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牧昆仑：盛彤笙院士纪实

四十九、毛泽东周恩来的数度任命

　　广袤的草原，辽阔的地域，大西北几千年来一直是祖国的天然牧区。《史记·货殖列传》曾赞西北陇东一带畜牧业发达，“畜至用谷量马牛”，因为马牛多得不可胜数，只有用山谷来计量，并称“畜牧为天下饶”。畜牧业是西北地区的主要产业之一，不仅人民生活对畜产品的依赖非常迫切，而且1949年前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国家的出口贸易中畜产品如羊毛、猪鬃、肠衣、鸡蛋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新中国诞生以来，从中央以至地方无不对发展畜牧业给予极大的重视。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主席在多次的报告中指出，西北的经济建设当以发展农业和畜牧为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认为，“民族工作和畜牧事业是西北最重要的两大实际问题。”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建设大西北，要做好三件事：交通、水利和畜牧。交通搞好了，地下的蕴藏才可能获得开发；把水利搞好了，农产品就可能增加，以便积累资本，发展工业；畜牧，这是西北的特产，它具有远大的发展前景，这三者构成了一幅康乐的图画。”

　　盛彤笙在对兽医学院的学生入学讲话时，也谈到西北畜牧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的畜牧事业中间，西北陕、甘、宁、青、新五省又占着特殊的地位。西北家畜的数字，估计羊和骆驼约各占全国的三分之二，马、驴、骡约合占全国的五分之一，牛约占全国的七分之一，这是因为西北水牛很少的缘故。仅有猪和家禽两项，前者因为宗教关系，后者因为西北沼泽缺乏，为数较少。猪约占全国3.7%，家禽约占全国2%。在西北的总面积中，约有一半可作牧地，比起已耕地来要超过20倍，比起可耕地来也要超过10倍以上。西北人民的收入，一般约有40%是从畜牧而来，在兄弟民族聚居的地区如新疆省，则在70%左右，在纯牧区几乎是100%，由此可见西北畜牧事业在全国的地位和在西北五省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了。”

　　大哉斯言，大西北的畜牧业，无论是对中央或者地方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谈论我国西北问题，无论是从政治角度或者经济角度，都不能离开畜牧业，犹如论及我国经济建设不能离开农业如出一辙。畜牧业关乎整个西北人民的生活，畜牧事业亦即是广大西北区域主要的事业。1949年以后从一定意义上说，西北畜牧问题的解决，即为西北经济问题的解决。所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一成立，中央政府就特别批准设立了有史以来全国第一个畜牧部，主持整个西北的畜牧改进事宜和兽疫防治工作，充分显示了党和政府对于西北畜牧事业的重视，也为西北畜牧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但当年整个西北畜牧业的现状实在不容乐观。教育基础的薄弱、技术人员的缺乏、设施装备的简陋、牲畜疫病的猖獗等诸多方面都严重地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使广大农牧民陷入极为贫困的境地。

　　更为可怕的是观念上的守旧和习惯势力的作祟。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些畜牧兽医界的学者纷纷来到西北牧区调查考察，他们既为这片辽阔的国土、水草丰美的土地兴奋不已，但也对牧区“从事近乎原始时代式之牧畜生活”感慨良多。1945年，国立中央大学有个学者刘行骥曾作过这样的描述：

　　“西北实际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1/3弱，人口5豫弱，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16人，最稀者，尚不及一人！以此广遍之土地，仅养活如此稀疏之人口，尚呈贫乏之状态，其生活方法之不合理，与夫亟待改良，自不待言喻也。

　　西北各省人民，大都朴实贫苦，虽能耐劳，而较之东南农民，则实不如其勤敏，此中原因，不外生活艰难，图存实易。盖地广人稀人民之生活，即感无需竞争之必要，自乏进取与改善之意志。尝观东南农民，自春耕以迄秋收，田间勤力，几无隙时，即冬令闲暇之日，亦必须从事于农家各种副业，以及明春耕耘之一切准备，终年勤劳几难饱暖，手足胼胝，差免于饥寒。盖人口繁密，而耕地有限，非如此不足以维持生活，一遇饥馑，则壮者散之四方，老弱者难免死于沟壑矣！回顾西北则其情形殊异，原此间土地广大，且尚肥沃，无论耕耘或牧畜，生活远易于东南稠密之区，年久成习，人民遂于无影无形之中，养成怠惰之习性，此论常非有所厚于东南之农民，而鄙夷西北之牧民也。盖同属同胞，事实如此，惟其习性怠惰，则冬日不藏，老幼不舆舍饲，以致营养不足，抗疾无力；唯其怠惰，则厩舍不整，病畜不予即时之隔离，驯至疫疠丛生，则大祸已成，莫可救药矣。是以发展西北牧畜之道，首在提倡牧民之勤敏，宣导生产之办法，庶几能以言消极之预防，与积极之改良也。”

　　当然，造成牧区这种原始落后生产方式的原因，除了观念守旧，习性使然，根本的还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掠夺和索取倍于其给予，而从来都不加以引导和建设。虽然以上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前牧区的情形，但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没有太大的变化，1951年与1952年在甘肃河西和青海防疫牛瘟时的情形也说明了这一点。当年国立兽医学院的师生参加了这两次“围剿”瘟疫的战役，他们不但要克服艰苦的环境和恶劣的气候带来的困难，而且还要突破群众中落后习俗带来的阻力。一些藏族牧民认为牛瘟是老天降下的灾难，只能念经拜佛祈求保佑；还有的牧民将病牛的皮张和内脏拿到河边去洗，粪便污染了水源，引起疫病向下游急剧蔓延；有的怕牛打了针不下犊，不让防疫人员上门。直到做通了思想工作，让群众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威力，工作才打开了局面。这些积重难返的问题和相沿成习的陋规，既需要西北地区党和政府从根本加以扭转，也需要有一个精通业务，善于谋划的人去开题破局。

　　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张治中等领导目光犀利，他们看中了留德双博士盛彤笙，以他的才学，以他的年龄，以他的资历，大西北当时难以找到第二人，自然他成了畜牧部业务领导的不二人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短短3年中，盛彤笙分别由毛泽东主席4次签署任命书、周恩来总理2次签署任命书，委以重任。

　　1950年4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两次签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分别任命盛彤笙为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副部长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这是盛彤笙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的首次任命。

　　盛彤笙在畜牧部的工作，得到了习仲勋等大区领导的肯定，1952年底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设立西北行政委员会，他的职务得到新的晋升。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任命彭德怀为主席，习仲勋、张治中、马明方、杨明轩、赛福鼎、马鸿宾、黄正清为副主席。委员由49人组成，均为西北大区军政要员和少数民族、民主党派的上层人士，如王恩茂、王震、白如冰、汪锋、孙蔚如、马文瑞、张仲良、张宗逊、邓宝珊、包尔汉、喜饶嘉措、张达志、张德生、吴鸿宾、陶峙岳、彭绍辉等人。现在上了点年岁的人都熟悉这些名字，他们中的大多数以后都成为各省、自治区主要领导或中央部门的主政官员。盛彤笙以时任西北畜牧兽医学院院长身份进入西北行政委员会，在1953年一年中，他分别获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三次任命。

　　1953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任命通知书，任命盛彤笙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

　　1953年5月15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通知书，任命盛彤笙为西北行政委员会畜牧局副局长；此前的1951年2月2日，周恩来总理还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通知书，任命盛彤笙为西北兽医学院院长；

　　1953年12月9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任命通知书，任命盛彤笙为西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

　　这是几次重要的任命，同时担任西北局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局长的人，可谓少之又少。这使盛彤笙跻身西北局领导成员的行列，参与到西北局重大问题的决策中来。现在党和政府给了他一个在整个大西北施展才华的空间，他可以在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的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精彩的话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