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三十八章 一座光芒四射的里程碑——纪念遵义会议六十周年

　　60年前，中国革命处在一个生死攸关的危难时刻。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葬送了在艰难困苦中发展起来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被迫长征。惨重的损失，使英勇的红军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935年1月举行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坚决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并在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所蕴涵的深刻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这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胜利，并由此形成了高举这面光辉旗帜的党的第一代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导中国人民革命惟一正确的思想武器；而党的斗争经验又告诉我们，仅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是不够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重要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国情的极大特殊性，使中国革命面临着需要依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解决的各种复杂问题。同时，又由于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占多数的国度，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主观性、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思想方法，不能不影响党的队伍。长期以来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就是这种思想方法影响的突出表现。这不能不极大地增加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难度。因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即用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来指导中国革命，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而突出的问题。

　　在我们党内，毛泽东比较早地自觉实践并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极大热情解决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早在1929年，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他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更自觉、更深刻地阐述并倡导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思想原则，进一步枇判了主观主义的一种颇有欺骗性的表现形式：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这篇文章的重要价值在于：第一，鲜明地反对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观点。虽然这时王明的错误还未出现，但党内已经存在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向我们作指示等等问题。因而毛泽东上述观点的提出及其实践，有着特殊意义，它实际上蕴涵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这样丰富的内容。可以说，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在这篇文章中已有了初步的而又是较深刻的体现。第二，把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桥梁和中间环节提了出来。实事求是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这时他虽然还没有用实事求是这样言简意赅的语言来表述党的思想路线，但文中所阐明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原则，就是他所坚持和倡导的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后来他的许多理论著述，从《实践论》、《矛盾论》到延安整风期间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已经提出的思想观点，从而为我们党奠定了一条更加系统完备、生动深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共产党人应当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在党内曾有过长期的争论。毛泽东曾称《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即指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但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文章的正确观点也没有被这时的中央所接受，不久又发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更加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他们以为靠引经据典、照搬照抄这种最便当的最没出息的懒汉办法，便能够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结果，把中国革命引进了死胡同。血的惨痛教训，正确与错误、胜利与失败、前进与后退的比较，使许多同志擦亮了眼睛，终于认识和选择了毛泽东，认识和选择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义会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得以顺利召开，并使党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位最杰出的代表，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巨大的。这里应当指出，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进行的理论工作，是他留给我们的巨大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他着力倡导和确立的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培育了保证党取得胜利的优良学风。应该说在这方面的思想价值具有更普遍、更重要，因而也更久远的意义，是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发扬的。

　　毫无疑义，遵义会议巨大的历史功绩，已使它成为矗立在我们党的发展史上一座光芒四射的里程碑，具有历史和现实的重要意义，是值得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永久纪念的。

　　二

　　历史在曲折中前进。毛泽东晚年由于离开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探索适合自己的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终因急于求成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等“左”的错误把国家导入了歧途，走了一段很大的“之”字形的曲折道路。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为走出误区开辟了道路，但紧接着出现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其实质是阻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使其后的两年滞留在徘徊之中。为了摆脱困境，开拓创新，小平同志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以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事业的宏伟气魄，领导和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成为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是在党的历史进程中足以与遵义会议相媲美的一次重要会议。

　　在实现这次历史性的转折中，小平同志把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放到了首要地位。他领导全党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着力于清理“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此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维护毛泽东崇高的历史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把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到了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并且提出了对毛泽东思想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的任务。正确处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是新时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是小平同志经常提出的，在这场伟大变革中，我们既不丢老祖宗，又要发展老祖宗，要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要有新思想、新观点。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开创历史新时期的宣言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下解脱出来，活跃了人们的思想，使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蔚然成风。

　　小平同志在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联系起来，使它的内容和表述更加完整和丰富。他明确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这就告诉我们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和体现，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必要前提和目的，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这两者的高度统一构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应当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之所以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同这时的思想政治状况和党面临的历史性任务相联系的。当时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不少人思想]还处在僵化和半僵化的状态，这已成为我们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前进的严重障碍。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不打破意图固守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两个凡是”的方针，就只能意味着倒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正因为这样，小平同志才着意把解放思想提到思想路线的首位，他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由此可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倡导的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发展。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起点，我们党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制定了相应的一整套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正如遵义会议开创了民主革命的新局面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不能一劳永逸的。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它贯串于党的全部实践和实践的全过程。它通过不断深入探索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努力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因而实事求是的过程，就是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

　　小平同志在指导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事业中，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确定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时，他具有宏伟的魄力和坚定必胜的气势，而在指导作风上又是严谨慎重、深思熟虑的。当新局面展开后，他又经常要求干部要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特别强调要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对自己的发展充满信心，同时也认识到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能丧失警惕。斗争要求我们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注意经常总结经验。”又说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事实上，一个党如同一个人一样，它的正确性不是先天赋有的，而只有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才有可能制定正确的行动纲领，也只有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才能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避免或及时纠正错误，保证自己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可以说，善于总结经验，这是郑重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

　　小平同志强调要经常总结实践中的经验，还基于以下这样两种情况的考虑：其一，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情况，理论被割裂、被歪曲、被误导的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例如，他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还有，对这场变革中可能出现的逆向发展，他也是十分警惕的，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又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等等，就是指的上述这种情况。其二，改革是一场伟大的试验，要经历一个不断深化和逐步完善的过程，不仅会有层出不穷的新情况需要研究，而且”这中间一定还会犯错误，还会出问题。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所以善于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是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克服可能发生的错误的一个重要保证。

　　小平同志强调要不断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观点。在当前这场深刻的变革中，那种不允许出一些问题、犯一些错误的观点，是不现实的；同样，那种把实践标准只用来检验过去，而不必用来对待现在的观点，也是幼稚的。小平同志与这两种错误的观点相反，他既勇于实践，勇于改革，又勇于正视实践中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到底。

　　小平同志对实践的指导充满了活跃的辩证法思想，他善于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他憎恶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反对任何形式的片面性、绝对化的思想方法。他关于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学习外国与坚持独立自中等等关系的论述，以及他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指导原则，都体现了这种辩证法思想。我们要善于学习小平同志的全面的、辩证的指导方法，切忌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绝对化。这同样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要求的。小平同志为防止实际工作中的片面性，一再强调要全面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把它看作是我们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在他看来，中国的国情有千条万条，而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选择，也是发展中国的最重要保证；二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小平同志主持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都生动地体现了对上述国情的全面把握。他一再批评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从根本上说，在于这两种思想都违背了中国国情，都是一种片面性。那种不顾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一味求公求纯，超越阶段的“左”的思想，显然是我们在开创新局面工作中所应该着力反对的；而那种盲目仿效西方，热衷于搞私有化、全盘西化的思想观点，则是既不懂中国国情，也实际上不懂得西方，甚至是把在西方也已经是过时的东西，拿来当作灵丹妙药加以推销。这种人往往自以为高明，实际上不过是犯了近代中国一些留学生犯过的食洋不化、“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幼稚病。如果说60年前，遵义会议所纠正的照搬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令的教条主义错误曾经把中国革命拖到了绝境，那末，现在这种只知生吞活剥地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可能造成的危害将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际环境，小平同志以他特有的敏锐和气魄，强调要紧紧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加快发展自己，同时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特别是在取得显著成绩面前，他经常提醒我们“要保持谦逊态度”，“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这正是他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高度统一，正是遵义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遵义会议的光辉照耀着我们。我们深信，只要遵循着遵义会议所确立的思想路线发展下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就一定能够绕过险滩暗礁，驶向既定的目标。

　　（《求是》，1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