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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渐脱旧学藩篱
杨度的早年生活阶段虽然仍为传统科举制度所束缚，但他是一位素有大志且见地非凡的爱国士绅，以匡济天下为己任，而不是沉浸于八股时文惟利禄是求的腐儒。杨度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他的老师号称晚清诗坛两大家之一，同他谈论诗文时都对其识见赞不绝口，但杨度并不愿以文人名于世。杨度渴望自己能揽辔澄清天下，在治国安邦上一展长才，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从杨度早年日记可以看出，他素来都把自己看作一位具有“千秋王佐材”的“潜龙”，对自己的政治才能总是深信不疑。
杨度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是略显狂傲，易于轻视别人，过于夸大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但他同时也勤奋向学，虚心求知，并非固步自封。杨度对于自己过于狂傲，平时颇有自知之明，如在给朋友的信中批评自己“赋性褊隘，号为狂生”，“自恨性狷，不能容物。”为了克服这一缺点，杨度自己“日自克厉”，“无日不以自省”。当然，杨度狂傲性格养成自有其根源所在。出众的才华，使他在十三、四岁时就已赢得一代名儒王闿运呼之为神童的赞誉，加上少年中举，一帆风顺，平日交往诸友对其甚为折服，就连戊戌年高中榜眼的夏午怡也宣称“平生推佩，惟有杨郎”。这样的生活环境自然会助长杨度目空一切的狂士之风，以至于他竟以“山中宰相”自居。虽然过于狂傲，但杨度在学问事功上孜孜以求，渴望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目的并非纯为名利，而是为施展政治抱负，拯救天下黎元。
中国对西方关系的观点在19世纪后期不断的发生着变化，而且在1860年以后变化的速度加快了，尤其是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这三大事件之后，变化更是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庚子事变之后，中国完全受列强的宰治，在观念和政策上向西方顶礼膜拜，趋西趋新成了社会风尚。一些关键性术语使用的改变雄辩地证实了这种变化：
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1860年代以前大体上称为“夷务”，在1870和1880年代称为“洋务”和“西学”，到了1890年代就被称为了“新学”。第一个名词体现了中国中心主义；第二个名词颇为不褒不贬；而最后一个名词则清清楚楚地含有赞许的意思。某些士大夫态度的改变也说明了这一点。自强运动最主要的提倡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当他们最初碰到西方人时，都是排外的。当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加深时，他们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灵活和注重实际了。
这种变化模式也比较符合杨度思想的发展轨迹。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时候，清政府已被“拖进”全新的世界格局之中，而杨度此时所赖以治国安邦、拨乱反正的工具还是传统的《春秋》经义，并且狂傲地认为三代以下真能通经术又能致用的惟有自己一人，瞧不起“不通经术”，而且只为名利的政治风云场上的活跃人物。杨度在这一阶段大多数时间居住在远离政治文化活动中心的湘潭乡村，这几年时相往来的人物，也几乎皆为王闿运门下弟子。就对西学的态度而言，王闿运属于较为保守的人物，而王闿运对杨度的思想和行动均有深刻的影响。作为一名乡绅的杨度虽然以道义自任，却在国家政局巨变之时，仍然根据传统经义判断时局，论学论人依旧是以能否通《春秋》经术大义为出发点，落后于时代而不自知。在西学新知已较广为传播的时候，思想还停留在传统治乱兴衰的圈子里，远离社会的维新大潮之外。
自从接触西学书后，杨度的思想逐渐变化，这从他在日记中所使用的关键性术语可以略窥端倪。杨度在 1896（丙申）年提及西方时为夷狄，称日本为倭奴，仍是以传统的华夷之别看待中外关系。1897（丁酉）年时西文、洋书和夷狄并用，观念略有转变。1898（戊戌）年杨度用夷、狄字样减少，开始杂用洋人、洋务、洋学和西人、西务、西学，并赞美“兵家利器，无过西洋”。到1899（己亥）年后杨度不再用夷、狄来称呼西洋诸国，而用泰西、西人、西学、西制、西国，提及这些国家时直接称俄、英、德、日本等，这些都具体而微地揭示杨度受西学熏染渐深，观念已有了较大改变。现存杨度日记只有 1900（庚子）前五年，这给分析杨度在第一次留日之前思想的具体转变带来了一些困难，但正如前述，杨度思想脉络的转变清晰可见，另外还能从他老师王闿运的日记中找到他思想变化的相关证据。
杨度在会试失利以后，经常遭到母亲的呵斥责骂，再加上蜇居乡间抱负不得施展的郁闷，使他苦苦思索着实现青云之志的新路。以往囿于生活环境和交游网络，使他不能及时了解外界的信息，以致于在西学新知已广为传播的时候，思想还停留在传统治乱兴衰的圈子里，远离社会的维新大潮之外。当杨度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西学知识后，他的思想逐渐开始了重大转变，他或许朦朦胧胧地认识到了这将是他治国安邦的新路径。
杨度对西学的接触日多，兴趣渐浓，背离老师的观念渐行渐远。1901（辛丑）年正月，王闿运就已对杨度的看法略有不满，指责杨度受世俗重视西人、西学的熏染，“皙子论诗入微，及作，未能达副。论时局则未确，盖为俗染，颇以东西夷为能为害。”“云吴师来乡，报和议改政之喜。皙子又以为可信，余不问也，殆孟子所云不动心者也。”王闿运虽然对杨度在西学方面的态度略有不满，不过杨度此时依然是他心中的得意门生，在日记中赞其为“词意肫诚，至性人也。”但当王闿运发现自己对杨度影响越来越小时，不由得在日记中大发感慨：
张正旸来，云杨生已下县，京信又有迁改。论身世事，云当求官。余问此意自幼少已有耶，为新有所见也？张云初无此念。余曰：此两年中为程戟传所转移也。从我十年不及从程二载，何余之不能化人如此。因及诸生诪张，导率无效，且及功儿欲入赀从官，及为陈三立所移，父师不如交友之易染也。”
王闿运叹息自己教授杨度十年尚不如他朋友两年的影响，实不知主因乃是自己排斥新学，也妄图使门生同样囿于旧学阵营而不自拔。
随着杨度对西学了解的深入，与老师在观念上分歧日多。师徒开始发生直接的争论：
与两生论时事，张云英人云中国君主乃压力机器，欧洲则用机器之人也。余云有压必有抵，抵当待压而后见，必不糜碎而已。匈奴轻汉，正其来朝之机也。争论的结果使王闿运在不知不觉间对爱徒的态度已有不少的改变：
杨生力辩哓哓，余不觉斥其甚厉，虽无择言，亦非君子之容，犹觉风波易动而。少年乃可盛气，老而好斗，又不好得，犹为本色。
杨度在叹息自己修名未立的彷徨中，有着一展宏才的强烈渴望，当他在传统学问的藩篱中没有找到明亮的曙光时，使他必须努力寻求新的道路。对西学了解的越多，他在新道路上就走的越远，与老师观念的冲突也越来越剧烈。王闿运年谱中记有师徒1902（壬寅）年初的一次争论：
杨皙子来问王伯之别及今日夷务应付之方，府君探本立言，且言夷人之不必畏，杨意不以为然，而惮于驳难，府君知其意遂不与之言。
杨度在谈话中虽没直接反驳老师，而不以为然之意却表露无疑。王闿运在日记中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
杨生来，韩布衣、沈山人先在，正谈王伯略，问我自负伯才，今当何如？余云无王有伯，伯王一道也。伯之所及者狭耳，其设施皆王道，非后世所谓偏霸。因语杨生当慎所从，如为俞、罗驱使，则身价先减，一事又无成，不可妄动也。杨生又言银钱漏洋。余云此魏氏缪计，土地不能漏，何患之有。金银无用物，古人方欲损山沉渊，今以博易有用之货，不尤善耶？杨生意不为然，重驳难耳。
老师希图用陈腐的见解阻止他脱离旧学阵营，而受西学熏染渐深后的杨度，对中国和世界形势的了解日趋准确，更加坚定了他对新学的追求。
杨度在 1902（壬寅）年初的一些观点已超出老师所能接受的范围，认为“大要皆新说可骇”，令王闿运极为不悦。杨度准备赴日留学，王闿运也无法劝阻，
皙子来，言定出洋。余以当恤名止之，意殊不止。其妹亦谏不回，盖意有所中也。读书信不能变化气质，以此知李生之贤。
杨度已不再是他心中的爱徒了。杨度在留日前向他告别的时候，王闿运只能无奈地表示自此师徒各行其志：
杨生来，欣欣治装，予以自欺，云各从其志而已。王船山丑诋犬羊，而其子求试焉，三徐不似舅，有何可叹。
王闿运希望弟子仍象自己一样坚守旧学立场，但看准了时代发展趋向的杨度已坚定不移的走自己的路。逐渐挣脱了王闿运思想束缚的杨度，开始了一段改变人生命运的全新生活。
促使杨度下决心赴日游学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国内环境的变动，自新政以来，废八股改科举，兴学堂倡游学的重大改革举措已经开始具体实施；另一方面，杨度是一个求知欲望极强的士绅，随着他对西学认识的增多，希望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西学。
自戊戌维新前后开始倡导游学日本以来，官费及私费前往日本游学者日益增多，尤其是1901年清政府全面采纳张之洞和刘坤一两人变科举、兴新学的奏请，向全国官绅士子呼吁，大力鼓励出洋游学，尤其是前往日本游学。为激励士子游学，并拟定了奖劝游学的具体措施：“学成后，得有凭照回华，加以复试，如学业与凭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以辅各省学堂之不足，最为善策。”官派游学限于经费，因而大力倡导自费游学：“各省士人如有自备资斧出洋游学得有优等凭照者，回华后复试相符，亦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
赴日游学有很多便利条件，路近费省，来去方便，同文同种，易于学习，但因科举制度虽经改革，却并未废止，绝大多数士子都处于观望状态。杨度赴日游学在当时毫无疑问属于得风气之先，1901 年中国在日游学生总共只有 280 名左右，到1902年底也不过增加了一倍，他的老师对其游学之举颇不以为然皆为明证。杨度选择赴日游学，既可以满足求知渴望，又为自己的进身之阶多开辟了一条道路，是个一举两得的事情。
当时至日本游学，主要由两条道路，南方从上海出发，北方自芝罘动身。从上海出发，先买船票至横滨，然后换乘火车到东京，总共路程约需7日左右。在日本游学，各种书籍学费，加上往来旅费，每年大约只需300日元。自费前往，负担也不算太重。
1902年4月，湖南派胡元倓等12人为官费生东渡日本游学，期限为6个月，杨度就是与这批官费生一起赴日的。杨度辞别母亲和妻子，自长沙乘江轮东下至上海，奔赴日本游学。抵日本东京后，入弘文学院学习。弘文学院为日本文部省和外务省合力创办于1902年1月，由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主持，专为教育中国留学生而设，校址在东京西五轩酊。该校课程设置中的教育一科，又分为速成师范科和永久师范科。弘文学院原则上要求学生必须入住学校宿舍，学费及住宿费每年三百元，但有特别情况者可获准走读。湖南这批官费生进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杨度同“各省士大夫以教育之目的游于日本者”，“皆以属于院外，每日入院听讲，附于湖南诸省，别为旁听一班。”
杨度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是略显狂傲，易于轻视别人，过于夸大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但他同时也勤奋向学，虚心求知，并非固步自封。杨度对于自己过于狂傲，平时颇有自知之明，如在给朋友的信中批评自己“赋性褊隘，号为狂生”，“自恨性狷，不能容物。”为了克服这一缺点，杨度自己“日自克厉”，“无日不以自省”。当然，杨度狂傲性格养成自有其根源所在。出众的才华，使他在十三、四岁时就已赢得一代名儒王闿运呼之为神童的赞誉，加上少年中举，一帆风顺，平日交往诸友对其甚为折服，就连戊戌年高中榜眼的夏午怡也宣称“平生推佩，惟有杨郎”。这样的生活环境自然会助长杨度目空一切的狂士之风，以至于他竟以“山中宰相”自居。虽然过于狂傲，但杨度在学问事功上孜孜以求，渴望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目的并非纯为名利，而是为施展政治抱负，拯救天下黎元。
中国对西方关系的观点在19世纪后期不断的发生着变化，而且在1860年以后变化的速度加快了，尤其是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这三大事件之后，变化更是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庚子事变之后，中国完全受列强的宰治，在观念和政策上向西方顶礼膜拜，趋西趋新成了社会风尚。一些关键性术语使用的改变雄辩地证实了这种变化：
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1860年代以前大体上称为“夷务”，在1870和1880年代称为“洋务”和“西学”，到了1890年代就被称为了“新学”。第一个名词体现了中国中心主义；第二个名词颇为不褒不贬；而最后一个名词则清清楚楚地含有赞许的意思。某些士大夫态度的改变也说明了这一点。自强运动最主要的提倡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当他们最初碰到西方人时，都是排外的。当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加深时，他们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灵活和注重实际了。
这种变化模式也比较符合杨度思想的发展轨迹。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时候，清政府已被“拖进”全新的世界格局之中，而杨度此时所赖以治国安邦、拨乱反正的工具还是传统的《春秋》经义，并且狂傲地认为三代以下真能通经术又能致用的惟有自己一人，瞧不起“不通经术”，而且只为名利的政治风云场上的活跃人物。杨度在这一阶段大多数时间居住在远离政治文化活动中心的湘潭乡村，这几年时相往来的人物，也几乎皆为王闿运门下弟子。就对西学的态度而言，王闿运属于较为保守的人物，而王闿运对杨度的思想和行动均有深刻的影响。作为一名乡绅的杨度虽然以道义自任，却在国家政局巨变之时，仍然根据传统经义判断时局，论学论人依旧是以能否通《春秋》经术大义为出发点，落后于时代而不自知。在西学新知已较广为传播的时候，思想还停留在传统治乱兴衰的圈子里，远离社会的维新大潮之外。
自从接触西学书后，杨度的思想逐渐变化，这从他在日记中所使用的关键性术语可以略窥端倪。杨度在 1896（丙申）年提及西方时为夷狄，称日本为倭奴，仍是以传统的华夷之别看待中外关系。1897（丁酉）年时西文、洋书和夷狄并用，观念略有转变。1898（戊戌）年杨度用夷、狄字样减少，开始杂用洋人、洋务、洋学和西人、西务、西学，并赞美“兵家利器，无过西洋”。到1899（己亥）年后杨度不再用夷、狄来称呼西洋诸国，而用泰西、西人、西学、西制、西国，提及这些国家时直接称俄、英、德、日本等，这些都具体而微地揭示杨度受西学熏染渐深，观念已有了较大改变。现存杨度日记只有 1900（庚子）前五年，这给分析杨度在第一次留日之前思想的具体转变带来了一些困难，但正如前述，杨度思想脉络的转变清晰可见，另外还能从他老师王闿运的日记中找到他思想变化的相关证据。
杨度在会试失利以后，经常遭到母亲的呵斥责骂，再加上蜇居乡间抱负不得施展的郁闷，使他苦苦思索着实现青云之志的新路。以往囿于生活环境和交游网络，使他不能及时了解外界的信息，以致于在西学新知已广为传播的时候，思想还停留在传统治乱兴衰的圈子里，远离社会的维新大潮之外。当杨度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西学知识后，他的思想逐渐开始了重大转变，他或许朦朦胧胧地认识到了这将是他治国安邦的新路径。
杨度对西学的接触日多，兴趣渐浓，背离老师的观念渐行渐远。1901（辛丑）年正月，王闿运就已对杨度的看法略有不满，指责杨度受世俗重视西人、西学的熏染，“皙子论诗入微，及作，未能达副。论时局则未确，盖为俗染，颇以东西夷为能为害。”“云吴师来乡，报和议改政之喜。皙子又以为可信，余不问也，殆孟子所云不动心者也。”王闿运虽然对杨度在西学方面的态度略有不满，不过杨度此时依然是他心中的得意门生，在日记中赞其为“词意肫诚，至性人也。”但当王闿运发现自己对杨度影响越来越小时，不由得在日记中大发感慨：
张正旸来，云杨生已下县，京信又有迁改。论身世事，云当求官。余问此意自幼少已有耶，为新有所见也？张云初无此念。余曰：此两年中为程戟传所转移也。从我十年不及从程二载，何余之不能化人如此。因及诸生诪张，导率无效，且及功儿欲入赀从官，及为陈三立所移，父师不如交友之易染也。”
王闿运叹息自己教授杨度十年尚不如他朋友两年的影响，实不知主因乃是自己排斥新学，也妄图使门生同样囿于旧学阵营而不自拔。
随着杨度对西学了解的深入，与老师在观念上分歧日多。师徒开始发生直接的争论：
与两生论时事，张云英人云中国君主乃压力机器，欧洲则用机器之人也。余云有压必有抵，抵当待压而后见，必不糜碎而已。匈奴轻汉，正其来朝之机也。争论的结果使王闿运在不知不觉间对爱徒的态度已有不少的改变：
杨生力辩哓哓，余不觉斥其甚厉，虽无择言，亦非君子之容，犹觉风波易动而。少年乃可盛气，老而好斗，又不好得，犹为本色。
杨度在叹息自己修名未立的彷徨中，有着一展宏才的强烈渴望，当他在传统学问的藩篱中没有找到明亮的曙光时，使他必须努力寻求新的道路。对西学了解的越多，他在新道路上就走的越远，与老师观念的冲突也越来越剧烈。王闿运年谱中记有师徒1902（壬寅）年初的一次争论：
杨皙子来问王伯之别及今日夷务应付之方，府君探本立言，且言夷人之不必畏，杨意不以为然，而惮于驳难，府君知其意遂不与之言。
杨度在谈话中虽没直接反驳老师，而不以为然之意却表露无疑。王闿运在日记中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
杨生来，韩布衣、沈山人先在，正谈王伯略，问我自负伯才，今当何如？余云无王有伯，伯王一道也。伯之所及者狭耳，其设施皆王道，非后世所谓偏霸。因语杨生当慎所从，如为俞、罗驱使，则身价先减，一事又无成，不可妄动也。杨生又言银钱漏洋。余云此魏氏缪计，土地不能漏，何患之有。金银无用物，古人方欲损山沉渊，今以博易有用之货，不尤善耶？杨生意不为然，重驳难耳。
老师希图用陈腐的见解阻止他脱离旧学阵营，而受西学熏染渐深后的杨度，对中国和世界形势的了解日趋准确，更加坚定了他对新学的追求。
杨度在 1902（壬寅）年初的一些观点已超出老师所能接受的范围，认为“大要皆新说可骇”，令王闿运极为不悦。杨度准备赴日留学，王闿运也无法劝阻，
皙子来，言定出洋。余以当恤名止之，意殊不止。其妹亦谏不回，盖意有所中也。读书信不能变化气质，以此知李生之贤。
杨度已不再是他心中的爱徒了。杨度在留日前向他告别的时候，王闿运只能无奈地表示自此师徒各行其志：
杨生来，欣欣治装，予以自欺，云各从其志而已。王船山丑诋犬羊，而其子求试焉，三徐不似舅，有何可叹。
王闿运希望弟子仍象自己一样坚守旧学立场，但看准了时代发展趋向的杨度已坚定不移的走自己的路。逐渐挣脱了王闿运思想束缚的杨度，开始了一段改变人生命运的全新生活。
促使杨度下决心赴日游学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国内环境的变动，自新政以来，废八股改科举，兴学堂倡游学的重大改革举措已经开始具体实施；另一方面，杨度是一个求知欲望极强的士绅，随着他对西学认识的增多，希望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西学。
自戊戌维新前后开始倡导游学日本以来，官费及私费前往日本游学者日益增多，尤其是1901年清政府全面采纳张之洞和刘坤一两人变科举、兴新学的奏请，向全国官绅士子呼吁，大力鼓励出洋游学，尤其是前往日本游学。为激励士子游学，并拟定了奖劝游学的具体措施：“学成后，得有凭照回华，加以复试，如学业与凭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以辅各省学堂之不足，最为善策。”官派游学限于经费，因而大力倡导自费游学：“各省士人如有自备资斧出洋游学得有优等凭照者，回华后复试相符，亦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
赴日游学有很多便利条件，路近费省，来去方便，同文同种，易于学习，但因科举制度虽经改革，却并未废止，绝大多数士子都处于观望状态。杨度赴日游学在当时毫无疑问属于得风气之先，1901 年中国在日游学生总共只有 280 名左右，到1902年底也不过增加了一倍，他的老师对其游学之举颇不以为然皆为明证。杨度选择赴日游学，既可以满足求知渴望，又为自己的进身之阶多开辟了一条道路，是个一举两得的事情。
当时至日本游学，主要由两条道路，南方从上海出发，北方自芝罘动身。从上海出发，先买船票至横滨，然后换乘火车到东京，总共路程约需7日左右。在日本游学，各种书籍学费，加上往来旅费，每年大约只需300日元。自费前往，负担也不算太重。
1902年4月，湖南派胡元倓等12人为官费生东渡日本游学，期限为6个月，杨度就是与这批官费生一起赴日的。杨度辞别母亲和妻子，自长沙乘江轮东下至上海，奔赴日本游学。抵日本东京后，入弘文学院学习。弘文学院为日本文部省和外务省合力创办于1902年1月，由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主持，专为教育中国留学生而设，校址在东京西五轩酊。该校课程设置中的教育一科，又分为速成师范科和永久师范科。弘文学院原则上要求学生必须入住学校宿舍，学费及住宿费每年三百元，但有特别情况者可获准走读。湖南这批官费生进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杨度同“各省士大夫以教育之目的游于日本者”，“皆以属于院外，每日入院听讲，附于湖南诸省，别为旁听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