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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杨度与梁启超联合组党的酝酿与分离
清政府在讨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之时，梁启超、杨度两人曾为载泽和端方等人代草了许多考察宪政、奏请立宪的奏折，推动了君主立宪政策的确立，两人想着政治抱负可以由此实现，对这次立宪改革自然寄予厚望。如梁启超在看到立宪诏谕后，就非常乐观地断言：“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当改革官制进行之时，梁启超又代人写作改革官制的文章，并且颇为设计的改革自信，但看到改革官制的结果有名无实，与自己的设想相差甚远，颇为失望，“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本来面目。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公一腔热血，空洒云天，诚伤心事也。”这样一来，官制改革的结果不仅没有增强清政府的合法性，反而使不满的人群日益增加，革命党势力又有增长，“他党近来势颇发达，久恐有异动，排斥立宪之声，如蛙鸣之噪耳，”连累得主张立宪的梁启超也遭受唾骂。但政府确立立宪的目标，毕竟为主张立宪的人士提供了组织政党的肇机。
杨度在留日学界，是革命党和立宪派都极力拉拢的对象，他与两派势力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政见的不同，杨度拒绝了孙中山合谋共事的邀请，“去年中山以全力运动之，不能得，今革党日日攻击之，而其志乃益因以坚定。”梁启超说革党日日攻击杨度略有夸张，因为杨度与革命党的许多精英都有相当不错的个人关系，而且他自己虽主张和平的君主立宪，对革命党的激烈行为也并不反对，双方颇多来往，革命党人经常与他共事，所以他始终没有相梁启超与革命党之间那样辱骂讨伐不断。杨度与梁启超因为君主立宪的基本主张相同，自然有更多的共同话语，杨度自1903底开始与梁启超交往甚密，双方都认为对方是难得的佳友，希望能联手救国。但杨度并没有加入康梁一派的保皇会组织，这主要是因为杨度深感保皇会的名义狭窄而且窘迫，在国内为政府所深嫉，康梁一直是通缉擒拿的要犯；在国外又为革命党人所指目，一直是攻击谩骂的对象，国内外都难以扩充。基于这些情况，杨度虽与梁启超“交极深”，在政治思想上又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一直拒绝加入保皇会。预备立宪的诏书颁布后，杨度和梁启超都认为抛开保皇会的旧组织，发起组织新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时候频频面商或书信讨论国政民情，开始探讨成立推动政府改革的政治组织，但他们联合组织政党的前提是必须能妥善处理好康、梁在新政党中的位置问题。
才高气傲的杨度在戊戌年只是一名普通青年士绅时，就已对当时名满天下的康有为颇不以为然，认为康的才学不过如此，康有为参与变法失败也是他没有教导的结果。杨度现在也已扬名天下，而且是东京“最有势力”的人物，又于1906年10月纳赀捐候选郎中，在国内有合法的活动地位，而康、梁则仍是朝廷通缉的要犯，很显然他不会甘心作受康、梁驱使的马前卒。康、梁是促进国家维新改革的老前辈，在海内外声名很盛，有着规模庞大的政治组织，自然只想把杨度视作收归己用的干将，平等待之尚且不会，更不可能让杨度居于主导的地位了。这些情况都说明杨度与梁启超之间双方虽然交契友深，也只能是有限度的合作，谁都不会屈己从人，甘居从属地位。
熊希龄、杨度和梁启超三人之间都是深具政治抱负的朋友，联手推进了清政府的立宪改革，朝廷预备立宪后又进一步酝酿成立政党。1906年底，三人在日本神户连续商讨三天三夜，确定了组织政党的各方面问题。准备新组织的政党名为宪政会，设本部于上海，以杨度为干事长主持。初步讨论的纲领主要为：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并拟在国内争取政界要人袁世凯、端方等为暗中赞助人，立宪名流张謇、郑孝胥等人加入宪政会。梁启超与杨、熊两人确立宪政会的组织原则和方法后，给康有为的信中详细汇报了这次讨论组党的情况，并说明宪政会暂不设会长，“空其席以待先生，先生现时为暗中主持而已。”至于梁启超则“以寻常会员之名禀先生之命，就近代行会长事。”因为东京学界人数众多，卒业归国的遍布要津，所以新组织的政党要先从东京积势，先在东京行结党礼，随后设本部于上海，“以干事长主之”。梁启超极力向康有为夸赞杨度，“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莫如杨皙子度。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识者莫不归之。”干事长的人选自然非人望、学识俱佳的杨度莫属，“干事长必须极有才学有望而极可信者，舍皙子殆无他人，拟以彼任之。”梁启超又再三嘱托康有为对杨度要以“国士待之”，不要让杨度失望，“以弟子所见，此人谭复生之流也，秉三亦谓眼中少见此才，”梁启超希望康有为以国士待杨的目的是“得其心”，因为有才的杨度不易降服，但“降服后则一人可抵千百人”，这样一来杨度就会“始终效死力于党矣”。
在梁启超心目中，正在酝酿成立的宪政会自然是以康梁一系为主导，而杨度只不过是一个“降服”后能为他们“始终效死力”的干将，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所用的词汇如“得其心”、“降服”、“效死力”、“从我”等等，都非常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很显然这只是梁启超一人的妙想，这也种下了宪政会还没有成立，两人就已分道扬镳的种子。
梁启超、杨度拟议设立的宪政会尚在讨论之时，1906年 12 月，国内的立宪派名流就在上海联合发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选举了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主要以筹备立宪事宜，推动朝廷立宪，提高国民的宪政知识为中心。这样一来，梁、杨设想中的争取国内立宪名流的计划已经落空，负责运动国内权贵和立宪名流的熊秉三此时极为灰心，“来书多愤嫉之言，似觉吾侪目的之不易达者。”不仅国内的力量没有争取过来，更为要命的是，梁启超和杨度这两大力量也开始出现分歧。杨度除在 1907 年 1 月创刊《中国新报》外，又在 2 月 9日与方表、陆鸿逵等人在东京组织成立“政俗调查会”，杨度自任会长。据宋教仁1907年2月11日的日记记载：“（熊）岳卿告余前日杨皙子等结立一党，表面名曰政俗调查会，实则欲成为一政党者，其宗旨在反对政府及革命党，而主张君主立宪云云。”熊岳卿、宋教仁等人当时虽然并不知晓杨度与梁启超的秘密组党计划，但也准确的断定杨度成立政俗调查会的目的是为了组党。
杨度率先成立政俗调查会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摆脱康、梁而独立结党，只是为了在将要联合成立的宪政会里拥有更大的势力。但这恰是梁启超所不能允许的，梁启超在1907年3月致蒋观云的信里，把宪政会难产的主要问题归结为杨度的野心：
某君（指杨度）欲以其所支配之一部分人为主体，而吾辈皆为客体而已。吾辈固非不能下人者，苟有一真能救国之党魁，则投集其旗下为一小卒，固所不辞，但某君果为适当之人物否，能以彼之故而碍党势之扩张否，则不可不熟审耳。又某君之意，必欲于结党式举行后，即自在上海开一大局面，此议先生前次已极反对，弟细审情形，亦益不以彼所主张者为然。
很显然这只是梁启超的一面之词，在他看来，杨度如果听从他和康有为的指挥安排，双方就能够顺利合作，杨度独自打开局面的想法是想要脱离康、梁一系的控制，自然不会得到赞同。正如前文已经分析的，杨度的抱负、禀性以及他的能力，都决定了杨度不可能单纯只作受康、梁驱使的一员干将，而为他们“效死力”。
杨度与梁启超两人数次书信往还，讨论在组党中所出现的问题，在杨度看来，当时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政党成立之时期，二是政党组织之方法。分歧主要在于第二个问题，“其所以如此之难者，实蒋观云发生一个地位问题，不肯少屈己而伸人，贻吾人以困难，且吾人心里亦被其纷扰，而几流于不光明。”杨度指责蒋观云“倡言欲坐收权利固地位，又言内地危险，不肯深入，实非真爱国所宜言。”强调自己只为尽一身之责任，“不仅目前之祸福不问，即将来之升沉亦不问，”扫除一切地位权利问题，求患难为公的朋友。杨度认为以前所拟定的组织方法，都不甚妥帖，建议组织方法分四级，“第一级为总理，第二级为国务委员，第三级为常务委员，第四级为普通会员，别组织一干部，以主持党中重要事件。”因为康有为所牵涉的利害太大，最妥当的解决办法是，“总理暂不举人，南海暂不入党，”这个问题因关系太大，是现今所最应注意的第一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清政府和革命党都把康有为看成大敌，“南海之反动力太大，革党与政府或可借此以为摧残本党之具，非本党基础稳固，势力大张，不畏政府之后，会员中不仅无敢顶康党之名而冒名以进者，即有之而不胜其阻力，于国于党，皆无所益，此人人所共知。”即使杨度和梁启超两人联名提议康有为担任总理也“决不可得”，因为梁启超本人也仍是政府通缉的要犯，并为革命党主要的论战对手，他自己入党“尚非全无问题”，如果再发生“南海问题”，“则真无解决之道矣”。而国务委员则“虚其席以待天下之大人贤者”，杨度本人则甘居负责任的常务委员，与最初组织政党的同志居于同等的地位，不立丝毫之区别，这样必能同心同德以济艰难，“否则吾人皆如观云所云，享权利占地位之心，他人岂来尽义务者乎？”
杨度认为要想达到组党救国的希望，梁启超和他两人都必须屈己奉公，“无私毫地位权利之见”，否则便会问题横起。这次东京传言“谓杨、蒋争权，各诉于梁”，杨度大呼冤枉，“弟何尝与人争权而诉于兄耶？” 因这次传言是由梁启超“甚敬其人热诚”的徐佛苏散播的，所以杨度提醒梁启超，“徐之为人热诚而识暗，难于深谋，”“佛苏为人无智略，可与行之，而不可与谋之。兄此后不可不注意。彼与弟之交情先于吾兄，弟服其热诚而不常与谋事，非无故也。”接着杨度又直率地指出了梁启超的缺点，“兄千顷汪洋固其美质，然处世之际，亦不择人不择言，则实不可以为长处而自护也。”
至于政党成立之时期，杨度认为应首先造势，“欲党成而有势力，则必社会上结党之观念大盛而后可，”最简单的办法莫如以开国会为号召，先在社会上造成开国会的舆论：
合力专言开国会事，事事挟此意以论之，如此者二三月，则国会问题必成社会上一简单重要之问题，人人心目中有此一物，而后吾人起而乘之，即以先谋开国会为结党之第一要事，斯其党势必能大张，盖先举事而后造舆论，不若先造舆论而后举事，此格兰斯登之法也。
杨度接着解释了先造开国会舆论的原因：
其所以必以国会号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会上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亦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我辈主张国会之理由，但有一语曰，国民举代表人以议国事，则政府必负责任而已。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实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
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反对者的攻击，又可把主张君主立宪的各派势力团结在召开国会的大旗之下，“所以主张此者，则任其各自为说，无论其从何方面言之皆可，譬如出一题目，任人作文是也。”这也正如革命党内部虽政治主张差别甚大，但都能团结在排满革命的大旗之下，“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有曰满人不能立宪者，有曰立宪不利于汉者，虽皆无理，而各有一方面之势力。”排满革命之说之所以在社会上有如此大的号召力，杨度之所以强调应以国会作为君主立宪的主要目标，因为简单的号召办法可以增加势力减少阻力：
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教益增也。杨度阐述了应先以国会为号召在社会上广造舆论之后，向梁启超提议，目前鼓吹的重点“宜专重国会”，而不必专重政党，“若专重政党，人犹不知，结此政党将何所为，虽鼓吹而仍无效，但使国会舆论将成，人人皆欲得此而无其法，则一言结党，则须臾立成矣。”随后杨度又进一步指出了梁启超最近在政策上的一些失误。因为梁启超写文章既骂政府，又批评留学界，两面不讨好，所以杨度建议梁若能专从政府一方面立论，实可以唤起同情，“若专驳革命党，批评国民，实为失策。”杨度指出立宪派既处于民党地位，“则但有号召国民从我以反对政府，不能立于裁判政府与国民之地位，为公平之议论。…若忽东忽西，则招国民之疑惑，生党员之嫌恶矣。我辈若欲为民党，则不可不立于一方，而决不可为两岐之论。”杨度直率地指出梁在政策上的失误做法，是因为担心政策不同会影响到两人合作的宗旨，并特意说明“弟与兄无所谓心术问题，特政策问题耳。”希望梁启超能“谅其诚而恕之”。
梁启超对杨度以国会为号召的办法甚为赞同，“至专提倡开国会，以简单直捷之主义，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以收一针见血之效，诚为良策。弟当遵此行之，并在《时报》上有所鼓吹。”政策上的问题虽然解决，但两人对政党的组织方法问题仍有根本的分歧，虽经数番辩论，仍没有达成共识。
杨度批评梁启超处世之际不择人不择言，对梁所倚重的徐佛苏和蒋智由都不甚满意。在杨度看来，徐佛苏热诚无智略，“可与行之，而不可与谋之”；蒋观云只想着收权利固地位，不肯屈己而伸人，至发生个人地位问题，生出无数麻烦。但梁启超对杨度的劝诫并没采纳，因为此时他已把徐佛苏和蒋智由二人当作自己组党的主要帮手，梁启超希望的解决办法是调处蒋智由和杨度这两方面的势力，自己居中操纵。梁启超向杨度强调对于同主义的别党，“必毋立于互相排斥之地位，而惟立于互相提携之地位”，这样才能自增势力。接着梁分析造成政党不能成立的原因不在政见，而在各个人之感情，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一面各自为战，一面积极的接近感情，为最终的统一做准备。但梁启超的言行并非完全一致，在劝导杨度要“力求接近感情”的同时，却又在与徐佛苏和蒋智由通信的时候，多次抱怨批评杨度。梁启超向徐佛苏、蒋观云抱怨杨度想揽权的同时，他自己对掌握大权也甚是在意，“拟于公布之章程外别著所谓‘干部章程’者，此党中命脉，在此处重握其权，则不至有分裂或旁落之忧也。”梁启超多次与徐佛苏、蒋观云密商组党办法，但又不愿先提出分离，“最好俟其宣布分离后，我乃明建旗鼓，则我有词以责彼，彼无词以责我，”这样就不会“中其术而为彼所用”，梁启超为在以后能“较占地位”颇为费心，以至于自己都抱怨“甚矣用权术者之苦也”。梁启超把这次组党中所产生的困难全部归因于杨度，“生出无量问题者实缘某君一点私见感召使然，”并把自己以前极力夸赞为有望且又极可信的良友，断定为世间最难共事的人，“盖人之难共事，至于如某君者，盖世间更无其他。”梁启超对杨度的评价在褒之时几乎誉其为完人，贬之时又几乎詈其为恶鬼，从这一点来看，梁启超是一位感性多于理性的人，考虑事情并不是很细致周到。就这次联合组织政党而论，杨度的组织才能和思虑周全方面都高于梁启超。杨度在酝酿组党时强调要妥善处理好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地位问题，因为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给政党的发展横生阻力，梁启超单独成立的政闻社不到一年就遭朝廷查禁，颇能说明杨度的担心不无道理。
现在看来，杨度对蒋智由希望能收权利固地位的批评并非虚语，因为政闻社在成立时同样发生了这个问题，以至于徐佛苏也向梁启超抱怨，“昨观云已拟一职员章程，与弟共决，伊之意视编纂甚轻，而视交际甚重，此殊不可解。…乃观云必欲握交际一权，得毋轻重颠倒，虽然弟亦不必与之辨也。”
梁启超在准备单独组织政闻社向康有为汇报时，把联合组党失败的原因全部都归因于杨度的野心所造成：
杨皙子初本极热心此事，至今犹然，但征诸舆论，且察其行动，颇有野心，殆欲利用吾党之金钱名誉，而将来得间则拨戟自成一队，故不惟本党旧人不敢放心，即东京学界各省新进之士表同情于吾党者，亦不甚以彼为然。故现在政闻社之组织，杨氏不在其内，弟子数月来所经画徘徊而久不定者，颇为此也。
而另一位当事人徐佛苏在当时也把组党失败并单独成立政闻社的原因，归于“全系对于皙子感情不好，无可联络”，后来又因为在组织政闻社时对蒋智由也有不满，就又把原因归结于杨度和蒋智由两人，“杨、蒋政见至迕，彼此坚愎虚骄之意态，均不可当。”
总括前述争论，杨度与梁启超联合组党的障碍在于政党的组织问题和个人的感情问题，杨度拟定的组织办法不为梁启超、蒋智由和徐佛苏等人所赞同，梁启超所希望的自己居中操纵，而把杨度当作为己所用的干将也不能为杨度所接受。就个人感情而言，杨度对徐佛苏和蒋智由颇有不满，认为这两个人一个难于共事一个不可与谋事，但梁启超却对两人深为倚重，视为左右手。这些问题都无法解决，杨度与梁启超联合组党的计划也只能告吹，只好各自行事，分头组织政党。梁启超和蒋智由、徐佛苏合作成立政闻社，杨度则发起成立了宪政讲习会。两人这次的组党活动不仅合谋共事的目的没有达到，还使两人的友谊深受伤害。
1907年7月，杨度与熊范舆等人成立宪政讲习会，宣布其“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会长由会员公选；评议部议决一切事务，部长由评议员互选产生，评议员由会员选举；事务员由会员选举，办理评议部议决的事务。会长为熊范舆，杨度名义上未担任职务，但实际上主持一切。宪政讲习会成立后公开发表了意见书，激烈谴责政府“冥顽不灵，贪饕可耻”，指出人民如不欲亡国，必须把不负责任的政府改造为负责任的政府，办法就是设立民选议院。为达此目的，国民应持积极的态度争取，而宪政讲习会的同志，“有鉴于此，誓天泣血，奋励无前，实愿与薄海同胞互相提挈，以一腔之热血，为宪政之先驱。”
据革命党方面的《中兴日报》报道，宪政讲习会成立后的势力颇盛，会员有五百余人，声势仅次于同盟会，远超过政闻社。但政闻社的徐佛苏等人与此判断截然相反，也许是由于和杨度联合组党不成的缘故，不希望杨度的势力发达，因而断定杨度现在的处境艰难，“皙子现在十分冷落，怨悔集于一身，盖除熊、蹇数人外，皆无不反对皙子之骄傲者。”并且还竟然做好了杨度重新加入政闻社的打算，“以皙子今日危迫之情形，虽加入政闻社亦决无妨碍，因其一部分之资望与其势力均已扫地，不足以动摇政闻社之基础，况其容许入社之权，当操自我，更何畏哉。”
1907年9月，宪政讲习会成立后不久，杨度的伯父杨瑞生去世，因伯父视他如己出，对他极为关爱照顾，所以杨度闻耗后旋即返国奔丧。杨度返国后，主持宪政讲习会的熊范舆等人，按照杨度拟定的以开国会为立宪运动主要号召的计划，于是年秋上书请愿，要求清廷开设民选议院，此次上书虽没有达到目的，但是清末立宪运动中请愿开国会的第一次。尤应注意的事，宪政讲习会所开启的这一先例，成为此后立宪运动中的最核心目标，并且在速开国会的请愿声中，清政府一步步地走向了灭亡。宪政讲习会此次上书请开国会后，许多重要会员都先后回国运动请愿召开国会事，开始主要在国内发展力量。1907年12月初，杨度联络湘绅谭延闿、廖名缙、罗杰等人，在长沙成立了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定章隔一二日或二三日讲演一次，莅所听讲者均可彼此辨难，以期研究有得，为异日地方自治之预备云。”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成立后，即以湖南全省士民之名义发起上书请愿，上书政府请开国会，要求设立民选议院。杨度为了增大影响力，劝动了原先对自己不满的老师王闿运出山领袖群英，“度复来寻，允须先生领袖群英，请开国会，作呈词。一味取闹，余为改定。”大约在这个时候，日本名士犬养毅游长沙，受该会的邀请发表演说。犬养毅以日本宪政运动的历史，来阐明中国宪政运动应该采取的方针，期望中国的立宪政体早日确立，并且勉励湖南人要“以独立不羁之气象，慷慨尚义之精神，出而与全国国民谋政治之改革。”
宪政讲习会在杨度的领导下活动频繁，以国会为号召请愿政府的办法，更是使宪政讲习会的声势日隆，在国内的势力颇大。当时政闻社的一名会员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说，“现闻宪政讲习会在长沙汉阳之间，以学会形势而实充其宪政之党势，凡足迹所到之处，无不为讲习会之势力范围。”并督促梁启超“努力为之，勿稍退步”，梁启超与杨度在联合组党中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使梁启超对杨度的意见颇大。以至于政闻社在国内发展中所出现的困难，梁启超也归因于杨度的倾陷：
杨皙子于武昌及南京等处遍散谣言，谓政闻社目的专在排袁，延爽在汉之办报，为排袁之先锋，前于沪新任道蔡某前媒孽延爽之短，不遗余力，到南京亦复如是。盖蔡道前次莅沪，乃某军机授意，令其镌刻党人碑者，杨皙子又从而加工焉。
梁启超的这种猜测，很可能并不属实，因为杨度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动国内立宪运动的发展，并非要打击政闻社。
1908年1月，杨度把宪政讲习会更名为宪政公会，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也改称为湖南宪政公会。1908年6月，清政府的民政部批准宪政公会成立，因而该会召开评议会，重新改订了章程。修改后宗旨为“确定君主立宪政体”，领导机关改设总裁、副总裁，主持会务；常务员综理会务，常务员长有常务员互相推举。在各地建立支部，支部置干事长。杨度出任改选后的常务员长。宪政公会在这次会议后，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支部，声势极一时之盛，但好景不长。当政闻社遭查禁后，清廷对会社取缔趋严，会员大半托词而出，宪政公会日益萧索。
1908 年 8 月，清政府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立宪预备事宜年表》，明确规定了以九年为期的预备立宪计划。但政府的九年预备计划令主张君主立宪的人们深感失望，认为预备期限过长，系清廷有意拖延，很多人撰文呼吁缩短年限，对政府多有攻击。因杨度是宪政编查馆的主要人物，当时有传言这份九年预备立宪清单是杨度所草拟，所以有很多舆论对宪政公会和杨度进行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杨度公开发表了《布告宪政公会文》，申明自己对政府九年预备的态度。文章开始，杨度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外观世界大势，内察本国舆情”，明确表示自己不赞成九年预备立宪，“不禁为之流啼而长叹者也”。接着又强调自己一贯主张速开国会，虽“一身受数面之嫌疑，当各派之冲击”，仍以“孤忠大节相勉”，并辩称九年预备立宪清单并非自己所撰，“其所颁《钦定宪法大纲》及《预备事宜年表》，鄙人虽未尝参与一字，且于其时更申三年之说，作表列说，以冀其行。”劝勉宪政公会会员在当前情况下，要奉扬谕旨，“引导人民恪遵分年预备之单而为确立基础之法，不宜以空言为重以时事为轻，”而应继续努力实行“囊日宗旨”。对于各地报纸对预备宪政过于偏重君权的讥评，杨度并不赞同，“若自鄙人论之，则以为以君主大权制钦定宪法，实于今日中国国事办理最宜。”按他的解释是因为君主大权有利于融合各民族，使各族归心；可以加强中央集权，以谋统一，最后，杨度再次勉励宪政公会会员，“本最初救国之怀，负天下安危之责，无以一时之毁誉得失，易其往昔之宗旨已矣。”
1908 年 11 月，清廷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仅两天之内即相继去世，“浮议大兴，人心惶惑”，尤其是日本东京留学界谣传更多，甚至有人以宪政公会名目，倡导“作乱称兵”。杨度为给宪政公会辟谣，乃在报上公开发表了《与各地宪政公会会员书》，强调“本党宗旨坚定，专以宪政为归，决不至惑于流言，轻举若是。”杨度根据自己所见闻，指出浮议并非事实，呼吁国民为了宪政前途，“恪遵屡次诏旨，风起云涌，促宪政之实行，但就其本省谋使咨议局速成，人民参政机关早立，则此后步步进行，万事皆有基础，宪政虽欲不成，乌有可得乎？”杨度认为应以宪政为惟一宗旨，告诫宪政公会会员勿为浮词煽惑，而应“谋秩序之维持，图宪政之进步”。
此后，由于筹备宪政的加紧进行，宪政公会中的许多骨干人物被各省大吏所聘用，四处星散，极难照顾会务。杨度也因公务繁忙，无暇顾及会务，此后的公开活动基本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宪政公会无形中瓦解。
杨度在留日学界，是革命党和立宪派都极力拉拢的对象，他与两派势力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政见的不同，杨度拒绝了孙中山合谋共事的邀请，“去年中山以全力运动之，不能得，今革党日日攻击之，而其志乃益因以坚定。”梁启超说革党日日攻击杨度略有夸张，因为杨度与革命党的许多精英都有相当不错的个人关系，而且他自己虽主张和平的君主立宪，对革命党的激烈行为也并不反对，双方颇多来往，革命党人经常与他共事，所以他始终没有相梁启超与革命党之间那样辱骂讨伐不断。杨度与梁启超因为君主立宪的基本主张相同，自然有更多的共同话语，杨度自1903底开始与梁启超交往甚密，双方都认为对方是难得的佳友，希望能联手救国。但杨度并没有加入康梁一派的保皇会组织，这主要是因为杨度深感保皇会的名义狭窄而且窘迫，在国内为政府所深嫉，康梁一直是通缉擒拿的要犯；在国外又为革命党人所指目，一直是攻击谩骂的对象，国内外都难以扩充。基于这些情况，杨度虽与梁启超“交极深”，在政治思想上又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一直拒绝加入保皇会。预备立宪的诏书颁布后，杨度和梁启超都认为抛开保皇会的旧组织，发起组织新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时候频频面商或书信讨论国政民情，开始探讨成立推动政府改革的政治组织，但他们联合组织政党的前提是必须能妥善处理好康、梁在新政党中的位置问题。
才高气傲的杨度在戊戌年只是一名普通青年士绅时，就已对当时名满天下的康有为颇不以为然，认为康的才学不过如此，康有为参与变法失败也是他没有教导的结果。杨度现在也已扬名天下，而且是东京“最有势力”的人物，又于1906年10月纳赀捐候选郎中，在国内有合法的活动地位，而康、梁则仍是朝廷通缉的要犯，很显然他不会甘心作受康、梁驱使的马前卒。康、梁是促进国家维新改革的老前辈，在海内外声名很盛，有着规模庞大的政治组织，自然只想把杨度视作收归己用的干将，平等待之尚且不会，更不可能让杨度居于主导的地位了。这些情况都说明杨度与梁启超之间双方虽然交契友深，也只能是有限度的合作，谁都不会屈己从人，甘居从属地位。
熊希龄、杨度和梁启超三人之间都是深具政治抱负的朋友，联手推进了清政府的立宪改革，朝廷预备立宪后又进一步酝酿成立政党。1906年底，三人在日本神户连续商讨三天三夜，确定了组织政党的各方面问题。准备新组织的政党名为宪政会，设本部于上海，以杨度为干事长主持。初步讨论的纲领主要为：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并拟在国内争取政界要人袁世凯、端方等为暗中赞助人，立宪名流张謇、郑孝胥等人加入宪政会。梁启超与杨、熊两人确立宪政会的组织原则和方法后，给康有为的信中详细汇报了这次讨论组党的情况，并说明宪政会暂不设会长，“空其席以待先生，先生现时为暗中主持而已。”至于梁启超则“以寻常会员之名禀先生之命，就近代行会长事。”因为东京学界人数众多，卒业归国的遍布要津，所以新组织的政党要先从东京积势，先在东京行结党礼，随后设本部于上海，“以干事长主之”。梁启超极力向康有为夸赞杨度，“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莫如杨皙子度。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识者莫不归之。”干事长的人选自然非人望、学识俱佳的杨度莫属，“干事长必须极有才学有望而极可信者，舍皙子殆无他人，拟以彼任之。”梁启超又再三嘱托康有为对杨度要以“国士待之”，不要让杨度失望，“以弟子所见，此人谭复生之流也，秉三亦谓眼中少见此才，”梁启超希望康有为以国士待杨的目的是“得其心”，因为有才的杨度不易降服，但“降服后则一人可抵千百人”，这样一来杨度就会“始终效死力于党矣”。
在梁启超心目中，正在酝酿成立的宪政会自然是以康梁一系为主导，而杨度只不过是一个“降服”后能为他们“始终效死力”的干将，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所用的词汇如“得其心”、“降服”、“效死力”、“从我”等等，都非常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很显然这只是梁启超一人的妙想，这也种下了宪政会还没有成立，两人就已分道扬镳的种子。
梁启超、杨度拟议设立的宪政会尚在讨论之时，1906年 12 月，国内的立宪派名流就在上海联合发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选举了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主要以筹备立宪事宜，推动朝廷立宪，提高国民的宪政知识为中心。这样一来，梁、杨设想中的争取国内立宪名流的计划已经落空，负责运动国内权贵和立宪名流的熊秉三此时极为灰心，“来书多愤嫉之言，似觉吾侪目的之不易达者。”不仅国内的力量没有争取过来，更为要命的是，梁启超和杨度这两大力量也开始出现分歧。杨度除在 1907 年 1 月创刊《中国新报》外，又在 2 月 9日与方表、陆鸿逵等人在东京组织成立“政俗调查会”，杨度自任会长。据宋教仁1907年2月11日的日记记载：“（熊）岳卿告余前日杨皙子等结立一党，表面名曰政俗调查会，实则欲成为一政党者，其宗旨在反对政府及革命党，而主张君主立宪云云。”熊岳卿、宋教仁等人当时虽然并不知晓杨度与梁启超的秘密组党计划，但也准确的断定杨度成立政俗调查会的目的是为了组党。
杨度率先成立政俗调查会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摆脱康、梁而独立结党，只是为了在将要联合成立的宪政会里拥有更大的势力。但这恰是梁启超所不能允许的，梁启超在1907年3月致蒋观云的信里，把宪政会难产的主要问题归结为杨度的野心：
某君（指杨度）欲以其所支配之一部分人为主体，而吾辈皆为客体而已。吾辈固非不能下人者，苟有一真能救国之党魁，则投集其旗下为一小卒，固所不辞，但某君果为适当之人物否，能以彼之故而碍党势之扩张否，则不可不熟审耳。又某君之意，必欲于结党式举行后，即自在上海开一大局面，此议先生前次已极反对，弟细审情形，亦益不以彼所主张者为然。
很显然这只是梁启超的一面之词，在他看来，杨度如果听从他和康有为的指挥安排，双方就能够顺利合作，杨度独自打开局面的想法是想要脱离康、梁一系的控制，自然不会得到赞同。正如前文已经分析的，杨度的抱负、禀性以及他的能力，都决定了杨度不可能单纯只作受康、梁驱使的一员干将，而为他们“效死力”。
杨度与梁启超两人数次书信往还，讨论在组党中所出现的问题，在杨度看来，当时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政党成立之时期，二是政党组织之方法。分歧主要在于第二个问题，“其所以如此之难者，实蒋观云发生一个地位问题，不肯少屈己而伸人，贻吾人以困难，且吾人心里亦被其纷扰，而几流于不光明。”杨度指责蒋观云“倡言欲坐收权利固地位，又言内地危险，不肯深入，实非真爱国所宜言。”强调自己只为尽一身之责任，“不仅目前之祸福不问，即将来之升沉亦不问，”扫除一切地位权利问题，求患难为公的朋友。杨度认为以前所拟定的组织方法，都不甚妥帖，建议组织方法分四级，“第一级为总理，第二级为国务委员，第三级为常务委员，第四级为普通会员，别组织一干部，以主持党中重要事件。”因为康有为所牵涉的利害太大，最妥当的解决办法是，“总理暂不举人，南海暂不入党，”这个问题因关系太大，是现今所最应注意的第一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清政府和革命党都把康有为看成大敌，“南海之反动力太大，革党与政府或可借此以为摧残本党之具，非本党基础稳固，势力大张，不畏政府之后，会员中不仅无敢顶康党之名而冒名以进者，即有之而不胜其阻力，于国于党，皆无所益，此人人所共知。”即使杨度和梁启超两人联名提议康有为担任总理也“决不可得”，因为梁启超本人也仍是政府通缉的要犯，并为革命党主要的论战对手，他自己入党“尚非全无问题”，如果再发生“南海问题”，“则真无解决之道矣”。而国务委员则“虚其席以待天下之大人贤者”，杨度本人则甘居负责任的常务委员，与最初组织政党的同志居于同等的地位，不立丝毫之区别，这样必能同心同德以济艰难，“否则吾人皆如观云所云，享权利占地位之心，他人岂来尽义务者乎？”
杨度认为要想达到组党救国的希望，梁启超和他两人都必须屈己奉公，“无私毫地位权利之见”，否则便会问题横起。这次东京传言“谓杨、蒋争权，各诉于梁”，杨度大呼冤枉，“弟何尝与人争权而诉于兄耶？” 因这次传言是由梁启超“甚敬其人热诚”的徐佛苏散播的，所以杨度提醒梁启超，“徐之为人热诚而识暗，难于深谋，”“佛苏为人无智略，可与行之，而不可与谋之。兄此后不可不注意。彼与弟之交情先于吾兄，弟服其热诚而不常与谋事，非无故也。”接着杨度又直率地指出了梁启超的缺点，“兄千顷汪洋固其美质，然处世之际，亦不择人不择言，则实不可以为长处而自护也。”
至于政党成立之时期，杨度认为应首先造势，“欲党成而有势力，则必社会上结党之观念大盛而后可，”最简单的办法莫如以开国会为号召，先在社会上造成开国会的舆论：
合力专言开国会事，事事挟此意以论之，如此者二三月，则国会问题必成社会上一简单重要之问题，人人心目中有此一物，而后吾人起而乘之，即以先谋开国会为结党之第一要事，斯其党势必能大张，盖先举事而后造舆论，不若先造舆论而后举事，此格兰斯登之法也。
杨度接着解释了先造开国会舆论的原因：
其所以必以国会号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会上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亦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我辈主张国会之理由，但有一语曰，国民举代表人以议国事，则政府必负责任而已。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实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
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反对者的攻击，又可把主张君主立宪的各派势力团结在召开国会的大旗之下，“所以主张此者，则任其各自为说，无论其从何方面言之皆可，譬如出一题目，任人作文是也。”这也正如革命党内部虽政治主张差别甚大，但都能团结在排满革命的大旗之下，“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有曰满人不能立宪者，有曰立宪不利于汉者，虽皆无理，而各有一方面之势力。”排满革命之说之所以在社会上有如此大的号召力，杨度之所以强调应以国会作为君主立宪的主要目标，因为简单的号召办法可以增加势力减少阻力：
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教益增也。杨度阐述了应先以国会为号召在社会上广造舆论之后，向梁启超提议，目前鼓吹的重点“宜专重国会”，而不必专重政党，“若专重政党，人犹不知，结此政党将何所为，虽鼓吹而仍无效，但使国会舆论将成，人人皆欲得此而无其法，则一言结党，则须臾立成矣。”随后杨度又进一步指出了梁启超最近在政策上的一些失误。因为梁启超写文章既骂政府，又批评留学界，两面不讨好，所以杨度建议梁若能专从政府一方面立论，实可以唤起同情，“若专驳革命党，批评国民，实为失策。”杨度指出立宪派既处于民党地位，“则但有号召国民从我以反对政府，不能立于裁判政府与国民之地位，为公平之议论。…若忽东忽西，则招国民之疑惑，生党员之嫌恶矣。我辈若欲为民党，则不可不立于一方，而决不可为两岐之论。”杨度直率地指出梁在政策上的失误做法，是因为担心政策不同会影响到两人合作的宗旨，并特意说明“弟与兄无所谓心术问题，特政策问题耳。”希望梁启超能“谅其诚而恕之”。
梁启超对杨度以国会为号召的办法甚为赞同，“至专提倡开国会，以简单直捷之主义，求约束国民心理于一途，以收一针见血之效，诚为良策。弟当遵此行之，并在《时报》上有所鼓吹。”政策上的问题虽然解决，但两人对政党的组织方法问题仍有根本的分歧，虽经数番辩论，仍没有达成共识。
杨度批评梁启超处世之际不择人不择言，对梁所倚重的徐佛苏和蒋智由都不甚满意。在杨度看来，徐佛苏热诚无智略，“可与行之，而不可与谋之”；蒋观云只想着收权利固地位，不肯屈己而伸人，至发生个人地位问题，生出无数麻烦。但梁启超对杨度的劝诫并没采纳，因为此时他已把徐佛苏和蒋智由二人当作自己组党的主要帮手，梁启超希望的解决办法是调处蒋智由和杨度这两方面的势力，自己居中操纵。梁启超向杨度强调对于同主义的别党，“必毋立于互相排斥之地位，而惟立于互相提携之地位”，这样才能自增势力。接着梁分析造成政党不能成立的原因不在政见，而在各个人之感情，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一面各自为战，一面积极的接近感情，为最终的统一做准备。但梁启超的言行并非完全一致，在劝导杨度要“力求接近感情”的同时，却又在与徐佛苏和蒋智由通信的时候，多次抱怨批评杨度。梁启超向徐佛苏、蒋观云抱怨杨度想揽权的同时，他自己对掌握大权也甚是在意，“拟于公布之章程外别著所谓‘干部章程’者，此党中命脉，在此处重握其权，则不至有分裂或旁落之忧也。”梁启超多次与徐佛苏、蒋观云密商组党办法，但又不愿先提出分离，“最好俟其宣布分离后，我乃明建旗鼓，则我有词以责彼，彼无词以责我，”这样就不会“中其术而为彼所用”，梁启超为在以后能“较占地位”颇为费心，以至于自己都抱怨“甚矣用权术者之苦也”。梁启超把这次组党中所产生的困难全部归因于杨度，“生出无量问题者实缘某君一点私见感召使然，”并把自己以前极力夸赞为有望且又极可信的良友，断定为世间最难共事的人，“盖人之难共事，至于如某君者，盖世间更无其他。”梁启超对杨度的评价在褒之时几乎誉其为完人，贬之时又几乎詈其为恶鬼，从这一点来看，梁启超是一位感性多于理性的人，考虑事情并不是很细致周到。就这次联合组织政党而论，杨度的组织才能和思虑周全方面都高于梁启超。杨度在酝酿组党时强调要妥善处理好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地位问题，因为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给政党的发展横生阻力，梁启超单独成立的政闻社不到一年就遭朝廷查禁，颇能说明杨度的担心不无道理。
现在看来，杨度对蒋智由希望能收权利固地位的批评并非虚语，因为政闻社在成立时同样发生了这个问题，以至于徐佛苏也向梁启超抱怨，“昨观云已拟一职员章程，与弟共决，伊之意视编纂甚轻，而视交际甚重，此殊不可解。…乃观云必欲握交际一权，得毋轻重颠倒，虽然弟亦不必与之辨也。”
梁启超在准备单独组织政闻社向康有为汇报时，把联合组党失败的原因全部都归因于杨度的野心所造成：
杨皙子初本极热心此事，至今犹然，但征诸舆论，且察其行动，颇有野心，殆欲利用吾党之金钱名誉，而将来得间则拨戟自成一队，故不惟本党旧人不敢放心，即东京学界各省新进之士表同情于吾党者，亦不甚以彼为然。故现在政闻社之组织，杨氏不在其内，弟子数月来所经画徘徊而久不定者，颇为此也。
而另一位当事人徐佛苏在当时也把组党失败并单独成立政闻社的原因，归于“全系对于皙子感情不好，无可联络”，后来又因为在组织政闻社时对蒋智由也有不满，就又把原因归结于杨度和蒋智由两人，“杨、蒋政见至迕，彼此坚愎虚骄之意态，均不可当。”
总括前述争论，杨度与梁启超联合组党的障碍在于政党的组织问题和个人的感情问题，杨度拟定的组织办法不为梁启超、蒋智由和徐佛苏等人所赞同，梁启超所希望的自己居中操纵，而把杨度当作为己所用的干将也不能为杨度所接受。就个人感情而言，杨度对徐佛苏和蒋智由颇有不满，认为这两个人一个难于共事一个不可与谋事，但梁启超却对两人深为倚重，视为左右手。这些问题都无法解决，杨度与梁启超联合组党的计划也只能告吹，只好各自行事，分头组织政党。梁启超和蒋智由、徐佛苏合作成立政闻社，杨度则发起成立了宪政讲习会。两人这次的组党活动不仅合谋共事的目的没有达到，还使两人的友谊深受伤害。
1907年7月，杨度与熊范舆等人成立宪政讲习会，宣布其“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会长由会员公选；评议部议决一切事务，部长由评议员互选产生，评议员由会员选举；事务员由会员选举，办理评议部议决的事务。会长为熊范舆，杨度名义上未担任职务，但实际上主持一切。宪政讲习会成立后公开发表了意见书，激烈谴责政府“冥顽不灵，贪饕可耻”，指出人民如不欲亡国，必须把不负责任的政府改造为负责任的政府，办法就是设立民选议院。为达此目的，国民应持积极的态度争取，而宪政讲习会的同志，“有鉴于此，誓天泣血，奋励无前，实愿与薄海同胞互相提挈，以一腔之热血，为宪政之先驱。”
据革命党方面的《中兴日报》报道，宪政讲习会成立后的势力颇盛，会员有五百余人，声势仅次于同盟会，远超过政闻社。但政闻社的徐佛苏等人与此判断截然相反，也许是由于和杨度联合组党不成的缘故，不希望杨度的势力发达，因而断定杨度现在的处境艰难，“皙子现在十分冷落，怨悔集于一身，盖除熊、蹇数人外，皆无不反对皙子之骄傲者。”并且还竟然做好了杨度重新加入政闻社的打算，“以皙子今日危迫之情形，虽加入政闻社亦决无妨碍，因其一部分之资望与其势力均已扫地，不足以动摇政闻社之基础，况其容许入社之权，当操自我，更何畏哉。”
1907年9月，宪政讲习会成立后不久，杨度的伯父杨瑞生去世，因伯父视他如己出，对他极为关爱照顾，所以杨度闻耗后旋即返国奔丧。杨度返国后，主持宪政讲习会的熊范舆等人，按照杨度拟定的以开国会为立宪运动主要号召的计划，于是年秋上书请愿，要求清廷开设民选议院，此次上书虽没有达到目的，但是清末立宪运动中请愿开国会的第一次。尤应注意的事，宪政讲习会所开启的这一先例，成为此后立宪运动中的最核心目标，并且在速开国会的请愿声中，清政府一步步地走向了灭亡。宪政讲习会此次上书请开国会后，许多重要会员都先后回国运动请愿召开国会事，开始主要在国内发展力量。1907年12月初，杨度联络湘绅谭延闿、廖名缙、罗杰等人，在长沙成立了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定章隔一二日或二三日讲演一次，莅所听讲者均可彼此辨难，以期研究有得，为异日地方自治之预备云。”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成立后，即以湖南全省士民之名义发起上书请愿，上书政府请开国会，要求设立民选议院。杨度为了增大影响力，劝动了原先对自己不满的老师王闿运出山领袖群英，“度复来寻，允须先生领袖群英，请开国会，作呈词。一味取闹，余为改定。”大约在这个时候，日本名士犬养毅游长沙，受该会的邀请发表演说。犬养毅以日本宪政运动的历史，来阐明中国宪政运动应该采取的方针，期望中国的立宪政体早日确立，并且勉励湖南人要“以独立不羁之气象，慷慨尚义之精神，出而与全国国民谋政治之改革。”
宪政讲习会在杨度的领导下活动频繁，以国会为号召请愿政府的办法，更是使宪政讲习会的声势日隆，在国内的势力颇大。当时政闻社的一名会员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说，“现闻宪政讲习会在长沙汉阳之间，以学会形势而实充其宪政之党势，凡足迹所到之处，无不为讲习会之势力范围。”并督促梁启超“努力为之，勿稍退步”，梁启超与杨度在联合组党中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使梁启超对杨度的意见颇大。以至于政闻社在国内发展中所出现的困难，梁启超也归因于杨度的倾陷：
杨皙子于武昌及南京等处遍散谣言，谓政闻社目的专在排袁，延爽在汉之办报，为排袁之先锋，前于沪新任道蔡某前媒孽延爽之短，不遗余力，到南京亦复如是。盖蔡道前次莅沪，乃某军机授意，令其镌刻党人碑者，杨皙子又从而加工焉。
梁启超的这种猜测，很可能并不属实，因为杨度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动国内立宪运动的发展，并非要打击政闻社。
1908年1月，杨度把宪政讲习会更名为宪政公会，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也改称为湖南宪政公会。1908年6月，清政府的民政部批准宪政公会成立，因而该会召开评议会，重新改订了章程。修改后宗旨为“确定君主立宪政体”，领导机关改设总裁、副总裁，主持会务；常务员综理会务，常务员长有常务员互相推举。在各地建立支部，支部置干事长。杨度出任改选后的常务员长。宪政公会在这次会议后，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支部，声势极一时之盛，但好景不长。当政闻社遭查禁后，清廷对会社取缔趋严，会员大半托词而出，宪政公会日益萧索。
1908 年 8 月，清政府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立宪预备事宜年表》，明确规定了以九年为期的预备立宪计划。但政府的九年预备计划令主张君主立宪的人们深感失望，认为预备期限过长，系清廷有意拖延，很多人撰文呼吁缩短年限，对政府多有攻击。因杨度是宪政编查馆的主要人物，当时有传言这份九年预备立宪清单是杨度所草拟，所以有很多舆论对宪政公会和杨度进行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杨度公开发表了《布告宪政公会文》，申明自己对政府九年预备的态度。文章开始，杨度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外观世界大势，内察本国舆情”，明确表示自己不赞成九年预备立宪，“不禁为之流啼而长叹者也”。接着又强调自己一贯主张速开国会，虽“一身受数面之嫌疑，当各派之冲击”，仍以“孤忠大节相勉”，并辩称九年预备立宪清单并非自己所撰，“其所颁《钦定宪法大纲》及《预备事宜年表》，鄙人虽未尝参与一字，且于其时更申三年之说，作表列说，以冀其行。”劝勉宪政公会会员在当前情况下，要奉扬谕旨，“引导人民恪遵分年预备之单而为确立基础之法，不宜以空言为重以时事为轻，”而应继续努力实行“囊日宗旨”。对于各地报纸对预备宪政过于偏重君权的讥评，杨度并不赞同，“若自鄙人论之，则以为以君主大权制钦定宪法，实于今日中国国事办理最宜。”按他的解释是因为君主大权有利于融合各民族，使各族归心；可以加强中央集权，以谋统一，最后，杨度再次勉励宪政公会会员，“本最初救国之怀，负天下安危之责，无以一时之毁誉得失，易其往昔之宗旨已矣。”
1908 年 11 月，清廷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仅两天之内即相继去世，“浮议大兴，人心惶惑”，尤其是日本东京留学界谣传更多，甚至有人以宪政公会名目，倡导“作乱称兵”。杨度为给宪政公会辟谣，乃在报上公开发表了《与各地宪政公会会员书》，强调“本党宗旨坚定，专以宪政为归，决不至惑于流言，轻举若是。”杨度根据自己所见闻，指出浮议并非事实，呼吁国民为了宪政前途，“恪遵屡次诏旨，风起云涌，促宪政之实行，但就其本省谋使咨议局速成，人民参政机关早立，则此后步步进行，万事皆有基础，宪政虽欲不成，乌有可得乎？”杨度认为应以宪政为惟一宗旨，告诫宪政公会会员勿为浮词煽惑，而应“谋秩序之维持，图宪政之进步”。
此后，由于筹备宪政的加紧进行，宪政公会中的许多骨干人物被各省大吏所聘用，四处星散，极难照顾会务。杨度也因公务繁忙，无暇顾及会务，此后的公开活动基本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宪政公会无形中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