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牧昆仑：盛彤笙院士纪实

十六、因缘际会张治中

　　创建中的国立兽医学院，有幸与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结缘。他就是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和中国共产党交情最深，并被誉之为“和平将军”的张治中。

　　张治中，原名张本克，字文白，1890年10月生，安徽巢县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早期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1928年后任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任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参加了“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并立下遗嘱，表示誓死抗日的决心。抗战胜利后，他三到延安，斡旋国共谈判，为国内和平而奔走，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46年3月，张治中调任西北行营主任，管辖甘、宁、青、新四省，并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后又改任国民政府西北行辕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长驻兰州。尽管职务名称不同，但他都是西北军政一把手。张治中主政西北的三年，正好是国立兽医学院的初创阶段，彼此之间有着一段不平常的因缘际会。

　　盛彤笙非常重视与上层人物的交往，求得他们对办学的支持，到兰州后不久，就到“三爱堂”拜访了张治中将军。一个是知识渊博谈吐儒雅的大学者，一个是国民党中极富正义感的开明人士，一番交谈，两人均有相见恨晚相互崇敬之感。以后，他们经常见面和书信来往，彼此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难能可贵的是，在办学艰难之时，张治中总是以他有力的大手，助学院一臂之力。

　　当得知学院英文教师极为缺乏之时，1947年4月，他将自己的长女张素我送到学院任教。《国立兽医学院校刊》有这样一段介绍：

　　“本院成立之始，对于教授之延聘，即极注意，去夏应聘之教授有高行健、周中规、张素我、周维屏、朱宣人、许绶泰、蒋次昇、罗仲愚、朱晓屏诸先生。其中张素我先生为张治中将军之长女公子，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后，曾留学英法等国，精通英法德三国语言，而于英文文学尤有极深之造诣，现任本院副教授。”

　　张素我1937年毕业于英国西南大学（现名ExeterUniversity），在父亲的教导下，返回国内为抗战效力，她牢记父亲“咬口生姜喝口醋”的家训，不畏世道艰难，深入湖南的穷乡僻壤，办识字、卫生、缝纫、救护等农村妇女培训班，为抗日救亡默默地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丈夫周嘉彬中将是兰州警备司令，毕业于德国柏林陆军大学，到兰州后，她本可以在家中当“官太太”，但张治中素来对子女要求严格，一定要她们以学业报国。他还将长子张一纯送到甘肃河西的山丹培黎学校学习，培养他接触下层、增长本领、联络民众的感情。张素我到校后，被盛彤笙聘为英文副教授，兼任院招生委员会委员，第二年即被聘为教授，负责英文科的命题和英语口试的主考，讲课因语音纯正、口语流畅极受学生欢迎。

　　张素我出生于1915年，至今健在。2009年，笔者到北京采访时已九十有五，但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思维敏捷，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在兽医学院任教两年中的许多往事。她曾任重庆大学教授，后随丈夫调任来到兰州，当年兰州大学及西北师范学院也曾竞相聘她为教授，但她遵从父命，来到国立兽医学院。她认为国立兽医学院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居多，人才济济。盛院长是留德双博士，他的中文、德文、英文都非常好，讲起话来侃侃而谈，语言精练，用词考究，见解独到，思维缜密，受益无穷。她说：“盛彤笙很有才华，我父亲称他为‘具有远见卓识的青年教育家和科学家’。他把学院办得非常好，教学质量好，学校风气好。在我的印象里，盛彤笙是个学者风度十足、说话风趣、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的人，大家都非常敬重他。在兽医学院两年多，我也从中体会到父亲‘不仅教书，还要育人’教诲的深刻含义。”张素我1949年因丈夫周嘉彬调任西安军校第七分校任主任而离开兰州。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贸专科学校，以后又成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历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欧美同学会会长，全国妇联第六届副主席。在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不少活跃在我国外交、外经贸战线上的人才。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被全国妇联授予“新中国100名巾帼英雄”荣誉称号。

　　张治中开明豁达，作为西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能屈身为一个学校办理具体事务，在国民党高层实属罕见。

　　1948年1月，国立兽医学院得到教育部一批拨款指标，但要将现款拿到手，至少得两个来月时间，而市场物价一日数涨，盛彤笙多次与中央银行兰州分行联系，请求透支一至六月经费。银行以“非常时期，军政各费支用繁浩，今后非有本部函转，不得办理透支、借款等”理由推诿。也就是说，没有中央财政部的命令，透支就无门。万般无奈之下，盛彤笙致函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请求“转饬”兰州分行给以透支经费，否则“等通知到时再行拨款，彼时物价又不知高涨多少倍，员工生活益感无法维持”。“转饬”，即下达命令。张治中接到盛彤笙的函后，当即指示秘书处，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名义，“以稳定局势”为由，发布《紧急命令》：“仰即遵照戡乱总动员法令，如数借由所需之数，待经费拨到后扣除。”由于军事当局的撑腰，银行方才透支。当月，学院用这批款项购买储备了一批面粉、食油、食盐、煤砖等生活日用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以后事态的发展表明，这是极有远见的一着，等到逐级拨款将钱拿到手时，一个月的薪金，还买不到半袋面粉，“半年的经费仅还不到一个月的价值”。

　　1947年，盛彤笙为兽医学院在上海买了7吨钢材，辗转拉运到郑州，因陇海线中断，再无法向西转运。这批钢材正是修建伏羲堂所急需，盛彤笙情急之中致电张治中，请求拨军车两辆拉货，并帮助提货人员联系乘飞机前往。张治中亲自致函，告知陆路交通已经中断，汽车转运已不可能，但提货人员搭乘的飞机“已饬办理”。当时的局势，民航尚一票难求，何况在军用飞机上安排人员，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批钢材虽然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运回，但张治中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帮助。

　　1948年10月，盛彤笙首倡由国立兽医学院联络西北各省成立了西北家畜及饲料改进协会，以期推动大西北畜牧业的发展。会议共推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为第一任理事长。当盛彤笙聘请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为名誉理事长时，张将军欣然膺命，并委托盛院长起草西北畜牧改进五年计划。会后，盛彤笙即深入河西调查，并与在兰的有关机关共同编制畜牧改进计划纲要。

　　盛彤笙和张治中在大西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1948年8月，应盛彤笙院长之邀，张治中将军到国立兽医学院给师生们演讲。当时正是国共决战之际，东北以及东南沿海炮火纷飞，作为西北地区军政长官的张治中，戎马倥偬。他在讲话中没有谈什么“戡乱救国”“防止共党渗透”之类的应景之言，却大谈大西北的发展前景，如要建设铁路干线支线，修建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使商品和物资能够流通，文化得以交流，生活得以提高；要开发大西北广阔的牧场，把畜牧业放到极为重要的位置，使民生得以改善，边防得以巩固。他要求全体师生克服时局带来的困难，静下心来学习，担负起开发西北边疆的历史使命。最后，他挥舞着手臂号召：“有志青年到边疆去！”同学们也报以热烈的掌声。以张治中将军之地位及声望，身踞“党国”高位，能亲临学校，关注教育，慰问师生，鼓励学习，而无一言涉及内战之事，成为国立兽医学院发展史上的一件幸事。乱世不言战争，危局畅谈建设，其风采，其胸怀，令人钦佩。

　　1949年4月，时任西北军政长官的张治中将军由李宗仁代总统签署任命，委以“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率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同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进行和谈。临行前，张将军在兰州邀请社会贤达、亲信幕僚座谈，征求大家对“国共和谈”的看法，盛彤笙应邀参加。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其中有许多人主张不去，理由是现在老蒋虽已下野，但军权在握，和谈成功，老蒋不高兴；和谈失败，就是替罪羊，横竖于将军不利。唯独盛彤笙认为应当去，他甚至站了起来，情绪激昂地说：“人生在世，大丈夫应有大作为。和谈成功，国家可以早日摆脱战火，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和谈失败，张将军亦向民族、向人民表明了自己慷慨赴难的坦荡胸襟。”听完这番话语，张将军也当场站立起来，向盛彤笙拱手相谢，连称“领教！领教！”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张治中先是在新疆缔结和平条约，稳定了边疆局势；后又因与中共和谈及策动新疆和平起义，获得了“和平将军”的美称。

　　为了争取地方军政当局对办学的支持，在张治中的引荐下，盛彤笙还与西北各省主政的上层人物建立了联系，如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新疆省政府副主席宋希濂、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警备副司令赵重华、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等，与他们都有着一定的交往，其中与张治中和陶峙岳最为推心置腹。当初学院经费支绌，伏羲堂的修建多次因无钱而中断，师生住宿困难，还要修建办公大楼、家畜病院、礼堂、学生宿舍等基础设施。1948年7月，盛彤笙先后向新疆警备司令部宋希濂总司令、赵重华副总司令致函，商定举办数期边疆兽医人员训练班，拟拨经费96亿，解决培训人员的住房，后因战事未果。