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统到囚徒--卢泰愚、全斗焕案始末

2、“罪行”

　　金大中事件真相

　　朝鲜《劳动新闻》1980年8月9日刊登了朝中社8月8日播发的南朝鲜统一革命党中央委员会8月4日发表的声讨书，揭露金大中事件的真相：

　　在“维新”幽灵横行的戒严统治下的“韩国”，变成了全斗焕军事强盗集团杀气腾腾的疯狂地区和民主民权的残酷绞杀场。

　　全斗焕杀人集团又在用它那在光州对民众实行大屠杀的沾满鲜血的双手，策划在军事法庭上判处民主人士金大中以死刑的阴谋。

　　目前，引起国内外的深切忧虑和愤慨的金大中事件，绝不是“维新”余党为了在政治上葬送某个民主人士个人的单纯的报复行为。

　　这是以清除金大中为契机，来达到全面清除民主爱国势力的最狡猾、最无耻的法西斯阴谋事件。

　　在法西斯扼杀民主、卖国贼处死爱国者的严峻时刻、统一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义愤填膺的全体“韩国”民众一起，严厉谴责全斗焕集团企图扼杀民主势力的凶狠残暴的阴谋活动，并向全世界揭露金大中事件阴谋的真相。

　　1971年的“4·27总统大选”是金大中事件的起源。

　　“大选”前夜的整个政局和民心，十分不利于希望实行残暴法西斯统治的朴正熙一伙，而前所未有地有利于主张民主、民权和和平统一的金大中。

　　因此而极为惊慌失措的朴正熙集团，一面残酷地镇压民主势力的爱国行动，一面又不择手段和方法地企图彻底除掉政治上的对手金大中。

　　清除金大中的阴谋活动，在“总统”“大选”后更加猖狂。

　　朴正熙一伙对金钱和各种权力实行总动员，使用营私舞弊和欺骗的手法登上了“总统”宝座之后，事实上仍把金大中视为眼中钉，感到不干掉金大中，就一刻也不能放心。

　　1971年5月24日，为杀害金大中，对他进行了恐怖行动。当金大中一行乘坐的汽车前往汉城途经全罗南道务安郡的路上，他们突然开出事先准备好的14吨级大型卡车，致使一行中三人身亡，3人重伤。

　　朴正熙集团还在海外对金大中进行了凶狠的迫害。

　　使世界震惊一时的绑架金大中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

　　1973年8月8日，代号为“救国同盟行动队”的一伙搞绑架的人，在东京大宫殿旅馆绑架了金大中，并给他使用麻醉剂，再把他象个行李一样捆起来，一直运到了大阪，后又把他拖进机船，给他绑上50公斤重的东西想把他投入大海淹死。绑架犯企图神不知鬼不觉地弄死金大中的罪行暴露于世后，受到了国内外的强烈谴责和抗议，这时朴正熙集团又想给他戴上“容共分子”的罪行，然后处以死刑，但因理亏所以未能达、到目的。

　　这以后，朴正熙法西斯集团给他加上违反“选举法”和“紧急措施”的罪名，把他关进监狱，对他进行过非人的迫害，而且还剥夺了他的公民权，并用长期软禁的方式禁止他进行政治活动。

　　历史记载了许多罪大恶极的法西斯暴君们的残无人道的野蛮镇压罪行，但象朴正熙集团这样为了清除赤手空拳的政敌，不是一两年，而是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动员情报和警察力量，挥舞法西斯的恶法，进行报复性镇压的卑鄙行径，还从未有过。

　　给朴正熙带来灭亡的去年“10·26事件”后，全斗焕逆贼在曾奉之为“父亲”的独裁者的僵尸前宣誓，决心继承先行者的“遗志”，一定承袭和延长“维新”法西斯体制。

　　正是如此，全斗焕在“10·26事件”后，一面立即网罗同自己有亲属、同乡、同学关系的人，奠定政治基础，一面又开始搞背信弃义的阴谋，以清除一切反对派势力和民主爱国势力。

　　扼杀金大中的阴谋，是他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加以推进的核心阴谋。

　　全斗焕扼杀金大中的阴谋，从他在1979年11月3日对参加前暴君葬礼的庆尚道出身的前“国务总理”申玄碻说的一番话起，便趋于表面化。他对申玄碻说：“金大中的行动不寻常，要干掉金大中，保卫庆尚道政权。金大中和共产主义者一样。”

　　在美帝的直接庇护下，全斗焕一伙搞的去年12月12日“肃军政变”，就是企图压制金大中等在野势力活跃的政治活动，从而掌握实权和维持“维新体制”的野心的产物。

　　“12·12事件”后，扼杀金大中的阴谋，进入了更具体的实践阶段。

　　坐时，全斗焕集团所追求的是，一方面从各个方面陷害金大中，降低他在大众中的声望，另一方面又利用其复权后开展积极的政治活动之机，把大众民主化运动的责任转嫁在他一人身上，从而对他进行军法审判。

　　“保安司令部”的重要人员在民间散布了许多诸如“金大中是政体不明人物”，是“共产主义系统”，“金大中贩毒赚钱”，“金大中没有当总统的资格”，他想“建立全罗道政权”等的谣言。

　　陷害金大中的阴谋，随着他政治活动的加紧和影响的扩大，越来越猖狂。

　　在民主和法西斯之间的对立达到极占煌点情况下，全斗焕集团阴谋使急剧变化的形势变得有利于实现他阴险的政治目的，因而走上了使推进中的杀害金大中的部署走上了最终实际执行的道路。

　　一直伺机将金大中同民主爱国势力同时一网打尽的全斗焕集团，终于在5月17日，将“非常戒严令”的实行范围扩大到了全国，同时用强制手段拘捕了金大中等千余名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

　　狡诈多端的全斗焕集团，为避免给人留下仅对金大中和民主力量进行报复性镇压的印象，借口搞“清除营私舞弊”，上演了一出把金钟泌等执政党国会议员同时抓了起来的丑剧。

　　企图干掉金大中的这一系列政治阴谋，绝不仅是全斗焕一伙自己的决心，而是按照白宫扼杀“韩国”民主势力的脚本进行的。

　　“内乱阴谋”罪

　　全斗焕一伙在发表文件的同时，又大肆叫嚷，似乎金大中犯下了不能得到国民大众宽容的、格外惊人的反民族、反国家的“大逆罪”一样，诬他“有内乱阴谋”和违反“反共法”、“国家保安法”、“戒严布告令”，策划把他处以极刑。

　　审判金大中的文件的罪恶真象，首先是从没有法律根据和明显的事实材料，动辄给他扣加严重的“反国家内乱阴谋”者嫌疑的行动中，集中地暴露出来。

　　但这是说服不了任何人的虚伪捏造和强盗理论。

　　如果说金大中他主张“改换和平政权”，主张和平统一，并和各阶层爱国民众一起在同一个民主队伍中开展合法的反法西斯民主救国运动，这对谁来说也不是秘密。

　　金大中在国内和海外合法开展争取民主和和平统一的一切政治活动，绝不会成为“内乱阴谋”，这是十分明显的。

　　把光州民众起义等各阶层民众的反法西斯斗争，断定为被金大中“背后操纵”的“骚乱”，把责任转嫁于他的“调查内容”也是不能容忍的歪曲事实。

　　在我们的青年学生和群众当中早就不断地开展的民主救国斗争，是从为消灭绞杀人权的法西斯独裁，恢复人间本来的自主性，结束悲剧，树立民主自主权的一致的志向和愿望出发，是根据我们民众自己的坚定信念和意志，而开展的最神圣的爱国斗争，是全体人民为和旧的秩序决裂，创造新政权、新生活的全民性大进军。

　　但是，把这一切斗争都断定为被金大中“背后操纵”而开展的，是完全本末倒置，大错特错的虚伪捏造。这生动地表明，为给他施加“内乱阴谋”罪，“维新”余党陷入了多么窘迫的境地。

　　“维新”余党的虚伪捏造行为，通过诬陷金大中是英雄光州民众起义的“背后操纵”者，暴露得更加明显。

　　世人皆知，“戒严司令部”称为“流血暴力革命”的光州起义变为武装抗暴，是金大中被强行拘留，空降特战队的大屠杀开始之后的事。

　　因此，要追究光州武装起义的责任，不应向当时已遭拘留的金大中追究，而应向直接指挥对光州民众实行大屠杀的杀人恶鬼全斗焕追究。

　　全斗焕一伙举出一个叫做金维昆（音译）的青年的所谓“陈述”作为金大中“背后操纵”光州事件的“证据”。金维昆是在今后将任命他为地方邮电局长的允诺下，招认参加暴力的。

　　但是，这不仅不是证据，倒是一件十可笑的事情。

　　关于金大中为颠覆政府组织和动员“私组织”的“调查内容”也是语无伦次。

　　“戒严司令部”所说的金大中的“私人组织”——“争取民主与民族统一国民联盟”、“民主宪政同志会”、“民主联合青年同志会”等都是反映渴望得到自由民主权利的各界民众意愿而成立起来的合法民主群众团体。这些团体始终一贯为解决他们自己共同的要求而奋斗。

　　但是，把实际存在的与私人组织无任何关系的群众团体都说成金大中的私人组织，给他加上“动员私人组织”的嫌疑，也不过是纯粹把无罪变成“有罪的”捏造而已。

　　“违反外汇管理法”罪

　　“调查结果”还炮制了“榨取资金”的儿戏，诬陷金大中是“外汇管理法”的违反者。

　　“戒严司令部”的所谓“调查结果”说，金大中在去年8月通过民主共和党所属“国会议员”金禄泳，从曾是日本无所属众议院议员的宇都宫德马那里“得了日汇二十万日元的资金”。

　　但是宇都宫德马予以全面否定。他谴责全斗焕一伙说我对金大中给予了正常的强有力支援。但是，至今我没有给他以物质支援，尤其是韩国当局所说的金禄泳那样的人物，我根本就不认识。这样的指责比朴正熙时更加卑鄙，其阴谋程度真不一般。

　　这些新的非法敛财者采取对汇率和油类价格上涨的措施，搜刮了3千多亿元（南朝鲜币，下同），并威胁金钟泌等执政党实力者，获得九千亿元，还以让美日财阀无限止地进行投资为代价，从他们那里得到巨额的美元和日元。

　　他们自己真正榨取资金和违反“外汇管理法”，反而诬陷与此无任何关系的人的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真是可笑之极。

　　“容共”罪

　　“戒严司令部”为非法审判金大中而进行的虚伪、捏造行径还从给他戴上“共产主义者”、“容共分子”的不妥大帽中表露出来。

　　只要稍微与他相识的人谁都不会怀疑金大中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为社会的民主化与和平统一进行努力的所谓“自由民主主义信奉者”，是保守政客和天主教徒。

　　对此，以反共为业的先行独裁者也没敢怀疑。

　　但是，现在全斗焕一伙在“中间调查结果”和“调查全貌”中又翻出了他在复权（恢复公民权）前的全部历史，罗织了金大中作为“从8·15以后起参加了左翼民办活动的积极共产主义者”，“与北方的路线同调，进行反国家行为”的又一可怕罪名。

　　同时，作为确认这一点的证据，首先提到金大中在刚解放时参加了“建国准备委员会”的事实。

　　金大中作为“积极共产主义者”参加的“8·15”以后的“建国准备委员会”本来不是共产主义者的思想组织，也不是容共政治团体，它不过是绝大多数国民超越思想与信念，怀着建设国家的爱国之心参加的群众团体。

　　那么，参加那个群众团体的别的人谁都没有被指责为共产主义者，为什么唯独金大中被指责为“积极共产主义者”而受到惩罚？

　　全斗焕“维新”余党还列举行了金大中在国内和海外“与北方路线同调”的语言，把他作为“反共法”的牺牲品。

　　金大中的“容共言论”有，“如果我执政，将实行南北联邦制和群众经济”，“南北通过政治、经济诸领域的全面交流，迅速恢复同性”、“北方的一系列主张与我的统一观有一脉相承之处”等。

　　这些是他作为政界人士根据他的信念如实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因此，只要是理智健全的人都不会带上有色眼镜去怀疑政界人士的那种见解或者做出诬陷他有“容共”“嫌疑”的愚蠢行为。

　　那样的言论是即便政治上的门外汉，只要是热爱国家，希望统一的人，都会被同情和支持，并一起为其实现而献身的主张。

　　他的言论如果因为同北方路线同调而触犯“反共法”，那么接受北方提出的祖国统一三项原则并在“7·4”联合声明上盖章的人应当比金大中受到更严厉的刑罚。

　　全斗焕一伙甚至诬陷金大中纠合“亲北”侨胞、组织“韩民统”，并确定“韩民统”是“反国家团体”。

　　“韩民统”与北方或“韩总联”没有任何关系，它不是为了“反国家”，只是为了民主与统一而斗争的爱国团体。这一点“韩民统”日本本部常务委员会在反驳信中已再三明确表明，日本政府和海外侨胞也一致公认。

　　所有事实如实证明，所谓“中间调查结果”和“调查全貌”是在彻底掩埋他（金大中）的本意下，运用强盗般的手法炮制的彻头彻尾的杀人阴谋。

　　“维新”余党的政治阴谋活动是多么荒唐，就连积极唆使扼杀民主势力的美国总统卡特对捏告金大中的内容也感到尴尬，说报告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