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二十七章 一代哲人蔡元培

　　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是近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先驱。毛泽东对他的“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崇高赞誉，恰当地表现了他的足以垂范后世的道德文章，同时也反映了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思想史和科学史上所做的杰出贡献和应有的地位。蔡元培作为本世纪初期新旧交替、继往开来的历史巨匠，既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元老，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热忱的支持者，是值得后人景仰和纪念的。

　　求索新路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山明水秀、人文荟萃的浙江绍兴。

　　蔡氏世为商人家庭。蔡元培的父亲光普曾任钱庄经理，为人厚道，乐于助人。在蔡元培11岁那年，父亲病逝，家道中落，靠母亲勤俭持家抚养他们兄弟。母亲周氏是一位贤惠的女性。她平时常勉励他们兄弟要“自立”、“不依赖”和“不妄言”，要他们谨慎处世。蔡元培从小受这种母爱的教育，并且生活在这样一个已经衰弱了的商人家庭里，这对于形成他的进取而又宽厚的性格，是有影响的。

　　蔡元培6岁入塾读书，发蒙开始，攻读四书五经，学作八股文。他的叔父恩铭曾乡试中举，是父辈惟一读书登第的人。在叔父的悉心指导下，他读了《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等书，并影响了他未承父业而走上了治学的道路。和同时代人一样，他在青少年时期也深受封建礼教的熏陶，曾一度崇拜宋明儒学，言动拘谨。他事亲至孝，母病则躬侍汤药，甚至仿效古人到臂和药；他20岁那年母亲病逝，他则坚守寝苫枕块古制。1883年，他考中了秀才。蔡元培以他的天赋、才能和功力，使他具备了跻身宦海的条件。但是，他在青年时期就无意于功名禄利。他毕竟生逢国家多事之秋，这时绍兴的政治环境虽如一潭死水，但外侮纷至，国势日衰的险恶情势，同样在这里激起了点点浪花，震撼着这位有为青年的心。他希望于学问中寻求一条新的出路。他考取秀才后，就不治举子业，转而专治小学、经学，作骈体文，并开始自由阅读。他读书重思考，不盲从，并且注意从书中汲取民主思想的精华。如他读清末学者俞正燮的《癸已类稿》和《癸已存稿》时，不仅对俞的历史考据方法甚为称赞，而且对他著作中“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更是推崇备至。蔡元培在青年时代就大力肯定和赞美俞正燮的尊重女权的思想，说明这时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已经开始萌发。

　　从1884年起的两年间，蔡元培在家设塾授徒，授业国文，教对句与制艺。他虽肯定八股文不失为“一种学文的方法”，但对它“重床叠架”的繁琐刻板的文体，尤其束缚思想之流弊，则深恶痛绝。他自己偶尔也作八股文，但已不再严守老八股的格调，而喜用古书通假的字调换常字，并用古书中奇特的句法变换常调。这种别出心裁，不同凡俗的怪八股，使那些老八股家几乎读不懂。这反映了蔡元培这时已刻意追求思想自由，不愿附庸清雅，靠做那种无用的制艺，作为攀登宦门的阶梯。蔡元培反对用文体箝制思想和对科举制度的蔑视，孕育了他后来反对封建文化教育的民主思想。两年后，他受聘于同乡藏书家徐树兰家校订图书，前后达四年之久。徐家藏书丰富，使他得以博览群书，为他后来成为大学问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蔡元培在科举仕途上是幸运的。他应试时仍是做不合时宜的怪八股，但因文章奇古博雅而得到了主考官的赏识，1889年乡试中举人。1890年赴京会考告捷，但由于他事先认为文章不合考制获中无望，便离京南下，以至未能参加殿试。1892年补殿试取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他的才华获得了时人的赏识，如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新庶常来见者十余人，内蔡元培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1894年授翰林院编修。

　　正当蔡元培踏上宦门坦途之时，却是国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清王朝处于日暮途穷之日。虽然蔡元培在这时还不可能了解事变的全部和中国积弱的病根，但他毕竟是生活在清王朝统治的中心，比过去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局势的发展。他敏锐地感到了国家危机的紧迫，觉察到当时知识界中要求变革的新思想的潜流。从这时起，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维新派的著作，披阅报章时事，并且开始接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在他出任翰林院编修的这一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给蔡元培的思想以巨大的震动，他痛感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愤怒谴责清廷“疆臣跋扈，政府閾葺（卑贱之意），外内狼狈，虚疑恫愒，以成炀灶（放在炉火上烤的意思）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认为这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1897年，他指摘清廷签订的《中俄密约》，是“推诚于俄，不自强而恃人，开门揖盗，真无策之尤也。”这时他对清政府的误国卖国行径有了较深入的认识。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以救亡图存、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为目的的变法维新运动。蔡元培对这场变革要求是深表同情的。他这时已受到维新派的影响，倾向改良主义的主张，对维新派人物，尤其是对表现出“冲决一切网罗”勇气的谭嗣同十分钦佩。然而，蔡元培并没有和康、梁们一起行动。这固然是由于他仍然没有摆脱士大夫的习气，认为他们正在炙手可热之时，虽与梁有己丑乡试同年的关系，也不往纳交，以避依附之嫌；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他认为欲图变革，必须首先从办教育入手，对维新派“欲恃孱弱君主，藉政令以行改革”的做法并不完全赞同。戊戌变法的失败给蔡元培的教训十分深刻，他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这个认识，对他尔后一生的事业，即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都无作官意，惟有读书声”。这是蔡元培写在京师寓所书斋中的一帧条幅，也是他数载翰林生活的真实写照。戊戌政变后，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已“无可希望”，因而他断然决定托疾请假，决绝仕途，离京南下从事教育。

　　委身教育　倡言革命

　　蔡元培抛弃了为当时世俗所称羡的功名前程，卸却了一个沉重的因袭重担。这是他向封建叛逆者道路迈出的决定性一步。1898年冬，他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开始了他从事新式教育的活动。这个学堂依学生程度的不同分为三斋，大致相当于后来的高级小学、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后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和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等，都曾是这里的学生。蔡元培到校后，为了推行新学，增聘教员，加强文理科和外语的课程，注意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使这个学堂“在当时的绍兴，可为极一时之选”。当时教员中有新旧两派，新派教员提倡物竞生存的进化论，提倡民权女权思想；旧派教员则仍要学生习诗词和古文，宣扬尊君卑民思想。在新旧两派的争论中，蔡元培总是倾向革新方面。这就招致了校内和地方上顽固势力的忌恨。次年，学堂堂董出面干涉，竟要蔡元培亲自恭书清廷所颁的、指斥同情变法倡言维新者为“援引匪人，心怀叵测”，要求“正人心”的所谓上谕悬挂在礼堂上。对旧势力采取的这种警告方式，蔡元培大为愤怒，复出痛诋，随即辞职而去。他在这所学堂任职前后不及一年。

　　在此后的两年里，蔡元培仍继续在浙江及上海等地从事教育工作。他曾数易学堂，祈改进校务，推行新学，但限于客观条件，收效甚微。

　　蔡元培23岁时与王昭女士结婚，1900年夏王昭病故，此后说媒撮合者络绎不绝。这时蔡为实践自己倡言的男女平等，特在书屋张贴征婚启事，提出择偶的条件是：（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这在当时确是令人骇怪的石破天惊之举，而这出自一位翰林之手笔，人以为奇，一些卫道士则视为“离经叛道”、“淆乱纲常”。他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择偶条件。后终觅得知音，1901年底他与黄仲玉在杭州结婚。婚礼也很特别，他用缀有孔子两字的红幛子代替浙俗的三星画轴，用演说会代替闹洞房。宾主在欢悦的交谈中，多涉男女平权的话题。当有客人问及：“倘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自应以师礼事之，何止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以平等？”蔡从容答道学行虽有先后之分，就人格言，总是平等。这些，表现了蔡元培勇于冲破旧礼教的束缚。

　　1901年秋，蔡元培应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这是清廷官僚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的一所培养洋务人材的学校，为交通大学的前身。这一年新增的特班是为高材生办的，习外语及经世之学，准备将来择优保送经济特科。蔡元培主持特班采取新的教授方法，规定学生半天自己读书，半天学习英文和数学，中间还安排了体操课。他亲自编订学生的修学门类及每门应读的书目，以及由浅入深的阅读次序。每个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每天都要写札记，由他一一批改。每月作文一篇，命题多侧重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如《试列举春秋战国时爱国事实而加以评论》之类。课外，他还指导学生练习演说、辩论。他认为，演说是唤醒民众，挽救国家危亡的重要途径，因而在他的指导下学生成立了演说会，定期轮流练习演说。蔡元培很重视对学生的课外指导，每天晚上他都要找三两学生谈话，或发问，或令自述读书心得，或对时事发表感想。这种把学生阅读和教师指导结合起来的方法，既提高了学生主动钻研的兴趣，又收到了师生间相互切磋之益，效果很好。

　　在蔡元培早期的教育活动中，已表现了他不因袭陈规、勇于革新的精神。他经常教导学生说：“世界日在进化，事物日在发明，学说日新月异，今后学人须具有世界知识。”他的学生黄炎培后来深情回忆这时蔡师的教人主旨：“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育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昭示，千言万语，一归之于爱国。”“吾师之深心，如山泉有源，随地涌现矣。”蔡元培在南洋公学特班确也培养了一批高材生，如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王世澄、胡仁源、项骧、贝寿同等，都是他所赏识的；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民主革命的知名人士和学者。

　　这一时期，蔡元培的思想趋向激烈，开始突破改良主义思想的藩篱，倾向革命。1902年春，他与在上海的新派人物蒋智由（观云）、林獬（少泉后改名白水）、叶瀚（浩吾）、王小徐（季同）等发起建立团体，定名为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他们“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中国教育会在宣传反清革命，联络东南地区革命志士以及改良教育等方面，都起过积极的作用。

　　此时蔡元培为培养革命人才，还提倡女学。他认为：“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他与友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于1902年在上海正式创立爱国女学。初举蒋智由为总理，不久由蔡元培继任。开始时学生很少，爱国学社成立后，社员眷属多入女学，由是人数大增。这所女校成立后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

　　1902年底，南洋公学学生因不满学校当局的高压政策发生了退学风潮。蔡元培支持并参加了这次学生运动，他在向校方力争接受学生合理要求遭拒绝后，也同学生一道愤而离校。这次退学的学生达145人。经蔡提议，由中国教育会资助，这些退学生组成了爱国学社。蔡元培被推举为学社总理。这时学生一文不名，教员义务教学。蔡元培为学社开办，呕心沥血，苦心经营。为了解决学生吃饭问题，他强忍长子病逝的失子之痛，含泪登程借款应急。他在爱国学社注重培育学生的革命精神，鼓励学生自由阅读，定期带领学生举行革命演说。学社章程规定：“重精神教育，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蔡元培除主持社务外，还兼教伦理学。

　　为解决学社经费和扩大革命宣传，蔡元培等与《苏报》社约定，由蔡元培、章炳麟、吴稚晖等七人轮流每日写一篇评论，报社每月送银一百元。《苏报》原为日人于1896年所办的平庸小报，后由中国人陈范接办，开始鼓吹维新。蔡元培等成为撰稿人后，《苏报》转而成为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辟《学界风潮》栏，言论激烈，“崇论横议，震撼一世。”

　　这时蔡元培已“公言革命无所忌”。正如时人所称蔡孑民办爱国学社，与群弟子大声讲革命，四出演说，亦无所讳。“他和章太炎等组织张园演说会，宣传反清革命。1903年4月间，针对法在广西、俄在东北的侵略活动，蔡等先后率领学生参加在张园举行的拒法、拒俄会。蔡元培在演说中，号召组织团体议论国事。随后成立上海拒俄义勇队，不久改称军国民教育会。爱国学社以蔡元培、吴稚晖等为首共96人加入，分队早晚进行军事操练。蔡元培也”剪发，服操衣，与诸生同练步伐。表现了高昂的爱国革命热情。

　　1903年6月，《苏报》因刊登章炳麟等介绍邹容《革命军》一书的激烈文字，遭清廷封闭，章炳麟被捕，邹容自动投狱。这就是轰动全国的“苏报案”。在这之前，清廷上海道等就已震惊张园演说会的影响，曾两次拟定包括蔡元培在内的捕人名单，亲友多劝他暂避风头，加之这时教育会内部发生裂痕，遇事争吵不休，蔡愤而辞去会内职务，于6月中避居青岛，从事译作。9月间，蔡元培回沪后仍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并按时往狱中探视章、邹。

　　1903年12月，蔡元培等鉴于东北方面“俄事日急”，遂发起组织对俄同志会，并创办《俄事警闻》日报，“专录载俄兵侵满消息，及排击清政府外交之失败，以唤起国人之注意成为同志会鼓吹爱国革命的机关报。蔡元培全力以赴负责编辑，而且自己每晚都要分别撰写文言与白话的两篇文章，题目多为富有鼓动性的告学生，告军人之类。翌年2月，对俄同志会改名争存会，《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不久蔡元培接任主编，直至4月间辞去职务为止。蔡元培”在爱国学社时，自号曰‘民友’。至《警钟》时代，则曰：‘吾亦一民耳，何谓民友’？仍取‘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两句中字，而号曰‘孑民’。“他在这两份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文章。1卯4年2月，他创作的白话小说《新年梦》，在《俄事警闻》连载发表。他在小说中猛烈抨击了隐喻清政府的”冒充管账的人，并描述了小说主人公“中国一民”在梦境中所追求的带有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色彩的理想社会。这篇小说虽有浓郁的浪漫气息，但表达了这时先进知识分子强烈要求改变现状，造个新中国的美好愿望，有着积极的意义。

　　蔡元培辞去《警钟日报》主编后，任爱国女学总理。这时他认为，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他认定女子更适于搞暗杀，因而女学办学宗旨“并不取贤母良妻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在女学，他自己讲授法国革命史和俄国虚无党历史，并请钟期光等讲授理化，为学生将来制造炸弹作知识准备。随后蔡元培在上海加入由留日一些学生秘密组织的暗杀团，被举为负责人，自己也学习制作炸药。1904年11月，暗杀团改组为光复会，又名复古会。蔡被推举为会长。章炳麟在狱中参与了创立工作，他和陶成章、徐锡麟等均为光复会的著名人物。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誓词，它的成立，使东南地区革命党人有了统一组织。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10月27日，黄兴到沪主盟吸收蔡元培入盟，并由孙中山委任蔡为上海分部负责人。

　　此后，蔡元培以很大精力秘密开展盟务，发展盟员。他的学生黄炎培曾回忆道：

　　民国成立前七年乙已秋，吾师忽召至其寓庐，郑重而言曰：“我国前途至危，君知之矣。诸强邻虎视于外，清廷鱼烂于内，欲救亡，舍革命无他道。君谓然乎？”则敬答曰：“然。”曰：“欲革命，须有组织。否则，力不集，事不成。今有会焉，君亦愿加盟乎？”则敬答曰：“苟师有命，何敢不从。”期以某曰深夜宣誓，出誓文，中有句：“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驱逐鞑虏，光复中华。”吾师既指“平均地权”句说明其理由。小子卒在吾师之前，宣誓加盟焉。

　　蔡元培以一位清朝翰林，在国家危亡之秋，坚定地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

　　两任教育总长

　　1906年春，蔡元培由于对革命面临的重重困难思想准备不足，又忧于革命队伍内部的分裂，“见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于是回乡出任绍兴学务公所总理。不久因事务受阻辞职。同年秋，他得知清廷有派遣翰林院编修出国留学之议，他渴望出洋扩充知识，了解世界，遂把同盟会上海会务交黄炎培接办自己到京销假申请赴德留学。1907年7月，他得到驻德公使孙宝琦和商务印书馆的资助，得以成行。他初在柏林学习德语一年，后入莱比锡大学学习，这时他已是41岁的“老学生”。他一面刻苦学习和研究，着重于实验心理学和美学，一面从事译著，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五册、《中国伦理学史》一册，并翻译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伦理学原理》一书对国内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青年毛泽东曾精心研读了这部10万字的译著，并在书上写了12100多字的批语。

　　1911年10月，蔡元培在德国获悉武昌首义胜利的消息，“为之喜而不寐”，随即从莱比锡赶到柏林，在留学生中开展宣传工作。11月中旬，他经西伯利亚回到了阔别四年的祖国。他在上海与黄兴、章炳麟等参加了各省代表会议。1912年1月3日，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蔡元培认为，民国草创，政府机构应不讲排场，因陋就简，反对官署化。他自己“踯躅里巷”，寻租办公用房。他注意网罗人材，讲求办事效率。鲁迅、许寿裳、夏曾佑等都被聘为部员；全部人员仅30多人，从总长到录事一律每人每月30元薪水。在临时政府三个月期间，蔡元培主持制订了改革教育的各种方案和法令。

　　1912年2月，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阐明了改革旧教育的基本主张。他把清末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武、尚公、尚实五项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宗旨，改成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教育、世界观和美育五项，删去了违背共和政体和不合信仰自由原则的忠君、尊孔两项教育宗旨，而用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来代替。他强调新的五项教育宗旨中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并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纲领。这时，蔡元培还主持改革学制，修订课程，改编不合共和宗旨的教科书；规定小学废止读经，初级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各省学堂一律改称学校。他还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教育部除设普通教育司和专门教育司外，又特设社会教育司，冀望把教育事业从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蔡元培的上述主张和措施，贯彻了他所提出的“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的教育方针，大体上仿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建立起我国近代的教育体制。这些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为富国强兵、发展实业而建立新教育的要求，适应了当时巩固刚建立的共和制度的需要，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伊始，就同还控制北方的袁世凯举行南北和谈，最后达成清帝退位和南方让袁接任临时大总统的妥协方案。2月18日，孙中山委派蔡元培为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的专使。当时南京为革命派势力较强的地方，狡诈的袁世凯是决不会离开自己的巢穴南下的，因而迎袁差事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袁表面上对蔡等一行故作欢迎姿态，虚与委蛇；暗地里，则布置舆论，甚至制造“兵变”，造成袁离开必“酿大祸”的架式，借以恐吓要挟。忠厚为人的蔡元培显然无力应付这种复杂局面，他先是轻信袁的虚伪许诺，后当事态恶化又惟有妥协一途。他致电南京方面表示：“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孙中山复电表示让步，迎袁终以失败告终，新生的南京共和政府也很快夭折在摇篮期中。

　　在北京政府唐绍仪内阁期间，蔡元培继续担任教育总长。他继续推进南京政府任内开始的改革旧教育工作，确定了整顿学务的各项任务。7月间，在他主持下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他在开会词中表示：“中国政体既然更新，即社会上一般思想，亦随之改革；此次教育会议，即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他提出的新教育五项宗旨，在这次会议上获得通过。他还在会上提出“学校不应拜孔子案”，列举了前清学堂管理规定拜孔子仪式，实是崇奉宗教仪式，既乖教育目的，又悖信仰自由原则，实不合理，应在学校删去此项礼仪，要求公决后施行。经会议热烈辩论，决议在学校管理规程内删去拜孔的条文。蔡元培采取的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学校删去拜孔礼仪等措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这一大胆的革新，对顽固的封建文化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同时对后来五四时期新文化的传播起了某种开启的作用。

　　蔡元培两任教育总长的时间前后仅半年多。他在北京政府任职期间，对袁世凯的擅权专制日益不满，表示不能任此“伴食”之阁员。6月21日，他在辞职书中就表达了对现状的不满：两月于兹，“不图理想与事实，积不相容。受事以来，旅进旅退，毫不能有所裨益。”袁世凯虽表示慰留，但他去志已坚。7月初，他邀约入阁的同盟会会员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等一同退出内阁，辞去总长职务，不与袁世凯合作。轰动一时的四总长联名辞职函，即出自蔡元培的手笔。1912年9月，蔡元培再度赴欧游学，继续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讲并进行学术研究。

　　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刺杀宋教仁的血案发生。袁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宋案发生，举国震惊，孙中山决计兴兵倒袁。6月初，应孙中山之召，蔡元培由德国回到上海。这时革命派内部意见不一，黄兴等人对武力讨袁信心不足，主张法律解决。蔡元培开始也“不主极端进取”，而以书生之见，试图调和南北之间的冲突。袁世凯却变本加厉，先发动了对南方的进攻。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决计反击，举行了反袁的“二次革命”。在调停的幻想破灭后，蔡元培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讨袁战斗。在这期间，他发表了《敬告全国同胞》、《袁氏不能辞激成战祸之咎》等一系列文章，列举事实，揭露袁的野心，指出：“今厌乱之人，无不疾首痛心于此次之战祸。当知罪魁祸首，实维袁氏。”但由于这时的国民党完全脱离人民，讨袁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二次革命很快被袁世凯镇压下去，孙中山等再度流亡国外。1913年9月，蔡元培只得再度携妻孥赴欧，开始了游学法国的生涯。

　　旅法期间，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玉章等人，于1915年6月组织了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知识”为宗旨。蔡元培重视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早在民国元年就同有留法经历的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发起留法俭学会；他任教育总长期内，在北京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并选派学生赴欧美深造。为深入开展勤工俭学和旅法华工教育，1916年3月，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联同法国学者名流，在巴黎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蔡元培被举为中方会长。他们一方面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的大批华工办学校，蔡元培并为此编写了一本《华工学校讲义》；一方面组织国内有志青年以半工半读方式到法国留学。这项工作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一时以勤工俭学赴法留学者不下千人。有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在法国勤工俭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著名的如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向警予、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蔡元培倡导勤工俭学运动是有重大历史功绩的。

　　革新北京大学

　　1916年6月6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蔡元培在《旅欧杂志》上著文剀切剖析了这一历史事件，认为袁称帝复辟不仅是个人的罪恶，而且是代表了官僚、顽旧和迂怪三种腐恶的社会势力。他不无忧虑地提醒国人：“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这是很有见地的。9月初，他接到教育总长范源濂请其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电报，电文称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敦请俯允，早日回国。蔡元培一生重视教育，”教育救国的抱负早已有之，因而他接到电报后决计束装归国，于11月间抵达上海。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这时的北大虽经过初步的民主主义的改革，但很不彻底，官僚积习很深，校风还相当腐败，仍被视为是非之地。对蔡元培出长北大一事，不少友人多以“整顿不好于己名声有碍”为由，劝他不要就职。蔡元培则认为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了，也算尽了心。他在致汪精卫的信中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表达了他革新北大的目的和决心。他的这些想法得到一些友人的理解和赞助，特别是孙中山对他出任北大校长给予了热情支持并寄予厚望。孙中山认为，北方需要传播革命思想，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帝王思想和官僚习气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带有全国性的教育。后来的事实证明，孙中山的支持确是一种远见卓识。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校视事。他所赋有的革新精神和民主作风，给暮气很深的北大带来了新的气息。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为了改变科举时代的旧观念，向学生提出了“抱定宗旨”、“砥砺德行”和“敬爱师友”三项要求。他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正是在这种宗旨下，他开始了对学校的全面革新。

　　蔡元培深知教师队伍的素质对办学成效有着决定的意义，因而，“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是他在北大实行革故鼎新，造成良好学术空气的一项重要措施。他认为北大之弊，一在学课之凌杂，一在风纪之败坏，而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既教授又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成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因此，他是把延聘积学与热心之士同改造北大相联系的。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的发展。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不偏不倚、客观主义的方针，其实不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基本倾向正是为了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为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争得地盘。所以他在北大大力反对“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一道同风之旧见”，大量引进和扶植新派人物，积极支持新文化新思潮。他到北大后，是从整顿文科入手的。因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人物不少，原来崇尚宋儒理学的桐城派占据优势，亟需延聘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主持和充实文科。蔡元培到校后的第十天，即1917年1月13日，就聘请了以编辑《新青年》著名的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这样陈独秀同时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并加以改组扩大，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都参加了编辑工作。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也都是经由蔡元培先后引进或延续聘请到北大任教的，从而在校内形成了以《新青年》编者为核心的革新营垒。同时也有旧学深沉的黄侃、刘师培、黄节、陈介石、陈汉章等人。对于政治上保守但在学术上有造诣的学者，蔡元培不允许他们在课堂上宣扬帝制复辟一类言论，但也用其学术所长，不拘一格网罗众家。理科方面，知名学者如夏元堞、李四光、颜任光、何杰、翁文灏、钟观光、任鸿隽、李书华、俞同奎、葛利普（美籍教授）等都在北大任教。法科教员中，也有陶孟和、马寅初、周鲠生、陈启修等知名学者。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实可谓人才荟萃，学术空气浓厚，盛极一时。

　　对于那些学术水平低下，或素行不检，不适合在北大任教的，不论中外教员，蔡元培都一律按聘约合同予以解聘。当时北大有几位外籍教员，多是由外国驻华公使馆或我国驻外使馆私人介绍来的。其中有的人不学无术，个别的品行不端，蔡元培即按照合同将他们停聘。一个法国教员要控告他，另一个英国教员竟要英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出面干涉。蔡元培不为所动。朱尔典竟放风威胁说看你蔡元培还能做几天校长？蔡元培对此十分轻蔑，一笑置之，仍坚决让他们走开。蔡元培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敢于顶住压力，表现了他革新的决心和勇气，显示了中国人的气概。

　　蔡元培还对学校的体制进行改革。他为了改变原来学校由少数人掌权的旧体制，参照欧美各国的教育制度，按“教授治校”的原则，设立由教授和职员代表组成的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同时废“门”设“系”，调整学科的设置，使北大成为文理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全校设十三系，系设教授会，系主任由教授选举产生，并讨论决定全系的重大事宜。这种教授治校的原则，在当时处在封建军阀统治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着进步意义的。他还改“学年制”为“选科制”，规定必修科目和选修科目，在教师指导下启迪学生的主动性。此外，他还十分重视课程的改革和建设，提出大学的教学内容要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积极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同时强调对外国学术文化应重在消化，反对简单模仿和全盘欧化的错误倾向。蔡元培还在北大大力贯彻他的“凡大学必有各种学科的研究所”的主张，到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学科先后分别成立了研究所。

　　1920年春，蔡元培在北大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创了我国公立大学教育中男女同校之先河。他痛感当时高等学校既不许男女同校，又不为女子特设的落后状态，奋勉革新。1920年初，先后有九位女生申请入学，因考期已过，蔡元培准许她们旁听，同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此事虽遭顽固势力攻击，但一经北大首倡，各地各校纷起仿效，终成不可阻挡的进步潮流。

　　蔡元培还在北大提倡平民教育，招收学生坚持不看资格、出身，注重以成绩优劣为标准，使许多有志青年能进入北大。他主张学校的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向社会公开，除正式学生外还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选科生，使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他还积极赞助学生会创办平民学校，作为沟通学校与社会的一个渠道，大学生为社会服务的一项重要措施。

　　蔡元培为了矫正不良风气，改变学生观念，积极鼓励学术研究，扶植各种社团组织。由于蔡元培的大力倡导，校内社团有如夜空繁星，各种刊物宛似雨后春笋。鸢飞鱼跃，生动活泼。这种学术思想自由的原则，使北大成为当时全国惟一的一个百家争鸣的学校。

　　蔡元培在北大任职十年半，实际在校主持工作仅五年半。在这期间，北大完成了有重大意义的改革，使它不仅赢得了崇高的学术地位，而且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为近现代中国的社会进步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蔡元培一生事业中辉煌的一页。

　　新文化的倡导者与保护者

　　蔡元培主持北大进行革新之际，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的发端时期。这时，蔡元培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支持日益兴盛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赞成文学革命，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旧思想，倡导以科学和民主为内容的新思潮。这在当时，对北大、对整个文化思想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蔡元培始终关心和支持《新青年》杂志，他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洪水与猛兽》等重要文章，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1917年初，他在一些讲演中，批判了复古派要以孔教为国教的谬论，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宗教的起源，扫除封建迷信和愚昧的观念。他特别指出：“孔教二字不成名词，按之理论，绝勿能通。”驳斥了那些“今日尊孔之徒”。他还进一步用发展的观点，著文批判了复古派把古代典籍奉为万古不变之教条的错误观点。蔡元培还是近代科学的热心提倡者。他在北大学科和课程建设上，十分注意突出自然科学的地位，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学会，深入研究高深学问。他希望青年学生立志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使中国“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

　　他到北大后不久，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文学运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他对新派人物提倡写白话文，十分赞同，并且“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他在北大发起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征集的民歌民谣陆续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并出版《歌谣周刊》和《歌谣丛书》。文科研究所也开设研究民间文学的专题。这些都促进了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发展。

　　他对北大的进步社团，如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哲学会、新闻研究会等，都给予热情的支持。由邓中夏等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经蔡元培同意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拨给办公用房，并出席成立大会和讲话。在当时世界进步潮流的鼓舞下，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欧战胜利讲演大会的讲演中，热情洋溢地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虽然这时他所说的“劳工”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但这个口号一经蔡元培喊出后，很快就在北大和整个知识界流传开来，成为青年学生和许多报刊的时髦用语，同时也在客观上激励了进步青年走向工农之中。

　　随着新思想的传播，守旧顽固势力把它视同“洪水猛兽”，必欲灭之而后快。五四前夕发生的“林蔡之争”，就是这种新旧思潮大激战的一个突出表现。当时，社会上谣言四起，一些报刊连篇累牍地登载攻击北大、诋毁蔡元培和新派教授的文字。1919年2月，桐城派古文家、封建文化的卫道士林纾，带头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以影射手法对北大新派人物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进行辱骂和攻击，并幻想借助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以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3月，他又抛出文言小说《妖梦》，以“白话学堂”来影射北京大学，并极其无聊地写了一个赞助“毁圣灭伦”的人物“元绪”来影射蔡元培。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致蔡鹤卿太史书》，罗织罪状，攻击北大宣传新文化是“覆孔孟，铲伦常”，咒骂新文化的传播者为“人头畜鸣”；诬蔡“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公然告诫他要“守常为是”。他在信中破口大骂一通之后，又装模作样地说“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林纾还直接插手北大，鼓动法科学生张厚载在报端造谣惑众。一时间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没有退缩。林纾的谬说一出笼，立即遭到北大新派教授和进步舆论的猛烈回击。蔡元培也竭诚保护被攻击的新派人物，他慨然表示：“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身上，与陈（独秀）、胡（适）等毫不相干。”他在公开答复林纾的信中，就林纾攻击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引用土语为文字”两说，分别作了驳斥。他的反驳虽然还是比较温和的，但以蔡元培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对林纾作这样义正词严的公开答复，这对新派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蔡元培还对屡屡造谣、毁坏校誉而又不肯悔改的张厚载给予除名处理。

　　蔡元培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是不很赞成的。他曾说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但在五四运动中，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他对学生的爱国举动给予了很大的同情和支持。5月3日，当他获悉北京政府已决定要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震惊之余，即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他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北大学生代表，并召集教职员会议，商讨挽救良策。当五四学生举行爱国游行，32名学生被捕后，蔡元培参加了北大学生当晚举行的大会，在讲话中同情学生的行动，并保证负责营救被捕的同学。他为营救被捕学生而四处奔走。他多次和北京其他十三所大专院校校长举行会议，商讨营救办法；连日来，他们奔走于警察厅、教育部和总统府之间；蔡元培到警厅甚至表示愿以一人抵罪，要求保释学生，但都没有结果。

　　直至6日晚，反动当局迫于压力才同意具保释放学生，这时蔡元培慨然以身家作保，使被捕学生于7日胜利返校。而反动当局仍继续压迫北大，策划撤换校长。蔡元培同情学生，憎恶军阀政府，但又深恐因自己累及学校，于是采取辞职出走的消极抵抗办法。他于9日晨潜行离京前，给北大师生留下了一个离职声明，表示：“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蔡元培深受广大学生爱戴，这次他又因同情学生为军阀政府忌恨而出走，于是“挽蔡”斗争就成为这时爱国运动的一项内容。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下，至6月中旬，五四爱国运动开始提出的惩办曹、章、陆和拒签和约的两个具体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在这种情势下，经北大师生一再劝驾，蔡元培于7月初表示同意放弃辞职，并于9月间回校视事。

　　1920年4月，蔡元培在《新青年》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针对封建势力视新思潮为“洪水猛兽”的攻击，反其道而用之，指出：“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象。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他愤怒地指出：“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吃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他认为中国现在是处在洪水与猛兽竞争的状态，他期望猛兽驯伏，洪水疏导畅通，国家安定太平的新局面早日出现。

　　在曲折中继续前进

　　1923年7月，蔡元培因不满素有恶行的彭允彝担任教育总长以及军阀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决计采取不合作主义，再度携眷旅居比利时和法、英、德等国，以事著述和研究。他虽身居国外，仍密切注视国内政局的变化。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经孙中山提名，蔡元培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五卅运动发生后，他在国外著文驳斥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诬蔑，要求帝国主义无条件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926年2月，蔡元培回到上海。这时他因北方的政局更糟，已无意北上返职，而准备在江浙皖组织力量响应北伐。

　　在此后的一年间，蔡元培往返于浙江、福建等地，多次发表演说，痛斥军阀祸国，宣传和支持北伐战争。1927年3月24日，蔡元培由杭州抵达上海。这时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右派势力掀起的所谓清党反共的险恶气氛中，在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斗中，蔡元培失去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在蒋介石的策动和反动政客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之流的影响下，蔡元培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列名附和清共，站到了拥蒋反共一边。在这期间，作为清党发难的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次会议（到会仅8人，不及全体委员20人的半数），蔡都被推为主席；4月9日公开发表的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护党救国》通电，蔡也列名其间；随后又参加了蒋介石、冯玉祥的徐州会议。这种政治上的失误，使他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深刻反映了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工农觉悟的情势下表现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同时也反映了他固有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中庸思想对他的影响。当然，就蔡元培的一生来说，这还只是他一时的失误，历史既不应为贤者讳，又要给以全面的评价，何况实际的教训也使他很快认清了蒋介石的面目。

　　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他为了改革中国教育行政制度，主张以法国的教育制度为蓝图，实行大学区制。所谓大学区制，即将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每区内设立一所国立大学，大学区以内的中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都由大学负责办理；每一大学区就是一个独立的教育行政单位。1927年6月，经蔡元培等提议，决定设大学院为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此后，曾在江苏、浙江和北平等部分地区，先后推行过这种大学区制。蔡元培实行此项计划的意图，是要改变教育行政的官僚化状况，使教育行政与学术相结合。但是，这项改革还只是简单仿效外国教育制度，特别是在当时中国的专制政治、派系林立的情况下，这项计划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大学区制在上述地区试验的两年时间，受到了各方的掣肘和反对，最后以失败结束。

　　蔡元培虽然走过一段弯路，但严酷的现实很快使他惊醒。他不满国民党当局血腥屠杀共产党人、排斥异己的做法，出力营救过杨开慧、胡也频和牛兰夫妇等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对国民党当局对外妥协、对内专制的政策有了一定的认识，深为国家的命运担忧。他在这时曾出任国民党中央特种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办理各地学生抗日请愿事宜；他虽身受请愿学生的冲击，仍表示：“对于学生救国之轨内行动，纯洁热情，仍愿政府与社会加以爱护。”后来他在给鲁迅的两首赠诗中写道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喑不声。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几多恩怨争牛李，有数人才走越胡。顾犬补牢犹未晚，祇今谁是蔺相如。深深地表达了他的愤懑与忧虑的心情。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蔡元培终于拍案而起，保障人权。1932年12月17日，蔡元培与宋庆龄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宋庆龄、蔡元培任正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鲁迅、胡愈之、林语堂等为执行委员。同盟成立宣言历数那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之黑暗，指出“中国民众以革命之大牺牲所要求之民权，至今尚未实现，实为最可痛心之事”。蔡元培在会上郑重提出：要“超越国家党派的关系”，实现“对于普遍人权的保障”。同盟成立后，为营救政治犯，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暴虐行为，做了许多工作。如牛兰夫妇、许德珩、陈独秀、侯外庐、马哲民、丁玲、潘梓年、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先后被捕后，都得到过同盟的出力营救和辩护。

　　1933年3月14日，蔡元培以极大勇气同陶行知、李公朴、陈望道等100余人在上海发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发起的启事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当日，蔡元培作了题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概论》的公开讲演。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虽然是基于“纯正研究学术之立场”，但在言者获罪的文化专制主义下，无异是一重磅炸弹。

　　民权保障同盟伸张正义的活动，使国民党当局极为恼怒，造谣诬蔑，威胁恫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决定先对杨杏佛下毒手，妄图借此警告蔡元培、宋庆龄。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蔡元培闻讯悲愤交加。他不顾个人安危，赶赴现场视察，并到医院审视遗体。他随即召集会议讨论善后事宜，委托律师追究法律责任。这时法西斯分子放出风声，要在杨氏入殓当天暗杀蔡元培、鲁迅等人。蔡元培大义凛然，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亲自为杨杏佛主持一切丧葬事宜，并在公祭仪式上宣读他挥泪写下的祭文。此后，同盟被迫停止活动。但蔡元培并没有后退。他不顾各种流言和恐吓信的威胁，仍继续同宋庆龄等一道为维护民权而奋斗。

　　主持中央研究院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蔡元培曾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1928年8月，他四上辞呈，以“去志早决，义无返顾”的态度，辞去除中央研究院以外的本兼各职。不久，又被推举为监察院院长，他坚不就任。所以，从这时起，他实际是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极为艰难条件下从事科学事业的领导工作。由于这时他已不愿与蒋介石集团为伍，遂举家迁沪，在中研院上海办事处统筹院务。

　　1927年10月间，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期间，即依据大学院组织条例，主持中央研究院的筹备工作。1928年6月9日，他在上海东亚酒楼召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务会议，宣告了研究院的正式成立。按其组织法规定，中央研究院是“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其宗旨为：“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院长之下，设行政、研究、评议三大部门。蔡元培聘任杨杏佛为总干事，主持全院行政事宜，成为蔡创办和领导研究院的最得力助手。蔡元培后来回忆说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这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

　　蔡元培主持中研院的工作，仍实行他在北大所倡导的学术自由、学者治院和人才主义原则。他设立评议会作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除院长及各研究所所长为当然评议员外，由院长及国立大学校长组织选举会，选举学术界中坚人物30人为聘任评议员。评议会具有决定学术研究之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合作互助和推举院长候选人等职权。由于各种原因，评议会迟至1935年始成立，但这时的评议会确网罗了一批国内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陈垣、丁文江、翁文灏、李书华、叶企孙、秉志、林可胜、胡适、梁思成、李济、茅以升、胡光骑、张其昀等；当然评议员有丁燮林、李四光、竺可桢、周仁、陶孟和、汪敬熙等，具有较大的权威性。

　　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先后建立了十个研究所。这些研究所为：物理研究所，丁燮林任所长；化学研究所，庄长恭任所长；工程研究所，周仁任所长；地质研究所，李四光任所长；天文研究所，俞青松任所长；气象研究所，竺可桢任所长；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任所长；心理研究所，汪敬熙任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任所长；动植物研究所，王家楫任所长。原计划设立的国文学、考古学和教育三个研究所，终因经费等原因而未能实现，考古学仅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内设组。由于蔡元培重视人才，仍本其兼容并包思想，使各个研究所集中了一批优秀人才。至1931年初，研究院有专任、兼任、特约和名誉研究员270人，助理研究员120人，初步形成了一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种学科的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在内的研究队伍。

　　在当时政治昏暗、社会动荡的情势下，科学事业的发展步履艰难，困难重重。仅经费短缺一项，就极大地掣肘了科学研究的开展。蔡元培曾说本院经费异常支绌。以经常费数目而论，用之办理一二研究所，尚嫌不足，现本院已成立之研究所处馆等计有十一处之多，虽平均尽量从事节省，而欲求计划之实现，颇感困难。这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由于蔡元培的苦心经营，特别是他的知人善任、雍容大度，使中研院不但集合了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而且也吸引了一些精明干练、勇于谋事的行政人才，从而使旧中国的科学事业在困境中获得一定的发展。这是蔡元培对我国科学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翁文灏曾回忆说蔡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的主要办法，是挑选纯正有为的学者做各研究所的所长，用有科学知识并有领导能力的人做总干事，延聘科学人才，推进研究工作。他自身则因德望素孚，人心悦服，天然成为全院的中心。不过他只总持大体不务琐屑干涉，所以总干事、各所长以及干部人员，均各能行其应有职权，发挥所长。对于学术研究，蔡先生更充分尊重各学者的意见，便其自行发扬，以寻求真理。因此种种，所以中央研究院虽经费并不甚多，却能于短时期内，得到若干引起世界学者注目的成绩。陈翰笙在回忆他协助蔡元培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展农村经济调查，并参加发起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进步活动时，也深情地写道当时就是蔡先生掩护了我们这些地下革命工作者。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没有蔡先生的掩护，我们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蔡元培主持中央研究院前后十三年，直至逝世为止。这些回忆正是这段历史的生动写照。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蔡元培已是衰老病躯，难以参加更多的救亡工作，遂移居香港养病。

　　蔡元培极力主张抗日救国，团结御侮。早在1931年日军在东北制造“万宝山惨案”时，他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报告会上疾呼：中国应“急起直追，尚有可为，若再因循，就不可救药了”。1934年当民族危机日亟之际，蔡元培曾在一次宴会上，对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晓以民族大义，劝其改变亲日立场。他沉痛说道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说着，两行热泪簌簌而下，他把滴进汤盘的泪和汤一道喝下。这时，举座动容，而汪精卫则局促不安。

　　1936年9月，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毛泽东恳切致函蔡元培，深情回忆“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的情景；痛陈了当前面临的旷古旷世无与伦比的亡国灭种之危机，表达了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之主张。他在信中对蔡元培近些年“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和“同情抗日救国事业”表示敬意，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蔡元培对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与努力深表同情和赞许。1938年4月，吴玉章由欧洲回国，途经香港得与蔡元培晤谈时，“他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陈翰笙回忆1939年5月从国外到达香港去看望蔡元培时的情景也写到：“一见面，他就双手紧紧地握着我，很激动地说：‘周恩来了不起！’我当时深受感动。显然，他这句话指的是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同志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功绩。”这些都表达了这位老人真切爱国、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拳拳赤子之心。

　　蔡元培虽息影香港，但仍关心中研院院务，尤以国事为念。1939年7月，他当选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第二届名誉主席。12月，他为该会撰写会歌，一曲《满江红》直抒胸臆：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

　　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蔡元培晚年痛感国难深重，国事多艰，加上生活清苦，营养欠佳，日见衰老。这一年途经香港的刘海粟拜望他时，曾劝他为国珍重：“中国很需要您这样的老前辈。”蔡元培也动情地说你的好心我谢谢！现在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当权者对救国大业是包而不办，我老了……忧虑沉痛之心情可见一斑。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因病在港逝世，终年73岁。

　　斯人长逝，举国哀悼。毛泽东在唁电中，以“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高度评价了蔡元培的道德文章。在延安各界代表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周恩来的挽联高度概括了蔡元培的毕生事业：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这是对蔡元培一生的高度概括和崇高而公允的评价。

　　（《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中央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