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二十章 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曾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曾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经受过严重的挫折；有着十分丰富的成功经验，也有过令人痛心的严重教训。所有这一切，究其本源，都是和是否“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相联系的，也就是说，是否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一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特点所要求的，是一条普遍的思想原则。马克思就曾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恩格斯也无情地嘲笑过那种把理论当作教条，到处生搬硬套的人，他说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书呆子和教条主义者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列宁曾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的理论特点，指出它所提供的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他说：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认为必须承认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将长久存在，因而在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方面不能要求消除多样性。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所有这些都说明，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要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就是六十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

　　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主要就是指要同中国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外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坚持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从而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之途。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同志保持了实事求是的作风，认真研究我国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中就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就在实际上提出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讲话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等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针。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由于胜利，毛泽东同志不够谨慎了，逐渐违背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违背了中国的国情，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越来越发展，给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使已经开始的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进程被打乱了。

　　现在，我们党已经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在全国造成了一个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就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也为在经济建设中按中国的具体实际办事提供了可能。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就强调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对于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样一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出发点问题，党中央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作出了十分透彻的分析。邓小平同志在上述讲话中就曾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国情的特点，他认为：“一个是底子薄”。虽然解放后工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他特别指出：我国“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在领导我国经济建设工作中，陈云同志一向注重从实际出发，他对中国基本情况的研究，也作出了与邓小平同志相一致的概括。1979年，陈云同志就深刻指出：“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讲的就是要吃透基本国情。他认为，“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农民是大头”。“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是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陈云同志十分强调对“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而“计划机关和工业、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不纠正这种认识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上述这些精辟论述，准确地抓住了我国的基本情况，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

　　底子薄，人口多，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这种状况说明了什么呢？应该说，这是典型地说明了我们还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我们有80%的人口搞农业，而农业的商品率却是很低的，在整个农产品中，商品经济部分还不到50%，粮食则只有15%；这同一些发达国家仅有百分之几的人口直接从事农业，而且主要是商品生产的情况相比，差距是很大的。我们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新兴工业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也都存在一个相当大的距离。如我国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日本、美国的1/30.总之，在劳动生产率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1979年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计算仅253美元，在世界上排列一百位以后）方面看，我国至今仍然是世界上科学技术较落后的国家之一。当然，必须看到，我们今天的贫穷落后，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遗留下来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正当欧美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化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却在承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这不但扼杀了我国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是造成了近代中国仍然滞留在落后的农业社会的主要原因。以中国革命胜利的1949年这一年，我国的经济能力同当时的美国相比，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仅466亿元，而美国的国民总产值则达2953亿美元；我国年产钢仅15.8万吨，美国是7000余万吨；我国石油年产12万吨，美国则近2.5亿吨；我国粮食产量约为2200亿斤，美国为3200亿斤。如果把这一年我国的钢、铁、煤产量和发电量与英国相比，也分别落后了89年、139年、109年和36年。这种历史造成的巨大差距，是我们所接受的旧中国留下来的“遗产”，也是新中国所面临的现实。毫无疑问，解放后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要完全消除历史造成的长达一、两个世纪的差距，显然不是短时期所能实现的；况且，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年代耽误了时间，致使已经缩小的距离又被拉开了。所以，底子薄，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仍然是我们当前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和出发点。这就决定了，我们经济建设的速度、规模和进程都必须和这种国力相适应，在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上必须考虑我国的具体情况，在国民经济的安排上要妥善解决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展生产的关系，在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必须充分开发劳动力资源，等等，诸如此类带有战略性的问题。

　　诚然，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是如实地反映了我们国家的现状，但这和旧中国的状况毕竟不是同一个概念，是不能同日而言的。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特点和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说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解放后，我们正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医治了旧中国留下的创伤，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据统计，1978年（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这一战略决策的一年），我国农业总产值达到1454亿元，为1949年的3.4倍，为1952年的2.3倍；轻工业总产值达到1806亿元，为1949年的20.8倍，为1952年的9.8倍；重工业总产值达到2425亿元，为1949年的91.6倍，为1952年的27.8倍。建国三十年来，虽然我们在农轻重发展的比例关系上还不协调，但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30%提高到70%以上；虽然我们的经济建设遭受过严重挫折，但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每年的增长率平均仍达到7%左右，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这里，应该承认，我们的经济效益还比较差，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也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但我们毕竟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这就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物质技术基础。这些情况说明，我们现在提出努力赶上国外先进水平，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状态，是有条件的，也是有信心的。可以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奋斗，我们的目标是一定能够达到的。

　　二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在解决改造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性任务中，紧密地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同时在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经验。但是，1957年以后，以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为主要特征的“左”的指导思想，愈来愈显现出来，严重干扰了国民经济建设，以致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这种长时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归根结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脱离了中国国情，因而在指导思想上陷入了主观主义的盲目性。建国三十多年来，围绕着是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在经济建设中是有过深刻的经验教训的。

　　第一，在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规模上，是量力而行，稳步前进，还是贪多图快，急于求成，是直接关系到建设事业是前进还是受挫折的关键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决非短时期所能完成的。因此，“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以经济建设的速度来说，到1956年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计划平均年递增14.7%）；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计划平均年递增4.3%）。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也得到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比1952年增加36.8%，农民收入增加24.3%。这个时期，我们由于缺乏经验，在工业建设方面基本上是仿照苏联模式，但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比较谨慎，注意从中国的国情、国力出发，因而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些都为我们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党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党的八大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初步总结我国的经验，在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八大及时地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在实际上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新时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这期间，党为经济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例如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提出了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作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原则。由于上述正确方针的贯彻，1957年的经济工作，“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但是，由于当时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许多正确主张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1957年以后，随着我们党越来越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在经济建设中也遭受了严重挫折。这时，不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冲击并实际取代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而且进一步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引伸到经济建设领域中来。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同志一再把1956年正确开展的反冒进，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行尖锐批判，这样就在反右倾中间加紧了“大跃进”的酝酿和准备。由于一再批判反冒进，使党内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情绪迅速膨胀起来，在这种情势下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虽然反映了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从其基本方面看，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过分夸大主观能动作用，片面强调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这反映了这条建设总路线在指导思想上是“左”倾冒进的，是忽视和违背客观规律的。随之，又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所谓“超英赶美”的口号下，经济建设上开始了更大的冒进，贪多图快，急于求成，认为粮食产量能够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并贸然订出钢产量一年翻一番的指标；原来提十五年赶上英国，这时认为两年就可以超过。同时，在生产关系方面也急于实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甚至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就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高指标必然带来高积累。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兼顾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一五”期间，积累率平均每年为24.2%，而又以其中的40%用于同群众生活直接有关的消费性建设。这五年间，不但工农业总产值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长，而且人民生活也有明显改善。从我国的国力和经济建设的经验看，积累率一般保持在25%左右比较适宜。但是，提出“大跃进”的1958年至1960年积累率则达到40%上下，1959年竟高达43%；在错误开展反右倾斗争后的1960年达到39%。同时又由于还提出了“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打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应有的比例关系，严重地破坏了经济平衡。这种违背国情的盲目“跃进”，实际是跃而不进，摔了下来。事实证明，高指标必然带来高积累，而高积累并不就能带来高速度。1958年至1962年五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只增长0.6%，而“大跃进”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则高达1200亿元。

　　这二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是在“左”的干扰中艰难地前进。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稳步前进，我们的经济建设就发展；反之，则停滞甚至倒退。1961年以后，为了战胜严重的困难，党实事求是地采取了调整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63年到1965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4.5%；到1965年国民经济又开始向前发展了。这些成绩是在力排“左”倾思想干扰中取得的。但由于这时还不可能彻底纠正“大跃进”以来指导方针上的错误，因而后来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更为严重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左”倾错误登峰造极，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国民经济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由于我们没有充分估计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没有从根本上对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加以清理，而在经济建设中继续那种不考虑国力的大干快上，急于求成的冒进思想又发展起来，提出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和指标。1978年的积累率又高达36.5%。这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出现的错误，加剧了比例关系的失调，给国民经济带来新的困难。

　　教训是深刻的。历史经验反复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就是既要反对急于求成，盲目冒进，也要反对徘徊观望，退缩不前。早在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深入研究了我国国情，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产值增加三倍、即翻两番的战略设想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党的十二大在提出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战略目标的同时，还确定了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第一步，80年代是打好基础的十年，第二步，本世纪最后十年是新的经济振兴的十年。显然，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速度，既是量力而行，稳妥可靠，又体现了是经过积极奋斗能够实现的宏伟目标。

　　第二，要切实重视发展农业，充分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农业是一切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早就指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农业的这种作用在我国表现得更为突出。八亿农业人口的状况如何，对于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曾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战略思想。邓小平同志同样把要重视发展农业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提了出来，他说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农业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前面提到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而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失调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这就不能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特别是“左”的思想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堵死了一切“生财之道”，使农村的经济工作陷入了严重的被动局面。

　　农业集体化的方向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在生产关系变革中，是搞得急了一些，工作粗糙一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1958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60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种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不可避免地要遗留一些问题，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农业生产中经营管理问题。“左”的思想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作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认为农业集体化后在经营管理上就应该是大集体、大出工、大协作。他们不了解我国经济落后，农业生产一般还是以手工操作为主，分工很不发达，地区差别很大，这就要求根据不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采取适合本地区情况的经营管理制度。而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农村社队的经营管理是简单划一，一成不变，在生产劳动上搞“大呼隆”，瞎指挥；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吃“大锅饭”；在管理上过分集中，缺乏层层责任制，劳动和财务管理混乱。这些弊端使劳动者不关心集体经济效益，“劳动听钟响，吃饭找队长”的说法，就反映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情况。加之又片面曲解“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单一化生产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我国八亿农业人口，仅有十六亿亩耕地，在世界上是耕地与人口的比例很不协调的国家。但在我国广袤国土上，却有五十多亿亩草原，几十亿亩宜林宜牧的荒山荒地，成亿亩海涂和两亿五千万亩淡水水面，有漫长的海岸线，具有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优越条件。而“左”倾思想却把多种经营视作资本主义的畏途，甚至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也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冒尖。他们根本歪曲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鼓吹所谓“富则修，穷则革命”的谬论。本来，农业集体化为生产力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而“左”的思想和政策却把它引进了死胡同。八亿农民围着十六亿亩耕地转，搞单一化经营，显然是没有出路的。结果是农民生活很穷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这无疑是扔掉了金娃娃，去拣起叫化子棍。同样，农业上不去，也影响了城镇人民生活的改善，长期市场供应紧张，一些物资匮乏。

　　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是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要求的，是广大社员群众的心愿。合作化初期，在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上，一些地区出现了短期包工、季节包工以至常年包工等责任制形式。群众的这些创造，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从1953年至1957年，党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些文件中，强调了“实行生产当中的责任制。”当时，农业生产责任制有相当程度的推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从1957年冬开始，在批判包产到户的名义下，各种行之有效的生产责任制被冲垮了，代之而起的是人民公社化中的瞎指挥、“共产风”一套“左”的做法。1958年底，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觉察到人民公社存在的混乱现象和严重问题，并着手解决。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又提出在生产中继续执行和巩固分层包干的责任制。这样，层层负责的生产责任制，又逐步在各地推广。但是，为时甚短，庐山会议后期，在反右倾的风浪下，责任制又被当作一种倒退被否定了。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克服困难，责任制之风又迅猛吹起，全国约有五分之一以上农田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却错误地把责任制当作“单干风”加以批判，毛泽东同志断言，“搞包产到户，……两年都不要，农村就会出现阶级大分化”。挑起了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争论。由上述可知，在我国合作化三十年的历史中，生产责任制几起几落，这反映了“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同时也说明它确是客观所要求的，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的。

　　直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全面肯定了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了农业经营管理体制。随着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推行，把劳动者的责、权、利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既发挥了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又充分调动了社员个人的积极性，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存在的生产瞎指挥，干活“大呼隆”和分配上“吃大锅饭”等弊端。虽然生产责任制还有待今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但这几年的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了，由于政策符合国情民心，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天，我国农村正经历着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由低水平的集体化向高水平的集体化转化。可以预见，八亿农民开始逐步富裕起来，国家的更加强盛是指日可待的。

　　第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明确指出：“国营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础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规定了允许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这是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对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新中国成立不久，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基本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取得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辉煌胜利。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方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赎买学说，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偏差。其中之一，就是忽视了我国的具体情况，过分强调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对公有制占绝对优势下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的必要性认识不足。1952年底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确地规定了“一化三改”的任务，但当时确定这条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这里，“惟一”的提法显然是绝对化了。作为非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营和集体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因而允许少量个体经济存在和适当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1955年，个体商贩曾达208万户，占私营商业96%，销售额占商品流转总额的65%，从业人员330多万。他们在国家管理下，对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不适当地把一些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等劳动者错划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纠正），使个体商业锐减。后来，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的愈益发展，害了一种“恐资病”，不但个体工商业，就连农民的集市贸易，长途贩运，甚至家庭副业，都视同资本主义，一概反对。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体经济只剩下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了。这样就堵塞了一个重要的流通渠道，限制了商品生产，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不便。

　　在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优势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的政策，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理，应该看到，我国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社会产品还很不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方面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这种状况决定了，不分地区和部门，只允许建立单一的或一种模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满足不了这种需要的，而要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多种经济形式，包括劳动者的个体经济为主的非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并存的经济制度。这就是说，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大中小并举，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和手工劳动同时并举的方针，因此在生产关系方面，也要和这种多层次的生产力相适应，不要一刀切。同时还要看到，由于人口多，底子薄，我国的劳动就业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一千万青年达到就业年龄，劳动力的增加已经超过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单一的所有制形式所无法容纳的。60年代，曾发动过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作为引导知识青年接受工农群众的教育，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作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则是值得考虑的。因为我国农村是集体所有制，生产力低，并且已有了一个过于庞大的农业大军，这样每年再涌入数以百万计的城镇人口，是不现实的，也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采取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促进了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同时采取多种经济形式也为解决就业问题找到了一条有效的办法。截至1983年底止，我国城镇集体经济的从业人员已达2744万人，个体劳动者达到755万人。此外，中外合资经营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外国独资经营的企业，不但起了吸收外国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的作用，而且有利于安排就业。当然，外国投资者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服从我国的管理和监督。至于个体经济中个别出现的比较严重的雇工现象，则要根据国家宪法的精神加以必要的限制，并引导它们向合作经济发展。总之，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占据绝对优势基础上的多种经济形式，是适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同样，它也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完善起来。

　　当然，围绕着我国国情问题，在经济建设中还有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但仅从上举的数端来看，确实反映了我们党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上，是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同时也说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策的正确性。历史经验表明，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如同民主革命时期寻找中国革命道路一样，都经历了一个痛苦摸索和反复实践的过程，才逐步获得符合中国国情的规律性的认识。

　　三

　　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建设中是否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是和党能否坚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紧密相联的。围绕着国情问题，党内关于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意见分歧，成为1958年以来频繁的党内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2年底党中央在向全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曾强调“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正确地规定了既反右又反“左”的任务。建国后的头七年，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随后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党所采取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因而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从50年代的后期开始，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出现和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情绪增长，党内出现了一味反右而不许反“左”的偏向，结果造成了使越来越严重的“左”倾错误实际上无法抵制和纠正的局面。

　　1956年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很大成绩的，但也出现了一些急躁冒进的偏差，如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多动用了20亿资金；职工增加过多，比原计划多增了120万人，等等。1956年5月，周恩来、陈云同志根据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建议，当时党中央接受了这一意见，确定了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陈云同志在报告和重要讲话中，总结了1956年由于冒进使国民经济失去平衡，财政出现赤字的教训，决定压缩1957年的基本建设规模和生产指标。这些反冒进的措施对1957年的经济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内急躁冒进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多次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把反冒进当作右倾保守思想，是方针性错误，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提出以后经济生活如果发生问题，调整一下就行了，再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就实际上定下了只能反右不许反“左”的调子。反对反冒进是为了更大的冒进，1958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生的严重曲折，深刻地说明了这个教训。

　　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的严重失误，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的；随后又把这种错误上升为理论，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重新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来又把它进一步夸大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不能不反映到经济建设领域中来，从而把1958年前后党内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出现的意见分歧，看作是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看成了是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诚然，1958年经济工作中的严重混乱和严重错误问题，毛泽东同志很快就觉察到，并采取一系列措施着手纠正“左”的错误。但是，毛泽东同志（也是党中央）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实际中出现的错误是属于指导思想上的、全局性的错误，而纠正错误又是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完全正确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还只能纠正当时已经认识和觉察到的错误，是不彻底的。当然，当时纠正“左”的错误是有成绩的，初步扭转了“共产风”、高指标等经济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如果循此前进，情况当有更大的改变。但由于上述原因，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从而使纠“左”的历史进程被中断了。彭德怀同志根据大量社会调查的材料，以“意见书”的方式，实事求是地向党陈述了对1958年经济工作的看法。无论是从意见的内容还是从陈述意见的方式来看，彭德怀同志都是正确的。而毛泽东同志却把党内对经济工作的不同意见，提到对“三面红旗”态度的高度上，断定彭德怀同志的正确意见是向党的进攻，指责彭德怀同志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因而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进而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种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相提并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它不但严重损害和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为人为的、频繁的党内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给阴谋家、野心家的活动造成可乘之机，给尔后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庐山会议后，又完全错误地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就进一步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并最终导致国民经济三年暂时困难的到来。

　　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的。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了纠正经济工作中再度出现的盲目冒进，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毛泽东同志并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强调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在一个较短时间内基本扭转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混乱局面，经济工作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但这时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依然没有被认识和被纠正。因此，对经济困难时期个别地区出现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某些激化情况，毛泽东同志又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并用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否定这一阶段的经济调整工作。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对1962年上半年刘少奇同志主持的中央工作表示了不满，他认为当时农村以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责任制崛起是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向资本主义复辟倒退，而热情倡导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邓子恢同志被当作鼓吹“单干风”受到严厉批判；认为甄别平反搞过了头，招来了右倾机会主义势力向党的进攻，把上书中央申诉的彭德怀同志和因小说《刘志丹》受牵连的习仲勋同志，也当作“翻案风”的代表加以严厉打击；对中央常委二月会议（即刘少奇等同志主持的西楼会议，会议充分估计了当前的困难形势，果断地决定大幅度地调整国民经济）很不满意，批评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是刮“黑暗风”，“下马”下过头了，等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他从对当时形势的错误判断中，感到党内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十中全会后不久，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了四清运动。接着，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党内在经济工作方针上（也包括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不同意见，又进一步被提到了是所谓修正主义、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吓人高度，成为尔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动因。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以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开场锣鼓的。

　　在康生的蛊惑下，硬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这场“革命”实际上是1958年以来党内意见分歧的继续，是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又一次恶性发展成为全局性的问题。这场混淆敌我，颠倒是非的“文化大革命”，是以被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的，这个“理论”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任务的理论。在被概括成六条的“继续革命理论”中，只字不提经济建设的任务，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在这场浩劫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了，社会主义必须实行的经济制度、分配原则被当作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被当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把正常的生产建设当作“唯生产力论”一再批判，甚至提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荒谬透顶的口号。危害之烈，莫此为甚。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乱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被严重摧残，社会生产力遭到空前破坏。事实证明，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不仅在经济上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而且也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动摇了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

　　当然，“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并延续十年之久，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不能不是造成这一历史性悲剧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国力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保持党内的团结一致，坚持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重要保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禁锢，明确而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经济工作中总结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清理了“左”的指导思想，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问题，强调要注意经济建设中的综合平衡问题，并提出全党必须集中主要精力尽快把农业搞上去，作为争取经济工作转机的基础一环。三中全会在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制定了紧密依据中国国情的、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政治路线，实现了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性转变。这就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也保证了全党同心同德、充满信心地去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纪念新中国成立3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198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