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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文革”之辱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将盛彤笙再次抛进狂风恶浪。虽然在反右后他一直处于沉默状态,谨言慎行,但在那“抵黄金于沙砾,碎玉璧于泥涂”的年代,他又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飙作为“老右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刮了出来。于是有人揭发他是参加过“蓝衣社”的国民党特务,解放前和国民党反动分子沆瀣一气,“称兄道弟”,一顶顶让人心惊胆战的帽子不时向他飞来。更有甚者,连他因为有失眠症,平时家里拉着厚厚的窗帘,这也激发了个别人的奇思妙想,认为他家中可能藏有电台,有通敌嫌疑。于是,一群造反派在“造反有理”的大旗下,借机闯进他的家,翻箱倒柜,逼迫要他交出电台、活动经费来,甚至将他珍藏多年的欧洲古典音乐唱片,作为“封、资、修”的东西,全部砸碎。盛彤笙一生中有两大爱好:听古典音乐、打桥牌。留学德国的几年,使他对欧洲的古典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贝多芬、莫扎特、巴赫、施特劳斯、舒伯特和他们的交响乐、协奏曲、圆舞曲、小夜曲等等,这些大师和他们的经典之作,曾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多少愉悦,如今已成为满地的碎片。有人对此还嫌不足,编演活报剧进行丑化侮辱。他在多次遭到轮番揪斗后被关进了牛棚,不许亲属探视,任意打骂逼供,有人甚至高喊“把他吊起来!”好像不如此折磨,不足以满足他们在“文革”中被扭曲的心灵。

  种种非人的遭遇,使盛彤笙身受摧残,心在滴血。他虽然坚持到“释放”回家,但已感到生命的可怜。他自认为一生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爱国敬业,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却落得此等下场,实在难以理解。他觉得为什么上天老是在折磨他呢?早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就有人暗地鼓动揭发盛彤笙有“贪污”行为,并建议抄家搜寻证据。在学院的“三反”“五反”运动领导小组会议讨论时,领导小组副组长、院办主任高时认为:“此事要慎重,因为盛院长是国内外著名学者,搞不好我们很被动。”领导小组组长、陕西省教育厅张厅长很不以为然地说:“你这个高时,前怕狼,后怕虎,盛彤笙也怕,搜查了再说。”当时盛彤笙在北京开会,家中只有他的夫人邹东明,抄家搜出了二两金子,拿走时邹东明说:“盛老头解放前就是教授,国民党后期物价飞涨,不能存钱,大半生只积蓄了二两金子,算得了什么?”后经查证,完全清白,金子方才奉还。对这样一个有着远大抱负、视声誉如生命的人来说,诬以“贪污”,实在是莫大的侮辱,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上次“后院起火”,已经深深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现在又是如此肆意凌辱,是非颠倒,真觉万念俱灰。后在亲友的规劝下,情绪才逐渐趋于平静,放弃了杂念。

  盛彤笙的遭遇还累及子女。他膝下有一双儿女,自幼聪明伶俐。女儿盛小端生于1948年,自小在姥姥家生活,上了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外语很好,英文小说一本本地看,许多人都认为她是保送上大学的对象,“文革”开始后大学之梦自然破灭。直至1968年,才在南京的一个汽车篷布厂当了个缝纫工。儿子盛天舒生于1951年,“文革”时上初二,在学校本是“三好生”,也因父亲的问题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既不准升入高中也不分配工作,一拖就是几年。1971年开始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他到父亲所在单位找领导要求推荐,谁知反被人奚落了一顿:“你还想念书?你家的书都让你老子一个人念完了!”真是欺人太甚!

  “文革”中,兽研所里还发生过“考教授、考洋博士”的闹剧,据说起源于北京。你们不是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大专家吗?你们不是看不起大老粗吗?那就考考你们一些基本的操作,看看你们有多大本事!工宣队将这些科研人员集中起来,让他们给马插胃管和作直肠检查,之前已经有几个人按要求作了。轮到盛彤笙时,他先插了胃管,待作直肠检查时,他发现马有异常,浑身汗流如浆,就停止了操作,没有再做下去。一个留德的兽医博士,连直肠检查都不会作,这无异于“当众出丑”,成了工宣队在总结时的典型事例,他们在会上大肆宣扬:“我们说了嘛,洋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看见了,所谓的畜牧专家不会垒鸡窝,德国博士不会做直肠检查,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无比正确!你们今后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向工农兵学习,向实践学习。”事后有人问到盛彤笙为什么没有做下去,他说当时觉得马已经在前面的操作上出了问题,有可能直肠被捅破,自己再做下去,弄死马匹,届时给你戴上个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帽子,罪名就更大了。之前就有一个他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在陕西扶风的一个猪场工作,因为饲养的母猪一直不怀孕,就将它杀掉,宰杀时才发现已经怀孕了,但一切都晚了,结果被安上了“破坏生产”的罪名,打成了反革命。前车之鉴,不可不防。盛彤笙果断地选择了放弃,其冷静可见一斑。

  批斗中有一件事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在德国参加的是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却多次审查并让他交代子虚乌有的“蓝衣社”问题,使他心身备受摧残。直到1984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原单位的人交给他一张照片,据说来自本人档案,方才明白事情的起因。原来他在德国留学时,和三个同学在汉诺威火车站为一对夫妻送行时有个合影,清理敌伪档案时,发现其中四人都是“蓝衣社”分子,自然怀疑到当时在场的他。“文革”中根据这张照片,强迫他承认自己也是“蓝衣社”分子。这种“莫须有”的黑锅让他一背就是十几年而百口难辩。多年后他仍对此事心有余悸,怀疑档案中是否还装有其他不实的材料。作历史问题复查结论时,更是字斟句酌地修改,进行了大量的补充和说明,甚至要求“干部是否可以看一看自己的档案?假如不允许看的话,是否可以要求将档案袋中所装文件开一个目录,让本人过目一下”。所以,1957年整风“反右”时他认为“看不到自己的档案,不知道里面装什么药”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文革”中,见到自己崇敬的老院长被一些无知的人所肆意凌辱,他的许多学生心也在滴血。他们同情老院长的遭遇而又无能为力,只有暗中加以抵制,每逢开批斗会,他们就借故躲到实验室搞试验或到黄河边看书,有的在被监督劳动期间多方进行关照。该所有个青年科研人员,见到老院长每天在小西湖院子里拉着沉重的架子车运砖到工地去,实在不忍心他受到如此折磨,有一次走到他身边说:“盛先生,你的架子车有点毛病,让我来修一修,你坐在旁边休息一会。”谁知盛彤笙放下架子车,说了声“谢谢,我不累!”又转身跑去搬砖。这位原来的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教师,谈到当年这件事至今仍十分感慨:“我本来是找了个借口想让他休息一会,可老院长这个人就是这样认真、方正,决不会去干偷奸耍滑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的一场风暴,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一生,真可谓“黄钟尽弃,瓦釜雷鸣”。一切都颠倒过来了,该扫地的,坐进了小车;原来坐小车的,却拿起了扫帚。“文革”后期,造反派分配盛彤笙打扫伏羲堂厕所,但科学家严谨认真的精神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在这个“五谷轮回之所”也不例外。据所里的人回忆,盛彤笙每天早早地就来到这里,先将地面用水冲一遍,再用拖把拖干,然后擦去隔板上的污垢,还带把刷子和镊子,仔细地将墙上的标语残迹撕掉,一点一点刷下来,打扫得干干净净。以后他不打扫了,厕所的尿水漫过脚面都没人管,一路上垫砖才能进去,前后一对比,给大家的印象太深了。

  十年“文革”,给盛彤笙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但他仍以豁达的气度对待这段沉痛的历史。1979年离开之后,仍时刻关心兰州兽研所的建设和发展。每逢所里的同仁去看望他,总是兴奋不已,不断询问所里建制的恢复及各方面的变化情况。当看到兽研所新建科研大楼的照片后,他高兴地说:“这种条件是我多年梦想而未能实现的,今天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面貌一新,令人欣慰。”当谈到所里有些同志在“文革”期间对他多有“冒犯”时,他面带笑容地说:“那有什么,大家都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我早就把那些事忘掉了,希望转告这些同志放下思想包袱,为发展兽医科研事业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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