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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反右蒙冤

  盛彤笙为人秉性耿直,心怀坦荡,凡事都有自己的定见,不肯看脸色行事,可谓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1949年初,甘肃省参议会张鸿汀议长亲自写信,向他推荐保送三名学生免试上国立兽医学院,盛彤笙坚持要考试录取,不肯通融。1954年奉命筹建中科院西北分院兽医研究室,盛彤笙因难以物色到高级专业人员,加之有兰州畜牧兽医研究所,业务重复,力量分散,打算将兽医研究室与研究所调整合并,数次向兼任中科院西北分院筹委会主任的省委书记张仲良汇报,被明确表示反对,虽然最终还是合并,但这些都给领导留下了抗命的印象,为他的厄运埋下了伏笔。

  1956年夏,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的程绍迥来到兰州,转达上级欲调盛彤笙到北京,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兼兽医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意图。特别是中科院学部委员、时任中国农科院院长的金善宝,当时对盛彤笙充满了信任和期待,希望他能在发展畜牧兽医事业上有一番作为,多次催促赴任。当时他因筹建中科院西北分院工作刚刚铺开,想干点眉目再走。甘肃省委在得知消息后,也是爱才心切,向中央致专电,提出“西北是国家畜牧业重点发展地区之一,畜牧兽医高级科学家极缺,由外地向西北调配此类人才又极为困难,为此故需从多方面劝盛彤笙继续留在甘肃工作为好”,使他未能成行。

  谁知1957年夏,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这年5月,《光明日报》派到各地点火的记者韩洪文来到兰州,对盛彤笙进行采访,说报社拟召开一次帮党整风的座谈会,希望他参加。他当时要去北京参加中科院学部大会,火车票早已买好,自然不能如约,但韩记者说谈一点意见也行。一贯言行谨慎的盛彤笙仓促之间确实也不想说什么,但禁不住韩洪文又是“上面号召”、又是“知无不言”地一再动员,而且说愈尖锐愈好,平淡的话没有人愿意看。于是,盛彤笙抱着帮党整风的真诚愿望出发,当着韩的面直话直说地谈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些疑惑当时也一吐为快。时隔50多年后,让我们来看看盛彤笙当年曾经向《光明日报》记者究竟谈了些什么!下面是记者整理的原文:

  宗 派 主 义 点 滴

  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委会副主任 盛彤笙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谦虚,每个人都举双手赞成。但在报刊的宣传上,似乎共产党人还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个指示,不够谦虚。

  无论在新闻或文章上,往往提到“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把党放在政府的前面。自然,政府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但从范围上看,党是一千多万人组成的,政府是六亿多人民组成的。如果谦虚些,把政府放在前面,不会减低党的威信。这是不是从苏联搬来的“经验”?

  再从名字的排列上扣一下。在宴会或往机场欢迎的人名单上,“委员长在总理的前面,但副委员长却经常在副总理的后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常务会领导人的名字放在国务院领导人的前面,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现在来个反常,是否因为副总理都是共产党员,有些副委员长是民主人士的缘故?如果谦虚些,让它正常化,我看也不会减低党的威信。

  在许多会议上,有些非党人士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这些见解往往很少在报纸上刊出,或者登的很少。而党员领导的发言,即令并不怎么高明,也常是长篇登载,名之曰“指示”。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难道不如此不足以表明党的领导吗?

  要说党的宗派主义,这些宣传就会助长宗派情绪的蔓延。

  现在大家所揭发的大多是下层的宗派主义,其实,上层若没有宗派主义会造成这种风气吗?宗派主义是从上面来的,上面谈的就是例证。

  宗派主义在兰州也相当严重,解放以来,我待了几个机关,比较满意的还是这里———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委会。但就在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宗派主义作风的。我们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科长、副科长,没有一个不是党员。我曾有一个设想:在全国抽查一千个机关,看有几个办公室主任是非党人士的。难道真的已经达到这个程度:找不到一两个非党人士来担任这里的科长、副科长?当然不是的。只是挑选范围太窄罢了。目前一般机关的非党行政干部工作情绪不高,感到没有奔头。有些年纪轻的,但有可能,就一心只想学技术,因为技术和研究人员的提升,到底要凭业务,不能完全凭政治,要教条地批判他们“名利”思想容易,但能全部归之于思想问题吗?

  机关中人事科的权力太大了,人是最复杂的动物,处理人事原不简单。根据我所待过的机关来看,人事科的党员干部往往水平不够,引起群众的反感。曾有一个干部对我说:“到了人事科,就像进了公安局,两眼不敢四望,生怕触及机密文件,将来要挨整。”群众所以怕,还因为有一个人看不到的档案袋,人调到哪里,档案袋跟到哪里,而这个袋里又不知道放的什么“药”。万一有些不正确的、不利于自己的文件怎么办?

  这次党的整风要和风细雨,要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这是很对的,听说在1942年党第一次整风时,采取的就是这个方针,于是我想起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采取的却是狂风暴雨的形式:“大会压、小会挤,学生把关、先生过关;当众脱裤子,忍痛割尾巴。”至今想来,余威犹存。这不能不使知识分子怀疑,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提这个方针呢?是不是以后才有先见之明呢?坦率地说,这恐怕也算是宗派主义吧!

  (光明日报记者整理)

  ———见甘肃农业大学馆藏档案“定期”员怨缘愿年党委办第缘卷

  以上这篇书面发言,不排除记者为达到轰动性的效应而采用较为“尖刻”的用词,仅就所举的事例本身来看,至今仍发人深省。比如选拔使用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的问题,比如人事档案的问题、比如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等,至今还在改进、还在完善,何况20世纪50年代。通篇看完,我们听到的是直语诤言,看到的是肝胆相照。但在那个年代里,却触犯了政治上的大忌。记者将谈话整理出来,先是在座谈会上代为发言,并准备随后见报。以盛彤笙中科院学部委员的身份,自然反响很大。盛彤笙自忖不妥,特地致函记者注明为“访问谈话记录代替发言”,不要见报。但结果还是捅了大娄子,最要命的是记者还加了个“宗派主义点滴”的标题。试想,说党有“宗派主义”,这不是“恶攻”是什么?加之在1949年以后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接二连三的运动中翻出的“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与反动军阀称兄道弟”等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就成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铁证,自然就成为大右派。虽然以后的实践证明所提的意见多是正确而且富有远见的,但却有悖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受到了严厉批判。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复杂的,明明动员大家提意见,却设了“引蛇出洞”的玄机;也许本身就存在问题,仅仅因为别人提了出来,就认为是“猖狂进攻”。就连他不赞成将西北畜牧兽医学院迁到黄羊镇、认为这样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因而与省委书记张仲良发生争执的事,都成为罪证之一。

  还有一个也是盛彤笙跌入人生谷底的致命问题,这就是1957年5月在中科院学部委员会上,关于“取消国务院的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发言。他提出将它的任务“交给科学院来担负,科学院要义不容辞地成为领导全国科学的学术中心,只要赋予科学院以权力,让郭沫若院长、李四光副院长这样的人来领导,科学院是可以做好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工作的”。洞见深刻的盛彤笙看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觉得有必要向党和政府进言,以期改进科学规划工作。他的这一真知灼见,在科学院却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赞成的学部委员认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觉得这个委员会的设立是对科学家还不够信任的表现;而反对者祭起了“反对和抗拒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狂妄自大,目无组织”,“挑拨党与科学家的关系”等一顶顶的大帽子。科学规划委员会是国务院1956年成立的统筹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一个机构,在科学院之上还设有这样一个委员会,的确有叠床架屋之嫌,且其中的领导成员大多又不是科学家,自然有外行领导内行之说。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的这一发言,仍是极富远见,时隔不久,中央就撤销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完完全全由科学院来担当这一任务。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有的时候,虑之太远,其忧亦近。“反右”中,盛彤笙却落了个“党不能领导科学”的罪名。

  1957年7、8月间,盛彤笙多次受到批判斗争,最终被戴上“右派”帽子。现实是如此残酷,一代宗师盛彤笙被撤销了西北畜牧兽医学院院长、中科院西北分院筹委会副主任、中科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职称,仅改任全国政协委员一职,工资由科研一级降为科研三级。自此,梦想片片破碎,青春渐渐凋零。这年他才46岁,正是壮怀激烈,大展宏图之际,却落得大鹏折翅、龙游浅滩的命运,岂不悲哉!

  冤情就这样坐定了。1957年10月,盛彤笙随同他所创建的兽医研究室,从中科院西北分院分出,合并入中国农科院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他曾呕心沥血为之筹建了3年多的中科院西北分院,在1958年正式成立时,他的名字连提都没有提,仿佛他压根就没有参加过筹建一样。1958年7月,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奉命西迁黄羊镇,他又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国农科院中兽医研究所。1969年,中兽医研究所并入到兰州兽医研究所,盛彤笙又被分到该所情报室任研究员,直至1978年底调往江苏南京,才逐步落实政策,推倒一切不实之词,这一沉冤整整压了他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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