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三章 李大钊与唯物史观的传播

　　李大钊作为在中国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他的“微言如闪首传真”的历史性功绩，拉开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帷幕。

　　李大钊在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对唯物史观比较系统的、多方面的介绍，以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他先后发表了一批诸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史学思想史》（1920年）、《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1920年）、《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1920年）、《研究历史的任务》（1923年）、《史学要论》（1924年）等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文著。从1920年起，李大钊还率先在北京大学等校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1923年间，他还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校作了《史学与哲学》、《研究历史的任务》等讲演。李大钊作为我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他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并将其应用于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不仅帮助了一批先进分子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世界观，而且对我国史学思想的革新以至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李大钊作为在我国传播并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先驱，他努力运用唯物史观廓清思想界浓重存在的唯心史观的迷雾，并运用这一新的世界观、方法论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变革，考察中国的社会问题。

　　如果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那时的启蒙思想家在自然科学方面，大体上是拥护唯物论的，那么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他们则仍然停留在进化论、唯心论的认识水平上。中国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普遍地是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历史，把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生物竞争说看作是适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庸俗进化论思想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是中国先进分子在一个长时期内，不能正确理解“自强”与反帝、渐进与革命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上的根源。

　　这种情形，直到中国少数先进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之后，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李大钊作为在我国传播并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先驱，他努力运用唯物史观廓清思想界浓重存在的唯心史观的迷雾，并运用这一新的世界观、方法论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变革，考察中国的社会问题；这项理论工作，是随着他自身认识的不断提高和深化而日臻成熟的。

　　李大钊深知确立新的科学历史观的重要性。他认为，就世界已有的史学论著而论，不论是康德的《通史概论》，还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都是以“心的势力”来解释历史现象的；而中国的史学，也同样如此。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治史的国度，古代史籍卷帙浩瀚，有过很高的成就和优良的传统。但在李大钊看来，这些古籍、文献，还仅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所必须重视和加以利用的史料，还不是真正的历史。他提出“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的问题，他说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他强调以经济为中心纵向考察社会变革的，为历史学，并说：“历史的真实有二意义：一是说曾经遭遇过的事的纪录是正确的，一是说关于曾经遭遇过的事的解喻是正确的。”他不赞成“史料即史学”的旧史学观，但他极重视史料和对史料的研究，认为重要的是要正确研究历史现象，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他着力批判那种“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观，认为种种唯心史观以“心之力”解释历史，实际上在这种随意性的背后隐存着它的目的性，全在于讨“权势阶级的欢心”，无论是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论，还是“伟力神德”的英雄史观，都把古往今来的兴衰祸福，归之于天命，使一般庶民顺心接受“永沉在物质道德的卑屈地位”，使权势阶级“平平安安的常享特殊的权利”。他尖锐指出，唯心史观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他进而说道：事实表明，对历史这种“唯心的解释的企图，都一一的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他期望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共同肩起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的重任，而李大钊在这方面确是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李大钊从在《法俄革命比较观》中对唯物史观的初步运用，到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对唯物史观的着重阐述，以及那些相关的专论文章，说明他对唯物史观有着比较全面的深切的理解。他曾把唯物史观概括为两个基本观点：其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思想变动的原因应从经济中求得解释；其二是阶级斗争及与此相联系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和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是实现经济革命的根本途径。在李大钊论述唯物史观的文论中都贯串了这样两个基本观点。应当说，这个概括，是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这正如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所说的：唯物史观的发现，“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大钊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李大钊在这方面的重要建树是多么杰出的贡献。

　　二

　　李大钊在宣传和论述唯物史观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以唯物史观取代了唯心史观，以阶级论取代了进化论，奠定了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的基础。

　　如前所述，李大钊相当准确、深刻地把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旧的唯心史观作了原则的区别。他指出：“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旧的历史观，即唯心史观，是“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即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新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则是“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他指出，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这里所说的“物”，主要是指社会历史中的经济现象。他明确认为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惟一的物质的要件。“他进而对社会历史变动的原因作了深层的分析，认为”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民群众”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力量。因而离开了”物的势力，便不能理解历史变动的真正原因，那种用“心的变动”来解释历史的进化，是因果倒置，是对历史发展的唯心的解释。这就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指明了经济的即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应当指出，李大钊强调经济状况决定一切历史现象的观点，坚持了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观点，也就是他所反复指明的唯物史观的“最重要”的观点，从而把被唯心史观颠倒了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是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

　　与此同时，李大钊又认为社会的进步不是等待“经济生活”的自然变动，而是肯定“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特征，一个重要的“要素”。他既认定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又指出它不是人类历史的全部，“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但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政治活动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在他看来，这种经济利益对立，即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的，这些生产方法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他充分肯定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推翻旧的经济制度、改造社会的”最后手段。他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要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竖起民众万能的大旗。他强调在当代的解放运动中，只有用阶级斗争学说发动工人运动，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制度的变革才有可能实现。

　　应当着重指出，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对当时中国思想界有着深远的意义。众所周知，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敢或不屑发动和依靠群众，曾是中国先进分子的一个致命弱点，也是近代民主主义运动屡遭失败的一个根由。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虽然怀抱为民众争民主的目的，开始意识到启迪民智对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并为此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他们对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仍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也依然同广大群众相脱离。这不能不是初期新文化运动没能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李大钊在传播唯物史观的工作中，十分重视运用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观点去分析历史、现实以及人生道路的选择。例如，他在分析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时，指出自中英鸦片战争起，中经英法联军、中法、中日战争及八国联军诸役，直至1925年五卅运动，外国侵略者对于中国民众的屠杀，“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同时又指出，自三元里的平英团奋起，中经太平天国、义和团和同盟会的运动，一直到由“五四”至“五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他在对近代中国历史作规律性的探讨中，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认为这一浩浩荡荡的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洪流，一泻万里，必将是“非流注于胜利的归宿而不止。再如，他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主体和革命的依靠力量，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中表现出来的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认为这是滔滔滚滚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反动势力都不能防遏得住的。他特别指出今后人类发展的前景必将是”劳工的世界，并在1919年纪念“五一”的文章中就预测了中国工人运动必然会发展起来。他批判了那种要以中产阶级为中心势力的旧观点，断定“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惟一的基础。他提出人民群众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这种以人民群众为革命主体的思想，把近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又如，他从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思想出发，寄希望于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号召先进的知识分子必须深入到工农中去，努力在他们中间工作，共同创造新的历史。这正如他所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上举数端可以看出，李大钊大力宣传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历史观，对于廓清当时思想界的迷雾和实际的革命运动都有深远的意义。

　　根据上述观点，李大钊号召人们摒弃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旧历史观，树立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新历史观。他指出，把历史变动归结于外力的作用，只能“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而把历史的变动归结于“天命”和王公世爵的活动，这种历史观完全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进而，他又明确提出历史的研究任务在于：“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即把历史科学作为“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并“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这表明，李大钊第一次在我国使历史学成为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成为指导和促进历史进步的科学。

　　三

　　李大钊传播唯物史观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运用历史难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实际问题，初步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使唯物史观成为指导革命实践斗争的锐利武器。

　　李大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原理，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这就正确地论证了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等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因而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它的上层建筑也必然引起相应的变化。李大钊并不否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认为这种影响和作用是有限度的，作为上层建筑又必须”随着经济全进程的大势走。因而探究社会政治、思想现象必须从经济根源中寻找。他写道：“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他运用这一原理，具体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第一次对“五四”时期正在展开的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作了科学的论证。他认为中国封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以及文化思想，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基础结构的反映。他指出：“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而是因为“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正因为这样，才使得中国的学术思想，“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呈出一种死寂的现象”。也正因为这样，它遂成为孔门教条得以沿袭的深刻根源。他认为，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动，近代的思想潮流也发生了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那种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专制制度服务的孔门伦理道德，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在他看来，“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现在时代变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中国的经济变动了”，“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运命，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另一方面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这种解放运动的潮流面前，纵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他特别指出，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劳工阶级的觉醒，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新观念，并预示了工人阶级必将通过社会的根本变革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他的这些精到的见解，正确地运用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根本上批判了封建复古主义的种种谬见，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一个历史法则：在近代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根本动摇和新思潮的兴起，都是不可逆转的。

　　这里，李大钊对孔门学说的批判并不限于思想批判本身，而是深入剖析它的根源和本质，这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在输入西方新思潮、批判旧思想旧伦理道德的战斗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偏颇，这就是当时的先进分子较普遍地误认为，依靠这种思想的力量就能够促使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又由于这种夸大精神力量的作用，因而在对待文化思想上又容易出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式主义弊病，而李大钊的上述见解告诉人们：第一，孔子只是一代哲人，并不是“万世师表”。他批判的锋芒主要是指向为封建经济基础和专制制度服务的封建纲常名教、伦理道德。第二，既然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这个科学的论断，引导人们认识只有经过社会革命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

　　李大钊在考察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时，对于根本改变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作了更加明确的论证和表述。他重视社会问题的研究，如在论述女权问题时，他既重视在现有社会条件下争取女权，同时又指出女权问题的彻底解决，在于要“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五四”前夕，他在《废娼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主张，他说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这里所谓”社会组织，就是指社会经济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稍后，他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篇论文中，又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见解。这一正确的主张，当时受到胡适等一些学者的非难。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对社会问题持改良主义主张，力主不触动社会经济制度的点滴改良。因而他把“根本解决”即社会革命的主张，视为“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五四“之后不久展开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一次论战。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坚持了中国社会问题应当”根本解决“的革命主张。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科学地论证了只有根本改变旧的经济基础，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之后，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并强调阶级斗争是实现”经济的革命“的根本方法。通过这次论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五四之后先进分子所关注的中国社会改造问题指出了一条惟一正确的道路。

　　四

　　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传播难物史观的理论活动，不仅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以及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改造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使当时先进分子开始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

　　李大钊曾描述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这生动地反映了上述两方面的情形。应当说，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也只是作为“五四”时期众多新思潮中的一个流派出现的。真理是通过实践和比较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也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五四”以后，改造社会的呼声迅速高涨，出现了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局面。在名目繁多的改造社会的设想和方案中，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工读主义试验，曾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生过较广泛的影响。例如青年毛泽东在改造社会的探索中，也在这时草拟过准备实践工读主义的建设新村计划。北京等地“工读互助团”的出现及其迅速失败，使广大进步青年从亲身实践中体验到改良主义的舛误。这种“创造新社会”幻想的破灭，促使他们转向科学社会主义，选择对社会问题根本解决的革命道路。从这个在比较中确立真理地位的认识过程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力量，也说明了李大钊传播这一理论的深远意义。

　　李大钊对唯物史观传播的影响作用是多方面的。如前所述，他在北京大学先后开设的《唯物史观》等理论课程有五门，这是我国高校最早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保存至今的一份1923年北大政治系贺姓学生的《唯物史观》试卷——这份经李大钊批阅并给95分的试卷——对“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试题的回答，纵以今日之水平视之，其观点也是正确而全面的，令人刮目相看。试卷写道自有马氏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历史学开一新纪元。也是影响于史学上最大之点。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期的历史者，研究历史原因的人很少，他们多以为历史家的职分不外叙述些政治上外交上的史实，那伟人说或天才说解释史实的还算深一点的，其余的不是受神学观念的支配，便是主张宗教是进化关键的人。还有些迷信君主万能的历史家，把君主的动作言语看成历史。自马克思唯物史观出世后，这些唯心解释的企图都一一失败了，不得不进取于唯物的解释，史学的价值才日日提高，日日倡明，全都是受马氏的影响。所以有历史眼光的人，都说马克思是辟新路的持刀者，是历史上最大的新纪元。由他影响观之，马氏真不愧为纪元人。“这无疑是反映唯物史观在我国早期传播情况的一个弥足珍贵的佐证。又如，北大政治系学生萧一山，1920年入校后致力于清史研究，他充分利用北大丰富的史料，并得到李大钊的指导，于1923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清代通史》。这成为当时轰动史坛的一件盛事。李大钊在为其撰写的序文中，希望萧氏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把有清一代的历史写成中国国民的历史；他并在序中专门论及史学研究的价值积累代学者之绩业，必能发见足以解释一切史象之法则，而与人生进路以豫见之导星，此史学之所以有大效用于人生也”。而作者在该书叙例中也专门写道：“近世‘唯物史观’之学说兴起，谓经济之趋势，当求诸历史；历史之变迁，亦根据于经济；二者有相互之关系，而历史之因革，尤以经济为转枢。此盖社会主义之大旨，而以目前的实际生计问题为中心者也。”特别是直到40年之后，作者在台湾将此书修订再版时，叙例中仍保留这一段话。这些都说明了李大钊传播唯物史观的影响之深刻。

　　诚然，李大钊在指出当时高等学校的史学教授无不受唯物史观影响的同时，还说在公立学校的初级史学教员，“尚未觉察到这样程度的变动”。这种情形，随着传播工作的深入也有所变化。据统计，在1920年至1930年的10年间，公开出版的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著述在内的马列著作中译本达80余部，同时还翻译出版国外学者研究唯物史观的如荷兰郭泰《唯物史观解说》（1921年）、俄国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1929年）、日本河上肇《唯物史观研究》（1930年）等多种专著。在极端艰难的严重白色恐怖下，一些进步学者仍继续从事这项传播工作。如1928年中共党员楚图南和其他进步教员在山东曲阜二师公开讲授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便是一例。

　　应当着重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传播活动，也为正在酝酿的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李大钊在宣传唯物史观的工作中，注重于把史学与哲学、历史观和人生观结合起来，启迪青年在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建立起积极的、向上的、健全的人生观，使自己“在此无始无终，奔驰前涌的历史长流中”，能够“明察历史的性象，以知所趋向”。从而认识到选择“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李大钊正是通过这样的工作，引导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使之同时能够初步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这对于当时的建党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五四”前后，青年毛泽东曾有过两次北京之行，特别是第一次曾在李大钊主持的北大图书馆任职约半年时间。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不但在这时读到李大钊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而且在他们的交流中，李大钊所重视的唯物史观方面的思想作为一个重要话题，当是情理中的事。而毛谈到的第二次北京之行读过的几本书，更是包含了对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了解和掌握。1920年9月以后，在毛泽东与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关于建党问题的通信中，蔡和森在来信中专门指出：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毛泽东在复信中表示完全赞同蔡的观点，并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表明，把唯物史观确定为党的理论基础，是这时从事建党活动者的共识。由此可见李大钊最早在我国以极大热情系统宣传唯物史观的重大意义。虽然，李大钊在传播中还没有直接把唯物史观和建党问题联系在一起，但是，他把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联合工人的实际运动上面，因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也就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从李大钊传播唯物史观的工作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研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的。李大钊很早就提出要把“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他不仅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社会问题，而且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实践，也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曾说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个思想的深刻性已为我们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所证明。这个思想的价值还不仅在其本身，更在于它所反映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可贵的探索，及由此在长期革命与建设中所形成的党的优良学风。这对于我们党有着永恒的思想价值。

　　五

　　自李大钊最初传播马克思学说以来的80年间，中华大地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充分证明中国人民对这一革命指导思想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的正确性。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恩格斯曾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视为马克思一生的两大贡献；认为由于这些发现，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介绍，虽然个别处还未必精当，但从总体上，今天读来仍强烈感受到那熠熠生辉的思想光芒，体味到它对今天实践仍具有的现实意义。

　　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新的时代条件和中国国情，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次成功的实践。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政策，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论述，都处处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基本点出发，深入论述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他在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要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等重要思想的同时，又反复强调“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样既反对了那种否认多种所有制结构需要长期共存的“左”的倾向，同时也警惕在改革与发展中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右的倾向。毫无疑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断完善公有制经济，这是一条非常明确的、贯串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提和内涵，就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现实的社会生活都告诉我们：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最终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公有制又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同时，公有制也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权利的基础保障，只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巩固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所以，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公有制是不可须臾离开的。若是否定了公有制，社会主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李大钊唯物史观思想的现实意义当然会涉及许多方面，这里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战斗的、批判的。当年李大钊就是在批判各种唯心史观中确立唯物史观的，这种批判的精神仍然是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发扬和正确对待的。在我们克服了过去“左”的幼稚病，恢复了本来意义的批判精神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是不应被丢弃不用的。这正如恩格斯在致格·特里尔的信中所说：“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高校理论战线》，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