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十九章 时代的发展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分析了邓小平理论的鲜明的时代精神，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就告诉我们，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而且也是在总结、吸取时代发展，包括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时代发展和世界形势变化的产物。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深刻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前提。

　　一、时代的发展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基本特征的重要意义

　　对时代的正确判断，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毫无疑义，正确认识和把握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基本路线、方针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依据。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都要依靠制定符合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要求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保持自己的正确性，从而也才能把千百万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是把革命和建设事业引向胜利的根本保证。而要制定这样正确的路线、方针，重要的是要准确地判断和把握以下两个基本情况：一是国情，包括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人口和自然资源、国土与历史传统等等，而其中社会制度的性质及其发展阶段是国情的核心问题，是基本国情；一是世界全局的基本情况，包括所处的时代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特定阶段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与国际关系等等，其中对时代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是一个核心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是不能离开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孤立地进行的，而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一个国家也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如同正确把握国情一样，正确地认识时代的基本特征，把握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的重要出发点和依据。正如列宁所说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都表明列宁这一论断的正确。

　　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比较正确地认识国情并深刻理解所处的时代的特点，就能实事求是地制定出切合客观需要的战略方针，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反之，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毛泽东在领导民主革命过程中创立的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就是这种对国情和新的时代特点的深刻理解的产物，是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范。正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民主革命取得了辉煌胜利，并顺利地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陷入“左”的错误，究其原因，就是离开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上述两个基本问题上不能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在实际上过高估计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急于求成，急于求纯，急于过渡，超越了历史阶段的要求，结果事与愿违；另一方面，又过高估计世界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没有认清时代的主题已开始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历史趋势，继续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搞大小“三线”的建设布局。这不仅使我们失去了一次发展的历史机遇，而且这种对国际形势不恰当的估计，又反过来影响并加深了在国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一套做法。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并相应地调整了我们的政策。邓小平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新的论断，实际上是敏锐地把握住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的新的主题。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二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对时代主题正确判断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由此可见，对时代及其发展阶段的判断，是直接关系到党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正确与否，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前进还是停滞或倒退这样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因此，要像重视对国情的研究一样，在制定和贯彻党的路线的过程中，都要加强研究时代发展中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2.时代与时代的主题

　　“时代”一词，是一个内涵丰富、为古今中外广泛使用的概念。如我国古籍《宋书·礼志一》曾载况三国鼎峙，历晋至宋，时代移改，各随事立。这里所说的时代犹言时世。一般地说，时代系指特定的历史时期，即依据某种特征划分的社会、国家或个人的各个发展阶段。如：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电子时代、信息时代；斯大林时代、罗斯福时代；少年时代、青年时代，等等。而我们所说的时代，则不是指这种具体的以经济的、科学技术的或具体人物为标志的局部性的概念，它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综合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全局性概念。也就是说，它是指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由某一进步阶级所开辟的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即列宁所称的历史上的大时代。在一个大的历史时代里，又必然包含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时代就是这种大的历史时期与阶段性发展的统一，也可说是大时代与小时代的统一。

　　1915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十月革命前夜，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指明了世界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并从理论上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他指出：“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叉点，而且只有首先分析了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够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所谓时代是指“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列宁还进一步强调了了解时代与制定正确策略的关系，认为“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在这里，列宁对大的历史时代内涵的界定，对我们今天了解时代的基本特征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列宁关于时代的论述中可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划分时代的标准，是以哪一个阶级占据时代的中心或主导地位来作为判断一个大的历史时代的主要根据。而在阶级社会里，任何阶级关系和阶级地位都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都是其所处的时代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阶级关系和阶级地位的变化，也就是生产关系发生的变革，是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制度发生的变革与更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得出了落后的社会经济形态必然被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取代，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结论。正是以这种生产方式的变更为依据，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几个不同的历史时代。马克思曾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人类历史的演进证明了马克思这个论断的正确，因而这里所说的时代不是指一般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是指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相联系的历史的大时代，在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是不会因为世界形势或世界格局的变化而改变的。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在本世纪初，他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演变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并从当时发生的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大变动中，敏锐地认识到世界已处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大变革时期。对于这个已经来临的新的伟大时代，列宁曾不止一次地称之为“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等等。列宁还根据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所面临的形势，对新时代的特征作了深刻论述，他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他后来还预见到在今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列宁关于世界已进入新旧时代交替，无产阶级成为新时代的中心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

　　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曾将列宁在不同时期所论述的“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两个提法联结起来，即把“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一提法，作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定义。由于当时斯大林的威望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度风行的个人迷信的影响，这个定义曾长期被认定是对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影响十分广泛。虽然从理论上说，斯大林的这个论断基本上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反映了列宁的思想，但由于在文字表述上片面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因而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我们所处的新旧时代交替，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点。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全面理解这种新旧时代交替的基本特征呢？

　　一方面，必须肯定，我们的时代是由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逐步过渡，社会主义逐步取代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是我们时代的本质特征。这本来是已为社会主义制度问世以来70多年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但由于它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严重的失误，遭受了种种困难和挫折，甚至发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严重情况，这使一些人对时代本质的提法产生困惑，提出种种疑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像对待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样，是不能以一时胜败论英雄的，否则就不能准确地把握历史的真实和本质，更何况我们现在要讨论和评价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样更为重大严肃的历史性问题呢！就拿苏联解体一事来说，这确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悲剧，但它的解体决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而恰恰证明是机会主义的失败。诚然，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在历史的和现实的，特别是赫鲁晓夫的所谓“解冻”和西方大力渗透的催化下出现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即苏共领导层放弃社会主义原则而导致了这一历史悲剧。所以这只是一时的历史现象，不能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成败优劣的依据，更不会因此而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重要的是，要正确总结这一历史教训，以利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促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走上新的振兴之路。正如古贤所云：一时成败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判断和评价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具有原有制度所没有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主要看能否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能否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更为理想和优越的条件，一句话，是否适应历史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需要。

　　本世纪初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成为震撼世界的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事件。从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是社会主义的世纪。在短短几十年间，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发展到多国，先后建立了横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3，领土的1/4.到80年代，这些国家工业总产值已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5，国民收入则占到世界国民收入总额的1/3.而要指出的是，这些国家大多数都是原来经济基础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以前苏联为例，十月革命前的沙俄是举世公认的欧洲落后的国家，十月革命后，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业生产以年均15%的速度持续发展，到1939年，机器制造业产量增加7.5倍以上，达到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为苏军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而苏联在消灭本世纪最野蛮的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则是举世公认的。就连那位著名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他在1918年就曾扬言要扼死摇篮中的苏维埃政权，而在1945年雅尔塔宴会上却不能不表示：“我早晨起来就祷告，祝斯大林健康无恙。只有斯大林才能拯救世界！”战后，作为战争破坏最严重的国家，在恢复工作中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强大的凝聚力，经济恢复速度之快远远超过了英、法等国家。在斯大林逝世六年之后，即1959年斯大林80诞辰之际，还是那位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盛赞斯大林的才能、品格和业绩，他意味深长地说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我们并不否认斯大林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给苏联社会带来的灾难，但他作为列宁事业的继承人，确实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改变了俄国的面貌。再以我们国家为例，以20世纪的前50年和后50年比较，大体上就是新旧中国的比较。前50年的中国，是一个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一辆汽车、一台拖拉机的国家，中华大地充溢着战祸、灾荒、饥馑和疫病，那时的祖国是以国弱民穷、任人宰割的形象，成为强权世界讥讽和嘲弄的对象。而在后50年，虽然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但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迅速地建立起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一些重大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方面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到90年代，综合国力已居世界的第六位。新中国正是以它的巨大成就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在国际社会恢复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新旧中国的对比，有力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应当指出，这些成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缺乏经验的幼年阶段，工作中也还出现过严重失误的情况下取得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发挥。如果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和创新，它的内在潜力将一定会得到更大更好的发挥。

　　还要特别指出，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蓬勃兴起，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已成为本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民族解放风暴的中心，50年代在亚洲，六七十年代扩展到非洲和拉丁美洲。至今已有100多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民族独立，第三世界已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毫无疑问，正是在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影响和有力支持下，最终摧毁了资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产物——殖民主义体系，成为20世纪的又一伟大事件。

　　总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它是决不会因为历史发展的暂时曲折而改变。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信念所在，因而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是我们一切改革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另一方面，还应当看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随着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演变，时代的发展将出现以不同主题为内涵的发展阶段。任何大时代都是一个跨越几个乃至几十个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把16世纪作为资本主义的起点，那它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因此每个时代都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列宁曾经把资产阶级开辟的大时代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871年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这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和全盛时代；第二个时期是从1871年巴黎公社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资产阶级的绝对统治和开始衰落时代；第三个时期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这三个时期，也就是三个发展阶段，或叫做三个小时代。由此可知，我们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必然，同时又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且由于这个新旧时代交替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决定了这个历史过程将是漫长的，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要经过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最终实现。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都将呈现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制并存并进行历史性竞争的局面。而且随着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这种历史性的竞争还将表现为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内涵和方式，也就是主题转换、特点各异的若干发展阶段。我们的大时代也将是由这样的若干个小时代所组成。

　　综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的世纪风云，我们既要正确地把握时代的本质特征，又要敏锐地认识到世界潮流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大体上从本世纪初到70年代，以战争与革命相交织的时代主题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这个期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充满了激烈的对抗、争斗和危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尖锐的矛盾和争夺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和惨烈的牺牲。战争推动了世界其他矛盾的发展，世界无产阶级充分利用这种战争造成的革命形势，实现了社会主义在一国的突破及后来在多国的胜利，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世界体系，并由此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般的蓬勃发展。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从40年代到60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和冲突突出，随后又表现为美、苏两霸的对抗和争夺，地区矛盾，局部战争，仍持续不断。而从70年代开始，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明显的变化，东西方矛盾开始趋向缓和。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朝向多极格局演化，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经济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同要求，这对于大国之间的军事与政治的对抗和军备竞赛起了重要的制约作用，国际间出现了相对和平的趋势。

　　世界形势的这一重大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反映了战后世界各国人民空前觉醒，经历了曲折发展之后，维护世界和平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在本世纪前半叶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遍及欧、亚、非三洲，卷入战争的有33国15亿以上人口，伤亡达3000多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席卷了61个国家20亿以上人口，战争硝烟遍及亚、欧、非及大洋洲，军民伤亡总数超过9000万。这是血与火、灾难与牺牲的历史，人们记忆犹新。战后维护世界和平、制止战争的力量在发展，这对于制约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及其争夺，防止地区冲突扩大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各种力量的制约和斗争，才使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具有更为现实的可能。同时，战后世界经济整体性的不断加强，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互为条件的程度有了提高，这也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制约战争因素，促进相对和平局面的到来。正是这种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新特点，各国战略思想也发生某种变化，不但第三世界各国取得独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发展民族经济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而且发达国家经过调整之后，也同样有继续发展并为之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要求。我们应当看到，当今世界既是一个充满矛盾、竞争激烈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种力量对立共存、相互制约的世界。和平与发展紧密相联，互为条件。和平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经济发展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使世界上的各种矛盾有所缓和和解决，世界和平才能获得巩固。正因为世界整体性的加强，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加强，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势下，时代的主题开始转换，和平与发展成为突出的问题。邓小平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敏锐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在这里，他用“东西南北”四个字高度概括了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特点以及当今世界基本矛盾的表现。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判断，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士所认同。

　　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的形成，表明当今时代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这还只是从世界全局的发展趋势上说，新旧格局的转换是一个发展过程，因而和平与发展目前还是一种经过努力才能争取实现的目标。邓小平在论及国际形势时指出：“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清醒而正确的估计，完全符合目前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新旧交替的特点。

　　3.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在世界和平与发展凸现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的国际环境。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所指出的：“综观世纪之交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有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把握和利用历史提供的机遇，加速自身的发展，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战后逐步兴起的科技革命的浪潮，科技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社会生活的面貌。这对于原来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确是争取奠定在先进的科技基础上发展的有利时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多种因素的影响，未能抓住这次历史机遇，使社会主义的发展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相对和平局面的出现，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为各国发展经济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应当看到，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全球化趋势在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相互依存关系大大加强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统一市场形成过程时就已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50年后的今天，这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有了更加飞速的发展。当然，随着经济联系和依赖关系的加强，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和摩擦必然增多和加剧，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和剥削也不会消失，这仍然是世界不安宁的深刻根源。但上述这种国际经济联系的增多，又成为制约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又为各国经济共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国家要善于利用国际间经济联系和合作关系，打破来自西方的封锁和自我封闭，汇入统一的世界市场，这不仅是改变不同制度国家关系、谋求和平的国际环境的需要，同时也是加快经济发展、借鉴各国先进经验和引进有益东西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需要。列宁曾预见到：“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这在科技进步和产业革命飞速发展的今天，更显得十分必要。总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社会主义再度复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历史机遇。

　　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既希望中国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以便更多更快地进入中国这个巨大市场，获取巨额利润，但又不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所谓“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是美国企图“分化”、“西化”中国的一个遁词，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就成为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对象，因而总是企图遏制、孤立和削弱中国。其次，随着冷战结束，在国际关系中经济的因素显示出更加重要的作用。这种国际间激烈的经济较量，实质上是各国间综合国力的较量，特别是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这种较量往往表现为世界范围内高科技的竞争。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方面的实力，还处在明显的优势地位，而中国则限于当前的国力，在这场竞争中还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特别是近些年来在西方正在推进的信息革命，信息技术和其他高科技迅速发展，促进了经济领域的高度信息化，其国际竞争力势必增强。这当然也构成了对我们的严峻挑战。再者，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明显快于其他地区，尤其是我国所处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充满生机活力，这既为我国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同时这些新兴工业国家经济的高度发展及其潜在能力，对我国无疑也是一种挑战。

　　总之，机遇与挑战并存，重要的是，要善于把握机遇，发展自己，迎接挑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他特别强调在我们面临着种种挑战的情况下，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后果不堪设想，“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由上可知，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关系密切。事实上，无论是有利机遇的把握，还是严峻挑战的应对，都首先要把中国自身的事情办好。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和时代的要求出发，积极探索并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问题。他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之一，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他对时代主题的转换作了准确的判断，抓住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地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最根本任务。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从而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奠定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为了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使其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总之，要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这是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必由之路。所以，时代主题的转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起的一个重要依据，它是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我们要深刻理解新的时代特点，了解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我们懂得要坚持一个中心，而不能搞两个中心；要坚持两个基本点，而不能只有一个基本点，这样才能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经历了由理论到现实的社会制度、由幼年时期到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回顾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历史命运，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是社会主义的世纪，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然是时代即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了如下四个时期。

　　一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和传播时期。以1516年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为标志，开始了人类的先进分子对高于资本主义的美好社会理想即社会主义社会的思考和追求，这就是长达300多年，到19世纪初达到比较完备状态的空想社会主义阶段。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同情劳动群众的贫穷和苦难，开始探究造成劳动者悲惨景况的社会原因，探索消除这种社会弊病的途径。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为启发工人觉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对未来的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和天才的预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但由于他们还没有能够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揭示未来社会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追求也还停留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内，因而还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到了19世纪中期，在继承人类先进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又同当时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并以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指明了实现这一社会变革的途径、手段和社会力量，从而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传播，并成为欧美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它为20世纪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二是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在世界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期。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新情况，创立了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提出了社会主义不一定在许多国家同时胜利，而是有可能在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环节即一国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思想，开创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科学社会主义由一种科学理论发展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预示着人类社会迈进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逐步代替资本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一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俄国的落后面貌，并使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拯救人类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切，使之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并存和竞争的世界总格局。总之，列宁主义的诞生和一国社会主义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又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三是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和社会主义形成为世界体系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巨大发展，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先后有15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一个和资本主义世界并峙的强大的社会主义体系。这是社会主义高歌猛进的时期。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本世纪又一重大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关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并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问题，随之又进行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虽然苏联和战后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各国在行进过程有过许多失误和曲折，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到80年代，约占世界人口1/3的原来经济基础大多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总产值已占到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5，国民收入已占到世界国民收入总额的1/3，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历史证明，这确是20世纪的伟大创举。

　　四是社会主义通过改革逐步从幼年走向成熟，社会主义制度将获得逐步完善和巩固的时期。六七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出现失误，而世界资本主义利用科技进步和调整进入相对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形成了对处在不同程度困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暴露了原来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发展情况的新模式。本来，这种改革确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是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使其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的必由之路，但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改革转向，适应了西方敌视社会主义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需要，加之历史的和现实的、内部的和外部的诸多因素，终于导致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一历史悲剧的发生。如前所述，苏联、东欧的变化，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机会主义的失败，是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而与苏联、东欧的结局相反，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坚持正确的改革导向，既同否定社会主义的右的思潮划清了界限，又同超越阶段的“左”的思潮划清了界限，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开辟了通向成功之路。指导这个伟大实践的邓小平理论，无疑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新时期，它以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赋有时代意义的重大课题，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从以上对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简单回顾中，已充分说明在本世纪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新的时代产物，是历史的必然；同时又告诉我们，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生长过程，它可能经历的曲折、局部失败以至暂时的倒退，都是不足为怪的历史现象。正如列宁所说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策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们既不必惊慌失措，悲观失望，又不能掉以轻心，要避免出现更大的历史曲折。重要的是，要善于解决社会主义发展中所面临的新课题，以使其走上新的振兴之路。诚然，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几次历史性的飞跃，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巨大胜利。但在一定意义上说，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进行的通过改革和创新，使社会主义制度从幼年期向相对成熟期的过渡，是一次更加艰巨、意义更为深远的新的飞跃。它的成功，无疑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更为巨大的影响。我们应当充分认识这一事业的艰巨性。列宁在阐述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首先胜利的同时，又反复指出：“西欧的革命是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而在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则相反，它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众所周知，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在落后国家首先胜利的。因而，如何解决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畋，也是能否比较顺利地实现社会主义由幼年期向成熟期过渡的关键所在。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赋有的时代意义。在国际风云变幻，在关系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重要时刻，有着12亿人口的中国，通过改革和开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综合国力，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这就不仅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旗帜，而且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其优越性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这种有说服力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其影响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还要着重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不只是因为它确立了一种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更不是为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一种现成的答案，而在于它为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创造了使社会主义获得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机制。这就是要依据本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要对长期沿用的苏联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建立起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并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机制，使之更具有发展潜能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这是以开拓新的理论认识和新的社会主义实现形式而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确立它的历史地位，并越来越显示其时代意义。

　　三、自觉地把握时代的特点，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如前所述，我们所说的时代，是包括大的历史发展时代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二者的辩证统一，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大的时代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表现为若干不同特质的发展阶段，但这里首先必须坚持我们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大时代观点，这样既能使我们认清真正的历史发展趋势，把握我们事业的正确导向，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同时又使我们能够根据时代的阶段性变化，把握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及时调整我们的战略和策略，以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很显然，假若只固守大时代而否认阶段性的变化，就会使我们陷入僵化，丧失时机，造成历史性的失误；同样，如因阶段性的变化而否定大时代，就有可能被暂时性表面性的现象所迷惑，被导入歧途，这就会犯下更大的历史性错误。所以，我们要坚持大时代和小时代辩证统一的观点，而决不能失之偏颇。

　　只有如此，坚持大时代和小时代的统一观，才符合时代的实际，也才能真正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从而把我们从事这一事业的信念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如前所述，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之中，时代的主题也由原来的“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就容易使一些人只讲小时代，否定大时代，失去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应有信念。这是必须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明确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预见，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同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深刻揭示之中。时代的基本矛盾决定了时代的性质。时代将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发生时代主题的转换，但只要上述经济根源仍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世界的基本矛盾就不会自行消失，因而时代的性质也就不会改变。当今世界存在的东西、南北以及西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之间的矛盾，虽然它们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同过去有很大不同，但归根结底，仍然是帝国主义固有矛盾的继续和发展。我们以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掠夺和剥削为例，也许有助于我们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了解。当然，随着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国际垄断资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主要通过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对落后国家进行赤裸裸的超经济剥削，但是，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全面国际化的扩展，改变了过去超经济的剥削方式，而采用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对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进行国际剥削。当今世界南北经济的巨大差距，就反映了这种不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统计数字表明，1993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26万亿美元，西方七个发达国家占62.5%，其人口却只有世界总数的12%，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总人口74%，却只拥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5%。由于不等价交换使发展中国家1993年仅原料出口收入一项就损失12000亿美元，对外支付却增加近1000亿美元。第三世界国家外债积欠，从1990年的7509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19000亿美元，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堪重负的锁链。再从贫富的差距来看，1994年发达国家人均收入16610美元，第三世界国家人均为950美元，仅及前者5.7%，最穷国则为最富国的1/500.20多年前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为25个，到90年代却增加到48个。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曾对114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过调查，认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超过10亿，比40年前进行同样调查时增加40%。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成本只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的3%，发达国家每小时平均工资为18美元，发展中国家仅0.5美元，成为它们取得廉价劳动力的主要地区。这一切表明，当代资本主义虽然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及由此而出现的相对稳定和发展，但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南北之间的矛盾是这样，东西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这些国家内部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同样是这样。以号称最富有的美国为例，其占家庭总数10%的富有家庭，拥有的私人财产总额约为全国财产总额的2/3；而占家庭总数90%的一般家庭中，拥有的私人财产总额仅为全国财产总额的1/3，其中占家庭总数10%以上的家庭，还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这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确是反映了这个社会存在着深刻的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总之，从根本上说，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因为时代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而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了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这一时代的性质，是我们在当今世界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最根本前提，是符合人类社会走向进步的历史发展要求。

　　邓小平深刻分析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在于揭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使我们敢于并善于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他在强调和平与发展在当代世界全局中的突出地位的同时，并未忽略世界存在的种种矛盾和斗争。1992年2月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正是在苏联刚解体不久，西方预言家狂称“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之时，他在谈话中以一个老革命家特有的气魄，高瞻远瞩、满怀信心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这充分体现了在对时代本质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的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回顾了近代中国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而奋斗不息的历程，他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这是对近代中国百年奋斗历史的高度概括。我们知道，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间，中国的先进分子为挽救国家危亡，振兴民族，前赴后继，寻求救国真理。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崛起，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武器，把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理想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辉煌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为实现一百多年来强国富民的理想开辟了现实的前景。早在1957年3月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就说过：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分几步走：大概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这里说的“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大致上同邓小平提出的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相似，而一百年“就了不起”，就是现在说的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可以说，邓小平关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对我们国家这种发展蓝图作了更加精确的表述。由此可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21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将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使中华民族再展辉煌的伟大历史时期。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了这一宏伟蓝图的实现。今天的大学生走向社会后，将有幸亲身参加这一从根本上改变国家面貌的伟大事业，为祖国的繁荣强盛和人民共同富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大有作为的时代。我们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贡献我们的力量。

　　（《邓小平理论专题讲座》，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