会的活动和呼吁，达到了“社会风从，庙堂倾听”的结果，但对国会问题的讨论，却也激发了很多矛盾，“今年夏秋之际，新旧之说，满汉之说，君权民权之说，急进缓进之说，一时俱齐，风潮大起，阻力横生。”倡导国会的关键人物杨度，“以一身受数面之嫌疑，当各派之冲击”，遭受了极大的压力。但是遍及朝野的请开国会的舆论，毕竟促使清政府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及有明确步骤的九年预备立宪清单，使无年限、无办法的预备立宪空言，变成了有年限、有办法的具体实行。毫无疑问，同以往的独裁政体相比较，清政府的这些举措已堪称“超轶前古之举动”，但已经为舆论所激发的各省士民，却并不满足于这个成就，而是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
随着各省咨议局的开办，以及逐年筹备立宪工作的开展，各项宪政预备的推进，速开国会几乎成了整个精英阶层的共同心声，而且有了合法的政治活动舞台。1909年底，16个省的咨议局联合成立了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并且选出了请愿代表赴京请愿。1910年1月，请愿代表向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并谒见军机大臣劝说早开国会，请愿遭到了清廷的拒绝。请愿代表遭拒后继续以各种形式开展活动，创办报刊，派代表分赴全国运动，获得了全国各省咨议局、教育会、商会和立宪团体的积极支持，到1910年6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据说这次请愿有30多万人签名，共有1百多个团体代表。第二次请愿再次遭拒后，请愿代表不屈不挠，于10月3日通电全国，进行第三次请愿。在请愿代表的努力下，速开国会问题成了新开设的资政院讨论的主要议题，并且在表决时获得满场一致通过，资政院议员汪荣宝赞为开议以来“第一次有声有色之举”。
在请愿过程中，各省的咨议局和中央的资政院都赞成速开国会的主张，并且成为请愿代表活动的合法政治舞台。而且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官员，在请愿活动的渲染和感召下，纷纷赞成速开国会。1910年10月25日，以东三省总督锡良为首的18位督抚、将军和都统联名致电军机处代奏，呈请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并于明年开设国会。这些握有实权的高级官员很显然是清政府统治的柱石，他们的态度无疑表明对清廷中枢决策层的不满，标志着清廷已陷入空前孤立的危险处境。
这些情况表明，无论是在朝官僚还是在野的士绅，各省督抚或是各级议员，他们虽然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大不小的矛盾，但在速开国会方面却达成了一致的共识。杨度也再次上奏朝廷，“非速开国会，不足以救国势之危。今资政院初开，即以速开国会为请，民心所欲，已可概知。”并警告清廷如果不俯顺民情，则祸变莫测，“若朝廷不允所请，则草泽横议，必十倍于今时。”
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巨大压力，清廷最后决定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定于宣统五年召开正式国会。资政院议员汪荣宝当时就指出清廷此举实为失策，“必令花团锦簇之举消归乌有”。缩短五年的消息在资政院公布时，议员对这个结果多不满意，“忽闻议场南面发一种悲凉之声，谓国会年限乃可吊之事，非可贺之事。”
请愿代表对国会年限缩短为五年虽然并不十分满意，毕竟活动结果差堪可慰。此后奉天、直隶等部分地区的请愿活动虽继续进行，但规模不是甚大，在清廷的严令弹压下，以奉天、直隶为中心的请愿活动也很快结束。遍及全国的情愿运动，参加人员由立宪派士绅扩大到地方督抚、驻外公使和朝廷官员，使清政府在四面楚歌中无所措其手足，虽然缩短了立宪年限，依靠强力压制了激进的请愿代表，但清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在这几次请愿运动中消耗殆尽，陷入了极端的孤立状态。
在杨度看来，不需要使用武力，单是舆论就可以推到政府，把放任的政府改造为负责任的政府。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系统阐述政治思想之时，通过与民主立宪党人排满革命的策略相比较，杨度认为挟舆论之力用和平请愿的办法就可以达到目的。民主立宪党必须有大而必胜的兵力才能推翻政府，而君主立宪党以舆论为主要武力，“必能推倒放任政府而开设国会”，如果万一舆论不能奏效，人民中有一部分以兵力从事之时，将会更加唤起全国反对政府的激昂舆论，“兵力之武力虽败，舆论之武力终胜，仍以舆论为告捷之具。”
确定舆论鼓吹的斗争方式之后，杨度又提出以开国会为号召，在社会上广泛造成开国会舆论的具体办法。杨度认为如果合力倡导请开国会，则国会问题必然会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简单但又重要的问题，可以团结最大多数的力量向政府施加压力。杨度解释了以开国会为舆论号召的原因：
其所以必以国会号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会上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亦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我辈主张国会之理由，但有一语曰，国民举代表人以议国事，则政府必负责任而已。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实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
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反对者的攻击，又可把主张君主立宪的各派势力团结在召开国会的大旗之下；正如革命党内部虽政治主张差别甚大，但却能团结在排满革命的大旗之下同样。个中奥妙在于，“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教益增也。”
梁启超非常赞同杨度提出的这种以国会为号召在社会上广造舆论的办法，“至专提倡开国会，以简单直捷之主义，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以收一针见血之效，诚为良策。” 虽然两人联合组党的计划没有成功，分别创立了政党组织，但梁启超依然采用了杨度建议的以争取开国会广造舆论的斗争策略。自此之后，杨度倡导的国会请愿活动，逐步成为此后宪政运动的核心目标，并且清政府正是在速开国会的请愿声中，一步步地走向了灭亡。
杨度确定以开国会来鼓吹舆论的策略之后，旋即进入具体实施阶段。1907年10月杨度返国后，留在日本的宪政讲习会会员，按照杨度拟定的计划，于是年秋上书请愿，要求清廷开设民选议院，此次上书是清末立宪运动中请愿开国会的第一次。宪政讲习会在这次上书请开国会之后，许多重要会员都先后回国运动请愿召开国会事，而且作为灵魂人物的杨度也不再返回日本，宪政讲习会此后主要是在国内发展力量。自杨度首倡国会请愿之后，以“速开国会”为号召的国会请愿运动就成了清末最后几年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活动，而且几乎所有关于请开国会的陈情和呼吁都在延续着杨度所阐发的国会论述思路。
1907 年 12 月初，杨度联络湘绅谭延闿、廖名缙、罗杰等人，成立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并且以湖南全省士民的名义发起上书请愿，恳请政府开设民选议院以实行预备立宪。请愿书为杨度所拟，并经王闿运改定。这份请愿书结合关于实行立宪条件的上谕，从各个方面阐发了开设民选议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杨度在请愿书中指出，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屈服于专制政体之下，不知国家为何物，政治为何事，远远逊色于东西各国实行民选议院的国家，“今惟有利用代议制度，使人民与国家发生关系，以培养其国家观念而唤起政治思想，俾上下一心，君臣一德，然后宪政之基础确立，富强之功效可期。”如果只空言立宪，“其危险之情形，实有为臣民所不忍言者。”朝廷趁人民程度尚未发达之际，开设民选议院来发达人民的国家思想，训练其政治能力，上可以巩固君权，下可以增进人民程度，还可以促进立宪政体的及早确立。
杨度接着在请愿书中指出民情能否通达是治乱兴衰的关键，只有开设民选议院才能通达民情消弭祸乱，东西各国均为例证：
自法兰西革命以还，人文日起，世局一新，欧洲人士寝馈民权之说，讴歌自由之风，而当时之君相又欲保其固有之主权而厉行专制，君民冲突之事，遂以次递起于欧美两大陆之中。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潮流所至，河山失险，亚东诸国亦自此多事矣。然各国历史有一共同之公例，非他，即民选议院。开设早者，其祸端常小而时期亦短，如普、意、日本诸国是也；民选议院开设迟者，其祸乱常大而时期亦长，如法兰西、俄罗斯诸国是也。
中国当前局势岌岌可危，原因就在于没有民选议院通达上下之情：
今日中国民气之嚣已入极端，法兰西之革命、俄罗斯之暗杀已兆其端，土崩瓦解，岌岌可危，虽无瓜分之忧，亦有陆沉之痛。然推原祸本，则实以民情不达之故。
补救之道，应以俄法为前车之鉴，师法普日往事，争取早日开设民选议院：
夫二十世纪之中国，虽梅特涅、俾斯麦、大久保联袂立朝，亦不能独违公例，以维持独裁政体之残喘。顾所争者迟早耳，然早则其利如此，迟则其害如彼，一彼一此，固不待烦言而自解矣。
剖析了民选议院开设早晚的不同利害之后，又指出如果拖延不开民选议院，则“三数年后，燎原莫救”。请愿书在最后强调开设民选议院为当前救国的唯一方法，“夫今日一线之生机，中国图存之妙用，惟在宪政。而欲促宪政之成立，惟有早开议院之一法，舍此而外，别无他途。”
这份请愿书的基本思想几乎全为此后的请愿书所沿用，尤其是杨度强调开设民选议院为唯一救国方法的论断，成为国会请愿运动日益激进化的主要理论武器。有学者据此评述杨度的宪政观是以“制度决定论”思想作为立论基础，“杨度被认为是当时中国人中对宪政制度认识的最为深刻透彻的权威学者。而他对立宪政治的认识就是如此简单。”这种评价并不十分准确，因为杨度对世界各立宪国发展的历史有清楚地了解，他也知道中国短时间内不可能达到发达的宪政，“吾民乃欲一日而得之，其无乃操豚蹄以祝篝车也。”他所提出的金铁主义说是一套系统完整的政治理论，用开国会的办法改造政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自己并没有把开国会作为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灵丹妙药，但之所以还如此突出地宣扬开国会为唯一救国的方法，这是他的斗争策略。因为夹在清政府和革命党这两种政治势力之间，为了避免危险的暴力革命，又能达到改造清政府的目的，根据当时情况所能提出的相对最为可行的政治策略。
杨度对开国会的倡议及其发动领导的请愿运动获得了积极的响应，国内大多数报刊都以开国会相号召，到1908年初，已是“国会国会之声，日日响彻于耳膜许多立宪团体纷纷发起各省士民签名请愿召开国会，开始络绎不绝地上书政府请开国会，宪政公会、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研究会还酝酿成立专门以速开国会为宗旨的国会期成会。
鼓动起开国会的舆论之后，杨度也开始以四品京堂候补任职宪政编查馆，但成为京官的杨度仍是以争取早开国会为职志，利用京官的便利身份广为运动，“竭力以国会利益陈说于诸公之间”，尤其是极力耸动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各军机大臣因为杨度倡导的国会请愿已经蔚然成风，鉴于此事关系太大，于 1908年6月8日，专门在颐和园外务部公所召开特别会议，“开列疑难问题数十条质问杨京卿”，杨度当场回答了政府诸公的疑问，逐层演说达四、五小时之久，辨析国民程度问题尤为爽朗。杨度向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表示，“某此来以开国会为目的，如办不成，不特无以对朝廷，且何以对诸公之知遇？”并当场宣言，“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以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门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1908年5月，杨度还曾专门到天津鼓动开国会的舆论，并在天津法政学堂演讲，宣扬开国会的舆论。杨度在演讲中指出立宪和专制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形式上的法政，而是在于有无通达民意的国会，“立宪国之政府原系行人民之意思，故为人民之政府，专制国之政府独立专制，实为政府之政府；立宪国之政府权限分明，专制国之政府权限混淆。”而有没有国会造成了立宪和专制政府的这些区别。杨度批驳以人民程度不足来缓期数年立宪的借口，是大谬大误之说。接着强调预备立宪的入手之方在于人民得以预闻政事，“预备立宪首要在预备人民预闻政事。不预备人民预闻政事，则绝不为预备立宪。”由于立宪制度利于君、利于国、利于人民，唯独不利于官吏个人，因而遭到反对，“况现在之官吏，优者不过十之二、三，劣者实居十之七、八，一立宪必致官吏各个人所司之事项与个人之意思相冲突，由是政府不得不思所钳压之。”面对这些阻力，杨度指出人民抵抗的唯一手段，就是上书要求开设国会，而且这种办法出于平和，非属暴动，不用担心有毫末危险。在演讲最后，杨度呼吁连续要求开设国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吾是以要求开设国会，希望我全国之热心志士连渡举行，一次无效继以二次，二次无效继以三次、四次乃至数千百次，不达开设国会之目的不止。国会开矣，则政府为国家发布命令之机关，有议会为代表人民舆论之机关，而立宪制度成矣。
杨度倡导的连续请愿办法，很快得到广泛的响应，使清政府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
杨度速开国会的活动和呼吁，达到了“社会风从，庙堂倾听”的结果，但对国会问题的讨论，却也激发了很多矛盾，“今年夏秋之际，新旧之说，满汉之说，君权民权之说，急进缓进之说，一时俱齐，风潮大起，阻力横生。”倡导国会的关键人物杨度，“以一身受数面之嫌疑，当各派之冲击”，遭受了极大的压力。但是遍及朝野的请开国会的舆论，毕竟促使清政府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及有明确步骤的九年预备立宪清单，使无年限、无办法的预备立宪空言，变成了有年限、有办法的具体实行。毫无疑问，同以往的独裁政体相比较，清政府的这些举措已堪称“超轶前古之举动”，但已经为舆论所激发的各省士民，却并不满足于这个成就，而是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
随着各省咨议局的开办，以及逐年筹备立宪工作的开展，各项宪政预备的推进，速开国会几乎成了整个精英阶层的共同心声，而且有了合法的政治活动舞台。1909年底，16个省的咨议局联合成立了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并且选出了请愿代表赴京请愿。1910年1月，请愿代表向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并谒见军机大臣劝说早开国会，请愿遭到了清廷的拒绝。请愿代表遭拒后继续以各种形式开展活动，创办报刊，派代表分赴全国运动，获得了全国各省咨议局、教育会、商会和立宪团体的积极支持，到1910年6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据说这次请愿有30多万人签名，共有1百多个团体代表。第二次请愿再次遭拒后，请愿代表不屈不挠，于10月3日通电全国，进行第三次请愿。在请愿代表的努力下，速开国会问题成了新开设的资政院讨论的主要议题，并且在表决时获得满场一致通过，资政院议员汪荣宝赞为开议以来“第一次有声有色之举”。
在请愿过程中，各省的咨议局和中央的资政院都赞成速开国会的主张，并且成为请愿代表活动的合法政治舞台。而且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官员，在请愿活动的渲染和感召下，纷纷赞成速开国会。1910年10月25日，以东三省总督锡良为首的18位督抚、将军和都统联名致电军机处代奏，呈请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并于明年开设国会。这些握有实权的高级官员很显然是清政府统治的柱石，他们的态度无疑表明对清廷中枢决策层的不满，标志着清廷已陷入空前孤立的危险处境。
这些情况表明，无论是在朝官僚还是在野的士绅，各省督抚或是各级议员，他们虽然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大不小的矛盾，但在速开国会方面却达成了一致的共识。杨度也再次上奏朝廷，“非速开国会，不足以救国势之危。今资政院初开，即以速开国会为请，民心所欲，已可概知。”并警告清廷如果不俯顺民情，则祸变莫测，“若朝廷不允所请，则草泽横议，必十倍于今时。”
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巨大压力，清廷最后决定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定于宣统五年召开正式国会。资政院议员汪荣宝当时就指出清廷此举实为失策，“必令花团锦簇之举消归乌有”。缩短五年的消息在资政院公布时，议员对这个结果多不满意，“忽闻议场南面发一种悲凉之声，谓国会年限乃可吊之事，非可贺之事。”
请愿代表对国会年限缩短为五年虽然并不十分满意，毕竟活动结果差堪可慰。此后奉天、直隶等部分地区的请愿活动虽继续进行，但规模不是甚大，在清廷的严令弹压下，以奉天、直隶为中心的请愿活动也很快结束。遍及全国的情愿运动，参加人员由立宪派士绅扩大到地方督抚、驻外公使和朝廷官员，使清政府在四面楚歌中无所措其手足，虽然缩短了立宪年限，依靠强力压制了激进的请愿代表，但清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在这几次请愿运动中消耗殆尽，陷入了极端的孤立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