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统到囚徒--卢泰愚、全斗焕案始末

3、总统向国民谢罪

　　随着检察当局的调查顺利地推进，以及反对党和公众舆论越来越强大的声音，当事者卢泰愚有些坐立不安了。一周后，也就是10月27日，他在自己的家中含泪向全国国民作了一个公开陈述，向国民谢罪：

　　自己在任期间主要是从企业界人士那里收取捐款，积累成政治资金5000亿韩元（约合6.5亿美元），在卸任时仍剩下1700亿韩元（约合2.2亿美元），保存在银行的假名帐户中。

　　这些钱的绝大部分是我以企业捐献的名义筹到的，其中的大部分用于我的政治活动，包括对政党运作的支持。希望此次事情不要降低朝思暮想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企业的热情。

　　韩国国民通过电视转播收看这位前大总统的谢罪陈述。卢泰愚眼喰泪水，表示自己将承担这个问题所带来的所有责任，他愿意接受国民的任何审判，“不管是惩罚还是向自己扔石头”。但是，如同天文数字的秘密政治资金的规模令国民愤怒，舆论调查显示，几乎没有人肯相信卢泰愚的泪水。

　　对于卢泰愚的公开谢罪，除了执政的民自党表示满意以外，反对党同愤怒的国民均表示不能接受卢泰愚的“欺骗人民的假惺惺的道歉”。

　　新国民会议，民主党以及自由民主联合等在野党，一致认为卢泰愚的道歉未能说明其秘密政治资金的真正用途，通过何种手段收受巨额资金，以及是否为1992年大选及总统选举时的执政党和当时的执政党候选人、现总统金泳三提供选举资金。新国民会议还指出，卢泰愚隐瞒和缩小资金规模，并有利用购买武器、批建高尔夫球场、决定移动通讯工程承建者等职权收取贿赂的嫌疑。

　　韩国著名的在野党领袖、现新国民会议总裁金大中已经承认他从卢泰愚处收受了20亿韩元（约合260万美元）的金钱进行选举活动，并说现总统金泳三从卢泰愚处收受了“比自己多数倍的选举资金”。民主党则指出现在野的自由民主联合总裁金钟泌曾从卢泰愚处收取了100亿韩元（约合1300万美元）的资金。

　　本想以谢罪讲话平息国民情绪的卢泰愚，恰恰适得其反，国民情绪更加激昂起来。

　　韩国记者、学者们也加入了这场反贪污政治的愤怒声讨。

　　韩国《经济人》周刊11月8日刊登《中央日报》记者金永郁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卢泰愚秘密资金丑闻是韩政府主导经济时期的阴影》：

　　前总统卢泰愚的秘密资金丑闻使整个国家都陷入了一场混乱之中。卢泰愚在10月27日出面向国民谢罪，但他的讲话使国民的情绪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更加激昂起来。卢泰愚说“在任期间主要是从企业界人士那里收取捐款，积累成政治资金5000亿韩元，在离任时还剎下1700仡韩元。希望此次事情不要降低朝思暮想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企业的热情”。

　　卢泰愚的谢罪讲话发表之后，企业界人士对此十分不满，都反驳说卢泰愚所说的“捐款”难道是“发自内心地自发地掏钱的真正意义上的捐款”吗？意思很明显，就是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只好无可奈何地随波逐流。

　　其实，政界同企业界的这种相互勾结的关系由来已久，这就是所谓“官治经济”或者“指导型的资本主义”过剩的结构性的产物。既然政府提出“经济开发5年计划”和“发展重化工业”等前进的方向，那么在政府掌握税收、金融等所有政策手段的情况下，企业的生存战略只能是顺从政治权力。企业如果不能参与政府给予优惠政策发展的项目，就会在企业界的竞争中被淘汰。

　　这种结构从60年代就开始存在。从1962年开始的经济开发计划中提出了政府重点投资和培育的项目，并以此为基础选定了负责这些项目的企业，当然资金也掌握在政府手中。

　　1961年非法蓄财处理法出台，将财阀手中的银行实现了国有化，资金供启权也回到了政府手中。后来又制订外资引进法，把贷款和外汇兑换等权力也收归国家。这样，政府就以此为基础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并且可以左右企业。因此企业也只能投资政府提供保护的项目，要取得贷款和外汇，只好提供政治资金。

　　《东亚日报》10月29日刊登韩国延世大学教授崔祯镐的一篇文章，题为《卢泰愚秘密资金事件所暴露出的四个危机》：

　　前任总统的秘密资金事件被揭露，显示出这个国家现在面临的四个危机。

　　首先是政治权力的危机。政治权力不是为了国家而存在，而是为了“自己”也就是个人而存在，不是为国家服务，而是为了牟取自己的荣华富贵，这种错误的想法在国家元首的级别上也得到了验证。连前任总统都在为自己接受数千亿韩元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要求小的政治势力不搞腐败吗？

　　第二暴露出军队的危机。军队可以说是国家纪钢的最后堡垒，而统率军队的四星将军却无法指脱利欲的诱惑，让在电视上看到这些报道的军队官兵作何想法呢？幸亏军队里还有些正直的人存在，否则我们的军队不知要变成什么模样？

　　第三是道德的危机。1980年爆发被称为“汉城之春”的民主化运动时，却动用表应该执行保卫国家任务的军队进行镇压并篡夺政权，无情地践踏了民主化的热情，这样还说什么“遵守国家宪法”，更可笑的是还把党名改成“民主正义”之类的名字。因此这次秘密资金事件不应该只停留在向国民道歉上，而应该挖出这个国家道德败坏的根源来。

　　第四是现政权的危机。要结束军人政权就必须得到军人政权的帮助，这就是当初韩国三党合并时的战略和名义。在政治领域追求道德的纯洁性的理想主义无什么市场。金泳三政权，或多或少卷入了这场丑闻，他同样面临着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