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十三章 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考

　　防止“和平演变”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的历史性任务。“和平演变”战略是国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围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之后，以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为主要形式，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从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防止“和平演变”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保持政权的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特别是他的晚年，一再提出并力图解决这一历史课题，虽然在探索中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他对此始终保持的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以及他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永远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仍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防止“和平演变”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历史性任务，对此要有高度自觉自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球上诞生以来，一个世界，两种制度，就成为世界政治格局的一个主要特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不仅与国内的环境紧密联系，而且也同国际大气候息息相关。因而，在当今世界两种社会制度将长期共存与斗争的态势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抑制来自外部的各种压力，战胜国际帝国主义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就成为一个十分尖锐和十分突出的问题。

　　国际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对立斗争的产物。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由此开始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与斗争。从此以后，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坚定不变的既定战略。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阶级利益、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斗争的必然表现，是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的。它们对社会主义国家一贯采用武力干涉与和平瓦解的两手策略，或是两手并用，或是交替使用，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转换它们策略的重点。当国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围和政治孤立的“扼杀”、“遏制”战略屡遭失败以后，就逐步把重点转移到以军事威胁为后盾，以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为主要形式，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和平演变”战略上来。

　　十月革命宣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时候，当时的英国将领丘吉尔曾提出要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掐死在摇篮里”，并参与策划对苏俄的武装干涉。1918—1920年间，英、美、法、日等14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勾结俄国国内反动势力，武装侵犯苏维埃俄国。遭到可耻的失败后，它们又企图通过和平方式瓦解苏维埃政权。列宁在始终警惕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同时，又敏锐地预见到可能出现的隐蔽的“和平”的另一条战线的斗争。1920年3月29日，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曾尖锐地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极复杂的任务：在流血的战线上获胜之后，还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获得胜利。这一战争更加困难。这条战线是最艰巨的战线。我们向全体觉悟工人公开说到这点。经过了那次我们在火线上坚持下来的战争之后，一定还有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改变了战线和形式。协约国现在是用商业、用投机倒把来进行战争，它使这种投机倒把成为国际性的。……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帝国主义者老爷们，对不起，我们正在戒备着呢！我们说：我们打过仗，我们胜利过，所以我们继续要把曾经帮助我们获得胜利的口号提出来作为基本口号；我们要完全保留这个口号，并把它用到劳动方面去，这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的坚决性和统一的意志。”列宁这段话的意义，不仅在于指明了存在着西方帝国主义妄图“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的危险，而且在于极富创见地提出了抵制和战胜这种“和平演变”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坚决性和统一意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富有教益的。

　　从广义上说和平演变是资产阶级企图通过他们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来影响和腐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一种惯用手法。特别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为一定的历史任务而结成联合战线的时候，尤其是如此。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就积累了抵制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企图腐蚀与演变无产阶级政党的丰富经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胜利地进行反对蒋介石“溶共”方针的斗争，就是一个光辉的例证。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历史任务，在这种情势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努力，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对于实现全民族抗战无疑是有着重要的进步作用。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其狭隘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仍然坚持其在联共的同时反共的基本立场。还在国共谈判合作抗日的过程中，国民党就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口号下，主张把中共吸收到以蒋介石为领袖的一个党内，达到“溶化”共产党的目的。而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蒋介石则进一步制定了“溶共”、“限共”和“反共”的方针。所谓溶共，就是在思想上要求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政令，统一军令”，取消边区，取消人民军队，使共产党失去独立性，失去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为此，他们不惜采取封官许愿、金钱美色以至直接干涉等卑劣手段，拉拢腐蚀，寻找代理人。对于蒋介石的溶共阴谋，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首先，抗战初期就及时地指出，在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旗帜鲜明地反对了党内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否认在统一战线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事实；轻视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等。毛泽东坚决批判了这种软弱无能的思想，尖锐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从而坚持了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其次，正确地说明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既肯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又指明阶级矛盾的解决也是推动主要矛盾解决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从而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确而巧妙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一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中，要“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坚持了独立自主放手组织人民抗日力量的方针，并对国民党反共方面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再其次，在复杂的斗争形势和艰巨的历史任务面前，强调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巨大的理论研究工作，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从政治思想上剥夺了国民党反共的精神武器，并从理论上武装了全党。毛泽东一再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强调在领导伟大的斗争中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意义，他特别提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正确的指导路线结出了丰硕的胜利之果。中国共产党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溶共阴谋，独立自主地发展了人民革命力量，使自己不仅成为打畋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而且为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抗日战争时期溶共与反溶共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的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超出了一国范围，相继在欧洲和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美国凭借其空前膨胀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以军事遏制为主的遏制战略，其特点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周围建立了一系列军事集团，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企图遏制“社会主义的扩大和蔓延”。但是，美国在推行军事遏制政策的同时，也开始酝酿和寻求非军事的，即“和平演变”的战略。1946年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乔治·凯南首先提出的遏制理论中，就包含要采取多种办法促使苏联“逐步趋于软化”。以使“俄国早日建立任何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这就是凯南提出的“政治性遏制”即“和平演变”的战略。而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美国政府为推卸其在中国失败的责任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此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提出：“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在艾奇逊看来，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必然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必须予以推翻的外来的“羁泮”；而他们强加的那套东西则必须给予“鼓励”。其办法就是寄希望于民主个人主义者“东山再起”。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到“和平演变”战略的端倪，也是西方企图和平演变新中国的最早的表露。

　　当西方帝国主义采用武力手段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屡遭失败之后，就开始转换手法，正式形成了“和平演变”战略。1953年1月，杜勒斯出任美国国务卿在国会证词中说，必须用“和平的方法”，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解放”出来。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多次引述艾森豪威尔的话说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现在存在着一种获得胜利的高尚战略。“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7月，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他们继续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的身上。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取代了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中国民族独立又面临着新的威胁。为了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美国政府在积极扶蒋反共的同时，又玩弄和平欺骗一手，企图软化共产党，搞所谓“你交出军队，我给你官做”的把戏。对此，毛泽东深刻总结了中国人民斗争的历史经验，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破坏人民革命事业，总是交替使用战争威胁和和平欺骗的两手，谆谆告诫全党“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而当中国人民革命胜利成为事实，美国又把希望寄托在民主个人主义者起来从内部推翻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5篇文章以新华社评论的形式批驳了美国的白皮书，集中批判了历史唯心主义，尖锐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特别揭露了他们暗地里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阴谋活动，同时也批评了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对帝国主义所抱有的幻想。

　　50年代中期，国际上相继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极大警愒；而对这时杜勒斯开始大力兜售的“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也最早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1956年，《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两篇重要文章，对于当时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思想混乱的问题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着重论述了要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的错误的问题；文章还提醒人们警惕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施行的“和平演变”战略，指出：“我们从来认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教师。现在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1958年11月，毛泽东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谈话中，就针对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言论要求高级干部要研究国际问题，他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1959年11月，他在杭州召开的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印发了杜勒斯讲“和平演变”的几篇演说，要大家看。他说，杜勒斯讲他们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我们要提高对西方国家将采用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警惕性。此后毛泽东还多次讲到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问题，他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他特别指出，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上述可知，当50年代杜勒斯刚一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时，毛泽东就首先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敲响了防止和平演变的警钟。历史和现实表明，自杜勒斯以后，美国历届政要人物，包括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和布什，都一直奉行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虽然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对“和平演变”的提法有所不同，但不论是杜勒斯的“解放政策”，尼克松的“不战而胜”战略，或是布什的“超越遏制”的新战略，究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正如江泽民在庆祝国庆40周年讲话中指出的：西方敌对势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支持、收买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国际上出现的新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配合下，西方的“和平演变”愈演愈烈，并在东欧以至苏联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得逞。在那里，共产党的领导被取消，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70余年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毁于一旦。而在中国，自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40余年间，尽管经受过来自“左”的和右的曲折，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经过全党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西方预言家的梦呓一次又一次破灭。

　　这里应当着重指出，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是同他一贯致力于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防止“和平演变”，实际上就是要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党和政权自身的蜕化变质。建国前夕，毛泽东鉴于党将面临的新的情况，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在革命胜利之后，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策略。随后不久，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着重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毫无疑问，防止“和平演变”，就是要坚持和维护这个主要纲领。在我们长期面临着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历史任务中，加强政权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任何企图把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纳入西方政治的模式，都只能是适应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都是完全错误的。

　　警惕和防止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是使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重要保证1964年以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正式提上日程，并提出了一系列应采取的措施，积极开展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这时他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特别提出要警惕和防止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

　　在如何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问题上，毛泽东最早提出要反修防修的任务。早在1957年，他就针对当时国际国内的问题，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又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这里，从一般意义上说，毛泽东对修正主义思潮的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特别是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种修正主义思潮的危害，是要导致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也是十分深刻的。到了6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几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问题，诚然，毛泽东在60年代提出警愒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时候，他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恰如其分的解释，相反还把党内不同意见，把一些反对“左”的错误做法的正确意见当成了修正主义，甚至把一些属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也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这就使他对当时党内状况的估计越来越陷入了“左”的错误。这是值得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但是，应当肯定，毛泽东把警惕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作为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提出来，是很有预见的。

　　应当看到，国际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严重的外部威胁，是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蜣变的外部原因。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历史经验表明，敌对势力要从外部搞垮我们这个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如果党内出现修正主义和腐败变质分子而不加以制止的话，这种来自内部的危险就可能对党构成直接的威胁。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可是共产党可以把共产党打倒。这就是指堡垒是有可能从内部被攻破的。所以，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图谋能否得逞，最终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而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在196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所强调的：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还是在于执政党的高层领导。关于这一点，西方帝国主义是充分估计到了。它们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千方百计地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高层领导中，寻找和培植他们的代理人，把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身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将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多么严重的危害，如果说，第二国际后期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危害的实质，是使一批无产阶级政党蜕变为本国资产阶级的附庸，那么，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危害的实质，就是使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蜕变为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倒退。毛泽东当时在国际上提出反修任务时，确是敏锐地看到已经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将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严重的危害，把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同复辟资本主义的后果直接联系起来。后来，他在唤起全党警惕出修正主义时，也往往把修正主义同复辟资本主义看成是一回事，认定修正主义分子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在1964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时就说过什么叫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虽然这时毛泽东对修正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内涵缺乏科学的界定，以及对具体对象的判断和因此而进行的人为的斗争也都是错误的，但应当肯定，他发动和领导反修防修斗争的出发点是好的，特别是他指明党的领导层出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它会使党蜕化变质、整个国家改变颜色，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严重后果，确是十分深刻、切中要害的。这已为20多年后国际上出现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侵蚀下被演变的现实所证明。虽然，毛泽东没有看到90年代苏联演变的最终结局，但表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毫无疑问，毛泽东一再告诫要防止党内出问题，特别要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保证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权牢固地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这是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战略措施。列宁曾经从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高度出发，提出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要有一个”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否则，无产阶级事业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夕也提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他说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他强调指出，这些干部和领袖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毛泽东的这个论述，对于党的干部和领导集团的要求具有普遍意义。50年代中期，毛泽东总结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政治风潮教训时曾指出，我们党有成百万经过长期考验的干部，”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这些都说明拥有坚强的、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干部队伍和领导核心，对于党的事业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诚然，应当承认，党的干部队伍的结构和状况，不仅会随着自然规律的作用而发生变化，而且在诸如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等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会带来新的问题。近年来苏东一些国家剧变的事实告诉我们，在西方政治思想的渗透和压力下，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出现严重困难或挫折的情况下，以及在发展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共产党内部的右倾思想可能抬头，甚至发展成为机会主义思潮，这种机会主义思潮如果在党内高层领导中占了上风，就会屈服于西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压力，逼迫党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一步一步地放弃自己的阵地，去适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需要，最后使党和国家改变性质。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关于警惕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的告诫，对于我们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都具有警笛长鸣的重要意义。

　　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继承了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注重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特别是中央的领导集体的建设。邓小平十分强调建设一个为人民群众所信赖的、坚强的领导集体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个坚持，这不能动摇，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这是个根本问题。当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确立时，他就对新的中央领导同志讲，新的常委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他在南方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这确是十分深刻地指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具有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如何保证老一代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后继有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毛泽东考虑防止“和平演变”的具体措施的一个重点问题。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就在这次讲话中，他还具体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当具备的条件。随后不久，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中，又发表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重要论述，他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他要求全党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实际上把培养接班人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问题，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要求培养造就出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骨干。虽然毛泽东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还留有“左”的痕迹，但从总体上说，他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确是指明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至关重要的根本大计，是防止“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保证。

　　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特别指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不仅具有长远意义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也是一个现实的紧迫任务。

　　毛泽东还总结了国际的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要具备的条件。这主要是：第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第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第四，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第五，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这里，毛泽东提出接班人要是马列主义者，要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要团结大多数，要发扬民主作风，要自我批评等五项条件，是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要求，是对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骨干的基本要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能够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是革命接班人条件的核心内容。马列主义是中国革命惟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已为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所证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同样需要马列主义作为指针，因为马列主义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就不会有正确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只有依靠马列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才能明辨是非，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十分强调青年人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观点，“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所以他反复教育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要搞马列主义的，不搞修正主义。第二，强调要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人必须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党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后，毛泽东充分意识到在执政的条件下党所面临的严峻考验，不断告诫全党要警惕由人民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危险。而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也是估计到新的一代的生长环境，有可能淡忘和背离老一辈所培育的革命传统。所以，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他在1963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时就说过：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不知道过去的困难，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要靠老一辈的人把过去的经历告诉他们，对他们进行教育。在毛泽东看来，是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第三，特别提出革命接班人还要有良好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这主要是善于团结大多数人，有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这对一个领导骨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条件。正如列宁在晚年批评斯大林性格弱点时所说的：“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由于种种原因，使列宁的遗嘱未能实现。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确是同他在这方面的缺点紧密相关的。所以，作为革命接班人的基本条件，是应该考虑他们在未来履行领导职务所必须具备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的。

　　毛泽东在具体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后还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其基本精神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这时“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使这些本来正确的主张没有能够正确地贯彻下去，相反地却采用了个人选定接班人等错误做法，造成了与主观愿望相悖的严重后果。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一方面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纠正个人选接班人等的错误做法；另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正确主张，继续把培养和选拔接班人，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反“和平演变”的一个根本战略措施，作为他们退下来之前要完成的最主要的、第一位任务来对待。邓小平指出：“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陈云也指出：“只要把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解决好，我们党的事业就一定会后继有人。”他强调：一方面要大胆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方面又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这些重要思想，对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顺利实现新老交替，造就一批经得起执政、改革开放和反“和平演变”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起了强有力的保证作用。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在这种情势下，培养造就革命接班人，使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继续掌握在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已成为保证我们国家继续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最终粉碎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江泽民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各级干部应当具备的素质：一是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功底，懂得中国国情，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努力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经得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不迷失方向；三是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有开创新局面的信心和决心，有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战略目标而百折不挠地奋斗的勇气和能力，做到胜不骄，败不馁，知难而进，临危不惧；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做到在酒绿灯红、纸醉金迷面前不为所动，拒腐蚀，永不沾；五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胸襟开阔，有全局观念，善于团结同志，特别是能够团结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有领导和组织才能。这五条，既是对干部素质的要求，也是培养造就接班人的目标。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毛泽东关于培养造就革命接班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构筑社会主义中国防止“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的战略措施。

　　要防微杜渐，防腐拒变，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

　　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干部脱离群众，蜕化变质，防止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的滋生，是毛泽东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他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

　　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本色，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也是党所以能够依靠群众去夺取胜利的一个重要的自身作风的保证。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注意清除自身滋生的各种腐败现象，永远保持自己应具有的优良作风。早在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迄今看到的我党最早的反对贪污腐化的文件。通告指出在当前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会有一些投机腐败分子混入革命队伍，“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部，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但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并指出当时各地发现的贪污行为“不仅丧失革命者的道德，且亦为普通社会道德所不容”。为此要求各级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在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于革命队伍中出现的违法乱纪、腐畋变质分子，党都给予了坚决的处理，保持了党、军队和根据地政权的纯洁性，维系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毛泽东十分重视包括艰苦奋斗在内的党的作风建设，对于党内出现的腐畋现象，嫉恶如仇。1938年4月，毛泽东曾生动地讲述了在同国民党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中，建设优良作风的重大意义。

　　他说，为什么全国人民特别喜欢共产党呢？第一，因为他不但有了政治方向，而且始终坚持了这个方向；第二，因为他有一种作风，一种奋斗的习惯。他对于每一个党员，除了教育他们坚持政治方向以外，还要他们有一种作风。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党风作为实现党的路线的保证，而二者又是使人心向我的具有同样重要的基本因素。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300周年。在这部论著中，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了1644年李自成率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因为胜利而骄傲，生活腐化，以至于翌年陷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此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并列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毛泽东对郭文极为重视，4月12日就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特意推荐，他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他还给郭沫若写信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并希望他能继续写总结太平军经验的文章。这时，革命胜利的曙光仅是初见端倪，毛泽东就敏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因胜利而骄傲，因舒适环境而滋生享乐腐化思想，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并不鲜见，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也仍然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历史课题。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的，而党外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过善意的劝告。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同黄炎培等六位民主人士作了长谈，黄炎培提出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其兴也浮，其亡也忽”的周期律的支配，当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后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著名警告，他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实际上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

　　在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一八九八——一九四九年）中，曾记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1949年3月23日上午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北平的情景。书中写道：

　　临行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兴奋地谈笑着。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很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的确，执政是一个严格的考试。执政使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在战争年代做一名共产党员，意味着要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而在执政的情况下做一个共产党员，则不仅意味着献身，而且还在实际上意味着一定的权利。这就是说，执政党的地位，是会使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体现一个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如果共产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对此不谨慎、不警惕，缺乏必要的纪律约束和监督，就有可能在群众面前作威作福，严重脱离群众，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一己私利，以至蜕化变质。这正如陈云在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发言中所指出的：“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了，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

　　对于执政后一些共产党员可能经不住和平环境的考验而腐化变质的危险性，党的其他领导人也都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刘少奇在1948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就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1957年4月也指出：“我们一旦取得全国政权，就带来一个危险，就有一些人可能会被糖衣炮弹所腐蚀，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这方面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警惕。”

　　事实上，建国后的一个时期，在执政的环境中，党面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革命队伍中确有少数人出现严重的蜕化变质倾向。对此，毛泽东从对人民负责、桿卫人民政权性质的高度，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及时地通过“三反”、整党等斗争，制止住了这种腐败现象，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使党经受了执政的考验。在这次建国初期的反腐败斗争中，毛泽东严肃地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他指出：“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他为这场斗争制定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方针，要求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以身作则，站在运动前列，做好发动群众工作，主动公开检查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等错误。为了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薄一波回顾这一斗争时曾提到，当时在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问题上，有同志考虑刘、张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希望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当薄向毛泽东转达这一意见后，他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薄写道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禺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在毛泽东看来，腐败现象本身就是和平演变的一种表现，他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糖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因而对惩治腐败现象毫不手软。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同党内诸如贪污受贿、以权营私、蜕化变质等腐败现象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他曾经用“懒、馋、占、贪、变”五个字，形象地揭示了一个干部发生蚊变的规律。他极力寻求克服阴暗面的方法，并为此作了种种尝试，由于当时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甚至走向了反面，但他在这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学习的。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曾说过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今天，列宁的这个预言不幸而言中。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历史大倒退固然有外部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自己主动撤销了这“三道战壕”，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当前，我们是在一个极其复杂而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无比坚定的信念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构筑防止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坚定不移地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抓住当前有利时机，进一步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在这种关键的历史时刻，研究和继承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学报》，1992〈1〉。收入本集时作了部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