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二十九章 论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

　　“兼容并包”，是本世纪初期蔡元培对北京大学革新时提出的具有指导作用的办学方针，同时也是他的大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从一定意义上说，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在当时确起到了破旧催新的巨大作用；一个生机盎然、奋发有为的新北大脱颖而出，一扫过去暮气沉沉、陈腐不堪的习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无怪乎每当人们追思五四时期北大卓有成效的建树时，总是很自然地把它归功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主张及其实施。这正如1940年4月14日延安各界追悼蔡元培大会的唁电所指出的：“先生清末从事革命，提倡民权；民六任北大校长，网罗人才，兼收并蓄，学术思想，主张自由。伟大的五四运动，实先生提倡诱掖，导其先路”。这个评价是恰当的、公允的。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革新，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学校的范围。这种革新及其所体现的办学思想从基本的方面说，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教育的客观要求。今天，我们深入研究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剖析它提出的历史条件、基本倾向和作用，这对于我们继承前人的积极成果，认识发展文化教育的客观规律，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

　　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正经历着辛亥革命从胜利又复归于失败的痛苦历程，中国革命也处在新旧转折的历史交叉点上。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蔡元培提出了“兼容并包主义”，对北大进行整顿、革新，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拓道路，这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曾说过：“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这种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又一次得到了印证。当辛亥革命以其杰出的历史作用，造成了锐不可挡的民主政治洪流的时候，封建统治营垒中的一些人物纷纷改换脸谱，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窃弄国柄，借共和之名，行封建专制主义之实。随着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相继失败，文化思想领域的封建复古逆流也大肆泛滥起来。而在袁世凯的复辟阴谋破灭后，文化思想方面的复古活动并没有停止下来，尊孔复古的谬论、封建礼教的说教、鬼神迷信的猖厥，仍然交织成束缚人们思想、压抑资产阶级新学、扼杀民族生机的精神网罗。而这时的北京大学虽然经过民初初步的民主主义性质的某些改革，校内“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然就其主流而言，仍旧是一个顽固的封建文化堡垒，旧思想旧文化充斥各个学科；一些旧派教员公开提倡尊孔读经，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竭力诋毁新学。文化思想领域这种万马齐喑、正气衰微的局面，深刻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失败这一惨痛的历史悲剧。

　　然而，辛亥革命的影响不可低估。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乘帝国主义各国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之机，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同时，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在进一步扩大。随着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经济、文化力量的增强，他们迫切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探索新的救国道路。一场以挽救民族危亡为目的彻底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就在这样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以勇猛的姿态蓬勃发展起来。

　　综上可知，冲决封建文化思想的网罗，为民主政治开拓道路，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要求，“兼容并包”正是以其扶植新文化新思想的基本倾向，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的需要。这也是它所以能取得重大成就的深刻原因。当然，“兼容并包”能够作为一种办学方针提出并付诸实施，则也是与蔡元培自身所具备的主观条件相关联的。这主要是：

　　首先，蔡元培作为一位杰出的民主革命家，他的民主革命活动是同从事培养革命人才的教育事业紧密相联的。他在清季末年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时曾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这个认识，不但使他开始冲决改良主义思想的藩篱，而且对他尔后一生的事业，即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委身教育事业同“倡言革命”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因而为革命而培养人才的目的始终是很明确的。他出任北大校长是在袁世凯死去之后，这时被袁废弃的临时约法和国会曾一度恢复，一些人又陶醉于民主共和胜利的迷梦之中，而身在欧洲的蔡元培，以一个革命家特有的敏感，在他写的《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一文中，不但指明袁世凯实际上是封建专制、礼教和迷信愚昧的复合体，反袁是反对整个封建势力的斗争，而且还特别指出继续这种斗争的必要性。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他回国后谢绝了友人的劝阻，甘冒整顿失败的风险，毅然同意到当时封建官僚习气浓厚、校风腐败的北大任职。他在致友人信中说：“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昔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为数次爱国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校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教员者，高等教育之力也），亦发端于此。”这里，虽然透露了蔡元培思想上仍有教育救国论的倾向，但是，他所说的从教育着手，“使吾国转危为安”，既包含对国家富强的殷切期望，也指对已濒临绝境的民主共和事业的挽救，为此而从事启迪民智、培育人才，确仍不失为一救国之途，也是民主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当时孙中山支持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对此寄予厚望，“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就蕴含了此种深意。正是这样，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际上是在当时封建文化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争得阵地。

　　其次，蔡元培作为我国近代教育制度改革的先驱者，具有不畏艰险的革新勇气。他作为一位清季翰林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是痛切地认识到封建教育制度对人才的摧残和扼杀。他委身教育事业后，就把为民主革命培养人才同改革旧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表现了勇于革新的精神。清季末年，他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时，就开始致力于打破封建专制教育。辛亥革命前后，他三次赴欧游学、考察，注意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1912年他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对封建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进行改革，废弃了前清教育宗旨中的“忠君”和“尊孔”的规定，小学废止读经并实行男女同校，大学取消经科，学校不行拜孔仪式，打破了两千多年墨守孔学的旧习；同时提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同时发展的新教育方针，改革学制，修订课程，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虽然他任教育总长前后仅半年时间，就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被迫中断了这项改革工作，但它确为全面推行新式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次他出任北大校长进行的整顿工作，实际上是他在民元推行新教育的继续，并进一步施展了他改革我国大学教育的抱负。他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对学校从领导体制到学科设立，从教师阵容到课程建设，从学生观念到课余生活，都进行了全面的整顿、改革和创新。在这期间，军阀政府的压迫，守旧势力的责难，教育经费的奇缺，困难重重，举步艰辛。面对这一切，蔡元培以他对教育的热忱，革新的勇气，不畏惧，不退缩，苦苦周旋。在五四前夕爆发的新旧思潮大激战中，北京大学成了封建势力集中攻击的目标，这时蔡元培挺身而出，保护新派，公开为新思潮辩护，重申要坚持“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保护了新文化运动不被摧残，使北京大学的改革也得以继续。这一切表明，“兼容并包”作为办学方针的提出，确是得助于蔡元培的改革勇气。

　　再者，蔡元培作为一位民权思想的笃行者，言行一致，具有良好的民主作风。“兼容并包”办学方针的实质，是反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按照这一办学方针的要求，在用人上，能不拘一格，不计资历，选贤任能、兼收并用、唯才是举；在学术上，允许不同学派樊然并峙，各派学者各抒己见，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因而在学校管理上，也要求民主治校，以利于学术的繁荣发展。

　　唐人陆龟蒙诗云：“大厦若抡才，亭亭托君子”。蔡元培正是以优良的民主作风和宽阔胸怀，不仅敢于实行“兼容并包”，而且善于容纳各种学派和有各方面专长的人才。他在北大建立并健全了教授治校的领导体制，使任职者人尽其才，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干；在学术上切实贯彻学术民主，思想自由，使北大一时人才荟萃，各种学说竞相传播。这种学术民主的实行，使学校具有很大的凝聚力，五四时期的北大成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一个中心，不是偶然的。后来有人在评述蔡元培对北大的兴革时，盛赞了这种民主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说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这是有道理的。因此兼容并包”办学方针的提出，反映了蔡元培具有的良好的民主作风。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兼容并包”作为一种办学思想和办学方针的提出，既有鲜明的针对性，是为打破封建文化思想的桎梏，又有明确的目的性，即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拓道路。

　　二

　　对于“兼容并包”这一办学思想的进步作用，一些论著多从其扶植新文化新思想上立论，这无疑是正确的，也反映了这一办学思想及其作用的一个主要方面。但仅仅从这一方面论述还是不够的，还不能完全表达蔡元培的原意，也没有全面反映这一办学思想的特点。

　　蔡元培作为一位杰出的民主教育家，是深知发展新教育与繁荣学术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因而兼容并包作为一种办学思想和办学方针的提出，及其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作用和影响，首先是在于它适应了发展文化教育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人才培养、学术进步和新思想的传播。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就开宗明义向学生提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项要求，勉励他们抛弃过去追求升官发财而无意于研究学问以及堕德毁行的旧校风，“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他特别强调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而不是当官发财之阶梯。这是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也是他革新北大的一个重要目的。从这个宗旨出发，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并把这作为使大学具有研究高深学问机关性质的必要条件。“囊括大典”，是指对待古今中外不同学派、思想、典籍的态度，主张“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网罗众家”，则指广收人才并发挥其所长。自然，这两者是相互依存和关联的。蔡元培把他的这种办学主张，概括为“兼容并包”（或“兼收并蓄”），以期通过广收人才和包容不同学派的方法，达到革新大学的目的。

　　所以说“兼容并包”办学思想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文化教育的客观规律，我们可以从蔡元培提出它的思想内涵加以分析。这主要为：

　　首先，这种“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是和蔡元培所遵循的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的原则分不开的。思想自由、学术民主，是发展新教育和繁荣学术的前提条件，是蔡元培办学思想的核心。他深刻地认识到，文化专制和政治专制是互为依存条件的，是我国文化教育发展的严重障碍。他明确表示：“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主张。”认为这种罢黜百家、独尊一己的文化专制，造成了我国学术停滞落伍的局面。这正如他后来曾痛切指出的：“吾国承秦始皇汉武帝以来之习惯，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执一而排其他，凡政治之纷争，社会百业之停滞，无不由此。”因而他主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通例，允许不同学说并存，自由争辩，提出“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学术思想问题，应当“任吾人自由讨论”。主张“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到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这就是他所主张的“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里，蔡元培从反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出发，深刻地阐明了发展教育和学术的特殊规律，要实行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学派自由发展；对于教员，则主要看其是否“积学与热心”，至于个人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见解，只要不影响其所授的课程，同样应该用其学术专长。所以，这一时期的北大，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同时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黄节、陈汉章等人。真可谓人才荟萃，众家林立，竞相发展，盛极一时。这对繁荣学术，培育具有各方面专长的人才，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其次，“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也是和蔡元培一向反对专己守残，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的主张相联系的。封建政治和文化专制的制度，造成了抱残守缺、武断盲从、迷信教条、守一排他的恶劣学风。蔡元培对这种窒息人才的旧学风深恶痛绝，认为是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他积极提倡新教育，反对封建旧教育对受教者的压制和摧残，主张“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他从这一教育思想出发，在大学教育中也注意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养成新的治学方法。他反对“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的治学方法，有两方面的含意：一是反对文理两科自我封闭，彼此轻视。他认为这和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的事实不相符合，主张要沟通文、理两科，习文者须兼习理科的基础知识，习理者要兼修文科的基础知识，使学生具备比较全面宽厚的基础知识。一是反对不同学派之间的宗派习气，门户之见，彼此排斥封闭。他认为对治学者来说，“最忌的是知道了一派的学说，就奉为金科玉律，以为什么学问都可以照他的说法去解决，其余的学说都可置之不顾了”。这种“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见”，“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的治学方法，也是一种专己守残，这就无从并采比较，因而不能推进学术的发展。蔡元培坚持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让不同学派并存，各种学术观点自由讨论，使学生能够广泛接触教员中不同学派的观点，资以比较、鉴别、吸取，分出正误优劣，而不囿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说。这种“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余地”，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使他们有可能从不同学派的比较中引出新义，提出自己的创见。

　　再其次，“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也反映了蔡元培珍惜人才、不求全责备的人才观。他深知在当时的中国，人才匮乏，是处于“青黄不接的时代，很难得品学兼备的人才”，要求“学生对于教职员不宜求全责备，只要教职员系诚心为学生好，学生总宜原谅他们”。他还针对旧派势力对北大教员的攻击，指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对人不求全责备，是深知人才的特点，避其所短，扬其所长，这就是知人然后方能善任的道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是蔡元培知人善任的高明之处。他从这一正确的人才观出发，采取用人唯才的态度，既不拘一格广泛延揽人才，又坚持选择教员的标准。他提出：“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这是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选择教员要以“学诣为主”的标准。对于那些学术水平低下、不适合在大学任教的，则不论中外教员，蔡元培都一律按聘约合同予以解聘。他曾经顶住外国公使馆的压力，坚持解聘了几个不称职的外籍教员，表现了坚强的原则性，维护了民族尊严。由于蔡元培大力延聘积学而热心的教员，这时的北大不仅罗致了许多学术界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学者，而且还引进了一些青年新秀。留美学生胡适曾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随后又写了一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翻案文章，受到蔡元培的赏识，聘为文科教授；没有大学学历的青年梁漱溟，写了一篇推崇佛学的《究元决疑论》的文章，蔡认为不失为“一家之言”，破格聘为北大教员。这种不拘一格网罗众家，使教师阵容得到了很大加强，这对于改变学校面貌和人才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可知，“兼容并包”作为一种办学思想和办学方针，是适应了发展新教育和发展学术的客观要求，因而它的进步作用是显明的。

　　但是，仅仅指出这一方面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强调，蔡元培在提出和实施他的“兼容并包”办学方计时，并非对新旧文化采取不偏不倚的客观主义态度，而是有所抑扬的。也就是说，这种“兼容并包”并非无原则、无目的，任凭新旧良莠混杂，而是以扶植新派人物，促进新思想传播，适应革新需要为基本出发点的。应该指出，蔡元培主持北大进行革新之际，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的发端时期，这时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支持日益兴盛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赞成文学革命，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旧思想，倡导以民主和科学为内容的新思潮。他对北大的整顿是以文科为重点，因为文科集中了北大的守旧势力，这样文科学长人选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经友人推荐，又翻阅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他十分赞同对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的评价，遂决定邀请他主持文科。随后，又引进了大量新派人物，形成了以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编者为核心的革新营垒。蔡元培反对压制新思潮，认为“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他积极支持和扶植新派，成为这支新文化大军不可少的竭诚的保护者。五四前夕，当军阀政府对蔡元培施加政治压力和恐吓时，曾有人劝他辞退陈独秀，约束胡适，以缓和空气；蔡元培毅然回答：“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无相干。”随后又公开为新派的“过激之论”辩护。这些都鲜明地表现了蔡元培的政治立场和“兼容并包”方针的基本倾向。诚然，蔡元培是以提倡“思想自由”而著称的，他尊重讲学自由和正当学术研究的自由，对旧派教员的学术性活动同样给予支持，但绝不允许假借学术名义和大学讲坛进行反动政治宣传。当时北大教员中，辜鸿铭是一个帝制复辟论者，但精通英、德等国语言；刘师培是筹安会罪人之一，而对国学研究有素。蔡元培认为他们所授课程与政治无涉，应用其学术专长。他曾对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可见，他对政治和学术的界限作了划分的标准是明确的。正因为如此，”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起到了对北大这个新文化运动策源地的催生作用。

　　由于蔡元培的悉心倡导和经营，这时的北大一扫过去腐败的校风，造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校内社团有如夜空繁星，各种刊物宛似雨后春笋，众家学说竞相争长，新思想新思潮应运而生。鸾飞鱼跃，生动活泼。这种学术思想自由的原则，使北大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开创了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的一代新风。应该特别指出，这种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新局面，不仅有利于新文化新思潮的发展，而且又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在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部主任期间，就从国外购进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从1918年冬起，北大就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1年著名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时，就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可以说，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五四时期在这里成长出一枇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确是得助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虽然，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非蔡元培的本意，但他在客观上的助成之功实不可没。

　　在封建文化占据时代舞台的时候，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新学，并且给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一席之地，这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

　　三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就文化思想方面而言，是包含容纳古今中外的文化学术思想的。他从反对专己守残之陋见出发，主张对东西文化要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融汇贯通。

　　在近代的中国，随着西学东渐曾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波。围绕着如何对待西方文明，学习外国的问题，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中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妄自尊大，抱残守缺，主张闭关锁国；另一种则是妄自菲薄，崇洋媚外，鼓吹全盘欧化。这虽然表现为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但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危害则是共同的。蔡元培作为一位革新者，曾实际考察和研究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承认“彼俗化之美，仍由于教育普及、科学发达、法律完备，人人于因果律知之甚明”。他正视我国近代落伍的现实，同时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中国有能力迎头赶上西方先进国家。基于这种认识，在学术上，他既不赞同故步自封的国粹派，也反对消亡本民族特性的全盘欧化论，主张把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同广泛学习外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吸收、消化、创新，求得我国学术的新发展。

　　蔡元培对东西文化取兼收并蓄、融汇贯通的主张，不仅对我国学术的发展，而且对学术课程的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在这方面，他有许多深刻的、精到的见解和做法，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其一，积极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提出大学教学内容要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成就”。他把善于继承前人成果，学习先进文化，视为人类进化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各民族间互相师法才能有进步和发展，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民族文化的进步，都包含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人类之消化作用，不惟在物质界，亦在精神界。一人然，民族亦然。”他举例说，希腊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诸国的文明而消化之，创造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高卢日耳曼诸民族吸收了希腊、罗马和阿拉伯之文化，才有了今日欧洲各国的文明。中国自汉至宋吸收了印度文明，在哲学、文学及美术方面，“得此而放一异彩”。而自元以来的六百多年间，与欧洲文明虽有接触，然未尝有大量的吸收，只是墨守前人已有的成就，有如冬蛰之动物“日趣羸瘠”。他批判了那种单纯指摘别人缺点而拒绝学习的妄自尊大态度，“……社会上一部分之黑暗，何国蔑有？不可以观察未周而为悬断也。”他在谈到绘画美术时，特别提到彼此要善于学习对方的优点和长处，他说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和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抑有人谓西洋昔时已采用中国画法者，……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为了使我国学术尽快赶上西方先进国家，他主张广泛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经验，他说：“吾人为集思广益起见，对于各友邦之文化，无不欢迎。以国体相同，而对于共和先进国之文化，尤所欢迎；以思想之自由，文学美术之优秀，彼此互相接近，而对于共和先进国中之法兰西，更绝对的欢迎。”蔡元培从上述思想出发，在北大广泛容纳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潮，允许不同学派的观点自由讨论，使学生通过广泛接触加以比较、吸收和创新。同时，他还把对东西文化兼收并蓄的主张，作为学校课程改革和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他在北大“于英语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及世界语；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他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理科的一些课程教材亦多采用各国的科学新成果，如物理系三、四年级的《近代物理》课，内容大部选自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最新材料。1921年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期间，还亲自邀请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到北大讲学（后因故未能实现）等等。

　　其二，认为对外国文化思想应择善而从，重在消化，反对简单模仿和全盘欧化的错误倾向。蔡元培重视学习外国的同时，还十分强调学习时应取的态度和目的。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即学习要择善而从，取分析的态度，为我所需，为我所用。他曾引孔子的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不守旧，不盲从的态度。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善。这反映了他对待文化，包括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正确态度。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吸收外国文化应重在消化，吸收是消化的预备，而只有消化才会有益。“消化者，吸收外界适当之食料而制炼之，使物化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发达。”因而消化是以“我”为主体，对于欧美各国的学术文化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切忌“浑沦而吞之，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他认为单纯模仿、照搬照抄，只是一种稚拙的举动；而全盘欧化，则是消亡自己民族的特性，同化于他人，是完全错误的。他以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责任感，殷切勉励我国留学生应具坚强毅力，发愤图强，”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而切勿志行薄弱，弃损其我同化于外人。他语重心长地说：“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如若这样，则”留德者为国内增加几辈德人，留法者、留英者，为国内增加几辈英人法人。他呼吁我国留学生，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所同化这些针眨时弊的金石之言，掷地有声，在今天看来也仍不失其价值。

　　当时这种简单模仿和盲目崇拜外国的倾向，在北大也有严重反映。严复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全校积极推广外语会话，在本科和预科课堂上除一些国学课程外，都用英语讲授。课外活动如开会、讲演、讨论，也多用外语。预科教务会议全讲英语，一些不懂英文的教授有苦难言。这种状况，虽然对推广外语学习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助长了盲目崇洋和轻视祖国文化的倾向。特别是当时北大教授中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留学生较多，他们当中有些人几乎不用汉语讲话，甚至有的教中国历史的也要讲几句英语以显示其有学问。对此，许多人表示不满，连一些外国教员也不以为然叹为非兴国之征。蔡元培长校后，既重视和推广外语教学，又极力矫正这种不良风气。他规定开教务会议一律改用中文，开始时一个外国教授起而反对，说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从容回答：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都说中国话？使对方语塞，无言以对。从这时起，他明确要求除外国语文课外，其他课程都必须使用祖国语言。对《大学理科月刊》刊登的论文，则规定除有关专有名词外，也一律要用中文书写。这些措施受到了进步舆论的赞许。

　　蔡元培在课程建设上注意吸收欧美各国学术文化的成就，同时又强调结合本国的实际，保存和发扬自己的“特性”。如中国文学系除增加世界文学外，又于中国文学中增加了词曲、小说和小说史方面的课程，并发起征集民间歌谣，供大学生和研究生研究。理科方面，“于数理化等学科外，兼征集全国生物标本”，亦是一例。蔡元培到北大后为筹办生物学系，曾与法国巴斯德生物学院协商设立分院（后没有实现），但他没有单纯依赖外国，而是努力发展我国自己的生物学。1918年聘请著名植物学家钟观光为北大理预科教授，担负采集我国植物标本的工作。他历时五载，遍及南北十一个省，搜集和积累了许多珍贵的植物标本和资料，对我国早期植物分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24年创建了北大植物标本室，1925年北大生物学系正式成立。这个事实反映了蔡元培提倡吸收欧美国家的先进文化，根本是着眼于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

　　其三，蔡元培认为吸收外国文化，不仅要吸收外国文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方法，并运用这种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旧有文化，以创造新义，求得更进一步的发展。蔡元培很重视在吸收、消化基础上的创新，对外来文化是这样，对传统文化亦如此。他曾指出：“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这种主张反对了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打破了清末以来束缚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见，比较正确地指明了对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应取的态度。这对于学术研究和学校的课程改革具有指导的意义，当时史学系的革新即是一例。

　　原来，文科学长陈独秀曾大力提倡新文学，整顿中国文学门，因而引起旧派教员的不满。1917年秋成立中国史学门时，他们多改归这新学门，想把这里作为他们旧派的阵地。但蔡元培、陈独秀同样重视史学的改革，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史学门增设西洋史各课，改称史学系，由原来一国的史学变为世界的史学。蔡元培还将史学系和政治、经济、法律等系一起编入第五学组，表示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为了革新中国旧史学，这时将原为选修课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课程，改为必修科，作为史学的基本知识课，并且聘请西洋史教授翻译欧美新史学及唯物史观方面书籍。1920年李大钊任史学系教授后，曾先后讲授过《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重要课程。这些措施改变了过去史学门只重史料的偏向，开始重视以科学的方法从事历史的研究。这时的史学界正如李大钊所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当然，这主要是指这时新思潮对学术界的影响而言，而对多数教授来说，其史学观点主要还是唯心主义的。

　　此外，蔡元培还主张史学必须以科学的依据为基础，要学习欧美新史学的优点。他后来曾说中国的历史人文之学，发达在自然科学未发达之前；西洋的历史人文之学，则发达在自然科学既发达之后。所以他们现在的古学，有其他科学可资凭借；我们前代的古学，没有其他科学可资凭借。这件事实固可表显我们的前贤创造古学之才长；然亦正指示我们现在从事此项工作者所凭借之不如人。我们若不扩充我们的凭借，因以扩充或变易我们的立点和方法，那里能够使我们的学问随着时代进步呢？他认为治史学者不仅要重视考古工作，而且和地质学也有密切关系。在他的倡导下，1923年北大考古会成立，开展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这对建立科学的史学和丰富学生的史学知识是很有意义的。

　　蔡元培在关于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主张中，并提出要开设中外文化相比较的课程。他说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这时国文系除开设本国文学、文学史（包括小说史、词史、戏曲史等）课程外，还开设了外国文学著作选读、外国文学史等课程，以资比较。又如，他认为，“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仍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蔡元培是我国较早提出比较学问题的，这对于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和开扩知识领域是有好处的。

　　在上述关于融合东西文化的主张中，蔡元培对继承传统文化和广泛学习外国这样两个关系学术发展的重大问题，都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新见解，特别是他提出对东西文化都要吸收、消化、创新，以求得发展与进步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也仍然是富有启迪的。这些也同样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办学思想的进步作用。

　　四

　　今天，距当年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和办学方针，时间的流逝已经过了四分之三的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全面、正确地评价蔡元培的办学思想，还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

　　如前所述，蔡元培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这一贡献，无论是对我国文化学术和教育的发展，还是在政治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而，我们对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不仅要肯定它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而且要研究在它特定的内涵中所蕴含的对发展文化教育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在这一方面，对我们则更具有借鉴的作用，反映了思想的继承性。

　　具体地举例说，诸如：第一，这一办学思想反映了对学术与政治关系上的正确处理。这是发展学术常常遇到的问题。由于我国受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又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蔡元培并不否认学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而且是坚持学术、教育活动必须为民主共和政治，为振兴国家服务，这是发展学术和教育的大前提。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他又把学术和政治作了严格区分，主要表现为：一是不以人废言；二是反对用政治干涉学术，反对封建文化专制思想，允许学术研究的自由。这种对学术与政治二者关系的正确处理，既体现了蔡元培办学思想的反封建性，又反映了发展学术的客观要求。陈独秀在阐述蔡元培兼收并蓄的宗旨时曾说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申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剧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常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的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这里所说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也首先包含蔡元培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正确处理。陈独秀对他办学宗旨的解释是正确的。第二，这一办学思想所体现的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的原则，反映了发展学术、教育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就学术研究而言，它实际上是探求真理的一个过程，而真理是具有相对性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今天被认为正确的事物，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或认的深化而成为谬误，反之亦然。因而学术研究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用一种简单的、绝对的标准加以限制和判断。蔡元培曾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应该允许他们并存，自由讨论。他认为，我国先秦时代思想界所以出现百家争鸣这种”空前绝后之伟观，是因为“种种学说并兴、相竞相攻”使然的，到汉武帝采董仲舒独尊儒家之主张，遂使“诸家之说熸矣。”他极力反对这种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的思想方法，反对封建政治和文化专制对学术思想的束缚。这些认识应该说是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他的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的原则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第三，这种办学思想体现了发展学术、教育必不可少的民主领导作风。这方面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不再赘述。上举数端，说明蔡元培办学思想的某些重要方面，在今天仍具有现实的意义，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当我们根据历史的实际，充分肯定这一办学思想的进步作用和现实意义的时候，也并不是把它看作是完美无缺的。应该看到“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作为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不能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蔡元培曾用《礼记·中庸》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悼”的观点，来解释他的“兼容并包”主张。但他对这里所说的“道”，并没有作出性质和内容上的明确限定，人们可以进行随心所欲的理解。其“容”与“包”的对象，既可以是新的、进步的思想、学说，也可以是旧的、落后的理论、流派。他自己曾认为哲学的唯物论和唯心论可以并行无害，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如果对这一办学思想作外在性的理解，那么就会是不分主次地把新与旧相互对立的东西包容在一起，这就否认了对立物的质的区别，看不到发展过程中的飞跃和突变，抹煞了对立物的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也就抹煞了人们在新旧事物斗争中催新破旧的历史责任。由此可见，“兼容并包”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概括，表现了蔡元培思想上存在的折衷、调和的倾向，反映了在反封建文化斗争中的不彻底性。这种概括的外在性，既不能科学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教育实践。事实上，蔡元培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对世界大势的深切理解，使他在对北大的整顿中始终坚持革新进步的方向，而不是让新与旧、革新与保守无原则地混合并存。“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所以能够孕育出一个新的北大，正是他扶植新思想、约束和反对封建旧文化的结果。

　　总之，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成果，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遗产，是值得我们珍视、研究和借鉴的。历史总是在前进，研究前人，是为了超过前人。特别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这是蔡元培生活的那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北京大学学报》，1988〈2〉；收入《论蔡元培》，旅游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