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牧昆仑：盛彤笙院士纪实

四十七、校园欢歌

　　国立兽医学院虽说是“严”字当头：治学严！管理严！纪律严！但盛彤笙更多的还是以宽博的胸襟和充满人情味的方式关怀每一个学生，学校整个办学环境宽松融洽，更像一个充满爱心、亲情融融的大家庭，学生们既有学习上的紧张刻苦，又有生活中的欢歌笑语，四年的大学生活是他们终生难忘的欢乐时光。时隔五六十年后的今天，无论老校友、老教师一谈起盛彤笙这位老院长，至今还是那样令人感慨不已，那样充满崇敬之情。

　　“师同父母，爱生如子”。这就是学生对当年学校的师生关系的评价。

　　盛彤笙要求教师、员工对学生一定要关心，要爱如子女，这使学生初到学校就有一种家庭般的温暖。他每天非常忙碌，还把学生的事情放在心上，经常到宿舍去看望他们，问吃得怎样，睡得如何，学习上有什么困难，生活上有什么问题。1950级畜牧专业本科班校友马学增回忆说：

　　“我们每天在起床前，工友都会把洗脸水放到宿舍门口。冬天，学校还要给学生们发一点雪花膏之类的护肤品。第一届的学生由于学习太紧张，学校怕他们身体吃不消，还给他们配发了鱼肝油。1952年，从四川招来了一部分学生，他们从热地方来到北方，衣着单薄，铺盖卷就是一张软凉席，兰州的冬天很冷，盛院长安排家属和女同学为他们缝制棉衣棉裤。刚到西北来，生活上有点不太习惯，学校的食堂就每顿都准备米饭、面条、馒头，让他们选择。盛院长晚上经常到学生和教师的宿舍检查，既问学习，也关心生活。他要求师生一定要注重仪表，穿戴要整齐，头发要梳理光洁，佩戴校徽，上课不要迟到早退。学校还设有病号灶，上午10点、下午4点给病号加餐，有牛奶、酸奶、鸡蛋羹等，我当时患胃溃疡，长期享受过这种待遇，学校对学生的关心真是细致入微。”

　　每到传统节日，为了不使学生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羁旅之感，学校食堂不但饭菜花样多，而且每个教师家眷也会亮一小手，做一道拿手好菜端到食堂来，放在一张大餐桌上，请大家品尝。当年外省的学生居多，特别是南方的一些学生，因为路途遥远，当时又兵荒马乱，假期回不了家，过大年时还分别被教职工邀至家中，共度春节。春暖花开、莺飞草长之时，又组织学生到风景名胜之地或踏青远游，或表演歌舞。每年4月，还要组织学生到桃花盛开的安宁堡去旅游，观赏桃花。1948年4月18日这一天，盛彤笙还致函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八补给区司令部，“惟以该地距离较远，徒步往返势难当日往返，拟请贵部惠借大卡车二部往返一次，所需汽油自备”等，第八司令部不但答应了派车，连油费也承担了，于是，盛彤笙又去函感谢。这些活动，许多当年的学生至今仍无比留恋。

　　《国立兽医学院校刊》曾经描述了解放后第一个中秋节学校举办月光晚会的情况，可窥视到师生们在节日生活中的温馨一幕：

　　“月华初上的时候，全院师生员工和眷属以及小朋友们二百余人，都集坐在伏羲堂前的花坛旁边，皎洁的月色照亮了每个人的心情，学校拉来一车西瓜和月饼，大家吃着甜甜的月饼，欣赏着晚会的各种节目，不时有锣鼓的响声来增加大家的情趣，气氛轻松热烈，连平时不苟言笑的盛院长，也会来一曲德国民间小调，博得大家的阵阵掌声。最后，学生们和教授都扭起秧歌来了，连老太太也加入其中。一夕狂欢，直至深夜兴阑始散。”

　　生活上的好坏是当年衡量一个单位和集体是否有亲和力的重要标尺。在如今饭馆遍地、许多人营养过剩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当年物资紧缺、食难果腹的年代，人们是如何看重“食堂”这个家和“吃”这件事的。而令许多校友至今仍津津乐道的是，学校的伙食办得非常好。俗话说“众口难调”，过去的人们大多数是在单位上灶吃饭，十几个人的食堂尚且不好管理，何况几百人的学校，可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就是把伙食办得几乎人人满意。国家给的6元伙食费，照理说钱不多，但由于调度得当，却做到8人一桌，4菜一汤，分菜吃饭，主食放开吃。每逢节日、校庆日还要给大家加餐，8菜一汤，甚至加餐时还能吃到一只大鸭子，这些都成了今天难忘的记忆。一个学校要把伙食搞得大家都满意，“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少吃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总务处上至主任下至炊事员，整天忙里忙外，就琢磨怎样让大家吃好。学校也让学生会参与伙食管理，轮流帮灶，经常反映学生们的要求。当年的管理员陆竣还不时到学生中征求意见，说如果伙食搞不好，盛院长会责怪我们。他对工作非常负责任，见学生吃饭时有浪费现象，就请盛院长给同学们讲一下注意节约。盛彤笙后来在学生大会上要求大家不要将吃剩的馒头乱扔，不许将肉皮丢掉，炊事员很辛苦，要尊重他们的劳动等。同时也要求伙食科做些改进，如蒸些小馒头；将肉皮割除，晾干后用油炸，再做菜就好吃了。由于菜炒得好，花样多，老师、家属也都上灶买饭菜，自己不再起小灶，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来钻业务、搞教学。学校的伙食在兰州高校中小有名气，令一些兄弟院校的学生羡慕不已，如兰大、西北师院、兰医等兄弟院校也经常派人前来观摩学习。

　　学院又是一个欢乐的大家庭。四五十年代，物质生活虽然比较清苦，但文化生活却十分活跃。当年学校成立了舞蹈队、乐队、合唱队、体操队、话剧社、秦剧社等，开展的各项活动真不少：平时有师生联欢会、歌舞晚会，每年迎接新生有迎新晚会，中秋节有月光晚会，元旦又有师生同乐会，还有春节的师生团拜会等，几乎都成固定模式。原甘肃农业大学教授李婉平是学生中的文艺骨干，她回忆说：

　　“我们那时师生关系相处得非常融洽。每逢周末，学校在交谊厅前的小广场上举办舞会，师生们都聚集在明亮的灯光下轻歌曼舞，有时甚至请来军区管弦乐队一起联欢。放电影也是必不可少的项目，周末的夜幕还没有降临，师生们就自带小板凳，将伏羲堂的南门场地挤得满满当当，电影片子由学生骑着自行车到城里电影公司取送，条件虽然简陋，但是大家的兴致很高。联欢晚会更是精彩纷呈，师生们的秦腔、评剧常常是整本整本地演，有的话剧或歌剧则是由老师或学生自己写剧本，自编自演。演过的节目有《春到茶山》《花儿与少年》《夫妻观灯》《打猪草》《布谷鸟叫了》《保姆来了》《小拜年》等，还有一些藏族、朝鲜族歌舞，乐队也是教师和学生担任。1955年学生会组织演出了曹禺的名著《雷雨》，缺少高跟鞋、旗袍、金表、礼帽、文明棍等道具，都是从刘年等老师家里借来的，老师们很支持我们。许多节目都参加了兰州市举办的各种汇演，到兰州剧院、西北师院演出，获得过兰州市文艺调演一等奖。有一年还在友谊饭店为苏联专家演出过，很受欢迎。”

　　浓厚的文化活动氛围，使师生们保持着饱满旺盛的精神状态，工作学习效率都非常高，大家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对事业充满了信心，同时也相信未来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