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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初的科举变革和新教育的兴起
（一）19世纪后半期的新式教育发展
科举制度和西式新学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19 世纪后半期科举制度的缓慢变化，决定了新式教育的坎坷命运。中国人在整个19世纪开设的新式学堂极为有限，自1860年代开始设立，到甲午战前，共自办学堂25所，其中语言学堂5所，军事学堂 9所，普通学堂5所，工艺等学堂6所，在校学生约2000人。创巨痛深的甲午战争使许多开明官绅认识到兴办西式新学的重大意义，仅1895年前后，主张兴学的奏折就至少有20份，自1895年至1899年，全国共兴办学堂约150所，在戊戌变法期间更是掀起了一个兴办新式学堂的热潮。在戊戌变法期间，变科举兴西学成为众所关注的话题，光绪帝下诏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策论，鼓励出国游学，在京师设立京师大学堂，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大力发展新式教育。虽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下令科举考试“悉照旧制”，但是京师大学堂依旧开办，新式学堂陆续设立，并且逐渐扩大了规模。
与新式学堂的命运一样，19世纪时期，清政府留学教育的发展也是极为缓慢。留学美国自1872年始，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请选派幼童赴美国肄业，到1881年全部撤回时共派出了四届120名学生。留学欧洲始自1875年，福州船政局先后派了几批学生到英法等国学习制造、驾驶；随后南北洋武备水师学堂，也先后派遣了几批武弁学生赴欧洲几个国家的船炮、机器厂、水师学校学习新法。1890 年和1892 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先后奏准出使英、俄、法、德、美五国大臣每届酌带学生二名，共计出洋学生十名”；到1895年，总理衙门又派了16名学生前往俄、英、德、法四国学习；除此之外，“又南北洋及鄂省派赴日本学校各二十名，又浙江四名，费由各省筹给，共计已派出洋学生六十四名。”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清政府在整个19世纪后半期的留学教育都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但是，正如重视兴办新式学堂一样，戊戌变法前后朝廷上下对出洋游学也开始大力提倡了，越来越多的官绅士子注意到了出洋游学的重要性，晚清重臣张之洞就是当时最重要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之一。这是最为宝贵的改变。
张之洞在1898年4月撰写的《劝学篇》中，提出了全面的图救维新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鼓吹游学。他先是大力铺陈留学的效果，“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紧接着又描绘了日、俄等国因出洋游学而崛起，“上为俄，中为日本，下为暹罗，中国独不能比其中者乎？”中国如果不甘落后，自然也应出国游学了，接着指出了自己倡导留学日本的原因，“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张之洞明确指出通过学习日本，可以更为便捷迅速地走上全面革新的道路，但最终还是要向西方学习，“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以张之洞在晚清的显赫地位如此大力倡导留日，不啻向全国发出了留学日本的宣言书。
出国游学主要涌向日本，除了张之洞指出的原因外，还源于日本人的反复保证、邀请和承诺。1898年6月，康有为代御史杨深秀草拟《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向朝廷正式提出派遣留日学生的建议：“臣以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康有为在同月又亲上《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提出鼓励自费留学日本，“惟日本道近而费省，广历东游，速成尤易，听人士负笈，自往游学，但优其奖导，东游自众，不必多烦官费。”光绪帝看到奏折后，谕令军机大臣等：“着即拟定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毋延缓。”
在1898年，南北洋、湖北、浙江陆续派出了64名官费生前往日本游学，这是清政府最早正式派遣的留日学生。慈禧太后在戊戌政变后虽恢复科举旧制，但并未改变游学日本的计划，因而在1899年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交了《遵议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拟定了游学日本的具体办法：“臣等公同商酌，拟即妥定章程，将臣衙门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两广、湖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年幼颖悟粗通东文诸生，开具衔名，咨报臣衙门，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这是清政府正式派学生赴日留学的第一份政府文件，在随后的几年间，留日学生队伍逐步扩大，尤其在清政府举行新政后，留日学生更是迅猛激增，形成影响中国社会的一支重要趋新力量。
整个19世纪，除了甲午战争之后的几年外，清政府的主要指导思想仍是维护传统的旧体制，根本没有全面变革的想法和举措，对西学只是片面借用，置新式教育于旁枝末流地位，对科举制度自然是尽力坚持，树为正统了。但在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开明士绅看到了科举制度对中国发展的阻碍，呼吁加紧培养新式人才，兴办新式学堂和出国游学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救亡图存的当务之急。这两种新式教育的迅猛发展所汇成的洪流很快就冲垮了旧式科举制度的堤坝，使科举制度在20世纪初的头几年即遭废弃。
（二）20世纪初科举制度的变革和最终废除
任何一种制度在实践的过程中，都会不断地产生各种弊端，只有结合现实的发展需要逐渐地对其修正才能延续。科举制度实行到清政府晚期时，本身已经弊病丛生，再加上严峻的内忧外患，使科场“人累”、官场“人累”的情况更为突出。士人本身质量每况愈下，士风日趋卑下，士人获得科名后的任官出路也越来越窄、越来越难。搞一些修修补补的新式教育已无法对付时局危机时，就必须大规模发展新式教育，这就决定了科举制度不可能再一如其旧了。科举制度和新式教育之间此消彼长的辩证关系，决定了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带给科举制度的自然只能是噩耗。
清政府在噩梦中迈进了20世纪的门槛。1900年的义和团事变，使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及部分王公大臣仓皇逃至西安。慈禧太后为保皇位，1901年初在西安颁发了全面变法的上谕：
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胜，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
这道上谕标志清政府全面变革的开始，在新政变革中所取得的实质性变化，逐渐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主导思想，而新政最主要的举措就是科举制度的废除。这道号召变法的上谕下达后，京内外各官应诏陈言者很多，但影响最大的是张之洞、刘坤一的会奏变法三疏。张、刘二人在会奏的第一疏《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提出了全面发展新式教育、变革科举的四条重大举措：一为设文武学堂，二为酌改文科，三为停罢武科，四为奖励游学。首先论述了改变现行科举制度的原因，“现行科举章程，本是沿袭前明旧制。承平之世，其人才尚足以佐治安民。今日国蹙患深，才乏文蔽；若非改弦易辙，何以拯此艰危！”接着略叙中国选举取士的发展过程、西方学校的类型、设置及与富强的关系，在参酌中外情形的基础上，酌拟了设置学堂的办法和学习课程，州县设小学校及高等小学校，府设中学校，省设高等学校，京师设大学校。为了使新设学校和旧日科举有效衔接起来，制定了大中小学层递考取录用的办法：
统计自八岁入小学起，至大学校毕业止，共十七年——计十八岁为附生，二十一岁为廪生，二十五岁为优贡举人，二十八岁为进士——除去出学入学程途考选日期外，亦不过三十岁内外，较之向来得科第者并不为迟，此大中小学层递考取录用之大略也。其取中之额，即分旧日岁科考取进学额，以为学堂所取生源之额；分乡会试中额，以为学堂所中举人进士之额。优贡应请新定学堂之额，大率比本省中额加倍而略多，初开办数年，学堂为广，取中尚少。前两科每科分减旧日中额学额三成，第三科，每科分减旧额四成，十年三科之后，旧额减尽，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矣。
这是渐废科举的办法，以发展新式学堂为主，对于科举制度，也提出了酌量变通的办法。变革科举“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具体考试内容如下：
大略系三场先后互易，分场发榜，各有去取；以期场场核实。头场取博学，二场取通才，三场归纯正，以期有粗入精。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二场试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之类，三场试《四书》、《五经》经义。经义即论说考辨之类也。
考试内容已要求中西学兼通，继续实行科举也只是权宜之计，“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至于武科，因其无益有损，“拟请宸断奋然径将武科小考乡会试等场一切停罢。”
第四条措施为鼓励出洋游学，尤其是前往日本游学。为激励士子游学，拟定了奖劝游学的具体措施：“学成后，得有凭照回华，加以复试，如学业与凭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以辅各省学堂之不足，最为善策。”官派游学限于经费，因而大力倡导自费游学：“各省士人如有自备资斧出洋游学得有优等凭照者，回华后复试相符，亦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
在该奏折的最后，张、刘二位重臣重申了这些措施的意义，敦促政府下决心全面实行：
盖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不足。揆之今日时势，幸无可幸，缓无可缓，仰垦宸衷独断决议施行；其间条目章程自须详议，而大纲要旨无可游移，其有为因循迁就之说者惟赖朝廷坚持，勿为其所摇夺。
如此详细叙述这份奏折，是因为这份奏折成了清政府变科举、兴新学的指导纲领，清政府在此后按照这份奏折中拟定的具体办法，开始了改变自身命运的科举变革。
张之洞、刘坤一的奏折上达仅一月左右，清政府就下诏自明年始，乡会试及岁科试策论，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不准用八股程式，并停止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随后，清政府又下令各省建立武备学堂，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兴办各级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到本年底，政务处、礼部会奏兴学事宜，奏定《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凡由学堂毕业考试合格者，均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出身；旋又奏请变通科举，废八股，改试策论，并拟定了章程十三条。自此以后，新式教育迅猛发展，科举制度日益式微。
1902年1月，清廷派张百熙出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命其整顿京师大学堂，主持兴学大计。为响应兴学号召，国内学堂增长迅速，各地纷纷开办各类新学堂，到1905年时，新式教育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国内学堂人数也从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905年的258876人。海外留学主要以日本为主，增长速度同样令人诧异。19世纪末期清政府在日本的留学生总共不过二百名左右，1902年时达五百多名，1903年有一千多名，1905年时已超过了八千多名，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在当时已经掀起了一个留学日本的狂潮。
科举制度与新式教育的发展截然相反，显得日趋没落。1900年为乡试之年，亦为光绪帝三十寿辰之年，按照惯例以庚子（1900年）乡试与辛丑（1901年）会试作为恩科，正科乡、会试则递推于辛丑、壬寅（1902 年）举行。义和团事变使清政府只得改庚子乡试与辛丑会试同年举行，又因八国联军迫使清政府停止外人被戕害地区的科举考试五年，所以辛丑乡试照原规定举行者不过广东、广西、甘肃、云南、贵州五省。而辛丑、壬寅恩、正科会试，皆延展至癸卯年（1903年）举行。
继续举行的科举考试虽经变革，也只能用苟延残喘来形容，一位当时科考的亲历者回忆自己参加壬寅科乡试时，大多数参考士子不懂新学无从作答，因而群起捣乱的情形：
三场考对策，所问者为历史政治、制度沿革、利弊得失，大多数士子更为未尝梦见，非求教于相识之有研究者，则必曳白。此三场乱号之所由来也。壬寅科，废八股而改试策论。头场史论五题，曾阅过《通鉴纲目》等书者，尚可成篇；至于二场策题，兼问洋务制造及外国情形，斯时怀挟虽多，亦无从措手。此次乱号之原因，大约如此也。
监临官虽强欲整顿，又怕激成事变，只能隐忍不发。到1903年癸卯科时，士子捣乱考试情况更为严重。这位亲历者回忆自己参加的癸卯科乡试，头场拆魁星，二场捉抢手，三场偷号灯。由此可见勉强举行的科举考试在众士子心中的地位，已无复以往的神圣了。以至连这位癸卯科中举的受益者都感叹：“士子之无行至此，科举虽欲不废，不可得也。”
不通新学的士子自知中举无望，以闹号来发泄不满，那些略通新学的士子，即使高中进士，也需要进入新式学堂继续学习新学。清政府命自1903年会试始，所有新进士都要进入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分门肄习，知县签分到省，也需进入各省课吏馆学习。
科举制度虽在变革以后继续举行，但是科举的存在毕竟阻碍了新式教育的发展，一些省份开设新式学堂时观望迁延、敷衍塞责，以致张之洞、袁世凯两位重臣在1903年3月又联衔奏请递减科举。在奏折中两人首先分析了科举与学校的不同之处，指出科举阻碍了学校的发展：
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之成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才；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今不入学堂，而亦能得科举，且入学堂反不能如此之骤得科举，又孰肯舍近而求远，避易而求难。…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既然科举弊端如此之多，在大难迭乘、外侮日逼的紧要时刻，“与其迁就庸滥空疏之士子，何如造就明体达用之人才。”因而两人提出了分科递减的办法：
拟请俟万寿恩科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预计均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即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而可以普兴，人才接踵而不可胜用。
张、袁两人认为，这种分科递减的办法，将使科举尽废，学校林立，“上以革数百年相沿之弊政，下以培亿兆辈有用之人才，”使国家转弱为强，令五洲惊服，万世瞻仰。
1904年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又会衔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当日，上谕就命按照奏请办法次第推行，“著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侯旨遵行。”这道上谕明确宣布了科举制度将被废止的命运，在科举存废过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三科减尽科举名额的办法通过一年多以后，新式教育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民间相率观望，抱有侥幸得第之心的读书人仍复不少。由于形势危迫情形更甚于往日，以直隶总督袁世凯为首的六位督抚于1905年9月联衔会奏立废科举，他们在奏折中指出“科举最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以开通民智为主的学堂，使人人获得普及教育的机会，上可报国，下亦能自谋其生。接着通过强调科举、学校、民智与救亡之间的关系，提出要立废科举：
则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顾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
最后拟定了停罢科举的五条善后办法，希望能使“新旧递嬗于无形”。当然立废科举的办法是否做到了新旧之间的平稳转变，即使现在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六位重臣的联衔奏请当天就获得了诏准：
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
这份诏谕宣告了科举制度的终结，为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取士传统画上了句号，也意味着支配中国几千年来的主导价值观念的根本转换，使中国社会结构开启了深刻长远的巨大变化。对科举制度有精深研究的何怀宏评价科举废除的意义：
科举之废除实在是“亘古奇变”的 20 世纪所发生的一个最早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要超过一个王朝的覆灭，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制度的消失，而是还意味着一种起始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社会形态（选举社会）的终结，而且还不仅此，它也许还意味着一个有着更为久远得多的历史的社会形态（等级社会）的终结。
科举制度的废除意味着传统社会的终结，是因为科举制度在传统社会结构中不但起着核心纽带作用，而且还形塑着社会中的主导价值观念和行为追则。
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前，尤其是在科举制度仍未变革以前，西学的影响大多局限于通商口岸和大城市，广大内陆地区的士子依然致力于应付科考的传统学问。科举制度和新式教育的此消彼长，波及了从沿海到内地、从通都大邑到中小城镇，使脱离传统藩篱的新知识群体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如此庞大的新型社会群体的迅速崛起，使新旧力量对比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并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变。
科举制度正式废止以后，其流风余韵犹存。以前考试选拔出的举贡生员要给予他们出路，因此尚有生员考试优、拔贡与考职，保送举贡按照以往会试办法会考之事。考优只限三科，考拔只限一次，考职每三年举行一次，也限三科考尽，只是取录名额比以前略有增加。生员补考优贡于1907年和1909年各举行一次，补考拔贡科举尚存之时，已仿用科举形式考选学堂学生。1902 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定学堂章程中，内有学生出身一章，学堂学生毕业后有给进士、举人、贡生、附生等名目。也就是政府正式承认学堂学生入仕具有与科举士人同等的资格，给予学生相应的出身鼓励读书人进新学堂，而且采用与科举相近的选拔程序。这种办法使学生出身与科举功名联系起来，目的在于推进新式学堂的发展。停罢科举之后，新设立的学部将原有学生毕业考试奖励录用办法重新修订后继续实行，变化不是太大。用科举形式考选留学生用意与考选国内学堂学生一样，因科举取士深入人心，用科名以为奖励来鼓舞官绅市民出洋游学。1905年7月举行首次出洋学生考试，金邦平、唐宝锷两人均给予进士出身，赏给翰林院检讨，其余也赏给各种出身不等。1906年学部成立后，议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每年八月举行一次考试，考验合格者给予进士或举人出身，授翰林院检讨、主事、内阁中书或知县等职。
用科名奖励国内学堂学生和出国游学生的办法，在实行过程中不断遭到批评，有人指出奖励出身的办法不仅鼓励学生追名逐利，而且还造成了官场秩序的混乱。到1911年9月，学部奏请停止实官奖励的办法被批准实施，自此学堂毕业生的实官奖励及游学毕业生的廷试被正式废止。由于考虑到毕业生所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名义对于刺激入学有一定作用，仍予继续保留。几个月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宣布废止旧时奖励出身，彻底终结了科举制度的残存形式。
清政府希望通过废除科举制度培养的各类新式人才来挽救自身危机，熟料结果却恰好相反。新式教育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知识群体，脱离传统思想的束缚，已经没有科举制度下的官绅士子那样昧于世界大势而不自知的愚昧，他们渴望能摆脱亡国灭种的命运。这些在西方思想熏陶下成长的新式知识分子，要么走上王朝的对立面，成为倡导推翻现政府的革命者；要么迫使清王朝向近代类型的新式国家快速转变，成为王朝改革的推进者。杨度就是在科举制度变革的过程中，由一名传统类型的乡绅转变成为一个新式的知识分子，在清末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叱咤风云
科举制度和西式新学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19 世纪后半期科举制度的缓慢变化，决定了新式教育的坎坷命运。中国人在整个19世纪开设的新式学堂极为有限，自1860年代开始设立，到甲午战前，共自办学堂25所，其中语言学堂5所，军事学堂 9所，普通学堂5所，工艺等学堂6所，在校学生约2000人。创巨痛深的甲午战争使许多开明官绅认识到兴办西式新学的重大意义，仅1895年前后，主张兴学的奏折就至少有20份，自1895年至1899年，全国共兴办学堂约150所，在戊戌变法期间更是掀起了一个兴办新式学堂的热潮。在戊戌变法期间，变科举兴西学成为众所关注的话题，光绪帝下诏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策论，鼓励出国游学，在京师设立京师大学堂，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大力发展新式教育。虽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下令科举考试“悉照旧制”，但是京师大学堂依旧开办，新式学堂陆续设立，并且逐渐扩大了规模。
与新式学堂的命运一样，19世纪时期，清政府留学教育的发展也是极为缓慢。留学美国自1872年始，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请选派幼童赴美国肄业，到1881年全部撤回时共派出了四届120名学生。留学欧洲始自1875年，福州船政局先后派了几批学生到英法等国学习制造、驾驶；随后南北洋武备水师学堂，也先后派遣了几批武弁学生赴欧洲几个国家的船炮、机器厂、水师学校学习新法。1890 年和1892 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先后奏准出使英、俄、法、德、美五国大臣每届酌带学生二名，共计出洋学生十名”；到1895年，总理衙门又派了16名学生前往俄、英、德、法四国学习；除此之外，“又南北洋及鄂省派赴日本学校各二十名，又浙江四名，费由各省筹给，共计已派出洋学生六十四名。”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清政府在整个19世纪后半期的留学教育都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但是，正如重视兴办新式学堂一样，戊戌变法前后朝廷上下对出洋游学也开始大力提倡了，越来越多的官绅士子注意到了出洋游学的重要性，晚清重臣张之洞就是当时最重要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之一。这是最为宝贵的改变。
张之洞在1898年4月撰写的《劝学篇》中，提出了全面的图救维新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鼓吹游学。他先是大力铺陈留学的效果，“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紧接着又描绘了日、俄等国因出洋游学而崛起，“上为俄，中为日本，下为暹罗，中国独不能比其中者乎？”中国如果不甘落后，自然也应出国游学了，接着指出了自己倡导留学日本的原因，“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张之洞明确指出通过学习日本，可以更为便捷迅速地走上全面革新的道路，但最终还是要向西方学习，“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以张之洞在晚清的显赫地位如此大力倡导留日，不啻向全国发出了留学日本的宣言书。
出国游学主要涌向日本，除了张之洞指出的原因外，还源于日本人的反复保证、邀请和承诺。1898年6月，康有为代御史杨深秀草拟《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向朝廷正式提出派遣留日学生的建议：“臣以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康有为在同月又亲上《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提出鼓励自费留学日本，“惟日本道近而费省，广历东游，速成尤易，听人士负笈，自往游学，但优其奖导，东游自众，不必多烦官费。”光绪帝看到奏折后，谕令军机大臣等：“着即拟定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毋延缓。”
在1898年，南北洋、湖北、浙江陆续派出了64名官费生前往日本游学，这是清政府最早正式派遣的留日学生。慈禧太后在戊戌政变后虽恢复科举旧制，但并未改变游学日本的计划，因而在1899年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交了《遵议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拟定了游学日本的具体办法：“臣等公同商酌，拟即妥定章程，将臣衙门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两广、湖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年幼颖悟粗通东文诸生，开具衔名，咨报臣衙门，知照日本使臣陆续派往。”这是清政府正式派学生赴日留学的第一份政府文件，在随后的几年间，留日学生队伍逐步扩大，尤其在清政府举行新政后，留日学生更是迅猛激增，形成影响中国社会的一支重要趋新力量。
整个19世纪，除了甲午战争之后的几年外，清政府的主要指导思想仍是维护传统的旧体制，根本没有全面变革的想法和举措，对西学只是片面借用，置新式教育于旁枝末流地位，对科举制度自然是尽力坚持，树为正统了。但在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开明士绅看到了科举制度对中国发展的阻碍，呼吁加紧培养新式人才，兴办新式学堂和出国游学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救亡图存的当务之急。这两种新式教育的迅猛发展所汇成的洪流很快就冲垮了旧式科举制度的堤坝，使科举制度在20世纪初的头几年即遭废弃。
（二）20世纪初科举制度的变革和最终废除
任何一种制度在实践的过程中，都会不断地产生各种弊端，只有结合现实的发展需要逐渐地对其修正才能延续。科举制度实行到清政府晚期时，本身已经弊病丛生，再加上严峻的内忧外患，使科场“人累”、官场“人累”的情况更为突出。士人本身质量每况愈下，士风日趋卑下，士人获得科名后的任官出路也越来越窄、越来越难。搞一些修修补补的新式教育已无法对付时局危机时，就必须大规模发展新式教育，这就决定了科举制度不可能再一如其旧了。科举制度和新式教育之间此消彼长的辩证关系，决定了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带给科举制度的自然只能是噩耗。
清政府在噩梦中迈进了20世纪的门槛。1900年的义和团事变，使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及部分王公大臣仓皇逃至西安。慈禧太后为保皇位，1901年初在西安颁发了全面变法的上谕：
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胜，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
这道上谕标志清政府全面变革的开始，在新政变革中所取得的实质性变化，逐渐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主导思想，而新政最主要的举措就是科举制度的废除。这道号召变法的上谕下达后，京内外各官应诏陈言者很多，但影响最大的是张之洞、刘坤一的会奏变法三疏。张、刘二人在会奏的第一疏《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提出了全面发展新式教育、变革科举的四条重大举措：一为设文武学堂，二为酌改文科，三为停罢武科，四为奖励游学。首先论述了改变现行科举制度的原因，“现行科举章程，本是沿袭前明旧制。承平之世，其人才尚足以佐治安民。今日国蹙患深，才乏文蔽；若非改弦易辙，何以拯此艰危！”接着略叙中国选举取士的发展过程、西方学校的类型、设置及与富强的关系，在参酌中外情形的基础上，酌拟了设置学堂的办法和学习课程，州县设小学校及高等小学校，府设中学校，省设高等学校，京师设大学校。为了使新设学校和旧日科举有效衔接起来，制定了大中小学层递考取录用的办法：
统计自八岁入小学起，至大学校毕业止，共十七年——计十八岁为附生，二十一岁为廪生，二十五岁为优贡举人，二十八岁为进士——除去出学入学程途考选日期外，亦不过三十岁内外，较之向来得科第者并不为迟，此大中小学层递考取录用之大略也。其取中之额，即分旧日岁科考取进学额，以为学堂所取生源之额；分乡会试中额，以为学堂所中举人进士之额。优贡应请新定学堂之额，大率比本省中额加倍而略多，初开办数年，学堂为广，取中尚少。前两科每科分减旧日中额学额三成，第三科，每科分减旧额四成，十年三科之后，旧额减尽，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矣。
这是渐废科举的办法，以发展新式学堂为主，对于科举制度，也提出了酌量变通的办法。变革科举“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具体考试内容如下：
大略系三场先后互易，分场发榜，各有去取；以期场场核实。头场取博学，二场取通才，三场归纯正，以期有粗入精。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二场试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之类，三场试《四书》、《五经》经义。经义即论说考辨之类也。
考试内容已要求中西学兼通，继续实行科举也只是权宜之计，“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至于武科，因其无益有损，“拟请宸断奋然径将武科小考乡会试等场一切停罢。”
第四条措施为鼓励出洋游学，尤其是前往日本游学。为激励士子游学，拟定了奖劝游学的具体措施：“学成后，得有凭照回华，加以复试，如学业与凭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以辅各省学堂之不足，最为善策。”官派游学限于经费，因而大力倡导自费游学：“各省士人如有自备资斧出洋游学得有优等凭照者，回华后复试相符，亦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
在该奏折的最后，张、刘二位重臣重申了这些措施的意义，敦促政府下决心全面实行：
盖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不足。揆之今日时势，幸无可幸，缓无可缓，仰垦宸衷独断决议施行；其间条目章程自须详议，而大纲要旨无可游移，其有为因循迁就之说者惟赖朝廷坚持，勿为其所摇夺。
如此详细叙述这份奏折，是因为这份奏折成了清政府变科举、兴新学的指导纲领，清政府在此后按照这份奏折中拟定的具体办法，开始了改变自身命运的科举变革。
张之洞、刘坤一的奏折上达仅一月左右，清政府就下诏自明年始，乡会试及岁科试策论，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不准用八股程式，并停止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随后，清政府又下令各省建立武备学堂，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兴办各级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到本年底，政务处、礼部会奏兴学事宜，奏定《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凡由学堂毕业考试合格者，均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出身；旋又奏请变通科举，废八股，改试策论，并拟定了章程十三条。自此以后，新式教育迅猛发展，科举制度日益式微。
1902年1月，清廷派张百熙出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命其整顿京师大学堂，主持兴学大计。为响应兴学号召，国内学堂增长迅速，各地纷纷开办各类新学堂，到1905年时，新式教育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国内学堂人数也从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905年的258876人。海外留学主要以日本为主，增长速度同样令人诧异。19世纪末期清政府在日本的留学生总共不过二百名左右，1902年时达五百多名，1903年有一千多名，1905年时已超过了八千多名，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在当时已经掀起了一个留学日本的狂潮。
科举制度与新式教育的发展截然相反，显得日趋没落。1900年为乡试之年，亦为光绪帝三十寿辰之年，按照惯例以庚子（1900年）乡试与辛丑（1901年）会试作为恩科，正科乡、会试则递推于辛丑、壬寅（1902 年）举行。义和团事变使清政府只得改庚子乡试与辛丑会试同年举行，又因八国联军迫使清政府停止外人被戕害地区的科举考试五年，所以辛丑乡试照原规定举行者不过广东、广西、甘肃、云南、贵州五省。而辛丑、壬寅恩、正科会试，皆延展至癸卯年（1903年）举行。
继续举行的科举考试虽经变革，也只能用苟延残喘来形容，一位当时科考的亲历者回忆自己参加壬寅科乡试时，大多数参考士子不懂新学无从作答，因而群起捣乱的情形：
三场考对策，所问者为历史政治、制度沿革、利弊得失，大多数士子更为未尝梦见，非求教于相识之有研究者，则必曳白。此三场乱号之所由来也。壬寅科，废八股而改试策论。头场史论五题，曾阅过《通鉴纲目》等书者，尚可成篇；至于二场策题，兼问洋务制造及外国情形，斯时怀挟虽多，亦无从措手。此次乱号之原因，大约如此也。
监临官虽强欲整顿，又怕激成事变，只能隐忍不发。到1903年癸卯科时，士子捣乱考试情况更为严重。这位亲历者回忆自己参加的癸卯科乡试，头场拆魁星，二场捉抢手，三场偷号灯。由此可见勉强举行的科举考试在众士子心中的地位，已无复以往的神圣了。以至连这位癸卯科中举的受益者都感叹：“士子之无行至此，科举虽欲不废，不可得也。”
不通新学的士子自知中举无望，以闹号来发泄不满，那些略通新学的士子，即使高中进士，也需要进入新式学堂继续学习新学。清政府命自1903年会试始，所有新进士都要进入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分门肄习，知县签分到省，也需进入各省课吏馆学习。
科举制度虽在变革以后继续举行，但是科举的存在毕竟阻碍了新式教育的发展，一些省份开设新式学堂时观望迁延、敷衍塞责，以致张之洞、袁世凯两位重臣在1903年3月又联衔奏请递减科举。在奏折中两人首先分析了科举与学校的不同之处，指出科举阻碍了学校的发展：
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之成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才；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今不入学堂，而亦能得科举，且入学堂反不能如此之骤得科举，又孰肯舍近而求远，避易而求难。…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既然科举弊端如此之多，在大难迭乘、外侮日逼的紧要时刻，“与其迁就庸滥空疏之士子，何如造就明体达用之人才。”因而两人提出了分科递减的办法：
拟请俟万寿恩科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预计均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即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而可以普兴，人才接踵而不可胜用。
张、袁两人认为，这种分科递减的办法，将使科举尽废，学校林立，“上以革数百年相沿之弊政，下以培亿兆辈有用之人才，”使国家转弱为强，令五洲惊服，万世瞻仰。
1904年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又会衔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当日，上谕就命按照奏请办法次第推行，“著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侯旨遵行。”这道上谕明确宣布了科举制度将被废止的命运，在科举存废过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三科减尽科举名额的办法通过一年多以后，新式教育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民间相率观望，抱有侥幸得第之心的读书人仍复不少。由于形势危迫情形更甚于往日，以直隶总督袁世凯为首的六位督抚于1905年9月联衔会奏立废科举，他们在奏折中指出“科举最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以开通民智为主的学堂，使人人获得普及教育的机会，上可报国，下亦能自谋其生。接着通过强调科举、学校、民智与救亡之间的关系，提出要立废科举：
则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顾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
最后拟定了停罢科举的五条善后办法，希望能使“新旧递嬗于无形”。当然立废科举的办法是否做到了新旧之间的平稳转变，即使现在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六位重臣的联衔奏请当天就获得了诏准：
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亦与科举无异。
这份诏谕宣告了科举制度的终结，为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取士传统画上了句号，也意味着支配中国几千年来的主导价值观念的根本转换，使中国社会结构开启了深刻长远的巨大变化。对科举制度有精深研究的何怀宏评价科举废除的意义：
科举之废除实在是“亘古奇变”的 20 世纪所发生的一个最早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要超过一个王朝的覆灭，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制度的消失，而是还意味着一种起始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社会形态（选举社会）的终结，而且还不仅此，它也许还意味着一个有着更为久远得多的历史的社会形态（等级社会）的终结。
科举制度的废除意味着传统社会的终结，是因为科举制度在传统社会结构中不但起着核心纽带作用，而且还形塑着社会中的主导价值观念和行为追则。
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前，尤其是在科举制度仍未变革以前，西学的影响大多局限于通商口岸和大城市，广大内陆地区的士子依然致力于应付科考的传统学问。科举制度和新式教育的此消彼长，波及了从沿海到内地、从通都大邑到中小城镇，使脱离传统藩篱的新知识群体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如此庞大的新型社会群体的迅速崛起，使新旧力量对比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并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变。
科举制度正式废止以后，其流风余韵犹存。以前考试选拔出的举贡生员要给予他们出路，因此尚有生员考试优、拔贡与考职，保送举贡按照以往会试办法会考之事。考优只限三科，考拔只限一次，考职每三年举行一次，也限三科考尽，只是取录名额比以前略有增加。生员补考优贡于1907年和1909年各举行一次，补考拔贡科举尚存之时，已仿用科举形式考选学堂学生。1902 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定学堂章程中，内有学生出身一章，学堂学生毕业后有给进士、举人、贡生、附生等名目。也就是政府正式承认学堂学生入仕具有与科举士人同等的资格，给予学生相应的出身鼓励读书人进新学堂，而且采用与科举相近的选拔程序。这种办法使学生出身与科举功名联系起来，目的在于推进新式学堂的发展。停罢科举之后，新设立的学部将原有学生毕业考试奖励录用办法重新修订后继续实行，变化不是太大。用科举形式考选留学生用意与考选国内学堂学生一样，因科举取士深入人心，用科名以为奖励来鼓舞官绅市民出洋游学。1905年7月举行首次出洋学生考试，金邦平、唐宝锷两人均给予进士出身，赏给翰林院检讨，其余也赏给各种出身不等。1906年学部成立后，议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每年八月举行一次考试，考验合格者给予进士或举人出身，授翰林院检讨、主事、内阁中书或知县等职。
用科名奖励国内学堂学生和出国游学生的办法，在实行过程中不断遭到批评，有人指出奖励出身的办法不仅鼓励学生追名逐利，而且还造成了官场秩序的混乱。到1911年9月，学部奏请停止实官奖励的办法被批准实施，自此学堂毕业生的实官奖励及游学毕业生的廷试被正式废止。由于考虑到毕业生所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名义对于刺激入学有一定作用，仍予继续保留。几个月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宣布废止旧时奖励出身，彻底终结了科举制度的残存形式。
清政府希望通过废除科举制度培养的各类新式人才来挽救自身危机，熟料结果却恰好相反。新式教育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知识群体，脱离传统思想的束缚，已经没有科举制度下的官绅士子那样昧于世界大势而不自知的愚昧，他们渴望能摆脱亡国灭种的命运。这些在西方思想熏陶下成长的新式知识分子，要么走上王朝的对立面，成为倡导推翻现政府的革命者；要么迫使清王朝向近代类型的新式国家快速转变，成为王朝改革的推进者。杨度就是在科举制度变革的过程中，由一名传统类型的乡绅转变成为一个新式的知识分子，在清末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叱咤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