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

第九章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教育独立思想

　　教育独立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其提出的历史背景及主要内容来看，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反对教育依附于政治、依附于宗教，强调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正如他在民初《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所说：“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这比较符合当时教育发展的要求，具有普遍的意义。二是他针对当时军阀政府摧残教育，要求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等等，而这又是同他的不合作主义相联系的。当然，这两个方面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

　　一、“教育独立议”的提出及其内涵

　　1922年3月，蔡元培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他针对北洋军阀政府摧残教育事业的严重状况，提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他的“教育独立”的主张，在当时的教育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教育独立”的要求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在1915年以后就在我国出现了。这不是偶然的。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各派军阀连年混战，北京政府政潮迭起，时局混乱，百业凋敝，这使教育危机日益严重。从1912年民国建立到1916年五年之间，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就更换了十几任，这深刻反映了当时政局的动荡。历届军阀政府忙于内战，国家预算多作军费，致使教育经费奇绌。据统计，这时北京政府的预算，仅军费一项就占一半以上，而教育经费只占1.2%。以北京大学为例，北京政府于1919年确定北大经费每年为792459元，这个数目直至1924年止没有变更；而实际上北京政府常以国库支绌为由，不照预算拨付，最严重时一年仅发五个月经费。至于教职员薪资的积欠也很严重，有时一个月只能领半薪，许多教员不得不用兼课的办法维持生计；后来发展到最严重的年份（如1925、1926年），有的教员一星期兼课竟达四、五十个课时，重复的钟点只得用轮流请假的办法对付。1922年4月，蔡元培在向全校教职员报告筹划经费的情形时，曾沉痛地说：“一次一次的来报告，简直是绝望了。我不敢对诸位先生敷衍、搪塞，所以据实报告。但是诸先生所受经济的痛苦，已经达到极点，我任校长的，还不过这么一种绝望的报告。我个人对于诸先生的歉疚、惭愧，真非言语所能形容了。”当时经费竭蹶的严重情况，使北大等校陷于面临停顿的境遇。当时教育界曾以“风雨飘摇，几濒破产”来形容教育事业受军阀严重摧残的情况。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也加深了我国教育的危机，而帝国主义各国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控制更是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这一切表明，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要求的新教育不但没能在全国范围确立起来，而且教育事业日益陷于困境。

　　对于这种状况，蔡元培是深为忧虑和不满的。1920年10月，由于五四以后他继续在北大推行改革，“这时候张作霖、曹锟等，深不以我为然，尤于北大男女同学一点，引为口实。李君石曾为缓和此种摩擦起见，运动政府，派我往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适罗君钧任（文干）由政府派往欧美考察司法情形，遂约同行”。他这次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除物色、聘任教员，协助勤工俭学等事宜外，还要争取收回庚子赔款用来办学，向华侨募捐建造新的图书馆。在此期间，他曾多次谈到国内和北大令人担忧的情状。在美国旧金山华侨欢迎会上，他痛切剖析国内积弊，他说：“国家金钱，不用以兴利举废，而为兵所消耗，武人拥兵自雄，杀人盈野，以吾人脂膏，尽充军饷，全不想国家若危，己焉能安。”揭露了造成国内政治黑暗、教育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描述了当时国内大学教育的状况：“顾中国歹人耗费国家金钱，好事反无力举办。国立大学只有四个。其中，天津之北洋大学，只有法、工两科。山西大学虽有四科，惟因交通不便，学生亦仅几百人。东南大学新办预科，其幼稚可以想见。美国私立大学很多，共有几百个。中国之私立大学，亦寥若晨星，北京则有中国、民国，上海则有大同、复旦，且经费均感困难。此外则有厦门大学，由陈嘉庚先生独捐四百万，办预科。”“北大因经费不足，每年只招三百人，而与考者每多至千余人，势不能全数收纳。”他还特别介绍了近年来北大兴利除弊的举措，并以五四运动为例，指出“北大学生最关心国家大事”。他希望华侨能更多地关注国内和北大的事业。8月间，他应教育部之命，顺道到檀香山出席太平洋教育会议。他后来曾谈及当时与会的心情，他说：“我们的教育办得如何，我们自己是知道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也就不能不说几句撑场面的话。尤其是在檀香山的太平洋教育会议席上，各国的代表都要贡献他国内的教育成绩，而我们正是首都国立高等学校陷于破产的时候，使人心里实在难受。”

　　正是在这种教育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势下，教育界发出了“教育独立”的呼声，要求摆脱封建军阀政府和外国势力的桎梏，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的新教育。这种“教育独立”的主张所包括的内容大致为：（一）教育经费独立；（二）教育事务独立；（三）教育离政治而独立；（四）教育离宗教而独立；（五）高等教育之学术独立。在上述主张中，争取教育经费的独立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这一时期，北大等校教职员为索取积欠的薪资和学校经费而进行的斗争事件，屡见记载。1919年12月15日，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为要求清偿旧欠，改发现洋（当时多以票洋代银元发薪，而票洋大量贬值），决定是日起全体停止职务（即罢教），并成立固定组织，马叙伦、王桐龄任总务，陶孟和、李大钊等负责新闻组工作。北大教职员参加了这次统一行动。蔡元培认为多数教职员辞职，校长也当然要辞职。12月31日，他与北京各大专校长一同提出辞职，辞呈称：“窃自教职员停止职务以来，倏已半月，迭经设法疏通，迄无效果，转瞬假期届满，更属无法支持。既未便坐视，又无法进行，唯有恳请大总统准予辞职，并迅即派妥员接替，无任屏营待命之至。”因未见复文，翌年1月8日复再呈辞职。后经教育部对各校长慰留，事态渐趋缓和，但按常例，蔡系总统任命，还须总统下令慰留方生效，而当时总统没有另文挽留，于是舆论又盛传要撤换蔡元培。同年一月，教职员联合会代表马叙伦等26人，联名上书总统，要求挽蔡，呈称：“时逾两旬，未蒙大总统慰留，吝校方深疑虑，近观本京报载，教育部将蔡校长辞职事件提交国务会议，业经通过，准于辞职。虽事关密勿，无从证明，特蔡校长与北京各国立校长及京师学务局联名辞职既经全体慰留，未便忽令独去。况现在各校业已回复原状；在蔡校长已无责任之可言，在政府于学界甫就宁静之际，亦似不宜再生枝节。本会深恐万一报纸传闻竟成事实，去夏剧潮可为殷鉴。”马文以五四学潮相警告，北京政府自然记忆犹新，最后不得不由总统下令表示慰留，但此事反映了反动当局去蔡之心不死。这次集体停止职务和辞职事件，说明了当时教育界的严重状况。

　　1920年上半年，北大等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因教育基金无着，薪资积欠，遂进行教育经费独立的运动。这一年九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了教育经费独立的议决案，要求教育经费不得移作他用。1921年3月，各校教职员相继罢教，要求政府指定专项教育基金和清偿积欠。李大钊曾参加领导这次向军阀政府开展的“索薪斗争”。军阀政府对国立八校教职员的索薪要求竟不加理睬，各校教职员因此由罢教发展到提出一律辞职，并与学生一道向反动当局请愿。6月2日，北京公立29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齐集新华门向国务院请愿，代表们守候了一夜，拒不得入。3日，三百多名学生又冒雨赶来，国立八校的教职员也相继来到，一时新华门前挤满了请愿的人群。反动政府不但拒绝接见，竟还指使军警大打出手。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等教职员和学生数十人当场被殴伤。李大钊不顾自己头部被刺伤流血，面对凶手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痛斥了军阀政府的暴行，使请愿群众受到很大鼓舞。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社会舆论发出“京中已无教育”的呼声，马叙伦教授曾愤而绝食。这次斗争主要是以争取教育经费为目的的，但它反映了当时深刻的社会危机，特别是教育危机的严重性。

　　1922年初，由于历届军阀政府的摧残，教育危机日益严重，这时教育界由原来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进一步提出整个教育独立的要求。他们对军阀派系之间内战频仍，政潮迭起，教育事业风雨飘摇、几濒破产的状况，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提出了争取教育独立的三个基本要求：教育经费应急谋独立，教育基金应急谋指定，教育制度应急谋独立。当时不仅教育界人士从事争取教育独立活动，而且广大学生也参加进来，组织了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发表宣言，鼓动学界共同进行。“各方面加入该会者极多。”在当时教育危机极端严重的情况下，争取教育独立运动在北大以至在整个教育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21年9月，蔡元培从欧洲考察教育回国。他对教职员的罢教行动不甚赞同。他曾召集北大教职员会议，提出对政府不满尽可采取不合作态度，可自动辞职以示抗议；而因索薪罢教贻误学生学业，则有违教师的表率作用。这不是从政治斗争的需要着眼，显然是一种近于迂腐的看法。他赞同向政府提出发还教职员欠薪的要求，但认为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领取的薪资应该交公。当时教职员曾接受他的劝说，准备归还罢教期间领取的薪金。原来在5月间教员集会时，胡适也曾提议：本校教职员自本年4月份罢工期间内应得之薪俸，凡每人每月在60元以上者全数捐作图书馆建筑费；每月薪俸在60元以下者，自由捐助。后经全体讨论同意不分薪俸多寡，都全数捐助。但因欠薪日益增多，这些办法，实际上是办不到的，特别是教育经费困难已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922年8月，由于经费无着，“各校招生之举，业已停顿，数千来京应试之学生，顿起恐慌。即各校旧生，亦以开学无期，非常失望”。北京国立八校校长蔡元培、李建勋、许寿裳、王家驹、周颂声、俞同奎、吴宗栻、郑锦及教职员代表，曾到教育部要求发给积欠的经费（积欠达五个月以上，此次只要求先给三个月），以解燃眉之急。这一合理的要求竟遭拒绝，并遭到无端侮辱。八校校长曾为此愤而提出辞职，并向全国各界通电指出：“教育经费，积欠五个月以上。北京国立八校校长暨教职员代表二十一人，根据阁议，并经教育王总长预向交通高总长介绍，允于本日上午在交部接见。讵到部后，始则闭门不纳；继则谈话未终，突来部员多人咆哮怒骂；部长托词赴院，一去不回；宪兵巡警盘诘监视；自朝至暮，毫无结果。似此蹂躏，万难忍受。”这件事让蔡元培对这时教育遭受军阀政府严重摧残的状况，深为担忧和不满，于是在1922年初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提出了教育独立的主张。他在文章中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主张实行不受政党和教会的控制的“超然的教育”。

　　因此，蔡元培首先力主教育脱离政党而独立。他认为，教育是要个性和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则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他还认为，教育是求远效的，“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而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政党掌握政权往往要经常更迭的。“若把教育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也就没有成效。”所以，他主张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如何实现这种脱离政党的超然的教育呢？他建议采用法国大学区制的教育制度。这个建议，第一步是把全国划分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技术都设在大学里面，区内的中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都由大学办理。每一学区由大学教授组织教育委员会，并选出校长，主持本学区的一切教育事务。第二步，各学区大学校长组成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互相关系的事务。第三步，教育总长必须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这种使教育脱离政党而独立的大学区制建议，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教育和政治的关系上，蔡元培从委身教育事业到创办爱国学社，从民元制定教育宗旨到主持北京大学，都在实际上实行寓政治于教育的主张。现在他提出教育脱离政党而独立，从表面上看是改变了他过去的主张，要使教育成为“超然”的、纯学术性的事业。实际上，达个建议是针对军阀政府派系纷起、教育备受摧残的严重状况而提出的，目的是要在政治上不受军阀政府的控制。有这样一件事，当时北京政府提出要办所得税，并许诺要以7/10做教育经费，结果全国人民反对，办教育的人也反对。蔡元培解释说，这实在并非根本反对所得税，而是反对由这种政府来办，他提出只要用极周密的办法使钱不被政府挪用，完全用在教育或实业上，就可以赞成所得税的办法。所以教育独立主要是针对当时腐败的政治而言的，虽然它避开了政权这个根本问题而要求教育上的独立，是不切实际的，但在反对封建军阀专政这一点上，仍然是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这个教育独立主张，也同当时最紧迫的教育经费独立问题相联系。他在1927年提出实行大学区制的一份报告中，曾述及这一时期的教育经费状况：“欠薪累累，膏火不继，图书缺略，设备不周，欲矫此弊，自宜注意重研究之一端。”在《教育独立议》中，他提出各大学教育经费都从本学区中抽税解决的办法。所以，蔡元培关于教育脱离政党而独立的主张，包含教育立法、教育行政和教育经费的独立。一句话，即要求摆脱军阀政府的控制。

　　其次，主张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这是蔡元培的一贯思想。他从反封建斗争出发，反对复古派把孔教定为国教，把孔孟学说作为国民教育的内容，同时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浸入教育中来。他曾说：“学校之中，苟有教会之人为教员，则往往诱导学生使之归依宗教。拘守旧学者，又欲定孔教为国教，以规定于学校教科之中。”对这两者他都是明确地持反对态度的。而这时正值北京等地学生和教育界掀起非宗教运动，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中再次重申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的主张，并具体提出大学不设神学科、不得举行宗教仪式以及办教人不得参与教育等办法，这是对这场斗争的积极支持，具有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意义。

　　蔡元培关于教育独立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师生的愿望，在当时它所反对的是军阀的黑暗政治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是有进步意义的，因而在北大和整个教育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蔡元培在游学欧洲期间，曾接受过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向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境界。他在五四以后，就曾提出教育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改变现在的经济组织。1919年12月，北京女高师学生李超，因其兄为争家产逼其辍学出嫁，愤懑而死。她的死，引起社会上对解决这种不幸问题办法的讨论。北大教授胡适专门为她写了七千余字的传记，并说：“她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所以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咧。”当时，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都参加了为她举行的追悼会。蔡元培送的挽联是：“求学者如此其难，愿在校诸君，勿辜负好机会；守钱虏害事非浅，舍生计革命，不能开新纪元。”并书了“不可夺志”四个字的横幅。他在追悼会的演说中曾说：“我的观察，是觉得男女两方有同样问题，所以不得不想出总解决的方法。”他认为总解决的方法，“是经济问题的解决。为了贫富不均与财产权特别占有，不知牺牲了多少人的权利与生命。李女士不过其中的一人罢了。要是改变了现在经济组织，实行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再有与李女士一样好学的人，要求学便求学，还有什么障碍呢？”1920年1月，他在《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一文中，批驳了那种把贫富不平等原因归结于教育不平等的错误看法，他说：“要是经济的组织大大改变，全世界做成一个互助的团体，全世界的人没有不是劳工，那工作的时间，一定都可以减少，那求学的机会，一定都可以平等，岂不是现在世界最难解决的问题，一切解决，成了最幸福的世界么？”但是，蔡元培毕竟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一种学说，把中国古代思想家描述的理想化的绝对平均的小康社会当作社会主义，想用这种理想的公则去消除他看到的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灾难。所以他虽然提出改变经济组织这一正确命题，却不能指明实现它的途径；这和他提出的教育独立论一样，希望在不改变现存政权性质的情况下改变教育的性质和状况，同样是不切实际的。

　　二、讲义费风潮的插曲

　　1922年10月，在北大的部分同学中，发生了一次表面上针对学校当局的讲义费风潮。但实际上它是对军阀政府压迫人民、摧残教育不满的一个间接表现。

　　如前所述，由于教育经费的积欠，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发展，同时，由于军阀间连年战争，无限制地搜刮民财，学生的经济生活大受影响，致使学生积欠学费等情况也十分严重。1922年1月31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校长布告中称：“查现时积欠学费有至五六期以上，且有至十二期者，总计积欠学宿费之学生约二百余名，银元总数达六千五百元。”学校决定本学年内清理积欠，要求学生补纳旧欠后方得请求缓缴本期学费。“至旧欠二期以上者分两次缴纳，即本学期内缴一半，下学期内缴一半，过期不缴者即停止其学生资格；四年级学生届举行毕业试时尚不能清纳旧欠者，即停止其毕业试验，并一面向担保人催索赔垫，其系教职员担保者，即在该员月薪内扣缴。”这反映了学校经费的困难和相当一部分学生经济状况不佳。

　　原来，北大各科教学用的讲义，一律由学校免费发给学生。当时各院均设有讲义课，内设多层书架分列各科讲义，任学生于上课时指名索取，一些没有注册的旁听生也可领取；有的学生领两份转赠他人，因而这种铅印讲义的费用每年达到一万余元，成为学校一个很重的负担。由于上述原因，经蔡元培提议，学校评议会以本校经费支绌为由，通过今后所发讲义须一律征费的决议。教务会议又通过相应决定，规定凡需要讲义的学生，须先购讲义票，一个学生一学期每门功课要缴纳讲义费一元。当时北大教授朱希祖、王世杰、丁燮林等致函蔡元培，赞成讲义收费，但建议“将所收讲义费，尽数拨归图书馆，供买学生各种参考书之用”。并提出“将来学校图书充足，学生外国文程度增高，即可完全废除讲义”。蔡元培复函同意建议办法，并进一步说明讲义收费理由：“此次征收讲义费，一方面为学生恃有讲义，往往有听讲时全不注意，及平时竟不用功，但于考试时急读讲义等流弊，故特令费由己出，以示限制。一方面则因购书无费，于讲义未废以前，即以所收讲义费为补助购书之款。”但由于讲义骤然收费，引起学生的不满，各系科学生纷纷开会表示反对。1922年10月17日下午，学生代表数十人到会计科请愿，要求收回成命。蔡元培闻讯赶到解围，学生始散去。第二天上午，学生代表数十人又拥入校长室陈情，要求立即废止讲义收费办法。蔡元培认为讲义收费是天经地义的事，学生是无理取闹，态度非常坚决。有人回忆，当学生不听劝告仍大声喧嚷时，蔡元培厉声说道：“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绝不会畏缩退步。”因此，他除向学生说明学校困难外，仍坚持讲义收费办法，没有听取学生意见，形成僵局。一些学生酝酿罢课，各院也都贴出了“反对讲义收费”、“撤销收讲义费的校令”等标语。于是，蔡元培提出辞职，辞呈叙述了维持校务的艰难和事件的经过后说：“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之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言念及此，实为痛心。此皆由元培等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愧惭。长此以往，将愈增元培罪戾。迫不得已，惟有恳请辞职。”10月19日起不再到校视事。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出版图书部主任李大钊以及各系主任，因职务关系也都提出辞职；各机关停止办公，《北京大学日刊》停止出版；全体教职员也议决停止办公并准备辞职。遂酿成风潮。

　　蔡元培提出辞职后，绝大多数学生竭诚挽留。19日上午全体学生在三院大礼堂集会，共商挽留的办法。登台发言的同学均主张挽留校长，但由于少数学生的反对，这次集会没能取得一致意见。下午又在原地重行集会，并事先声明系挽留校长会议，不赞同的不欢迎参加。到会的人很踊跃，一致决议挽留。

　　经各方面斡旋，蔡元培打消了辞意，24日回校视事，并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请提出辞职的“诸先生亦即取消辞意，俾全校恢复原状”。25日起学校照常办公，风潮遂告平息。学校决定讲义收费办法暂缓实行，仍暂照上学年的办法办理。但教务会议却以带头滋事为名，将预科法文班学生冯省三开除。这个决定显然是不恰当的。

　　应该说，对于这次讲义费风潮，蔡元培是看得过于严重。他在10月25日全校学生大会上的讲演，叙述了他对事件的看法，他说：“我对于十八日的暴动，实在看得很重大。第一，此等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的举动，虽极无知识的人，犹为所羞，今竟出于大学的学生。第二，尔日所要求的事，甚为微末，很有从容商量的余地，为什么要用这种蛮横的手段，显系借端生事，意图破坏。第三，二千几百人中，偶然有几个神经异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最少数人有这种异常的计画，为什么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从？为什么其他大多数的人都像隔岸观火？事前既不加以纠正，临时又毫无制裁。数千人的社会，其中分子彼此不相关切如此，将来土崩瓦解的状况，可以预推了。我因此很抱悲观，所以决计辞职。”他又说，经过几天了解，感到第三点，即对大多数人的看法，“不免有神经过敏的地方”，是一个误会。但他仍然把这一事件称为“少数学生暴动”，这是未必妥当的。这反映了蔡元培是不赞成类似罢课、闹事和破坏纪律的举动的。

　　对于这次讲义费风潮，当时赴杭州出席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北大应届毕业生高尚德，曾在上海致函给校内要求废除讲义费的代表。他指出，在外侮日深和民生日逼惨苦的关头，曾经轰轰烈烈领导过五四运动的北大同学，应该把斗争力量集中在“继续猛进抨击使我们痛苦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学校经费支绌，是因为被军阀抢去，现在学校和学生在经济的关系上是站在利害很一致的一边。他表示不同意同学的这次举动，“同学将应当追究使他们不得‘安学’的主因——‘打倒军阀’的呼声，却变换成对主持学校诸人的吵闹。”他引导青年学生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身上。这是对发生这次事件根本原因的很好说明，也是对蔡元培和当时学校当局所持的正确看法。

　　三、不合作主义的缘由

　　蔡元培一生嫉恶如仇，对当时污浊的军阀政治深为不满。1917年7月，当辫帅张勋上演复辟丑剧时，他愤然辞职，离京赴津，赁屋居住。五四运动中他遭到反动势力迫害时，又只身出走，辞职明志。他曾多次用辞职办法表示对军阀政府的抗议，于是这种不合作主义成了他不向恶势力妥协的一个武器。

　　蔡元培以为个人的引退，有助于改变现实的局面；而且他认为近年来国家政治纷争的原因，“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他曾叙述道：

　　当民国七年南北和议将开的时候，北京有一个平和期成会，我也充作会员。会员里面有好几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会中发言道：“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的这样快？唯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道北京政府绝无希望，激烈点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的运动；就是和平点的，也陆续离去北京。那时候的北京，几乎没有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所以革命军一起，袁项城一进北京，清室就像‘拉枯摧朽’的倒了。现在的政府也到末日了，且看他觉悟了没有。若是这一次他还是不肯开诚布公的与南方协议，那就没有希望了。我们至少应该相率离京，并家眷也同去。”我那时听了这一番话，很为感动。

　　这里对辛亥革命历史事件的解释显然是不正确的，但他这种能人隐退的看法和蔡元培的不合作主张却是相吻合的；后来蔡元培曾几次转述过这个意见。胡适在他的《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一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当民国八年三、四月间，欧美留学生在清华园开了三天的大会。那时正当安福部横行无忌的时候，一班西洋留学生稍有天良的，都还想有所努力，所以大家推举了几个人，组织一个“政治主张起草委员会”，拟了一个很详细的政纲，一条一条的报告出来，都通过了。最后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张伯苓先生——起来问道：“假使政府不睬我们的主张，仍旧这样腐败下去，我们又怎么办呢？”那时大家面面相觑，都没有话了。蔡先生起来说：“将来总有一日实在黑暗的太不像样了，一班稍有人心稍为自爱的人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好抛弃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离开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这句话虽不是正式的议案，却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时代的态度。

　　这种不合作的主张，固然是没有从根本政治制度上着眼，并且片面强调个人进退的作用，是不恰当的；但是，这毕竟表现了蔡元培刚正不阿的品格，以及他绝不附和军阀黑暗政治的鲜明立场，是难能可贵的，也显示了他的教育思想的特色。

　　1922年5月，发表了由蔡元培领衔，有胡适、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行知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好人政府”的口号，它说：“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以便实行“公开的政治，有计划的政治，宪政的政治”。他们认为这样就能达到改革中国政治的目的。这个主张，企图在武人政治和革命之间走一条新路。当然，这个宣言是针对北京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从这点说并非完全消极。但它这种反对“根本解决”，鼓吹“好人干政”，客观上只能起保护反动统治、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消极作用。正如中共中央对它所批评的：“据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训，你们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正都是‘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应该说，蔡元培领衔签名是被动的，这份政治主张是胡适起草的，他是被胡适拉来签名并借他名望而领衔的，当时连李大钊也被拉来签了个名（16位签名者中有11个是北大的）。胡适曾在3月12日日记中记载了发起经过：“7时打电话与蔡先生，借他的家里开会，讨论《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余各人，也在电话上约定11时相见。11时，在蔡宅开会，到者：梁漱溟、李守常、孟和、孟余、汤尔和、徐伯轩（未约他，偶相值）、经农等。他们都赞成了，都列做提议人。蔡先生留我们吃饭。饭后他们都散了，我独与蔡先生闲谈。3时，王亮畴、罗君任也来。他们略有讨论，修改了几处，也都列名。连行知、在君、王柏秋、文伯和我，共十五人。下午，孟余自行取消，加入一涵、慰慈、共十六人。”应当说，这个宣言所体现的反对武人专横，要求民主政治即“好人政府”的主张，和蔡元培的政治思想则是颇为吻合的。

　　当然，从基本的方面说，蔡元培民主主义的反帝反军阀的立场是明确而坚定的。1922年10月4日，北京四十余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举行国民裁兵运动大会并组织游行，北大被列为北队，并推定蔡元培为指挥；蔡元培、李大钊、林长民等并被推举为讲演员。10月10日，北京各团体约三万人在天安门举行国民裁兵运动大会，蔡元培担任大会主席并发表讲演，他提出要使国家富强长安，必须打倒军阀，而要求裁兵是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步骤。他说：“我国今日之穷乏，尽民皆知，而其原因，则岁入之大部分用于军费，饱军阀之私囊。相谋治安，必倒军阀。想打倒军阀，必先裁去为军阀羽翼之兵士。”他强调了国民的意志和力量在反对军阀斗争中的伟大作用，指出：“不知者，谓国民赤手空拳，焉能与有枪阶级奋斗，其实国民之精神凝结坚固，大足战胜十万毛瑟。试观各国之革命，无一不由国民发动。就中国而言，其成绩极为显著。袁世凯当国，声势赫耀，洪宪自为，大拂国民之心，群起反抗，卒乃推翻。张勋复辟，国人非之，不数日张勋鼠窜，其势力铲除殆尽。迨后安福部横行中国，无人不侧目相视，不久安福竟成历史上之一名词。他如交通系利用军阀，僭窃国柄，国民不予赞同，鸣鼓相攻，今皆销声匿迹。凡此数者，皆我国民积极奋斗严重示威之成功。”他号召国人团结奋斗，“一方面宣告军阀之死刑，一方面唤醒军阀奴隶之兵士。政府若不履行我（国）民之意思，则为政府背叛国民，国民为驱除公敌计，当毅然下最后之决心，推翻此讨好军阀之政府”。这些观点无疑是比较正确而深刻，也是相当激烈的。

　　1923年初，北大和北京学界爆发了一场直接针对军阀政府的驱逐教育总长彭允彝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蔡元培再一次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并表示了绝不与北京政府合作的决心。

　　彭允彝是一个“早已见恶于国人”的无耻政客。1922年11月，北京政府由张绍曾组阁，彭任新内阁的教育总长。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恰在这时，又发生了所谓罗文干的金佛郎案。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夤夜向总统黎元洪告密，指控财政总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时有纳贿行为，要求将其逮捕。于是由黎元洪饬京师地方检察厅将罗拘押。1923年1月11日，地方检察厅宣告罗案证据不足免予起诉，罗文干被释放出狱。由于新内阁阁员在形式上需经过众参两院投票通过，彭允彝为讨好吴景濂等政客以换取阁员的同意票，于国务会议中提出罗案应交由法庭再议，罗文干被重新收监。罗文干曾经蔡元培约请兼任北大法本科讲师，1921年蔡元培出国考察时又与他同行，因此蔡元培认为对他的操作是了解的。特别是蔡元培认为彭允彝以教育总长干涉司法独立，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等商议，认为有表明自己态度的必要。

　　于是，1月17日，蔡元培提出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他在致黎元洪的“辞呈”中抨击了军阀的黑暗统治，痛切地指出：“数月以来，报章所纪，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国中。国人十年以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政中枢竟以威权干涉而推翻之。最可异者，钧座尊重司法独立之命令朝下，而身为教育最高行政长官彭允彝，即于同日为干涉司法独立与蹂躏人权之提议，且已正式通过国务会议。似此行为，士林痛恨！金谓彭允彝此次自告奋勇，侵越权限，无非为欲见好于一般政客，以为交换同意票之条件耳。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同时在各报刊登了“不再到校办事”的启事。随即悄然离京，先到天津小住，准备南旋。

　　蔡元培曾多次向北京政府提出辞职，过去辞呈语多自责，这次一反常例，措词激烈，直接抨击军阀政治，表现了他在政治上的原则性。应该说这是他对军阀政府的一贯立场，而这次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也就不能不以激烈的方式表达出米。他初到天津时，有朋友向他询问说：“先生此次辞职，凡主张正义者莫不同声感叹，谓方今社会廉耻荡然，先生此举，足以唤起已见死之人心。然外间不察，颇多议论，其所怀疑大旨，可归纳于二点：（一）谓先生辞职有袒护罗文干之嫌疑；（二）与彭允彝有争意气之嫌疑。先生之真意究竟何在？”蔡元培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

　　余生平仅知是非公道，从不以人为单位。余之不平，纯为中央行政机关无端干涉司法所致，对于罗君虽相交有素，然当其柄政时，每与相遇，余皆正言厉色，责备内阁之毫无政策，在京诸友可以证明予言者，颇不乏人。既非苟同，何有偏袒？反而言之，即有余所鄙视之人，为政府无端蹂躏，余亦视力之所及起而抗争。知此，则余之是否偏袒罗氏，可不辩而明矣。至与彭允彝争意气一节，尤属一面之辞。彭氏为人，除觉其政客臭味太重外，余亦不甚注意。惟其身居教育当局，越俎干涉司法，其用心何在，不难想见。假使余所敬爱之人，一旦身居高位，有此蹂躏人权以图自身之举动，余亦不惜与之绝交，正其罪恶，不稍假借，知此，则余是否侧重彭氏个人，亦可不辩而明矣。

　　这个记录，和蔡元培的平素为人是一致的，应是可靠的。这说明他的辞职不是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中央行政机关的“恶政治”，他还因此痛心地感到“政治清明之无望”。这反映了彭案对他刺激之大。值得注意的，在这之前，1922年9月间，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入阁，王宠惠并任国务总理，组成了所谓“好人内阁”，但它正如蔡元培所责备的“毫无政策”，也就是说，它仍然为军阀所操纵。这个喧嚣一时的“好人内阁”，仅仅存在了三个月就垮台了；按着，就发生了彭允彝事件。这对于曾经领衔签名于提出“好人政府”主张的蔡元培，不能不是一个大的打击，因而“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也就不是偶然的了。但他这时虽然对政局感到绝望，但仍然找不到出路，所采取的还是他的不合作主义！

　　蔡元培对军阀政府的揭露和出走，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有人写文章说：“我们读到蔡先生辞职书中‘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这一句，只要我们不取消极的态度，立刻就要联想起来‘只有革命’这四个字。”特别是广大师生对蔡元培的出走更为关注，群起采取挽蔡驱彭的行动。北大学生在1月18日举行全体大会，由黄日葵任主席，报告事件经过，大会发言者皆称：“蔡校长不屑与彭氏为伍，益征蔡校长人格之高尚，吾人对于此点，极表同情。”他们还揭露了彭允彝结党营私、压迫国立八校的卑鄙用心，表示：“故蔡校长辞职，非个人进退问题，亦非北大一校问题，而实教育界之大问题。吾侪对于此事，誓必急起力争，恢复五四运动时之精神，以铲除彭允彝，挽留蔡校长。”大会一致通过“驱逐彭氏”、“挽留蔡校长”、“警告国会”等项决议，并决定派出代表挽留蔡校长，力请总统退回辞呈。同一天，北大评议会和国立八校校务讨论也先后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维持学校和挽留蔡元培等问题。这时国立八校除法专系彭安插的私人已遭师生反对外，其他各校校长也都提出了辞职。1月19日，北大教职员全体大会议决除蔡元培外，“不承认任何人为北大校长”。同日校评议会发出布告：“暂行以本会名义，会同总务长和教务长，维持本校一切事务，至教育当局问题及校长去留问题确有明确有明白的解决之日为止。”全体教职员也于21日开会决定组织教职员临时委员会，办理挽蔡及其他一切相关事宜，推举陈启修为主席，蒋梦麟、王世杰为副主席，顾孟余、李大钊、何基鸿、朱希祖、丁燮林等为委员。北大学生还派出黄日葵等四位代表，直接向黎元洪提出挽蔡免彭的要求。学校学生会先后三次发表挽留蔡校长的宣言，强烈表示如若政府悍然不顾全体学生公意另委校长，“则唯有以极激烈之手段对付，誓以三千学子之热血，涤此大学历史之腥膻”。

　　在驱彭斗争中，北大等校学生曾于1月19日和24日两次向众议院请愿，要求否决对彭允彝的阁员同意案。但是，这种猪仔式的国会根本不顾人民的意愿，议员完全秉承军阀的意旨，投票则凭津贴（贿赂）的多少。19日北大等校千余学生赴议院请愿时，议长吴景濂竟指使反动军警殴打请愿学生，受伤者达三百多人，北大学生代表黄日葵等八人都负重伤。而彭允彝的阁员位置却于24日为议会通过。这种倒行逆施激起师生们的无比愤恨，驱彭斗争迅速向全国发展。

　　这次驱彭挽蔡运动得到了中共北方组织的领导，李大钊等积极指导了群众斗争。李大钊在北大教职员临时委员会会议上曾指出，在这次斗争中，“大学是吾人不能放手”，“非占据大学不可”。他又说：除“蔡先生回校问题亦当注意”外，还“应当注重全社会”，要“大活动”，以联合各方面力量共同反对军阀政府。他正确地指明当前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军阀政府对学校的控制。邓中夏也在《北大学生新闻》上发表了《我对这次运动的全部意见》，指出运动的目标，不要特别注意“挽蔡”，也不要特别注意“驱彭”。他认为这都只是枝节问题；只有将军阀政治根本推翻，这两个小小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引导群众把斗争的目标指向整个反动政权。他在文章中还对蔡元培以辞职奉行他的不合作主义，提出了善意的批评，认为这是消极的。

　　1月30日，彭允彝正式到部就任教育总长。他一上台，就下令整顿学风，严禁学生进步活动。这时北大等校学生纷纷出动到街头讲演，由原来的驱彭挽蔡发展到要求澄清政治，斗争更加深入。北大等校评议会也发表宣言，表示“凡是由彭允彝署名的教育部一切公文，概不接受”。开始，教育部提出由蒋梦麟代理校长，遭到蒋的拒绝；继之，彭允彝先后拟由杨度、章太炎、章士钊等为北大校长，或本人不受邀，或根本无法通过，都没能实现；最后，命令北大评议会维持校务，也被拒绝接受。广大学生的驱彭斗争仍在继续，5月4日，北大等校学生在纪念五四运动的示威游行时，曾捣毁了彭氏住宅。

　　蔡元培出走后，曾于1月23日在天津发表宣言，具体说明辞职的原委和自己的不合作主张。这个宣言由《晨报》加以《蔡元培之不合作主义》的标题公开发表。4月他离津南下，在上海、苏州等地暂住。5月27日，北大全体教职员致书蔡元培，恳切表示：“同人等为社会计，为教育计，为北大计，为数千学生计，为同人主张计，断难让先生之远去也。若先生竟毅然不容同人等之请，则同人等将秉古人当仁不让之训，为维持大局起见，必当遣代表南下，面谒先生，诚恳致辞。若先生仍不见谅，至万不得已时，则虽以实力阻先生之登舟亦有所不辞。事机迫切，急不择言。失检之语，惟先生谅之。”随后，北大师生代表陈启修、杨宗伯、段子均、李骏等先后到杭州请蔡返校主持，他对于师生“见爱之情，为之感泣”，“感愧交并，几非笔墨所能形容”。当时他曾表示：“政局如有清明之端绪，则我于赴欧以前，一度进京，亦无不可。”但是，北京政局愈演愈烈，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已经开始，他终于谢绝了返校的要求。六月间，他分别致函北大教职员、全体学生、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说明未能返京的苦衷，他说：“培之出京，本以北京为政治界恶浊空气所弥漫，不能再受，不得已而出此。今之恶浊，视五月以前，奚啻倍蓰，洵非诸先生发电时所能意料。事已至此，培不能进京，已不成问题。诸先生爱人以德，必能容恕也。”他还说：“北京政府破产之势已成，而政客官僚摧残教育之计划且方兴未已。国立八校当此危险时代，若不急筹高等教育独立之良法，势必同归于尽。”但他这时仍不赞成采取罢课一类的斗争手段，“培以为电报政策，群众运动，在今日之中国，均成弩末。”他建议组织北京国立八校董事会，负经营国立八校之全责，以与北京政府划断直接关系。蔡元培这次辞职出走，得到一些友人的赞同和支持，如张元济曾致书蔡元培称：“今之政府万无可合作之理，能则摧残之扫荡之，否则惟有避之而已。兄前此辞去北大，弟所深佩，甚望能终自坚振也。”当时，北京政府迫于社会压力也不得不对蔡表示挽留，四月间，北京政府国务院秘书厅致函北大，说对蔡元培“业奉大总统谕，由院去电慰留”。慰留电称：“先生领袖学界，士望所归，祈早回京，勿萌退志。”所以，蔡元培名义上仍领北大校长的职务。七月间，蔡元培曾向学校提议由教务长、总务长与各系主任合设一委员会，用合议制执行校长职务。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学校评议会的赞同。后来蔡元培又提出援1920年的旧例，仍请总务长蒋梦麟代理校长。这个建议经7月16日校评议会议决同意，至8月4日，始由蒋梦麟正式代行校长职务。在9月6日北大评议会第22次会议议事录中有这样记载：“蔡先生校长薪水事。蔡先生来函，不愿支校长薪。议决：蔡先生仍支校长原薪，蒋先生仍支教授原薪，蒋先生代理校长之校长办公费，经蔡先生之要求，由校长薪中开支。”虽然北大师生仍继续要求蔡回校主持校务，挽留的代表不绝于道，但蔡元培由于对北方政局深感不满，遂于七月底重往欧洲，表示了自己不合作的决心。

　　蔡元培出国后，先后在比、法、德等国从事著述和研究，直至1926年初始回国。在这期间，他由于辞职之举未能实现，只得援引“任职五年以上，得出洋研究”之成例，在名义上仍是北大校长，仍然关注北大的工作。1925年“五卅惨案”掀起了全国范围的规模巨大的反帝运动，北大师生热烈响应。当时学校负责人曾致电蔡元培，要求他在欧洲进行宣传，揭穿帝国主义者对五卅运动的种种污蔑。他在六、七月间分别致电学校负责人和学生会，主张迅即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北大进行活动。他在给学生会的电报中还进一步提出：由中国单方面宣布废弃不平等条约，毋须征得列强的同意。随后，他撰写了《为国内反对英、日风潮告列强书》，用英、法、德文在欧洲各国报刊发表。他在文章中详细说明了事件发生的原因，沉痛揭露了日、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指出这次事件应完全由日、英方面负责。他还严正驳斥了帝国主义把五卅运动诬为“排外”和“赤化”的谬论，他针对所谓“中国人现在有亲俄的趋向”，“是赤化的”表现，指出：俄国新政府一概废止帝国时代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纯取“平等的关系，我们自然与俄国特别亲睦，与彼国内的政策何关？设使日、英两国也同俄国一样的对待中国，我们一定也一样的亲睦英、日，难道有倾向君主的嫌疑么？”他回顾了近百年来的中国外交史，指出外国以武力胁迫中国，以取得不正当权利的先例已是已往的事，五四期间中国政府迫于人民压力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就是一个明证。他断言：“专用旧式的胁迫手段，去达到损人利己的计划，是不合中国现势的了。”他希望英、日等各国，“都有根本的觉悟，都宣告把从前与中国旧政府所订的不平等条约，无条件取消，特派专使，重订平等新约。”10月，他还致函学校负责人，建议和苏联科学院建立联系，请他们提供出版物作为北大师生的参考。蔡元培的电报和文字曾在北大日刊发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表明蔡元培对北大和国内政治运动的关心以及他炽热的爱国心。

　　蔡元培于1926年2月回到上海，这时他因北方的政局更糟，已无意北上返职。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后，他准备在江浙组织响应，遭到军阀孙传芳的通缉。7月，蔡元培又正式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因北大全体师生和北京国立九校校务讨论会恳切挽留，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也不得不表示慰留，遂未能果。直到1927年7月北大被奉系军阀政府并入京师大学校，他才不再名义上担任北大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