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二章 李大钊与五四精神

　　“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高擎“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以前所未有的战斗姿态，向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与吃人礼教、专制与愚昧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形成了至今仍为人们所乐道的五四精神。这一精神，不仅直接影响着近现代中国青年运动，而且也表示了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新导向，其意义之深远是十分显然的。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是既包括1919年发生的爱国政治运动，又包括源起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启蒙运动，即新文化运动。这期间，正是我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五四爱国运动成为这一新旧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因而作为五四精神，也就不能不表现出这一历史转换时期的特点，它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也不能不发生深刻的变化。

　　“五四”时期涌现出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瘅精瘁力”的先进分子。李大钊正是这一精英群体的一个杰出代表。他是我国最早实现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所表现的特有的战斗性和深刻性，对许多先进分子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明显的作用。李大钊的思想和活动的轨迹，无疑对五四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

　　在近代中国，民主和科学思潮的出现，并非偶然。从根本上说，它们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产物，是适应民主革命发展的需要。

　　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面对外侮纷至、国势日衰的险恶情势，在爱国拯民情怀的激励下，开始了对历史的思考。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求挣脱封建传统思想强力的束缚，窥探西方世界国富兵强的奥秘。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19世纪后半期的初步发展，也为接受西方新思潮准备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历史似乎在开玩笑。西方国家的大炮轰塌了古老中国的围墙，随之而来的是残杀、掠夺和无穷的灾难，但同时又输入了诸如进化论、天赋人权说一类的新思想。一些聪明的中国人逐渐学会了把西方这一文明与强盗的两面人加以区别对待，企求从西方的文明中汲取振兴中国的养料，用以遏制西方强盗的入侵。于是，一批代表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热心于传播西方的“新学”。应该说，发生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的变法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宣传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然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在中国民主主义的实际运动中，却不能取得与西方国家同样的成效。

　　民主和科学作为鲜明的纲领性口号提出，则是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这次运动，是在辛亥革命成果丧失、封建军阀势力窃国弄权，民族的和社会的矛盾空前尖锐；同时民族资本主义又获得暂时发展的机遇，政治的和文化的力量有一定的增强，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1915年9月，陈独秀在他独力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首先揭橥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声称“科学”与“人权”（即民主），“若舟车之有两轮”，“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以义无反顾的精神，用民主和科学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和衡量一切的标准，批判与它们不相容的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这场以传播民主和科学为特点的思想启蒙运动，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无疑都超出了鼓吹者的前辈。

　　李大钊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开始步入政治论坛的。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卓越战士和主将之一，积极投身于这场深刻的反封建思想斗争。李大钊在“五四”前期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章中，反映了他从一个爱国者到革命民主主义者并逐步成熟的过程。可以说，在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中，已经显露了他兼有思想家的锐敏深邃和战士的勇猛无畏这样两种品格。他的思想文章以其深刻的和独到的见解，以及气势恢宏的风格，为这一时期的民主和科学口号增添了战斗性很强的内容和新鲜的气息。

　　诚然，李大钊早期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思想，与同时代的革命民主派相比较，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不彻底性，然就其主要的方面与一般新文化运动参加者相比较，又确有其自己突出的特点。这主要是：（一）注重政治上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辛亥革命后不久，他就以敏锐的洞察力，最早揭露了袁世凯窃夺革命成果后出现的“假共和、真专制”，愤怒地指出令人扼腕浩叹的现状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当袁世凯的复辟面目暴露之后，他立即投入维护共和的实际斗争。他深刻分析了封建专制是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根源，发出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再造青春之国家的战斗号召。他尖锐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明确表示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也“》。坚定地表达了要求根除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制度的政治信念。（二）鲜明的反帝爱国思想。他积极参加救亡图存的实际斗争，并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了一定深度的分析。当1915年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痛切剖析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一贯国策，”大欲难填，野心不死“二十一条”就是使我“断绝根本兴复之生机”的明证。他在深入揭露日本亡我野心及其既凶残又阴险手法的同时，还缕析了帝国主义各国分割中国的态势，特别指出，列强之于中国，都如同“虎狼”扑食，如若图一时的牵制，取“引狼拒虎”的政策，丧权辱国的痛史“势又缘兹以起，且至不可收拾”。这是对近代中国一个重要历史教训的深刻说明。（三）唯民主义的观点。他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一定程度上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他曾说恶政苦民，有如猛虎，斯诚可痛，亦宜亟谋所以自救之道。他把反侵略斗争的希望寄托在国民的奋起自救，“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他相信光明缉熙之运，唯待吾民之意志造之，唯赖吾民之实力辟之。表现了对群众力量和奋斗必胜的信心。（四）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因素。他在探求真理和参加实际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初步的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宇宙是客观存在的，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而旧的毁灭”和“新的再生”是客观世界运动发展的法则。基于这样的观点，他坚信“青春中华”必将代替白首中华，青年应奋其回春再造之努力。正是这种闪烁着唯物辩证法光辉的思想，指引并鼓舞了青年走向积极的、进取的革命人生道路。

　　上举数端，表明李大钊早期思想所达到的深度，无疑是超越了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反映了这一时期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播所达到的新高度。诚然，李大钊这时所热烈追求的民主政治，如他自己所说，是“唯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即企求的仍是以代议政治为特征的欧美式的民主共和国。而他的唯民主义主张的主体，则是“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即把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如果说，李大钊早期思想上的积极因素大大超出了他的前辈，那么，他的政治主张则没有增加多少新的东西。他孜孜以求的“青春的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还是比较空泛、粗糙的，它的实际内容也仍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应当承认，任何思想家都只能依据历史所能提供的舞台进行活动，在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还是惟一可供中国人民选择的出路。问题在于，历史已经判明，近代的中国已经失去了实现这一方案的机缘，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流产就是有力的证明。

　　很显然，在“五四”前期，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新文化运动战士传播的民主和科学思想，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它虽然在当时反封建文化思想斗争中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并不能正确回答中国的出路问题。李大钊的政治视野当然不能不受到这种历史的局限，例如，他从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出发，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思想，但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仍缺乏清醒的认识，他曾认为像日本这样的“官僚政治”国家具有对外侵略的本性，而像美国这样的“民主政治”国家则不会向外侵略，他赞扬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还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公理、正义等口号，赞为“平和的曙光”等；又如，他猛烈抨击了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假共和、真专制，但对“民权旁落”的原因还主要看作是“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而对封建军阀统治的阶级本质缺乏深刻认识，因而他曾把袁世凯的死看作“青春中华之创造，实已肇基于此甚至把袁死后诸如元宵开禁之类的动作，也视为”共和复活之所赐“；再如，他提出”再造青春中华“的积极主张，但找不到实现的正确途径，他虽然向往革命的变革，但又倾向以改良的方法，即从教育入手实现民权，认为”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民力既厚，权自归焉，等等。

　　正如恩格斯在评论法国启蒙运动时所说的：“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这种时代的局限，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思想家身上则表现得更明显不过了。李大钊在政治上对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他感到彷徨、失望以至悲观。他在1914年就曾无限感慨地说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能，谋遏洪涛，昌学而已。而当1917年张勋再演复辟丑剧时，他更为自己的“理想王国”梦幻的破灭而慨叹，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这种情形并非李大钊一人所独有。鲁迅后来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确是道出了这时一般先进知识分子的心态。这种“失望”和“颓唐”，既反映了他们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场革命结局的完全失望，也表现了他们经过对民主和科学的呼唤之后仍然看不到前景的深刻反省。

　　当然，在这种失望和苦闷之中，还蕴含着对新的出路的思考和探索。1918年5月，李大钊通过自己深沉的观察与思考后说：“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举国的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是觉得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阶段，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灵性”。

　　“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这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它也将由历史的发展给予正确的回答。

　　二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振奋了中国进步思想界，李大钊首先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欧美转向了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

　　马克思主义在这时传入中国并逐渐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这决不是偶然的。除了中国工人阶级正在日趋觉醒这一重要的社会条件外，还应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以极端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举世滔天之祸，全欧陆沉之忧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极大的怀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接连破灭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噩梦”，陷入彷徨无路的中国先进分子不能不开始新的探索；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新的典范。本来，社会主义对中国先进分子来说，还只是一种书本上的东西，陈独秀在1917年初还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唯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现在社会主义在东方的一个大国成为现实，这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人类历史和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启迪了他们对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于是，他们开始学习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积极的、活跃的因素，和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初步接触，为他迅速而坚定地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他反封建专制的不妥协的、彻底的战斗精神，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见解，使他勇于追求真理，不保守自己已有的认识。他曾说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表示了一定的怀疑和保留。他进而认为，如果代议政治难以实行，“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校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可见他对政治制度的选择，是着眼于有利社会的进步。因而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一传入中国，他就敏锐地捕捉到新时代的信息，并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和真诚的理解。诚然，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一批先进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转变都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而都经历了对旧的思想不断扬弃和对新学说的逐步理解，以及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深化和自我改造的过程。因而在李大钊最初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仍然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就是合乎思想发展逻辑的现象。但必须肯定，这时李大钊在他的传播活动中，主要的和突出的方面，是第一个向中国人民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倡导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正因为这样，他的传播工作给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口号注入了全新的因素，使之发生了合乎新的时代要求的变化。原来企求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造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现在则变为要求人民民主，即李大钊所说的庶民的民主、劳工的民主，并把争取民主同社会主义联结起来。

　　李大钊首先集中论述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划时代意义，并初步把中国革命同这个新的世界革命联系起来，从而赋予民主政治以新的时代内容。我们知道，当一个历史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人们要准确把握它的本质是不容易的。何况，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已成为全世界反动势力竭力攻击的目标，迷漫全球的是对革命俄国的歇斯底里般的诅咒声。这种反动宣传曾使许多人对十月革命产生怀疑和恐惧。而李大钊则透过反动派欺骗宣传的迷雾，看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在1918年7月同时发表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和《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两篇文章，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透彻地说明了十月革命的性质、意义和人类历史的新希望。先是，他从东西两大文明体系的比较中，看到代表封建主义的东方文明和代表资本主义的西方文明都面临无法解脱的危机，从而把希望的目光转向十月革命显示的新文明上。他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这里所说的俄罗斯文明，是指十月革命形成的历史新潮流、新文化，李大钊把它作为挽救世界危机的新文明的泉源。继之，他把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20世纪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作了比较，指出：“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按：指国际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明确判定了处在不同历史时代的法俄革命的迥然不同的性质，“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他认为正是这一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他预言：“20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他强调对于这“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我们的态度“惟有翘首以迎”，“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虽然文章还有一些唯心主义的表述，但对十月革命的洞察和认识的深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种同类文章在当时世界各国也是不多见的。

　　四个月后，李大钊又陆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和《新纪元》等论述十月革命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仅更加坚定、更加热烈地继续讴歌十月革命，而且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十月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作了较深层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指明俄国革命所展示的基本内容。这主要是：（一）指出指导这个革命的是布尔什维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二）指出这个革命的目的是要“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三）指明这个革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力量，认为这种20世纪的群众运动必将战胜一切反动势力而取得胜利。李大钊从上述认识出发，把十月革命喻为“惊秋之桐叶”，“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他并从这个新的革命时代中看到建造新的中国的一线曙光。他说，十月革命对于中国，“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在李大钊以后的论述中，则更加明确地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即新的世界革命一部分。

　　由此可知，这时的民主主义已不再是法国革命时代的旧民主主义，而是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相联系的新的民主主义。虽然早期共产主义者还不能科学地区分中国革命发展的两个步骤，往往把社会主义作为直接争取的目标，但是对历史时代发展的正确说明，却确是使原来民主的口号发生了质的变化。

　　其次，深刻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联合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从而把争取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同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这是中国民主革命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然而这却是包括新文化运动参加者在内的中国先进分子长期没能正确认识的问题。近代中国革命惨痛的历史教训都同这个带根本性的缺陷相联系着。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由感性进到理性认识的阶段，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这个工作，也首先是在李大钊的著述中开始的。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们普遍迷惑于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庆祝英美等协约国胜利的时候，李大钊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露了这次大战的真正原因，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从经济的和阶级的根源上开始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明确的认识。1919年1月1日，他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第一次准确地表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日本军国主义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实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它是与民族自决主义直接对立的。他并明确提出了“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即实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的斗争任务。在五四运动期间，他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正确指出当时正在发展的爱国运动，不能只限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要求撤换几个亲日派官僚，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的分赃活动，已经彻底撕去了它们所谓的人道、正义、和平的虚伪面纱，证明”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引导人们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整个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从而把反对帝国主义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联结起来。同时，他还深刻地指出外国驻华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形象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军阀统治者之间的主与奴的关系。

　　对于应当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李大钊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深刻总结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经验，阐明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思想。这就是：一方面，不畏惧帝国主义，不轻视“民众势力”。他说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象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威权，因而产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他搏战，信他必可摧拉；另一方面，要认清“挟国际猜忌、利权竞争的私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绝讲不出公道话来，对它不应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强调我们应该信赖民族自决的力量，去解决一切纠纷，不可再蹈从前‘以夷制夷’的覆辙”。这里所揭示的两个思想，是只有在透彻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的基础上才可能提出的，这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无疑地，李大钊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揭露并首先把反帝同反封建的斗争联结起来，正确回答了中国人民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在认识上和实践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也为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热烈向往的民主科学指出了实现的正确道路。这个事实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

　　再其次，阐明以人民群众为革命主体的思想，从而把资产阶级民主发展为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热情歌颂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中表现出来的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认为这是滔滔滚滚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反动势力都不能防遏得住的。他特别指出今后人类发展的前景必将是“劳工的世界”，并在1919年纪念五一的文章中就预测了中国工人运动必然会发展起来。这时他已抛弃了要以中产阶级为中心势力的旧观点，断定“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他阐发了人民群众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的观点，他说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他还提出人民群众要依靠联合的力量，去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由于李大钊这时已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主体和革命的依靠力量，因此他开始用平民主义或平民政治代替资产阶级的代议政治的提法。这就是说，他要求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李大钊后来在论述平民政治时，就尖锐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明确指出：真实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这表明，李大钊这时所指的平民政治，已经是与资产阶级民主相对立的，而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民主政治。

　　这样，“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潮，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由原来的旧民主主义开始向新民主主义的变化。这一变化，适应了新的时代要求和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从而也把民主的精神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也正因为这样，民主已不再是一个空泛的“理想王国”的口号，而成为引导中国人民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的战斗旗帜。这种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明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虽然还是很初步的，但已经开始显示了这一新理论的特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从而不断扩大它自身的影响。许多先进分子正是从这里开始认识和接受这一学说的，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例如这时的鲁迅虽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但他从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先驱者的事业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使他终于由沉默而呐喊而战斗，并为了“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有意识地“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由此可见李大钊的传播工作所发生的深刻影响。

　　三

　　李大钊不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赋予民主以新的时代内容，使民主这面旗帜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还在科学领域，除了原来的自然科学而外，初步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真正的社会科学，并使之成为指导革命斗争和社会进步的锐利武器。

　　民主和科学是相互联系的，正如专制和迷信也是互相依赖着的一样。在“五四”前期民主和科学思潮中所讲的科学，还主要是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这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努力传播并运用西方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成就及其中自发的唯物论思想，去同鬼神迷信、封建教条和宗教唯心主义作斗争。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虽然还有缺点，但应该肯定是有重要建树的。这正如陈独秀1919年为《新青年》写的《本志宣言》中所说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但是，如果说，这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在自然科学方面，大体上是拥护唯物论的，那么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则仍然停留在进化论、唯心论的认识水平上。中国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普遍地是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解释社会历史，把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生物竞争说看作是适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自从19世纪末，严复把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介绍到中国后，正在寻求民族自强的中国进步思想界就把它视为“经典”，成为鼓舞国人奋发图存、自重自强的思想武器。不可否认，进化论的观点，对于破除“历史循环”论、“道德复旧”说等等陈腐说教，破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起过积极的作用；它使人们相信社会制度、伦理道德都要适于社会环境变化的需要而变化，相信新旧嬗替、青春战胜白首的一般法则。但是，进化论的观点并不能提供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更不能正确回答中国的出路问题。相反，那种“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庸俗进化论观点，还往往掩盖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甚至成为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工具。陈独秀就是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在于自己的不长进，而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在1914年由于激愤于国内政治的黑暗，竟至提出欢迎外国的干涉，这纯是十足的昏话。在近代中国，天演一说确是振奋了进步思想界，但同时又成为先进分子认识进一步发展的羁绊。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新文化运动的前期，而早期的李大钊亦不能免。李大钊早期思想有虽不完备、却颇活跃的唯物辩证法观点，但他的哲学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进化论、唯心论，而后者的束缚作用也是明显的。他在《青春》一文中对德意志帝国的错误赞扬，便是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的一例。应该看到，庸俗进化论思想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是中国先进分子在一个长时期内，不能正确理解“自强”与反帝、渐进与革命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上的根源。

　　这种情形，直到中国少数先进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后，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李大钊是在我国传播并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先驱，这在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工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在1918年以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文章，并先后在北大、女高师、师大、中国、朝阳等多所大学开设相关课程，发生了很大影响。他运用唯物史观廓清思想界浓重存在的唯心史观迷雾，并运用这一新的历史观、方法论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变革，考察中国的社会问题，是随着他自身认识的不断提高和深化而日臻成熟的。他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和运用——这在我国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大钊在宣传和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以唯物史观取代了唯心史观，以阶级论取代了进化论，奠定了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他相当准确、深刻地把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作了原则的区别。他指出：“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旧的历史观，即唯心史观，是“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新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则是“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他对社会历史变动的原因作了深层的分析，认为“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民群众“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力量。因而离开了“物的势力”，便不能理解历史变动的真正原因，那种用“心的变动”解释历史的进化，是因果倒置，是对历史发展的唯心的解释这就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指明了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同时，他又认为社会的进步不是等待“经济生活”的自然变动，而是肯定“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认为阶级斗争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政治活动，“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因而在当代的解放运动中，只有用这一学说发动工人运动，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制度的变革才有可能实现。根据上述观点，李大钊号召人们摒弃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旧历史观，树立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新历史观。他指出，把历史变动归结于外力的作用，只能“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而把历史变动归结于“天命”和王公世爵的活动，这种历史观完全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进而，他明确提出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即把历史科学作为“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这表明，李大钊在我国第一次使历史学成为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成为指导和促进历史进步的科学。

　　李大钊在论及历史学时曾说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而他在中国传播和确立唯物史观，也同样具有这样的意义。

　　李大钊传播唯物史观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初步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导了革命的实践斗争。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这就正确地论证了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等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因而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它的上层建筑也必然引起相应的变化。他运用这一原理，具体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并第一次对“五四”时期正在展开的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作了科学的论证。他认为中国封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文化思想，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基础结构”的反映。他指出：“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而是因为”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这是孔门教条得以沿袭的深刻根源。他认为，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动，近代的思想潮流也发生了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为封建经济基础和专制制度服务的孔门伦理，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另一方面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在这种解放运动的潮流面前，纵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播‘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他特别指出，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劳工阶级的觉醒，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新观念，并预示了工人阶级必将通过对社会的根本变革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他的这些精到的见解，从根本上批判了封建复古主义的种种谬论，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一个历史法则：在近代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根本动摇和新思潮的兴起，都是不可逆转的。

　　这里，李大钊对孔子学说的批判并不限于思想批判本身，而是深入剖析它的根源和本质，这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在输入西方新思潮、“打倒孔家店”的战斗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偏颇，这就是当时的先进分子较普遍地误认为，依靠这种思想的力量就能够促使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又由于这种夸大精神力量的作用，因而在对待文化思想上又容易出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式主义弊病。而李大钊的上述见解告诉人们：第一，孔子只是一代哲人，并不是“万世师表”，批判的锋芒主要是指向为封建经济基础服务的封建纲常名教、伦理道德；第二，既然是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那么，“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这个科学的论断，引导人们认识只有经过社会革命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

　　李大钊在考察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时，对于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作了更加明确的论证和表述。还在“五四”前夕，他在《废娼问题》一文中，就提出了“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主张，他说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稍后，在他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篇论文中，又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见解。这一正确的主张，遭到了实用主义者胡适的非难，竟把它称为“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五四“以后展开的李大钊与胡适派的争论，即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一次大论战。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坚持了中国社会问题应当”根本解决“的革命主张。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科学地论证了只有根本改变旧的经济基础，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之后，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才能随之解决，并强调阶级斗争是实现”经济的革命的根本方法。通过这次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当时先进分子所关注的中国社会改造问题指出了一条惟一正确的道路。

　　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论述还涉及其他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由于本文不是专门讨论他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思想，因而不再赘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唯物史观的传播，不仅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使先进分子开始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李大钊曾描述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这反映了上述两方面的情形。

　　同样需要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它传播的初期，也只是作为“五四”时期众多新思潮中的一个流派出现的。真理是通过实践和比较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五四”以后，改造社会的呼声迅速高涨，出现了百家竞起、众说争鸣的局面。在名目繁多的改造社会的设想和方案中，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工读主义试验，曾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生过较广泛的影响。例如青年毛泽东在改造社会的探索中，也在这时草拟过准备实践工读主义的建设新村计划。北京等地“工读互助团”的出现及其迅速失败，使广大进步青年从亲身实践中体验到改良主义的舛误。这种“创造新社会”幻想的破灭，促使他们转向科学社会主义，选择对社会问题根本解决的革命道路。

　　综上可知，“五四”以后的科学思潮，已经是包括自然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这样两方面的内容。诚然，李大钊同样是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他曾专门著文提出中国人民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思想，主张“竭力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奋其勇气以从事于动性之技艺与产业”。但他懂得单靠自然科学是改变不了旧中国的现状的，而它自身也得不到充分发展。因此可见，李大钊对科学内涵的重要发展，不仅以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为科学精神奠立了牢靠的基础，而且其社会革命学说的实行也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四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分子运动；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也还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敢或不屑发动和依靠群众，曾是中国先进分子的一个致命弱点。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虽然怀抱为民众争民主的目的，开始意识到启迪民智对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并为此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对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仍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也依然同广大群众相脱离，这不能不是初期新文化运动没能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当李大钊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就深切体察到“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的社会苦难并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相当的了解和信赖；而当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更是迅速提高了对人民群众的认识。他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同时，还号召先进的知识分子必须深入到工农中去，努力在他们中间工作，共同创造新的历史。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就说过：“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并具体提出了“到农村去”的主张。李大钊在这里所说的“现代的新文明”，就包含经过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赋予新的内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也是指他认定的十月革命所展示的新思想潮流。李大钊的这个著名思想，应该说是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这一重要命题的最早的、然而也是明确的表述。

　　应当着重指出，李大钊这时能够提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结合的思想，是同他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寄希望于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这一新认识紧密联系着的。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以极大的热情注视中国工农阶级苦难的现状，努力唤起人们对工农大众解放事业的重视。他在《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中，以无限的同情描述了中国工人遭受的非人待遇，指出那里的工人“无昼无夜的象牛马一般劳动”，他们的处境简直如同地狱一般；他还对工人的自觉斗争寄予厚望，并在实际上指出组织工人团体的必要性。他在谈到中国农民的生活时说：“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认为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这里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指明教育和发动农民的重要意义。而他在论述妇女解放的问题时，也明确指出妇女运动必须和劳工运动相联系，妇女的真正解放只有在工农大众的解放中得到实现。李大钊特别强调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这包括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女子对于男子要求解放等等，现代政治或社会里边所起的运动，都是解放的运动。

　　李大钊还十分重视推动工农实际运动的开展，强调决不能把工农的解放仅仅停留在纸面上。1919年5月1日，在他的直接帮助下，北京《晨报》副刊出了《劳动节纪念》专号，介绍国际劳动节的由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鼓吹工人阶级的“直接行动”。到了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在李大钊的影响和领导下，北京大学的工人、学生五百多人举行了纪念大会。这一天，北大的先进分子和工读互助团的团员们，在北京城内第一次发起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示威游行，沿途散发了几万张《北京劳工宣言》，号召大家起来，把所有不做工的官僚、政客、资本家驱逐净尽，把田园工厂以及一切生产机关收归自己管理。为纪念这一年劳动节，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专文，详尽介绍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历史，号召中国的劳动者，要把“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同时他殷切希望：五一运动，不要“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而要成为劳工阶级的运动，街市上的群众运动。李大钊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要求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群众中去，先进分子同工人运动相结合。

　　李大钊这时提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的号召，是包含着这样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思想。一方面，知识分子要深入工农群众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创造新的革命力量。李大钊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启蒙教育作用，他曾说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知识阶级要作民众的先驱，去“开发他们”，教育他们懂得“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的道理这种宣传教育工作，就是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即把社会主义的原理，劳动人民解放的学理，灌输到工农群众中去。他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中，痛切地教导青年说：现在社会大多数劳动的人都被少数不劳动的人掠夺一空，因而最苦痛最悲惨的人就是这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然后”把他们提醒，大家一齐消灭这苦痛的原因。这是对青年的战斗号召，它在实际上指明了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深入工农群众的过程中，要努力改造自己。他号召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到最艰苦、最黑暗的地方去奋斗。在工农群众中，要采取“尊劳主义一锄一犁的作那辛苦农民的伴侣，和工农群众溶为一体吸烟休息的时间，田间篱下的场所，都有我们开发他们，慰安他们的机会”。他指出：“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他认为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应该是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而“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这就是说，革命知识分子必须是忠于人民，献身于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的。

　　诚然，李大钊提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还是初步的，他在论证知识青年应当“到农村去”的主张时，也还表现出受到诸如民粹主义和新村主义一类思想影响的痕迹。这种对十月革命历史的某种误解，民主主义思想的残留，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言论中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应当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初期所不可避免的暂时性的现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李大钊毕竟是真诚地从十月革命中寻求中国的出路，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因而他论述的方向及其基本精神，是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指引并鼓舞了一代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道路。例如，1919年3月，北京大学由邓康即邓中夏等发起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原来是在蔡元培平民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主要向市民进行宣传活动。五四运动以后，在李大钊的影响和指导下，他们开始深入到丰台、长辛店等地农村工厂活动，同工农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原来讲演团活动的基础上，又派邓中夏等到长辛店成立了工人劳动补习学校。随后，在他们的具体帮助下，成立了工会组织性质的“长辛店工人倶乐部”。他们的工作，代表了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先进分子活动的方向。

　　“五四”时期的历史表明，中国先进分子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实现这种本质的改造和飞跃，主要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参加革命实践、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这正是以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走过的共同道路。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五四”时期，谈论社会主义曾经是一种时髦。像罗家伦、戴季陶这样的人也称颂过十月革命，然而，他们却是站在工农群众对立的方面，不过是一时趋新学舌，或干脆是为了遏制科学社会主义潮流在中国发生。罗家伦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一面谈论“社会革命”，一面又说中国的普通人民一点智识没有，若学习十月革命，中国将变为“生番的世界。戴季陶则公开承认他之所以谈论社会主义，就是为了”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避免他们将来纷纷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即防止工农革命的发生。他们后来所走的道路，正是这种敌视工农群众的必然结果。

　　陈独秀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典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筹建时期，南陈与北李齐名，而他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作用是勿须怀疑的。然而，陈独秀在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人民群众的态度，甚至继续蔑视人民群众。他在这时仍认为：“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当然，陈独秀后期滑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对待人民群众的错误态度，不能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陈独秀道路的悲剧性，值得后人长而思之。

　　最后还有必要指出，那种形式主义地理解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想，甚至提出所谓“再教育”、“再改造”之类的口号，把它变成一种强制性、惩罚性的手段，是“左”的歪曲，是完全不足取的。但是，当我们彻底摒弃了这种“左”的幼稚病之后，应当肯定，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正确结论，确是代表了“五四”时期一代先进知识分子所开创、所走过的革命道路，确是从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五四精神。这一精神的实质，正如李大钊所说的，知识分子应当成为“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无疑地，这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并发扬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

　　五四精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仅从李大钊思想的发展及其影响这一角度，论述了“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思潮内涵的变化，表明这一时期提倡民主，提倡科学，已经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结合起来，而进步知识分子也开始走出狭小的天地，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无可否认，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在这方面的工作，确是代表了“五四”时期汹涌澎湃的新思想的主流，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要求。我们所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五四精神，正是这一历史必然的集中体现。当然，我们在如实地反映这一历史性变化的同时，也绝不能低估“五四”前期以民主科学为旗帜批判封建旧文化旧思想的积极意义；何况，它在今天也仍然是我们继续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应当肯定，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为民主和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旧中国所不能比拟的。但也毋庸讳言，由于我们党在一个长时期内，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清除封建主义的遗毒认识不足，特别是对封建意识形态在党内，包括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的影响认识不足，而片面地把资产阶级思想夸大成包罗万象的东西，否认批判地吸取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的必要性。这种形而上学的猖獗，不能不严重阻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的发展；没有科学的进步，民主也难以巩固。十年内乱这一历史性的惩罚，使我们对中国仍然需要民主和科学的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深信：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将更好地发扬五四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通过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建设和科学事业的发展。

　　（《高校社会科学》，1989〈4〉；收入《李大钊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