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

第十章 倡导平民教育的社会教育思想

　　社会教育，是指学校以外的文化教育机关（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展览会等）对人民群众和少年儿童进行的教育。它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活动促使科学文化知识普及化，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社会教育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不遗余力，而且经他倡议在国家教育行政中增设专门机构，使社会教育成为国家教育行为，成为国家教育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经她倡导，社会教育在当时国运艰难的情况下得以延续，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正如他的继任者范源廉在国务院宣布政见时所宣称的：蔡前总长对于整顿教育之办法，首重社会教育，盖共和国体贵在人人有普通之智识，本总长当接续进行。由此可见蔡元培对社会教育的重视并得以延续。他对社会教育的倡导及其为此发表的许多真知灼见，是很有历史价值和现实借鉴的意义。

　　一、“而后无人无时不可以受教育”

　　重视社会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中的一大特色。他出任民初教育总长时就提出：前清“学部有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两司，我为提倡补习教育、平民教育起见，于教育部中增设社会教育司”。这就在国家教育行政机构中确立了社会教育的地位。为此，教育部专门通电各省，筹划社会教育进行办法，电称：“现在国体变更，非急谋社会教育之进行，不能应时势而收速效。本部社会教育司现分三科，第一科主办宗教礼俗，第二科主办科学美术，第三科主办通俗教育。此对外官制尚未议定颁布，各省教育司对于社会教育一项，亦应有暂时办法，以谋急进。京师学务局已设立通俗教育科，由部核准开办；各省是否应行仿此办法，先设一科，或三科分设，应请饬由该教育司酌量地方情形，悉心筹划，妥为规定，电部查核。”对社会教育工作作了认真的部署。1916年12月，蔡元培从欧洲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应邀到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讲演。他在讲演中对这个成立不久的研究会在通俗教育方面所做出的成绩，倍加称赞，并强调“窃以通俗教育在二十世纪中，实为当务之急”。这里所说的通俗教育，就是对平民的社会教育。他主持北大期间，主张学校向社会开放，招收旁听生，举办夜校、补习班，使人人都能进来学习；鼓励学生走出校门，从事平民教育。后任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时，同样在大学院内设立社会教育处，并通令各省，规定社会教育的经费应占全部教育经费的20%～30%，以有效地推动社会教育工作。蔡元培如此重视社会教育，使它在整个国民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不是偶然的。

　　首先，是同他积极倡言平民教育，冀望教育获得普及的理想相联系的。蔡元培委身于教育事业后，一直倡言平民教育。他所说的平民教育，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在民初倡议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时就提出：“以为必有极广之社会教育，而后无人无时不可以受教育，乃可谓教育普及”。他认为，“世界各事之进步，其动因皆由于有不平者而欲使之平”。他看到“挽近因贫富之不平，而起劳动家与资本家之纠讼。盖因少数之资本家役使大多数之劳动家，以增殖其产业。而劳动家乃转不免于冻馁，其不平也实甚”。于是有社会主义的发端，共产主义的实验，但都还未能实现其初衷。他虽然认识到“盖贫富阶级，最不易消弭也”，但又把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归结于“彼劳动家之失败，由于未受平等之教育”。这虽然还不能正确说明劳动家与资本家对立的根本原因，教育也不是能够消弭贫富差别的根本方法，但他关心下层群众，希望通过普及教育来改变他们的命运，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蔡元培正是从这里提出，要“济教育之不平，而基于普及”。社会教育“所研究者即此使不平者渐跻于平之义也”。应当说，这是蔡元培热心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基点。

　　其次，是同他引进西方先进经验，提高国民素质的愿望相联系的。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愤于国势衰微，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寻求出路。其中，德国以它的军事强国地位和完备的教育制度，逐渐引起国人的注意。洋务派思想家郑观应在1874年问世的《易言》中就说：“泰西各国，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布国（指普鲁士）尤为明备。”而他在其名著《盛世危言》（1894年）中，主张中国按西方经验建立新式教育制度，在书中盛赞德国的教育制度。他说：“盖其国之制，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德国书院（指学校）如此其多，教化如此其备，宜乎人才辈出，方兴未艾，而高执欧洲之牛耳也夫。”类似推崇之词，在当时的一些著述中并不鲜见，这当然会对以教育为职志的蔡元培产生影响。1907年蔡元培留学德国期间，留心考察德国的教育制度，并翻译过诸如《撒克逊小学（国民学校）制度》、《普鲁士学制》等关于德国教育制度的材料。蔡元培回国后在他的教育活动中，也常常以德国的教育制度和经验为例，阐述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我国教育制度的愿望。他在谈及社会教育时，曾说：“近时欧西各国，义务教育虽已甚完备，然此制仅施全国学龄之儿童，且所授者仅为初级之普通知识。若高深之学术，则仍为有力者所垄断。各国贤者，已图力矫此弊。”紧接着他专门介绍德、法等国的经验，即以普及的社会教育使失学、失业及在职的人员都能享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他说：“鄙人在德国时，尝见彼邦之大学生徒，每于校外出其所长，教授一般工人以实用知识或外国语言。至法国则有所谓平民大学，为大学教员所组织，专在夜间讲演，无论何人均得入校听讲，不因贫富年龄之故稍有歧异。”

　　蔡元培视德国为教育兴国的榜样。他认为，一个民族如果不能人才辈出，教育普及，没有高素质的国民，就将是一个无望的民族。他在1930年的一次演讲中就以德国为例说明学术、教育对于国家兴衰的关系，他说：

　　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二十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德意志便是一个好的例证：德人在欧战时力抗群强，能力固已可惊；大败以后，曾不十年而又重列于第一等国之林，这岂不是由于他们的科学程度特别优越而建设力强所致么？

　　蔡元培怀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他清醒地指出，中国今日，外则强邻四逼，已沦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内则政治紊乱，民穷财匮，国家的前途实在太危险了。他认为，我们以后要想雪去被人轻视的耻辱，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只有从学术和教育方面努力，提高我们的科学知识。但是，当时中国教育的现状却是十分严峻的，蔡元培指出：“顾三四十年来，乡里儿童就学者，不过十之二三，失学者十常七八。以如此多数失学儿童，俟其成年，再行施教，难免事倍而功半。但欲一一纳诸学校，非惟现在国家财力容有未逮；即儿童本身，往往因贫困而不得不工作以求生，虽欲入学而势亦有所不能；是我大多数之国民，永无识字读书之机会矣。”为了解决这样尖锐的矛盾，他一方面提出要“力行义务教育”，他在大学院院长任内，曾要求各地制定本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计划，并规定在两年内减少失学儿童20%；另一方面，大力提倡“推广民众补习教育”，鼓励大学师生尽量走出校门，开办平民学校，作为一项补救办法；同时他要求各种社会教育机构要在自己的活动中增加文化科学知识的含量，以利于提高国民素质，有助于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正如蔡元培在1931年6月《谈今后的教育方针》中所说的：“社会教育本为灌输知识之一种良好方法，但过去并未十分注意于其设备之目的，致社会反受许多不良之影响。今后一切展览会的陈列，民众教育的布置，以及各种游艺场所的演唱，均须以贯注科学知识、指导生产技术为目标，以收增加生产之效果”。

　　再次，是同他主张大学向社会开放，大学与社会互动的教育思想相联系。蔡元培反对“衙门式”的办学，反对把大学看作“只有大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观念和做法，主张大学“人人都可以进去”。同时，他认为大学生负有服务社会、转移风气的责任，而普及社会教育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天学校长期间，一方面，经他提倡，在校内开办校役夜班、平民夜校，这不但使校内工友有学习的机会，而且学校附近的平民及其子弟也能入北大读书。这两个夜校开学典礼时，蔡元培都以来宾身份出席并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认为校役夜班的开办，是北京大学改变的第一步，“于是大学中无论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不过单是大学中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还不够，还要全国人都能享受这种权利才好”。另一方面，他鼓励学生走出校门，从事平民教育。当时以北大学生会名义举办的平民学校，从校务管理到教学工作，都是北大学生担任，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1919年3月邓中夏等发起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就受到蔡元培平民教育思想的影响。蔡元培对于平民教育讲演团也十分重视，他说：“平民教育，用讲演的形式与平民以知识，也是一件好事。”并把它作为养成学生服务社会精神的重要途径。

　　1921年2月25日，蔡元培在《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中，对学生从事平民教育的活动，做了这样的描述：“五四以来，学生多组织平民学校，教失学的人以普通知识及职业，是一件极好的事。吾见北京每一校有二三百人者，有千人者，甚可乐观。国家办教育人力与财力均难，平民学校不费特别的人才与财力，而可大收教育之效，故是一件很好的事。”生动反映了这个时期学生从事社会教育的情景。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普及教育，而且也密切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沟通了知识分子与下层群众的接触，增强了他们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正如蔡元培所说：“北京大学教授与学生担任科学讲演，及创办平民学校，并发行白话书报，以增进平民知识。遇有国家重大事发生时，普通人不注意，北大学生们大声疾呼，为国民先导”。

　　二、社会教育的宗旨及其实施

　　1927年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院长后，又一次阐述了新教育的意义，并把它概括为养成科学的头脑、养成劳动的能力和提倡艺术的兴趣这样三项内容。后在1928年5月15日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开会词中，又把这三项内容作为教育方针提了出来，他说：

　　当大学院成立之初鄙人对于教育方针，曾经提出三点，认为今后亟须努力进行者：一、提倡科学教育，一方面从事科学上高深之研究，一方面推广民众的科学训练，俾科学方法得为国内一般社会所运用；二、养成全国人民劳动的习惯，使劳心者亦出其力以分工农之劳，而劳力者亦可减少工作时间，而得研求学识机会，人人皆须致力于生产事业，人人皆得领略优美的文化；三、提起全国人民对于艺术的兴趣，以养成高尚、纯洁、舍己为群之思想。简言之，使教育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

　　这个教育方针的表述，体现了蔡元培的教育理念，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当时社会经济秩序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其核心思想是主张教育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就他倡导的社会教育而言，一是从国民的需要出发，普及教育，二是希望通过提高国民的文化科学知识，促进国家生产的发展，体现了这一教育方针的思想。所以，他这时提出的这个教育方针，也包含了对社会教育的要求。

　　1931年11月16日，在蔡元培主持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教育组审查委员会通过的审查报告中，对社会教育的宗旨作了如下表述：“社会教育，必须使人民认识国际情况，了解民族意义，并具备近代都市及农村生活之常识，家庭经济改善之技能，公民自治必须之资格，保护公共事业及森林园地之习惯，养老、恤贫、防灾、互助之美德。”应当说，这个规定是比较具体、切合实际的，体现了蔡元培对社会教育的基本要求。

　　首先，通过社会教育增强国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蔡元培早年投身教育，就主张教育要有益己益世的作用。所谓“益己”，不是谋一己私利，而是增长自己的知识、才能，修性进德；所谓“益世”，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受教育者把自己的知识、才能贡献社会，有益于世。他一向强调受教育者要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和拳拳爱国之心，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感，有化小我为大我、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他积极提倡学生要有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要“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他再三强调人生之目的为尽义务而来，现在求学是为将来服务社会的预备。“须知服务社会的能力，仍是以学问为基础，仍不能不归宿于切实用功。”社会教育虽具有补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性质，但按照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凡是受教育者都要注意养成完全的人格，所以在社会教育中要认识国际情况，了解民族意义，以开阔眼界，增强为社会作贡献的责任意识，这样也才会有永不满足的求知动力。

　　其次，通过社会教育增进人们的文化科学知识。蔡元培认为，在一个充斥文盲的国度，既无法推进民主政治，也难以振兴实业，而且也不能在国际上赢得应有的尊重。他痛感我国失学、文盲情况严重，他说：“有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大多数人，无论有何等完善的宪法，是不过供少数知识阶级的工具，于全民是没有关系的。”他谈及民初国会屡演贿选丑剧的问题时说：“被选举者之不称职，非特被选举者之罪，抑亦选举者之罪也。使选举者而有常识，有公德，不肯放弃其责任，则被选举者何自而贿买。然则当民智未开、民德未进之时代，虽改选至十次、百次，而欲求被选举者之悉合于资格，殆不可得之事。”他以此说明开民智、进民德的重要。他把广泛的社会教育作为开民智的补救之策，开展识字教育，扫除文盲，也就成为普及教育的首要问题。

　　蔡元培作为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在普及识字教育中，还十分重视国语教育，使之能用国语作文。该会还在南京、上海等地附设国语注音符号讲习会，借以推广国语教学。1931年8月，全国国语教育讨论会通过了《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厅局推行社会教育应切实注重国语案》，提出四项具体办法：一是各级教育机关办理社会教育人员，必须认识注音符号，会国语文，否则不予录用；二是民众学校首先应教授注音符号，以便帮助识字；三是民众读物以及各项文告应用国语文编辑，文字旁边均须加注注音符号；四是民众教育馆、图书馆、阅报处等公共场所，应购办国语图表、注音书报、注音符号机片等，设法陈列，广为传习推行。1934年1月，蔡元培以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名义，又将这四项办法送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切实厉行”。对在社会教育中推广国语作了很大努力。

　　蔡元培还很重视向民众传授“近代都市及农村生活之常识”，以及初步的科学知识和技能，要求在举办展览会等活动中增加科学知识的内容，以期有助于人们求职谋生、安身立命的技能。

　　再次，通过社会教育培育国民的公共道德观念。蔡元培把德育视为教育的中坚，强调教育要养成完全的人格，而“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他痛感当时社会风气之败坏，“私德不修，祸及社会”之事，不胜枚举。所以他说：“鄙人言人事，则必以道德为根本。”他认为人生来就有吸取知识、修性进德的能力，但知识与德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人要使自己成为完善的人，“必经教育而始成定之品性”。这就是说，要经过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不可偏废的和谐发展，方能完成。而在这其中，德育是灵魂，“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是助其恶，无益也”。蔡元培主张在社会教育中，也同样要把德育放在重要地位。他说：“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因而，要培养民众“爱人如己”，具有爱群、为群之美德。使“国民之爱国心恒较发达”，认识爱国是“国民最大之义务”。

　　蔡元培在确立社会教育宗旨的同时，还很重视社会教育的设施保证，并使宗旨与设施的目的相统一。他曾说：“社会教育本为灌输知识之一种良好方法，但过去并未十分注意于其设备之目的，致社会反受许多不良之影响。今后一切展览会的陈列，民众教育的布置，以及各种游艺场所的演唱，均须以贯注科学知识、指导生产技术为目标，以增加生产之效果。”这个意见是十分正确的，反对了那种把社会教育的设施低俗化的倾向。蔡元培对社会教育的方式、方法有诸多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举办讲演会。蔡元培十分重视和推崇讲演活动，认为它便于直接传递知识和各种信息，富有感染力而且易于和听众交流，且有转移风气的作用。他曾以戏剧艺术长演不衰的舞台效果，说明讲演的魅力和教化作用。他出任南京政府教育总长后，即于1912年1月30日以教育部名义通电各省都督，促其推行社会教育，并要求以宣讲作为入手之方，电称：“社会教育，亦为今日急务，入手之方，宜先注重宣讲。即请贵府就本省情形，暂定临时宣讲标准，选辑资料，通令各州县实行宣讲，或兼备有益之活动影画，以为辅佐。并由各地热心宣讲员，集会研究宣讲方法，以期易收成效。所需宣讲经费，宜令各地方于行政费或公款中，酌量开支补助。至宣讲标准，大致应专注此次革新之事实，共和国民之权利、义务及尚武、实业诸端，而尤注重于公民之道德。当此改革之初，人心奋发，感受较易。即希贵府迅予查照施行。”这时，还批准组织共和宣讲团，嘱其“宣讲时务宜和平剀切，善为劝导，不宜稍涉卤莽”。对于江西省所送宣讲白话五册，觉其“用意周详，措辞浅显，于开通民智，极为有益”，饬其“设法推广”。

　　此外，蔡元培还派王家驹等办“北京夏期讲演会”，规定“凡有志求学，自问能领会讲旨者，皆得报名入会”听讲。这次夏期讲演会共举行30场讲演，如严复讲演“进化天演”、章太炎讲演“东洋哲学”、许寿裳讲演“教育学”、鲁迅讲演“美术略论”等。据蒋维乔日记，他还专门到夏期讲演会听讲，“由蔡先生演说”。上述这些，反映了蔡元培对演讲活动的重视。

　　二是以学校为中心举办各种平民学校、补习班和习艺所，普及平民教育。蔡元培主张教育机会均等，“不但厉行义务教育，而且推广民众补习教育，不问男女、长幼、贫富，天才或低能，城市或乡村，满、蒙、回、藏或汉族，国内居人或海外侨民务使教育普及”。他赞赏“美国人往往于假期中，利用学校，办理特殊教育”，认为这种做法我国“可以仿行”。他希望我国也能以学校为中心，把一切特殊教育事业都包括进去。所谓特殊教育，就是社会教育、改良风气等事。这样不致多头设置机关，节约有限的经费，而“学校的建筑、设备、人才，都可利用”，又使“一切教育事业，互相贯通”。他出任大学院院长后，就在大学院设立的劳动大学中附工农夜校，“使平日偏重劳力之农、工，亦有劳心之课程”。这样，依托学校推行社会教育，既简便又易收实效。

　　蔡元培十分赞赏毛泽东1921年8月在长沙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这主要因为：第一，它使文化普及于平民，术学周流于社会，弥补了现在教育制度的缺失；第二，采取自动研究的方法。蔡元培看到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后，认为它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完全与自己的“理想结合”，“喜欢得了不得”。他欣然应邀为自修大学题词说：“方今各省皆有建设大学之议，若广列科目，同时并举，师资既非易得，经费亦难猝筹，成立之缓，半由于此。湖南学者乃有自修大学之创设，购置书器，延聘导师，因缘机会，积极扩张。要以学者自力研究为本旨，学术以外无他鹄的。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随后他又专门撰文向社会作了介绍，他说：“吾实在觉得他们自修大学的组织，可以为各省的模范。……他们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

　　三是充分发挥公共教育设施及文化科学知识的作用。蔡元培重视社会公共教育设施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方面的作用，他说：“诸如美术馆、博物馆、展览会、科学器械陈列馆等，均足以增进普通人之智德，而所费亦不甚巨。”他强调只要重视这些设施的文化科学内涵，就会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蔡元培是一位富有理想和勇气的教育家。倡导平民教育，普及社会教育，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是他的一个理想。虽然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得到完全实现，但他为此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是值得后人崇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